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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維權運動引爆辛亥革命一這兩年，不少知識分子都敏感于“國進民退”，對民營煤礦、鋼鐵等行業國有化心存疑惑，紛紛著文反對，有些文章直陳此舉之不可，有違市場經濟之建設，有些文章以史為鑒，說“國進民退”曾導致辛亥革命，像學者雷頤就發表文章︰《“國進民退”引爆了辛亥革命》。據史實看，辛亥革命確實是在清政府要把鐵路收歸國家這事情發生之後發生的，而且確實是清政府把鐵路收歸國有這一舉動導致了大規模的保路運動，說是“國進民退”引爆了辛亥革命沒有錯。但是我願意更深層地去探討這個問題，並且覺得，是民眾的維權運動引爆了辛亥革命。光有“國進民退”，而沒有民眾廣泛的維權運動，以至于到必須暴力解決的臨界點，並不會引爆革命。就像現在也有一些“國進民退”的做法，但並沒有引發運動。鑒于鐵路民營中出現的資金不足、管理不善、貪腐虧損、任人唯親、效率低下等弊端，清政府早就有意將鐵路收歸國有，幾經猶豫沒有成行。1911年5月，盛宣懷出任郵傳部大臣，在這個強硬派人物的支持下，清政府突然宣布“鐵路干線國有”，並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簽訂粵漢、川漢鐵路的借款合同，以兩湖厘金鹽稅擔保，借款600萬英鎊，並規定兩路聘用外國總工程師。鐵路國有化有其好處，修鐵路是一件大事，收歸國有正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主張鐵路國有的盛宣懷就舉德國為例，說數十年前，德國鐵路也是民間自辦，但一路不成，德國政府毅然決定將築路權收歸國有，很快就建起了星羅棋布、四通八達的鐵路，他認為德國的成功經驗應為中國借鑒。確實，其他國家，如俄國、日本、墨西哥均是如此，在交通現代化的發展歷程中，走過由民營到國有的過程。畢竟鐵路不同于其他商業行為，它確實事關國計民生，單就鐵路整體規劃而言，各自為政地由民間來辦，很難做到統一規劃，會造成重復建設，網絡不合理等。更不要說當時的中國仍是一個農業國家，民間辦鐵路資金壓力很大。拿川漢鐵路來講，數年時間，民間也只是集到了所需款項的十分之一，有人估計，按此集資速度與建路速度，需90~100年時間才能完成。用當時人們的話來說，如此下去，後路未修，前路已壞。如果把鐵路回歸國有，利用外資，聘用外國工程師，至少可以克服資金不足的弊端，迅速將“貨暢其運”的鐵路建起來，于國于民都有利。需要強調的是，贊同鐵路國有並不等于我贊同國家持有太多資產、控制太多經濟資源，因為壟斷特權有悖社會公正，會威脅法治精神，破壞市場的公平。但如果政府是受到嚴格監督的政府，公開透明高效公益，由政府出面辦大事，未嘗不是可行之計，只不過清政府並非民主政府，很難做到公開透明高效公益罷了。事實上，清政府這次將鐵路收歸國有，算不得是多麼惡劣的巧取豪奪，而是以國家股票的方式贖回，並且根據商股虧損程度不同，在贖回時待遇有所不同的原則，這應該是合乎情理的，總不能虧損的與贏利的都一視同仁吧。比如兩湖鐵路公司虧損較少，就照本發還，廣東路股虧損五成，政府發六成，其余四成給無利股票；四川路股虧空太多，只退還現存的七百余萬兩，其余貪污挪用損失責任自負。這不僅在公平交易之列，而且對商股大為有利。連國外的研究者都不得不承認︰“鑒于情況的復雜，以及每一個鐵路公司實際上已經破產的事實，政府的建議看來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寬宏大量的。”盡管如此，鐵路國有仍然遭到了商民的強烈抗議，這個也能理解，從法律上講，如此強行將這些鐵路公司的資產收歸國家，顯然有違自願的交易原則，雖然收回的理由冠冕堂皇，但理由的正當性不代表在法律上有依據。另外，鐵路國有，肯定會觸動商民的利益，尤其是大股東的利益，而那些在地方鐵路中握有大股份的肯定是地方有權有勢的人，其中，立憲派毫無疑問是大頭。像四川咨議局的頭頭腦腦蒲殿俊、羅綸等人，都是鐵路公司把持者。國有化動了他們的奶酪，他們豈肯善罷甘休？于是就用“賣路賣國”等極端情緒化的口號去煽惑人心，發起保路運動。這是有依據的，美國人羅伯?c 斯門金為英文的《華西基督會刊》（11月號）報道保路同志會反對政府鐵路國有、借款修路的理由時，明確指出鐵路公司中的頭面人物打著公利之旗行私利之目的︰據熟悉中國內幕的專家認為，反對鐵路協定還不完全在于出自保護國庫，使不受外來掠奪；還在于那筆“浮財”不可能再落入他們自己的私囊中這事引起的失望所驅使。因而一致要求在四川境內的鐵路即由四川承修，而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有意思的是，其他地方在鐵路收歸國有時，雖然也遭到商民抗議，但並沒有鬧成不可收拾的風潮，為什麼獨獨在收回四川的鐵路時，卻鬧得如此之大，以至于成為革命的導火索？主要原因看似是四川的商股獲得的待遇太低，四川的1400萬兩股金中，有300萬兩虧空，清政府不認這賬。這一個虧空是因川路公司經理參與墨西哥橡膠股票投機造成，政府當然有理由不認可，政府沒有理由為公司管理層的投機失敗埋單，無論在專制還是民主政府，我看都有道理。盛宣懷自己也說，政府的錢來自全國百姓，政府沒有權力慷全國百姓之慨，來彌補四川鐵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機損失。所以，這並不足以引爆革命，要知道，如果政府不收回鐵路，虧空嚴重的川路公司要想把鐵路修起來，可謂遙遙無期，商民投進鐵路里的錢要想收回來並有賺頭，也將是遙遙無期的事。現在，政府用國家股票的方式贖回，至少可以保住一些本錢吧，總比這樣丟在水里連泡都不起一個強。其他省的商民最終能接受這個現實，未必四川的商民就不識時務？二細加分析會發現，四川的情況與其他省份募集商股的方式有所不同。當時中國商辦鐵路根據其資金來源,可以分為自由認購股份、利用華僑資金、強制集資、借外債四種類型。浙江、江甦和湖北三省的商辦鐵路公司主要是自由認購股份；粵閩兩省主要利用華僑資金；四川則主要靠強制集資，其鐵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實際上就是用民間集資的辦法修路，而且是一種政府強行攤派式的集資，在糧稅里強制征收，值百抽三。這樣，凡納糧租者都是股東，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微不足道的股東，但川民因為股權的原因而與鐵路利益攸關。換句話講，在這次鐵路國有化的過程中，清政府對其他省份基本上只需要把一些大股東、大商人、華僑恩威並用就可以搞定了，一些小股民基本上就沒有太多的話可說。這其實是相對容易的事，少數一些大股東也不敢輕易與朝廷作對。但是，人多嘴雜，要把所有的四川民眾都說服並收回股權，就不那麼容易了。少數大股東、大商紳的維權可以是一次桌前的談判，而無數民眾糾合起來的維權，就可能是一次維權運動，雖然兩者都指向自己的實際利益，以向政府提出更高的要價，以爭取更多的補償金為目的。還要注意一點，由于清廷于1905年推行立憲政改，在姿態上多少有做點民主的樣子，給予民眾在政治上或經濟上討價還價的地方和余地，在地方設立了一個象征民主議政的咨議局。這個機關，雖然沒有多少的權力（它一直在爭權力），但對地方時局的影響相當大，因為主導咨議局的立憲派領袖都是當地有聲望的商紳，是相當有話語權的，是地方自治的靈魂。