劉長明攜鄧艾等心腹重返荊州，並非白手起家。荊州，這片劉備集團的龍興之地，在劉長明早年“未出茅廬，已知三分”的隆中對策時期，就已在他宏大的戰略藍圖中佔據核心位置。劉備初得荊州時，劉長明便在此苦心經營，梳理內政，積蓄力量，雖後來重心轉向益州，但基礎猶存。此次回歸，他帶來的不僅是漢中的成功經驗，更有一支磨合成熟、理念統一的新法骨干團隊，以及荊州本土望族蒯、黃、龐等家經過前期鋪墊後的默許乃至有限合作。所以劉長明以驚人的效率，在短短半年內，便將荊州新政的主體框架搭建完畢並高效運轉起來︰
1. “江陵錦”效應擴大化︰荊州織造署的“分段協作”和“江陵錦”品牌效應持續發酵。訂單激增，帶動了江漢平原桑蠶種植的規模化發展。諸葛亮順勢在襄陽、江夏增設分坊，吸納更多本地工匠，形成產業集群效應。豐厚的利潤不僅充盈府庫，也讓參與其中的大族嘗到甜頭，反對聲進一步削弱。
2. “勸農策”深化與固化︰ 土地清丈登記工作在關羽強有力的軍管震懾和新法官吏“勸農使”的細致工作下，基本完成。大量隱匿田產浮出水面，官府掌握的稅基大大增加。墾荒政策效果顯著。洞庭湖畔、江漢平原邊緣的無主荒地大片被開墾，吸引了豫州、揚州甚至部分北地流民前來落戶，成為新的自耕農和稅源。官府頒發的田契具有法律效力，“十五稅一”的低稅率政策穩定執行，極大激發了生產熱情。利用新增稅收和織造利潤，在各郡縣設立“常平倉”，豐年平價購糧儲糧，災年或糧價高漲時平價售出，既穩定糧價，又備災荒，深得民心。
3. 軍屯體系化與邊備強化︰江北和江南的軍屯點連成網絡，由關羽親信將領直接管理，產出穩定可靠，成為荊州軍強大的後勤保障。同時，利用屯田軍民，加固了襄陽、江陵等戰略要地的城防，修繕了通往北方的要道橋梁，軍事防御能力顯著提升。
4. 文教滲透的成果︰ “吏員學堂”培養的首批掌握“新算符”、“格目法”的基層吏員，開始被分配到各郡縣，逐步替換部分舊吏或擔任副手，潛移默化地改變著基層行政的運作模式。“匠作學堂”則持續為官營工坊和部分合作的大族私坊輸送技術骨干和管理人才。黃月英主導的“私塾改良”項目，也在荊襄士林中播下了重視實務、接納新學的種子。
5. 水運網絡的整合︰劉長明高度重視長江、漢水、湘水的水運能力。設立“漕運司”，統一管理官船，招募訓練專業水手，優化航線，並鼓勵民間商船加入漕運體系。荊州四通八達的水網成為物資流通、兵力投送的大動脈。
短短半年，荊州氣象一新。府庫充盈，倉廩殷實，市井繁榮，流民歸附，軍備整肅。關羽坐鎮襄陽，北望中原，底氣更足。劉長明的新政理念，在荊州這片沃土上，以其高效務實的特點，迅速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新政框架既成，劉長明深知自己必須盡快返回益州，那里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攻堅。然而，荊州乃天下腹心，不容有失。臨行前的人事安排，至關重要。
此時，德高望重的蒯越已年逾古稀，精力不濟，不宜再擔重任。劉長明經過深思熟慮，並征得劉備同意，確定了以徐庶、馬良為核心，關羽為軍事後盾，荊州本土才俊為骨干的留守班底︰
徐庶任荊州別駕，總攬民政︰徐庶其才學、人品、以及與劉備、劉長明的深厚情誼，使其成為調和各方的最佳人選。他熟悉荊州情況，深諳韜略，性格沉穩練達，既能理解並貫徹劉長明的新政理念，又能以其聲望和智慧，妥善處理與荊州本土勢力的關系，確保新政平穩運行。劉長明將荊州民政全權托付于他。
馬良任荊州治中，主管文書、財賦及新法吏員︰馬良出身襄陽宜城馬氏，是荊州本土士族中少有的、眼光開闊、銳意進取的年輕才俊。他精通政務，文采斐然，且對劉長明的新政推崇備至，是推行新法的得力干將。其家族背景也有助于安撫本土勢力。劉長明命他主管最核心的錢糧簿籍、新法官吏的考核升遷，以及新政在基層的深化落實。
荊州本土才俊也充實要職
潘靭︰武陵人，以才辯知名，熟悉荊州事務，負責穩定荊州各郡，推廣屯田及勸農策。
習禎︰ 襄陽人，習竺之佷，有干才，治江陵，確保核心區域穩定。
郝普︰義陽人，原為零陵太守，熟悉地方，調任江夏太守，加強東線防御。
鄧方︰南郡人，為人忠勤，任荊州典農校尉，專司屯田及水利事務，是馬良在農政方面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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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如劉邕、宗預等一批務實能干的荊州本土中青年才俊，被徐庶、馬良提拔到郡丞、縣令等關鍵崗位。他們構成了新政在荊州深入推行的中堅力量。
劉長明將鄧艾暫時留在荊州，協助徐庶、馬良處理屯田水利及軍需轉運等具體事務，也是讓他進一步熟悉荊襄地理民情，獨當一面。臨行前，劉長明召集徐庶、馬良、關羽及主要官員，殷殷囑托︰“荊州乃國之根本，內安黎庶，外御強敵，責任重于泰山。新政已成根基，望諸君同心戮力，持之不懈。內政以元直、季常為綱，軍務仰賴雲長虎威。務使荊襄富庶強兵，以待王師北定中原之日！”眾人肅然領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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