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具有更高犯罪傾向。”
這是《信息安全態勢月報》第八版首頁標題。
閱讀這句斷語,我的左眼開始跳動。不是疲勞,是怒火。不是因為這個判斷本身荒謬,而是因為我看得出,它背後是一整套極為縝密的“污名公式”。
早在一個月前,我就嗅到這種苗頭。那時幾家大數據分析機構悄悄啟動了“編號者風險畫像”項目,在沒有任何司法程序的前提下,使用爬蟲程序分析編號者的過往工作、病歷、輿情發言、家庭結構,得出一份所謂“異常行為系數評級表”。
評級範圍從“偏離平均人格”到“潛在負面傳播體”。其中一欄赫然寫著︰
“編號者在面對高壓情境下,展現出更強的對抗性反應。”
荒唐。你把一群人放進暗室,然後指責他們習慣黑暗。
我在回音者地下服務器上翻出其中一份報告的原始稿。那上面標注著一行紅字︰“未經編號者同意,數據來源匿名自提。”
他們連編造正當性的力氣都懶得費了。
那天晚上,我熬了四個小時,把該報告全文逐句批注,再補上我們手頭的反向調查數據,完成一份反駁文件︰《編號≠罪名︰編號社會污名模型初探》。
我一邊寫,一邊覺得像是往自己皮膚下扎針。
我們不是在為一個邏輯辯護,而是在為一整代人的人性證明他們值得活著。
凌晨四點,我把這篇反駁稿匿名發往五家獨立媒體和兩個海外研究檔案庫。文件末尾,我附上一張圖︰一份編號者的手寫求職信。
“我會干活,我干淨、听話,也不會多問,只希望有人記得我還在找工作。”
落款,是一個編號者的工地名︰r.104..27。
第二天早上,文件被一位教育領域博主轉發,並配文︰“在他們成為標簽之前,他們也是我們。”
短短半天,《編號≠罪名》閱讀量突破六十萬。
隨後,是系統的反撲。
第一波是刪帖。
第二波是“科學解讀”︰十數個網絡賬號同步發布一系列“行為風險演算法”文章,試圖通過復雜模型,佐證編號者“異質人格比率高于平均人口”。
這些文章引導性極強,把編號者的抗爭、表達,乃至代禱,都解釋為“神經應激的遷移型自我規避機制”。
他們不敢說我們瘋了,但他們想讓所有人相信,我們不配被相信。
第三天,一位回音者成員聯系我,說她哥哥在公司被以“負面人格影響他人”為由勸退,雖然工作能力突出,卻因曾在朋友圈轉發“瘋語禱文”而被列為“社交輿情異常者”。
我听完,沒吭聲,只問了一句︰“你哥哥現在在哪?”
她說︰“在等搬家,準備回鄉下了。系統把他的信用評等調低了,連租房都難。”
我沉默良久,想起《污名社會》一書中的一句話︰
“污名最大的可怕之處,不是社會給你的標簽,而是你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真是那種人。”
那晚我沒睡,翻出舊檔案,一份五年前的編號者抑郁傾向數據圖。那是我們最初做的項目之一,彼時的數據點像遍布全城的心跳傳感器,記錄著城市最底層人的無聲崩潰。
我把那張圖和系統所謂“犯罪行為概率圖”疊在一起,重構出一張新版對比圖。
標題是︰《你說的犯罪,其實是生存》。
我準備把它印成海報,貼在工地宿舍、地鐵通道、廢棄市場。讓所有人看到編號者的“罪”,其實只是他們還活著。
與此同時,系統的手段也在升級。
編號資料庫開始強制打標簽,出現了新的一欄︰“行為穩定性值”。凡是參與過瘋語傳播、或曾轉發相關內容者,均被系統列為“半異常傳播節點”。
這就像是在每個人的名字旁,刻上一個看不見的裂痕。
而更多的人,在面對這種打壓時選擇沉默。怕牽連,怕調查,怕自己生活中僅存的一點秩序被打碎。
但也有人站了出來。
一個高中生,在學校布告欄上貼出手寫標語︰“編號不是病毒。”
他被校方叫去談話,第二天請假未歸。
我們追蹤到他微博最後一條動態,是一張紙條︰
“他們不信我們說的真話,怕的是別人也開始相信。”
那天我把這句話抄在手臂上,走進風箱廠。
風箱廠如今已經不是一個地理場所,而成了編號者意識生成中心。
我們在那里完成一項新裝置︰禱語交叉模型。這是基于瘋語算法和回音者模擬邏輯建成的“語言干擾制造機”,可以在高頻傳播中插入不可識別數據片段,使系統陷入模糊識別,從而保護真實信息流。
我決定用它,向這個社會發出下一輪挑戰︰
——你們用算法判斷誰可能犯罪。
——我就用瘋語告訴你︰你不懂人。
我站在廢墟中,說出了那句後來的編號名言︰
“若編號是罪,那我們將以罪名為盾。”
編號不是印記,是抗議。
污名不是結論,是開始。
我們已經被迫學會在信息的爛泥里呼吸,現在,我們要讓他們也嗆上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