當然，更為重要的是，咨議局作為政府設立的機構，是合法的組織，不會像革命黨的組織為非法組織，會被隨時查封，在民眾維權過程中，咨議局成了聚集民眾，向政府叫板的大好平台。而此時的立憲派一方面是鐵路利益的把持者，同時對清政府立憲的誠意深表懷疑，與民眾一樣，他們對清政府已經大為不滿，對鐵路國有這事，他們與民眾的利益是一致的，立場是相同的，他們提出“四川川漢鐵路關系本省權利存廢，應由本省咨議局議決”，反對政府的強制收購行為，很快得到民眾的支持，並成為民眾維權運動的領袖，彼此一唱一和，推動維權運動向前發展。維權之所以變成運動，還與當時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分不開的。川漢鐵路總公司成立之初，就提出了“自設川漢鐵路公司，以闢利源而保主權”的目的，為了保證鐵路的自主權，川漢鐵路公司曾規定“專集華股，不附洋股”，股票背面特地注明“此股單照定章不得轉售或抵押與非中國人，如不遵章此單即作廢紙”。這是針對過去的教訓提出的，甲午戰爭之後，清政府一度因為財政吃緊，通過向國外貸款為主的籌資方式興建鐵路，這樣，鐵路就容易被外國人控制，在用人、管理等諸多方面受制于人，一旦貸款到期不能還本付息，整個鐵路會被外國人據為己有。這其實是用苛刻的貸款條件對中國利權進行多重剝奪，為國人所不滿。現在，清廷宣布鐵路國有也就罷了，竟然還拿築路權作為抵押，向外國銀行團借款，還要聘用外國總工程師，這就很容易給人將鐵路主權賣給外國人的感覺，是重走過去清政府借款修鐵路的舊轍，甘受列強的控制，與當初商辦鐵路公司自己集資建路的目的背道而馳。不能不說，1911年5月，清政府與四國銀行簽訂的貸款合同已經為自己爭得了最大權益。首先是貸款的利率低，年利息僅為五厘；其次，合同明確規定，鐵路建造與管理歸中方全權所有，總工程師必須听命于中方督辦大臣；再者，所用鐵軌必須是中國制造的產品，如須購置外國材料和產品，須通過招標方式進行。但這仍然不免讓人想起舊傷疤舊痛來，害怕重新被國外重利盤剝。所以，假如鐵路被收歸國有是可以忍受的，借外款一事，顯然與當初的約定“背信棄義”，是孰不可忍的事，這很容易調動起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認為“借外債是明明導外人干預財政也”。哪怕為著一點名面上的事，也不會輕易苟同，更何況中國長期受西方列強的欺侮，民族主義情緒已然積聚高漲，隨時都可能爆發。在隨後的保路運動中，發生過殺死了一些天主教傳教士、焚燒天主教教堂的事，這顯然是民族主義情緒的宣泄。三1911年6月17日，成都各團體兩千余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推舉立憲派領導人蒲殿俊、羅綸為正副會長，提出“破約保路”口號，分路講演宣傳，並推舉代表赴京請願。此後保路同志會規定“無論股東非股東均可入會”，直接利益者與非直接利益者都可以參加，同志會人數一下子數倍增長，會員迅速發展到數十萬。保路運動前期，保路同志會主要采取非暴力的維權方式，如集會、游行示威、寫血書、演說、罷市、罷課等。立憲派的輿論號召也堂而皇之，譴責政府“奪款賣路”的同時，還一再抨擊政府蔑視憲政，蔑視咨議局、資政院和私營公司法律。他們還制作了聖位牌，聖位牌上供奉著光緒的神位，寫著一副聯子，是光緒帝曾經的諭旨——“庶政公諸輿論，鐵路準歸商辦”，像發傳單一樣發給每家每戶。以此顯示維權的正義性，並且控制在合法性的範圍之內。面對川民群情激昂的維權，當時的四川護督王人文認為朝廷應順應民意，收回成命，避免局面失控，這是善良的建議。但是清政府認為政策推行沒有回旋余地，事關政府的權威，不容置疑。王人文再次向朝廷呈請，講明局勢之危險，仍然不被重視，雙方對立加劇。王人文被申飭之後，趙爾豐取而代之，也以四川民氣太盛，情勢危急，懇求清政府顧全大局，準予暫歸商辦，以免激生意外，但還是被強硬壓了回來。不但如此，面對大規模的維權運動，清廷下旨要求四川總督趙爾豐“切實彈壓，毋任囂張”。趙爾豐接旨後下令逮捕了咨議局正副議長蒲殿俊、羅綸為主的十幾名運動領袖，引發上千群眾雲集總督府抗議，趙爾豐竟下令對手無寸鐵的示威群眾進行開槍鎮壓，釀成著名的“成都血案”。“成都血案”是這場民眾維權運動的轉折點，如果說在此之前，民眾的維權僅僅是出于私利，出于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只是一筆經濟債，那麼血案發生之後，就不只是“經濟”二字可以承受，而是加上了血債，而中國人認為，血債是必須要血償的。如果說此前民眾還只是對政府抱有希望的非暴力維權運動，經歷了血案之後，維權運動就變成了反清的政治運動。因為，維權本身的目標指向非常單純，就是爭自己的合法的經濟利益，但政治運動就不一樣了，它是有明確的政治目標的，有自己的打擊對象，有政治斗爭手段。具體一點講，如果沒有廣大民眾對專制制度的強烈仇恨，一個僅僅由鐵路經營權益而引發的民間維權活動，絕不會迅速演變成為一個巨大的、具有顛覆政權意味的政治運動。事實就是這樣，民眾的簡單維權變成了政治報復，本來就不滿清政府的立憲派態度轉變得更加明顯，他們本來溫和的態度因為利益關系、運動推動、民族情緒等而成為運動的指揮中心。尤其是血案為革命黨人推行暴力革命提供了絕好機會，在非暴力解決的渠道被堵死之後，民眾和立憲派紛紛倒向革命黨，裹挾在以暴力的方式對抗政府的行為中，“同志會”發展成“同志軍”。這一變化清晰地表明，一場始于維權的運動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維權變成了起義，由經濟行為變成了政治行為，由運動變成了革命。1911年11月27日，四川軍政府成立，緊接著派兵包圍督署衙門，擒獲趙爾豐，並將其正法。事情鬧到這個份上，不就是起義造反了嘛，清廷必須抽調軍隊入川平息風潮。正是在這樣的情勢下，鄂軍被緊急抽調入川，革命黨趁湖北空虛，在武昌發動起義，封建帝制壽終正寢。因此，如果要給辛亥革命記功，掀起轟轟烈烈的維權運動的四川民眾立了大功，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言︰“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者還要遲一年半載的。”是的，此前革命黨人曾發動過大小無數次起義，均告失敗，就是因為缺少民眾的響應，而有了民眾的響應，革命很快蔓延開來，要不是四川民眾的維權運動，且這場維權運動被政治力量利用（立憲派和革命黨都在利用），推遲一年半載，武昌革命能不能爆發不好說，爆發之後能不能成功更不好說。四從最終結果來看，辛亥革命終結了清王朝，但從深層原因來說，清王朝的倒掉並非僅僅因為辛亥革命，而是中國社會在這個時代必須進行轉型，清王朝的統治者沒有很好地順應這個時代的要求，頑固到底，最後爆發流血革命，給全社會都造成痛苦。雖然這場革命要顯得平和許多，對前朝統治者寬大得多，整個社會付出的代價小得多，但革命仍然比和平的轉型要付出更沉重的代價。中國的小皇帝溥儀頒發三道諭旨，宣布退位，結束了清王朝二百多年的統治。從社會轉型來說，世界的大潮流是，君主帝制不斷被民主政治所替代，但替代很少有君主自覺自願交權的，往往需要外力壓迫，甚至革命打擊，而革命需要一個引爆點。辛亥革命這個引爆點，為什麼是四川保路運動中國的民眾維權而不是其他，就頗值得深思。通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國進民退”並不必然地引爆辛亥革命，更何況，在當時對“國進民退”並非成完全一邊倒的反對態勢，並非人人皆不明白鐵路乃國民經濟之命脈，民間修建和管理確有不妥之處的道理。當然，其中也夾雜著本省無力修鐵路，國有化對自己有利的考慮，比如雲南、貴州、廣西等省就支持鐵路國有，希望國家出錢來修，好讓地方得利。民眾的維權也不絕對地引爆革命，民眾感覺自己的權益受損起而維護，並非四川保路運動獨有，即便拿鐵路國有而言，兩湖、廣東也鬧鐵路維權風潮，為什麼就沒有演變成政治風險呢？這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對待民眾維權的態度和處理方式。對于民眾的利益和權益，首先是保護，而不是與民爭利，這是政府所應該站立的基本立場。即便是出于國計民生這樣的公益性目的國有化，也始終要秉持這個原則，要尊重民意，體恤民情。正像前文所講，清政府贖回路權的操作基本上是公平的，可謂最大限度地保護了民眾的利益。但是，清政府在處理民眾維權的方式上顯然有太多失誤之處。雖然四川保路同志會與清政府在贖回條件上有分歧，雙方完全可以坐在桌上談判。政府的姿態可以高調一些，眼光放長遠一些，注重大局一些，稍為讓利于民，並堅決懲治那些貪污挪用者，相信會獲得民眾的理解與支持。畢竟政府是一個政治組織，而非一個經濟組織，不能夠像商人做生意一樣與民眾斤斤計較，一毛不拔。政府不僅要會算經濟賬，更要會算政治賬。政府對民眾除要有公平之理，還有幫助之義，苛刻地對待民眾的政府最終都不會得到民眾支持。不與民爭利，寬厚愛民，才是政府的美德。清政府對底層民眾的說服動員工作顯然是不到位的。應該說，民間辦鐵路確實存有太多弊端，但鼓動風潮的主要是那些大股東，他們打著民族主義的愛國大旗，主要還是為了自己的私利。政府應該引導民眾正確認識自己的根本利益與實現自己利益的途徑，千方百計地幫助貧困民眾解決實際問題和困難，工作做得細致而深入，才會贏得支持。當然，政府與民眾坐在桌上談判能不能談得攏，也與政府的權威和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有關。恰恰在這方面，清政府自被西方列強不斷羞辱以來，慈禧與光緒這類權威逝世以後，特別是民眾寄望于通過立憲來救亡圖存，卻又遭到清政府一再拖延，民眾對清政府的信任已經降至谷底，自然也有理由對國有政策執懷疑態度，勢必影響分歧雙方之間的溝通。不過，坐下來談判總還是最佳的選擇，無論對民眾還是政府，皆如此。從這次民眾維權運動看，地方官員可以說是“靠前指揮”者，對于局勢的把握更真實也更準確，當王人文、趙爾豐都說四川民氣甚固，建議不可強硬壓制時，甚至不惜頂撞中央，他們對治下的一方民眾還是有一定感情的，也懂得事態發展的後果。清政府卻為了維護政策的權威或中央政府的權威對此不屑一顧，既顯示了中央政府缺少處理群體性事件的彈性，也表明中央政府喪失了對群眾心理、社會心態的感知能力，已經脫離民眾太遠，無法做到深入細致地排查矛盾糾紛，最大限度地把民眾的不滿情緒解決在當地、解決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更為要命的是，政府對民眾的維權采取了粗暴的壓制行為，不僅出動軍警，而且殘酷鎮壓，制造血案。這就是說，清政府完全缺少危機處理的手段，不懂得什麼叫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強制措施的原則，對民眾的和平維權竟使用警力和強制措施，還制造了血案，不但不能解決問題，還進一步激化矛盾，導致事態進一步擴大，直至無法收拾。1911年9月25日，革命黨人同盟會會員吳玉章等人奪取四川榮縣宣布獨立；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由此，辛亥革命的序幕緩緩拉開，而大清王朝的落幕則緩緩閉上。補述一點。中華民國成立後，民國政府仍然堅持鐵路國有政策不變，袁世凱也要收回川漢鐵路，不同的是，政府答應承擔鐵路公司以往的一切費用，分期支付，本息總額高達2900余萬元，將鐵路完全收歸國有，這就是袁世凱的高明之處。一條謠言摧毀一個政權致命的謠言謠言無處不有，大小不一，作用不等，但在末世、亂世謠言會特別多，作用特別大。這反證，謠言特別多而作用特別大的時代，或許正是末世、亂世的征兆。所謂一葉知秋，從謠言這個小小的切口，我們可以洞見一個時代、社會的世態人心，基本面貌和發展趨勢。以謠言觀晚清，大致如此，那是一個謠言紛飛的時代，也正是末世、亂世之將至，隨便掰著指頭就能數出幾起因謠言而引發的大事。1 采生配藥︰1870年夏，一條“采生配藥”的傳言在天津廣為流傳，說是外國傳教士跑到中國來是以傳教為名，以建育嬰堂做慈善為幌子，實是綁架殺死中國孩童作為藥材之用。謠言說得有鼻子有眼楮，搞得人心惶惶。天津知縣找來法國駐華領事質問，雙方爭執中發生沖突，法國領事拔槍打死知縣的僕人，激憤的民眾則將法國領事及其隨從打死，事態進一步擴大，10名修女、2名牧師被害，法國領事館、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4座基督教堂被焚毀，3個俄國商人在沖突中喪生。直隸總督曾國藩奉旨調查，所謂“采生配藥”純屬無稽之談，在列強壓力之下，中國不得不道歉、賠款、處死帶頭鬧事的人，避免一觸即發的戰火。這就是近代史有名的因謠言引起的“天津教案”。2 挖眼煉銀︰1891年，一則謠言傳遍長江流域——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名為傳教，實際上專門挖中國人的眼楮來煉取白銀，以賺取“眼球經濟”。這則同樣無從考證其發源，荒誕不經的謠言，不僅目不識丁的底層民眾相信並口口相傳，越說越像，越像越神，連一些飽讀詩書的“文化人”也相信確有其事。謠言像一個偉大的指揮家，指揮著長江流域的民眾采取近乎一致的反抗行動，揚州、蕪湖、無錫、九江、宜昌等多個地方的民眾紛紛對當地國外教堂進行了一番打砸搶燒，傳教士因此斃命，教堂財物因此遭哄搶。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對此“群眾運動”莫可奈何，歸結為愚民們不辨是非，盲目輕信所致。3 西政西法︰義和團鬧事，八國聯軍侵華，慈禧出走西安，再次喪權辱國。或是迫于內外壓力，或是自覺唯新政可自強，慈禧太後決定自上而下搞新政。這本是一件好事，但有一個謠言不脛而走，說是大清政府搞新政並不是為了自強，而是得了列強的旨意，要實行徹底洋化中國的西政西法。被洋化的中國還是老祖宗交到我們手里的中國嗎？所以，必須反對這種洋化中國的西政西法。在一些地方，民眾反新政很激烈，“指學堂為洋教，指電線為洋人所設，指統稅為洋稅”；政府要搞人口調查，就傳言政府要以此來“抽丁當兵”和“按人勒稅”，一些地方的民眾在激憤之下，掀起一股打學堂、砍電線桿、毀稅局的風潮。類似的謠言還有很多，比如1909~1910年間，江甦等地流傳著官府調查戶口時查人的生辰八字，是要把人的靈魂抽出來賣給洋人等。在此，特別拿辛亥革命前夕，瘋傳于武漢的“捕殺剪辮者”的謠言，這條謠言說得輕點，引起了社會混亂，說得重點，直接扣動了辛亥革命那支槍的扳機，摧垮了200多年的大清政權，威力真是太大了。在武昌起義之前，湖北的兩個革命組織文學社和共進會已經在湖北新軍中發展起數千會員，為起義作了較為充分的準備。就在這時，四川保路運動蓬勃發展，清廷為撲滅四川暴亂，派大臣端方率部分湖北新軍入川鎮壓，致使清軍在湖北防御力量減弱，革命黨人決定趁機在武昌發動起義。1911年9月14日，文學社和共進會在同盟會的推動下，建立了統一的起義領導機關。9月24日，兩個革命團體召開聯席會議，決定于10月6日發動起義。但革命黨人的活動被湖北當局察覺，處處提防，再加上同盟會的重要領導人黃興、宋教仁等未能趕到武漢，起義延期。10月9日，孫武等人在漢口俄租界配制炸彈時不慎引起爆炸，俄國巡捕聞聲趕來，搜去革命黨人名冊、起義文告等，起義秘密泄露。湖廣總督瑞噻下令搜捕革命機關，關閉城門，取消士兵請假制度，一時間局勢顯得十分嚴峻。10月9日下午，革命黨決定于10月9日晚12時發動起義，以南湖炮隊鳴炮為號，城內外革命黨人一齊舉事。但武昌城內戒備森嚴，各標營革命黨人無法取得聯絡，起義計劃落空。打響首義第一槍的程正瀛此時，謀劃起義的領導人傷的傷，逃的逃，走的走，隱的隱，起義力量基本上成了群龍無首，鎮壓革命的陰雲正一步步壓過來。沒有人來發號施令，革命黨人人自危，卻又不知何去何從。相信湖北當局一定以如臨大敵的陣勢來應對局面，一定會嚴加防範，何況還贏得了充分的時間，應該說是有能力有機會將起義消滅在萌芽狀態，迅速恢復社會秩序，湖廣總督瑞噻就是一個豬腦袋，也不會膽敢掉以輕心。然而，對湖北當局和起義者雙方都十分重要的一個東西，即革命黨人名冊、起義文告等東西被官方收走了，里面清楚地記錄革命黨人的姓名，其中部分又是湖北新軍中的官兵。據統計，兩個革命團體在新軍中發展的會員加起來有5000人左右，是一個龐大的群體，而上了名單的革命黨人有200多人。這個花名冊落到湖北當局的手里，且不說兩個革命團體的主要領導人已被湖北當局掌握，新軍中某些革命黨人也被當局掌握。這等于新軍中的革命黨人的底細曝了光，企圖搞駝鳥政策，是不可能了。即便沒有上名冊的親革命派軍人也不敢說自己的身份是隱蔽，即便身份暫時沒有暴露，也會將自己視同已經暴露，因為名冊已被搜去，同志已被捕，順藤摸瓜地查到自己是很容易的。再有一點不能不提的是，彭楚藩、劉復基與楊洪勝三人被逮捕，當局對三人進行了嚴刑逼供，然後在當夜就將三人處決了。這實際上給了新軍中的革命黨以雙重的危機感。一方面，花名冊已被當局搜去，在冊的革命黨人已被當局掌握，一方面，誰也不知道三烈士有沒有在嚴刑拷打中供出除花名冊之外更多的革命黨人。革命黨人與湖北當局處于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狀態，當局在暗處，而革命黨人暴露在明處，恐慌以及對當局的種種猜測自不能免。此外，炸彈走火而引發抓捕也就罷了，緊接著10月9日晚還準備發動起義，雖然沒有成功，但這不是罪上加罪嗎？被抓到了豈還有生還之理？所以，在危險之時，人往往寧願信其有，不願信其無，多信一點仿佛多買一份“保險”，這樣，哪怕是謠言，也很容易被輕信。就是在這樣的情境下，一條“清政府正在捉拿革命黨人”的謠言，在新軍中流傳開來，經過層層的添油加醋，謠言越來越像是真的一樣，連市面上都在流傳著。沒有人知道真假，但沒有人願意相信這是假的。因為，從道理、法律上講，謀反是十惡不赦的死罪，何況有同志為此付出了生命代價。此前，革命黨人雖然起義計劃落空，但起義的種種罪狀是推脫不掉的，比如起義用的宣言、告示、旗幟、印信和革命黨人名冊，這些都已被巡捕搜去，他們焉有不遞交給湖北當局的？這些罪狀在官方手里，一旦被抓捕就只有死路一條，而且，總督瑞噻已經下令關閉四城，不準請假，搜捕革命機關，這正說明當局在采取有力措施。新軍中參加革命組織或是對革命黨有同情傾向的人都害怕被抓起來，死亡的威脅和恐懼籠罩著軍營，已到“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去”的時候了。這條謠言還有一個版本，叫“清政府正在捉拿沒有辮子的革命黨人”，大約是被處決的彭、劉、楊三位革命黨人都剪掉辮子的緣故。尤其是10月10日早上，三十標排長張廷輔被捕（他家是武昌機關，嫌疑自然很大），而他也是剪了辮子的人，這更讓人相信當局確實是在“捉拿沒有辮子的革命黨人”。而軍中有不少士兵，在年初的剪辮風潮中剪掉了腦袋後那條“豬尾巴”，這時候的恐懼心理很容易想象。其實，不管是有辮沒辮，既然名冊已在當局手里，被捕同志也已被嚴刑逼供，機關被搗毀，沒有哪個與革命有瓜葛的人會放心睡大覺，第二天起來照吃照喝，完全沒事兒樣。生死命運都已不在自己的手里掌握，這個時候救命求生才是人之本能。而謠言越傳越廣，版本越來越多，比如連這樣可笑的傳言都流傳︰本地學校里的沒有辮子的人，為安全起見，都裝上了一條假辮子。謠言攪得滿城風雨，不僅令革命黨人惶惶不可終日，市民議論紛紛，就連當地的媒體也已經注意到，並警告當局要迅速平息謠言，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漢口中西報》在“本省紀聞”中呼吁︰“此時必要之計，應在息謠言以鎮人心，免致滿城倉皇，根本搖動，否則謠言盛而人心亂，人心亂而大局危矣。”然而，當局似乎並沒有對此引起重視，或者，當局正拿謠言來與革命黨打心理戰呢。如果說清政府或湖北當局決心要清算革命黨，開展大規模的報復行動，真的像謠言所說的，對照著花名冊按圖索驥，將包括新軍中的革命黨人一一捉拿問罪，那是相當容易的事。有名冊在手，證據在手，革命黨無可辯駁；城門緊閉，戒備森嚴，革命黨束手就擒。那種殺了三人，又接連抓人的景象似乎已經在給新軍中的人發出殺向一切革命者的信號。這實際上將新軍中的革命黨人置于了“陳勝吳廣式困境”之中，即不起義是死，起義也是死，但起義說不準還能有一絲生的希望，既然如此，那還不如起義。更何況，這場起義還不像陳勝吳廣的起義，是最後被逼無奈的選擇，手里無槍無彈，這場起義，本來就是革命黨人早就有預謀的事，槍彈仍然握在自己手里，現在事已至此，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危急之時，那些被隔離開來的新軍中的革命黨人為了求生路，于是自行聯絡，約定以槍聲為號于10月10日晚發動起義。當晚，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打響了武昌起義第一槍，革命由此星火燎原，一發不可收拾。在短短的時間內，大清政權竟被這條謠言擊垮了。為什麼說“清政府正在捉拿革命黨人”是一條謠言，而非事實呢？因為，從種種跡象來分析，我們都看不出清政府或是湖北當局要進行一場大規模的清算屠殺運動。首先，湖北新軍中參加或是同情革命黨的人非常多，有數千人之眾，要是這些軍人都被興師問罪，必將在整個新軍中引起巨大震動，對這種拆台子的事，影響面、打擊面太大的事，當局是不能不十分謹慎的，即便真的要清算，也要秋後再算，慢慢地算，不可能一下子就貿然出手，瑞噻沒有迅即出手，不是沒有道理。其次，從一些細節可以看出，瑞噻極有可能想低調處理此事，不想搞大規模清洗︰他沒有按照花名冊大規模搜捕革命黨，而是集中搗毀革命社團的窩點；也沒有留下劉復基等三人作順藤摸瓜和對質之用，而是匆忙地殺掉，殺掉三人與留下三人，對革命黨來說威脅是不太一樣的，從口供對質的需要講，留著的威脅要大過不留的威脅；這也符合地方官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理，要是在自己的治下掀起政治風暴，影響政局，這對自己的政治生命必將是一個嚴峻的考驗，處理得好，固然名利雙收，處理得不好，烏紗帽掉了是小事，腦袋掉了才是大事。再者，就在10月10日這天，瑞噻電奏朝廷，報喜不報憂地表功，說是湖北已經波瀾不驚地捉拿了32個“革匪”，此案雖然還沒有完全破獲，但他已心有成竹。這話的意思是說他瑞噻很快就會不動聲色地平息一場禍亂，請大清皇上放心，他瑞噻治理的地方太平無事，皇上不要認為我瑞噻庸碌無能。看到這樣的表功報告，北京方面自然很高興，不過，也就高興了幾小時罷了，10月10日晚，武昌起義的第一槍就打響了，這一槍槍法真準，直擊大清政權的心髒，哪怕妙手神醫在世，也已經沒有活命的可能。而這致命的一擊，謠言簡直就像是那個扣動扳機的手指。謠言是一種反權力武器謠言的傳播有放大和變形的效應，這個過程，其實美國心理學家早就用實驗印證過︰“先向一個被試者演示一個幻燈片，內容是一輛老式的無軌電車，電車上畫有一幅風景畫；然後，讓該被試者向一個沒有看過幻燈片的被試者盡可能逼真地描述風景畫，然後再讓後面這個被試者向另一個人描述，這樣一直傳下去。結果，最後那個人把一個原來很逼真的描述變成了︰‘這幅畫上有一輛有軌電車，它身邊有兩個男人正在爭論。其中一個是黑人。就這些。’”因為，在這個傳播的過程中，每個人都參與到對謠言的“加工處理”之中，起著添油加醋的作用，使傳言在口耳相傳中不斷被放大和走形，偏離最初的原樣。因此，謠言某種意義上確實是個貶義之詞，散布謠言者是無知的，可疑的，沒有根據的，反常的。但是通過考察以上列舉的謠言及其傳播可以看出，謠言產生的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對稱，比如“采生配藥”、“挖眼煉銀”、“西政西法”，含有張之洞所說的盲目輕信的原因，為什麼是盲目輕信所致呢？就是因為無知、盲目排外的中國人不能理解西方以及西方文明，所以說，謠言止于智者，就是這個道理。然而人們之所以無知，又往往與清廷鉗制思想言論，實行愚民政策有關，既是如此，當局必然對民眾實行十分有限的信息公開，導致信息傳播渠道不暢，無知加渠道堵塞，謠言就像漫出大堤的水四處流動，無孔不入。當如水的謠言越來越高漲，就形成謠言之災，成為巨大的社會破壞力，反過來沖擊鉗制民眾的這個制度大壩，力量強大之時，甚至可以將制度大壩沖垮。通過考察上面列舉的謠言，我們還會發現，一些影響大、傳播廣的謠言，不只是無知愚昧那麼簡單，它往往是有很堅實的社會基礎，或是契合了某種社會要求的。比如“采生配藥”、“挖眼煉銀”、“西政西法”這樣的謠言，很荒唐，但它之所以被廣泛流傳，是因為確實有一些洋人、傳教士憑借領事裁判權，驕橫已久，包庇華人教徒，把教士、教徒搞得像優等人，民間滋長了一股反洋人、反洋教的心理，只要是適合于用來反洋人、反洋教的，不管是真是假，是謠言還是事實，都會被民眾相信，被利用，哪怕是以假當真。謠言被信以為真，而當局的闢謠鮮有人相信，這說明當局的公信力已瀕臨破產。這是因為，民間對洋人、洋教的反抗經常得不到政府的呼應，其權威已嚴重下降，信任度急驟下滑。事實正是這樣，此時的清政府對洋人基本上言听計從，對傳教士的霸道行為一味姑息，洋人、洋教的權力越來越大，晚清雖然還維系著皇權統治，但公信力岌岌可危。當一個政權的公信力岌岌可危之時，同時意味著由這個政權維系的社會秩序也在一點點被打破，社會開始處于一種無序狀態。晚清時期，這種無序表現為社會轉型，重大變遷，列強侵略，政治衰弱，矛盾突出，社會動蕩，綱紀敗壞，人們普遍處于一種焦慮、躁動不安的心理狀態，對現實不滿，對未來恐懼，奇談怪論層出不窮，這正是謠言滋生的絕好溫床，這下十分吻合美國謠言控制學說的代表人物羅伯特?納普，對戰爭中流行的謠言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謠言是社會失序的一個結果。謠言既是社會失序的結果，同時謠言也會成為重構社會秩序的推手。這樣，謠言從一個結果變成一個原因，即謠言是社會無序的結果，可謠言會導致更大的無序，並以更大的無序來重構有序。當局對于謠言的處理就顯得十分重要，處理得當，會為當局的公信力加分，而稍有不慎，則引發嚴重的政治後果，直接摧毀舊政權，建立一個新政權來重構新的秩序，這樣，謠言又將減少。在這個過程中，謠言變成了一種反權力“話語”，它是反權力者有意或無意地用一種似是而非的話語來反對官方的話語，官方支持的，它就反對；官方反對的，它就支持；官方沒有說沒有做的，它說官方既說又做，這就是制造謠言。這樣的謠言因為獲得很多人的信任而變成一種反權力力量，而這正是革命造反者最需要的。比如我們知道，革命黨在反清的過程中往往不惜制造、傳播謠言來反政府，革命黨辦的報紙為了“制造利于革命之電報新聞”，甚至公然變成造謠機器。革命黨人辦的《甦報》可稱“造謠先鋒”，時不時造滿清的謠。曾擔任該報主編的章士釗在後來寫的《疏“皇帝魂”》一文中承認︰《甦報》曾偽造電訊和“上諭”，“要之當時凡可以挑撥滿漢感情，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既然“無所不用其極”，那麼，“京陷帝崩”有之，“袁世凱已被俠士刺死”有之……更離譜的是，《民立報》曾在1911年11月21日的報道中說︰有人看見張勛手持人心，在豆腐店買豆腐，以油煎人心，下酒甚樂。北洋軍閥雖然面目可憎，但還不至于可憎到明目張膽地以吃人心下酒的離譜地步，如此大膽地造謠傳謠實屬驚人，已經有點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了。對這種造謠傳謠的事，革命黨人不認為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而認為是“英雄處事，目的貴堅，手段貴活，目的貴一，手段貴多，有一百目的，不妨有百手段，又不妨百變其手段”。他們把造謠和傳謠當成一種反權力的手段，當成革命的“美談”。客觀來說，這些謠言有利于煽動民眾起來反清，但這畢竟是用一種不文明的手段來反對不文明，是以弄虛作假來達成自己的目的，透露出嚴重的急功近利心態，反映出革命黨缺乏深入民眾做思想啟蒙的耐心，希望用一次革命來成就政治理想，這就已經決定了革命的手段是“不妨百變”的，但社會最堅實的專制土壤並沒有得到改變，這些手段或可收一時之功，終究會貽害無窮，事實證明，由于缺乏堅實的社會基礎，革命勝利的果實終究守不住，後來被袁世凱拿走，似乎也證實了這一點。即便這樣，我們又不能不承認，謠言確實是一種反權力——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謠言直接對掌握、裁決信息的當局發出挑戰，用一種非真實的話語要求當局開口說話，用一種強有力的傳播來挑戰當局的話語公信力和權力合法性，這樣就構成對權力的某種制衡，即你不能想沉默就沉默，想發話就發話，信息也需要進行公平的競爭，你在信息的競爭中失敗，也會成為輸者。這種現象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處處可見，當當局對某一事件（如地震、傳染病）諱莫如深，謠言反而紛起，它逼使政府回應事件，公布真相，某種程度上是要打破當局對信息的壟斷，否則，民眾就只有沉默無聲了。拿辛亥革命中“清政府正在捉拿沒有辮子的革命黨人”來說，如果當局像《漢口中西報》所說的那樣，站出來表明態度，說是只抓捕懲罰起義領導者，其他人既往不咎，應該可以息謠言以鎮人心，而不是悶聲不響，跟革命黨玩謠言攻心戰，謠言或許不會產生，即便產生，也不會致滿城倉皇，根本搖動。正是當局隱瞞了信息，小小的謠言的功用才被放大到足以推翻政權的地步。但是，在一個專制社會，專制政府怎麼可能做得到保障民眾的思想言論自由，怎麼可能暢通信息傳播渠道呢？那樣一來的話，豈不是要將“皇帝的新裝”大白于天下？自己那一套鞏固政權，愚弄民眾的把戲就玩不下去了，它必然會處處阻扼謠言的生產和傳播，要求民眾不造謠，不信謠，不傳謠，這又因為民眾的無知和信息渠道不暢而無法做到。這樣，在專制之下，謠言永遠無可消除，謠言作為一種反權力的武器永遠存在，並在適當的時候發揮其巨大威力來。如何盡最大可能消除謠言，鏟除謠言滋生的土壤，不讓謠言變成巨大的社會破壞力？光靠“謠言止于智者”是不夠的，因為智者總是社會的少數，大多數人不能準確地靠自己的智慧來辨析真相，唯有靠民主與科學才能止息謠言，因為民主對癥專制，科學對癥愚昧。專制制造愚昧的事實告訴我們，唯有實行民主，權力得到約束，思想言論自由，信息渠道暢通，社會透明公開，才可能讓科學和知識普及民眾，而被科學和知識普及的民眾才會更加堅定地追求和保護民主。這樣，謠言無處藏身，也就走出了謠言如毒瘤一般長在社會身上的怪圈。“清朝滅亡，就是因為取消了科舉制度”廢止科舉無異于廢封建開阡陌1905年9月2日，如往常一樣平靜，卻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日子，這一天，清廷發出上諭，“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中國歷史上延續了1300年的科舉制度，突然壽終正寢。對于廢止科舉，其實也沒有如此“突然”，而是歷經地方大臣的勸奏，各級考試都不得用八股文程式，一律改用策論，到遞減進士及第名額，以至立停科舉考試的漸變過程，絕非一日之功。早在1901年3月，兩廣總督陶模就率先提出“廢科目以興學校”的主張。此後，不斷有大臣上奏言廢止事。最後，在1905年9月，張之洞、袁世凱、趙爾巽、周馥，岑春 、端方等將軍、督撫會餃上奏，要求立即停開科舉，他們說︰“科舉不停，學校不廣，士心既莫能堅定，民智復無由大開，求其進化日新也難矣。”清政府響應要求，發出上述諭令，從1906年開始廢止科舉制。詔令一出，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士人多麼的悲天搶地，所謂“心若死灰，看見眼前一切，均屬空虛……”畢竟是少數。這是因為，一方面，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關于廢止科舉一事，除了官方大言廢止之必要外，在知識界，也有過不少呼聲。康有為就認為，“中國之割地敗兵也，非他為之，而八股致之也”。提出變通科舉、興辦新學、徐廢科舉的主張。嚴復則認為，中國不變法則亡國，而不廢八股又不能變法。梁啟超說得更清楚︰“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可見，對于廢止科舉，多年來都有提及，讀書人早有心理準備，只是哪一天宣傳的問題。另一方面，清政府預料到突然廢止，會讓士人產生過激反應，為維穩需要，出台了一些過渡性措施。一個是“使取士仍歸學堂之中，學堂不蹈科舉之弊”，“除學堂實系畢業者屆期奏請考試外，其余則專取已經畢業之簡易科師範生，予以舉人、進士出身”。為了照顧舊士子的情緒，采取了“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十年三科之內，各省優貢照舊舉行。己酉科拔貢亦照舊辦理，皆仍于舊學生員中考取”，而對于已經進入了新式學堂者，不準入試。再一個是過渡期實行獎勵出身制。強調“學堂本古學校之制，其獎勵出身亦與科舉無異”。新式學堂各級畢業生要參加相應的考試，及格者照樣授予出身。對于留學歸國者，也專設專門考試，授予出身，滿足人們對功名的渴求。這些過渡性的安置措施讓士人的反對意見減少很多。相反，對廢止科舉的贊美之聲不少。上海維新派的《時報》發文，盛贊“革千年沉痼之積弊，新四海臣民之視听，驅天下人士使各奮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興中國者，其在斯乎”。1906年2月12日，英國《泰晤士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人的中國》，更是用夸贊的口吻說，“中國能夠不激起任何騷動便廢除了經歷那麼久的科舉制度，中國就能實現無論多麼激烈的變革”。這種評價不能不說是較為中肯的，科舉在中國的影響實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或許，身在其中的當時之人，並不能明了這件事的歷史意義何在，只是覺得科舉廢止是一件大事，大到什麼程度，對國家社會前途有何影響，並不十分清楚。外國傳教士林樂知對此有十分清醒的認識，廢止科舉令下不久，他在《萬國公報》發表評論說︰“停廢科舉一事，直取漢唐以後腐敗全國之根株，而一朝斷絕之，其影響之大，于將來中國前途當有可驚可駭之奇效。”而中國的學者，比如認為中國不變法則亡國，而不廢八股又不能變法的嚴復，于1916年，在《論教育與國家之關系》里感嘆說，廢止科舉“乃吾國數千年莫大之舉動，言其重要，直無異古者之廢封建，開阡陌”。因此，當時的平靜或微波並不能消解這一事件的歷史作用和意義。科舉的廢止所產生的影響是深廣的，對社會結構、政治制度、文化傳統都是摧毀性的影響，“它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與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其劃時代的重要性甚至超過辛亥革命”。有多大的作用力，往往就會有多大的反作用力。我們說科舉的廢止對中國現代社會有如此大的作用和影響，那麼一定是因為科舉制度對中國傳統社會有巨大的作用和影響。什麼作用和影響呢？梁啟超曾經從四個方面對科舉的歷史作用做過公正評價。一、科舉使帝制政權充滿活力，能夠不斷地從社會精英中吸取統治人才；二、促進社會中官民階層的流動，使社會充滿活力；三、使儒家思想與價值或意識形態制度化一體化；四、使個人有出路，社會穩定。這四條，無一條不是極為重要的作用。反過來講，廢止科舉就是從四個方面對帝制政權施以反作用力。一是科舉本是帝制政權的選官制度，這個制度廢止了，這個政權將社會精英排拒在外，人才無法進入統治體制內，因此失去活力。二是科舉是階層流動的調節器，確保人才的流動和社會的公平，這個調節器停擺了，社會結構固化，成死水一潭，活力無從談起。三是科舉將儒家知識作為考試內容，鞏固了儒家意識形態的絕對地位，從而鞏固政權。四是科舉為社會各個階層預設了成功之路，一旦這條成功之路被斬斷了，人們沒了出頭之路，混亂就來了。當一個政權失去了活力，社會死水一潭，權力世襲，階層板結，意識形態崩塌，中下層階級看不到希望和出路，民眾對這個政權失去信任和忠誠，正是這個政權危機到來之時，用紀連海的拉風之嘴來說，“清朝滅亡，就是因為取消了科舉制度”。事實上，清政府廢止科舉考試之後四年，爆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現在回頭來看，兩者絕對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細加分析，甚至可以這樣斷言，廢止科舉直接導致辛亥革命。下面我再詳細論述。廢止科舉摧毀了清王朝的政權基礎維持一個政權很重要的東西就是秩序，政權通過種種制度、手段來規範人的行為，而絕大多數民眾服從服膺這些制度、手段，這個社會就是有序的，政權就是穩固的。相反，涉及國家政權穩定方面的基本制度難以令人信服，將會導致秩序混亂，嚴重的將是災難性的。可是，什麼樣的制度可以維持可靠的秩序？那一定是相對公平開放的制度，如果一個涉及所有人切身利益的制度並不公平，要麼這個制度本身難以維系，要麼人們不情願接受這個制度，要麼會引發利益矛盾而導致社會混亂。因此，哪怕是在賭場那樣令人瘋狂的地方，也是遵從了“願賭服輸”這樣一種公平的游戲規則，更何況國家政府制度。很顯然，科舉制度絕不只是一個考試制度，它首先是中國帝制政權十分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有學者認為，這是現代世界最合理的政教制度。確實如此，自上而下，科舉為帝制政權選拔了優秀人才，鞏固了政權的根基；自下而上，科舉讓各個階層的精英分子充分參與到政治治理中來，讓人獲得晉升渠道的同時，也讓人成為這個政權的依附者。其次，科舉制度是相對公平開放的，所謂“好學者則庶民之子為公卿，不好學者則公卿之子為庶民”，不論身份地位、貧窮富貴，只要努力，都有進身的機會。而且，科舉取士沒有年齡限制，只要你願意，到老都可以參加科考，到老都還有咸魚翻身的機會和可能，這就讓所有人都在這一制度面前平等起來。故而連胡適這些很前衛的學者、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也認為︰“這種制度（科舉）確實十分客觀、十分公正，學子們若失意考場，也極少埋怨考試制度不公……它是一個公正的制度，即使是最貧賤家庭的男兒也能夠通過正常的競爭程序而爬升到帝國最榮耀、最有權力的職位上。經過這種制度的長期訓練，中國人心中已形成了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政府應掌握在最能勝任管治工作的人的手中；政府官員並非天生就屬于某一特殊階級，而應通過某種向所有志願參加考試的人敞開的競爭性的考試制度來選任。”如此，科舉制度將政教合一，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政治秩序設計，它像皇權社會的樞紐，調動起一切社會力量來為這個政權服務，而個人的功名利祿，全部捆綁在這個國家機器身上，效忠于它——受人一飯，听人使喚嘛。這樣，它就讓一個政權因為這個制度而像肌體一樣具有較強的新陳代謝之功能，保持相對的健康。再有，這一制度同時漂亮地完成了一次文化秩序設計，即經過這一制度的設計，將儒家經典、儒家知識作為科舉考試的內容，等于將有利于統治的儒家思想灌輸給應試者，儒家思想所主導的價值規範被士人認同接受，並經過他們的傳導成為高度統一的價值規範。只要士人想獲得功名地位，就要慢慢地經過儒家經典的燻陶，將儒家價值規範作為立身行事的標準，並以他們的行為來影響社會民眾，讓這一套價值規範為各個階層認同和普及，實現了儒家文化的制度化。故“科舉……豈徒篆刻雕蟲而已哉，固將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則安富尊榮，下則孝悌忠信，而建萬世之長策。……國家所以藉重古道者，以六經載道，所以重科舉也。後世所以重科舉，以維持六經，能傳帝王之道也”。科舉制度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實現了有力的社會整合，尤其是這個制度歷經千年，塑造了特定的政治社會文化心理，士大夫忠于皇權，每個人忠于儒家價值，循規蹈矩，社會井然有序，十分適合于專制統治，所以，歷經千年也不廢棄，被帝王玩弄于股掌。廢止科舉無疑摧毀了清王朝的政權基礎，使政治和文化同時失序。政治上的失序表現為，政府失去了籠絡人才的極佳手段，而士子也不再圍繞科舉謀出路，政治與教育分離，政府與民眾離析，士子由趨附政權變而叛離政權，危及舊有的統治秩序。文化上的失序表現為，讀書人不再忠于儒家那一整套的價值規範，激進者甚至公然向儒家的“三綱五常”挑戰，與原來所信仰的東西背道而馳。這樣，科舉制度的“武功”全廢掉了，整個國家社會就像散了架的風箏下墜。余英時先生說︰儒學對傳統中國的主要貢獻在于提供了一個較為穩定的政治、文化秩序，上至朝廷的禮儀、典章，國家的組織與法律，社會禮俗，下至族規、家法、個人的行為規範，無不被儒家建制化了。顯然，起到“建制化”最大作用的，無非科舉爾。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失序必然體現在社會失序上，體現在一部分人或大部分人被拋離出原來的秩序，極力通過和平的或是暴力的方式，建立起全新的秩序，來保障適當穩定的生活秩序。畢竟，人不可能總是在失序的狀態下生活，那將是一種互相傷害、彼此折磨的過程。因此，重建一種代替科舉制度來重建秩序，整合社會，讓各個階層有機會進入政權體系內的制度，在官僚社會，在晚清時代是什麼？現在看來，無非新式教育和組黨入黨。接受新式學堂教育，只能說學到了某種技能，具備了某些知識，並不能保證一定能夠入朝做官，造反起義和組黨入黨就不同了，如果搞成功，可以直接干預政事，直通政治樞紐中心，當官自不在話下。所以，火眼金楮的歷史學家唐德剛說︰以前入朝為官的快捷方式是參加科舉；現在科舉沒有了，黨就變成了科舉的代替品了。入黨做官，或組黨做官，就成了有志青年的正途。于是，搞政治，你就得組黨，入黨，毀黨，造黨，分黨，合黨……一言以蔽之，萬變不離其黨，才是入朝為官的不二法門。由萬變不離科舉，到萬變不離其黨，這就是一個全新的秩序的建立，而且也還算相對公平，黨與黨之間競爭，輪流做莊，也就等于各黨黨員因此可以輪流為官，彼此都靠競爭上位，彼此都能接受，社會也就相對穩固了。這樣，就催生了各式各樣的黨派，黨派的作用，完全具備科舉的某些作用，比如促進社會階層的流動，吸引社會精英，使政權和社會充滿活力，為個人提供出路，維持社會穩定等。而晚清無非兩個大黨派，一個是立憲派，一個是革命黨（同盟會），黨派黨派，立憲派雖然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政黨，但確實是以黨派為依托，以君主立憲為政治目的，以和平請願為手段，來為自己入朝做官爭資本。革命黨也是以黨派為依托，也是為自己入朝做官爭資本，但是其目的和方式與立憲派不同，他們以民主共和為政治目的，以革命暴力為手段，為了達其目的，不惜以暴力的方式將舊政權推倒重來。從入朝做官靠科舉，到入朝做官靠其黨，全新的制度秩序必然導致全新的政權性質和形態，那就是現代民主政治，因為政黨競爭的政治是現代政治的範疇，這說明廢止科舉摧毀了清王朝的政權基礎，帝制王朝已經失去了生存的基本結構和土壤。但是，帝制政權仍然會死死掙扎，哪怕是自覺地進行妥協性的政治改良，以最大限度地維系權力的自主性，可是，當其對權力讓渡令民眾不滿時，辛亥革命的引線已經點燃。從這個角度說，科舉廢止，社會秩序失衡，直接導致辛亥革命爆發，用一種新秩序代替舊秩序，雖然從時間上看，兩者相隔了五六年。廢止科舉為辛亥革命創造了社會條件科舉將國家與社會整合為一體，其紐帶是“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士大夫，他們一身兼二任，在朝廷輔助君王統治天下，是為“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在鄉野則領導民間社會向心朝廷，是為“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他們捏合政府與民間，政治與社會，廟堂與江湖，朝廷與鄉野，表現出極強的社會整合力。而造就這些身兼二任的士大夫的就是科舉。另外，帝王為了統治之需要，將儒家價值觀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而士大夫是儒家價值觀的忠誠信仰者，他們利用自己一身兼二任的角色，利用他們道德表率作用和身體力行的努力，將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儒家價值觀變成宗法社會的價值觀，甚至變成每個人的價值觀，在思想觀念、價值體系上完成了政治與社會的有機統一，而造就居中聯系的士大夫的也是科舉。科舉廢止，士大夫與國家、政治的制度化聯系被切斷，被排除在體制之外，失去了中間黏合者的作用。精英對國家政治認同感的疏離，影響整個社會對國家政治認同感的變化，因此廢止科舉，等于撕裂國家與民間、政治與社會、廟堂與江湖、朝廷與鄉野緊緊相連的關系，這樣，民間社會作為一個對立面出現在國家政治面前，並且力量越來越強大，專制政權的危機由此而來，這就是辛亥革命爆發，會獲得如此多的社會力量支持的緣故。這正如學者蕭功秦所言︰一方面，變革舊制（廢止科舉）而導致傳統的社會整合方式的喪失；另一方面，新的社會整合方式（例如學堂教育體制）又無法單憑體制改變而及時形成，由此產生嚴重的社會脫序和社會整合危機。事實正是如此。科舉制度不光使“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培養了忠誠的支持者，更為重要的是，社會精英被吸納進官僚體系之後，民間社會的力量就被弱化掉了，在政府與民間的力量對比中，政府居于絕對主導地位。可是，廢止科舉之後，政府失去了吸納文武精英最有效的通道，士子（天下英雄）游蕩民間，社會力量驟增，民間突然變得強大起來，強大到足可以與政府分庭抗禮，這就出現了所謂的“官不如紳”格局。可以講，科舉的廢止，將政府本來可以拉攏過來的人才，變成了自己強有力的對立面、革命者，廢止科舉，清政府為自己造就了掘墓人。我們看到，科舉考試讓讀書人知書達理，溫柔敦厚，一個個爭做順民和官僚，正所謂魯迅先生所說的兩種人︰想做奴隸而不得的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廢止科舉以後，民眾的文化心理開始慢慢發生變化，不再依朝廷馬首是瞻，也不再完全忠誠于儒家價值，那就是存有貳心了。某些英雄好漢如孫中山、黃興等激進分子，干脆扯起反政府的旗幟號令天下，最後居然還真的干成了一票，不能不說科舉廢止，就如同放棄了對英雄好漢的控制。其實，很多士子並非天然長著反骨，而是仕進無門之時，不免彷徨、怨憤、絕望，從一個政權的絕對支持者變成一個抱怨者、反動者，就像現在很多大學生花了很多錢讀出來卻找不到一份糊口的工作，難免會彷徨、怨憤、絕望一樣，會對政府不滿，會有過激行為。廢除科舉尤甚，這條渡過成功彼岸的幾乎是唯一的獨木橋被拆掉了，社會流動被阻塞，社會的怨氣仿佛缺少了出口，轉而沖向政府，政府無力解決，只能彈壓回去，當這些怨恨的情緒堆積在社會里面，彼此傳染，越積越濃，就形成了一種強大的社會心理。表面上看，新式學堂給讀書人一條新出路，其實並沒有那麼美好，與科舉比較起來，新式學堂的誘惑不及科舉，科舉是考中就有官做，新式學堂並不能打包票可以做官；新式學堂按時畢業，畢業了就進入社會謀生路，前景並沒有那麼明確，可能還需要“二次奮斗”，科舉可以“活到老，學到老，考到老”，永遠不會畢業，永遠給你下一次機會，永遠給人一個盼頭在那里。兩相對比，無疑加重了讀書人的挫敗感，增加了對政府對社會的怨恨情緒。從社會心理學來講，因政府或社會給人造成挫敗感和失望感，會加深人們對政府、對社會的怨恨，很容易走向反政府反社會之路。試看參加革命黨的人，有多少不是因為科舉廢止，人生挫敗，轉而對政府心生怨恨，走向革命之路呢？怨恨的社會心理一旦形成，就像空氣中布滿了易燃易爆物，只需要一點火星就能引燃引爆。科舉廢止後，社會積怨，人心離散，只要英雄登高一呼，就會應者雲集，這就是辛亥革命不費太大的工夫就將二百多年清統治推翻的原因之一——社會條件已經充分具備。廢止科舉為辛亥革命準備了思想科舉的好處是實現社會階層的流動，但也造成了思想上的僵化。為了仕途上的前程，為了準備科舉考試，讀書人十年寒窗，皓首窮經于經史子集，基本上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耗費青年有為的生命就是為了“揣摩腔調”。學習內容上的隔絕狀態和學習本身的隔絕狀態，其實就是思想上的隔絕狀態。這里有一個例子可以充分地說明這種隔絕狀態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劍橋中國晚清史》里講，1865年江南制造局建成後，它的譯局翻譯的出版物銷路很有限。據有人估計，從19世紀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譯局賣出約13萬部譯著。中國公眾對讀物的冷淡態度和明治時代日本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比。在日本，福澤諭吉的《西洋事情》自1866年出版後幾乎立即賣掉了25萬冊。從這一數據的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出，科舉確實扼殺了讀書人的活力和生氣，士子們參加科考，只需要熟誦經典，倒背如流，按格式去答寫就可以了，所謂的知識和創新被限定在十分有限的範圍里。在這種長期的封閉式訓練之下，中國知識分子循規蹈矩，僵化教條，陳腐保守，缺乏創新，一言以蔽之，讀書科考把人給讀傻考傻了，讀成了一個個不適應時代潮流的老古董。只要科舉不廢止，他們的利益被帝制政權高度捆綁，士子們就始終不會有興趣了解儒家經典以外的書籍和世界，因為，閱讀這些無補于他的考試，還可能影響其前程功名，他們不接受西方文明，思想滯後頑固就不足為奇了。這就顯示出科舉制度的兩面性來，一面，它是極具開放性的，對所有社會階層敞開；一面，它又是極其封閉的，將讀書人局限在方寸之間。兩個矛盾的面都有利于政權的鞏固，但不利于民族思想解放和與國際接軌。由此看，人們講科舉是愚民的手段，不無道理，它用封閉單一的信息而讓人愚昧。要言廢止，談何容易，梁啟超認為，最好的辦法是興學校。廢科舉，立新學，讀書人由封閉走向開放，思想由單一走向多元，開始關心世界，吸收現代文明成果，更換舊腦筋，學習新思想，重新審視國家民族與世界，難怪梁啟超先生說，現代觀念的出現，最關鍵者就是科舉制度滅亡。可是現代觀念一旦形成，科舉制度所維系的舊制度還能被接受嗎？確實，廢止科舉，將讀書人趕進新式學堂，他們在那里固然還要學習一些儒家經典，但更多地學習各種現代科學知識與技術，接受迥異于儒家思想的啟蒙思想，民主自由，無疑讓他們受到了現代知識與思維方式的訓練，並萌生出改造中國政治和社會的強烈願望，當這種願望變得極為強烈時，很容易就走向極端的暴力之路。正如前面講到的，科舉奠定了帝制政府的文化秩序，使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社會價值高度一體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讀書人都訓練成君王的奴才，在思想和行為上絕對地效忠皇權，並變成定型化的思想行為模式。科舉廢止後，讀書人接受了西方平等、自由、“德先生”、“賽先生”。從忠誠信仰傳統儒家觀念與價值而至懷疑和反對，這就使儒家觀念與價值邊緣化，使儒家意識形態灌輸失去制度化依托，進而使帝制政權失去政治意識形態支撐，為辛亥革命準備了思想。可以講，廢止科舉，開啟現代教育，也就開啟了現代政治。因為，中國讀書人進入新式學堂，尤其是游學海外，對西方認識不斷深入，他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西方國家強大，不再像過去那樣只是技藝精湛、工商發達，關鍵在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消除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壁壘，能夠“合君民為一體，通上下為一心”，從而產生了在中國建立新的政治形態的想法和要求，這種想法要求因民族危機加重而顯得格外急迫，以至于等不得清政府慢條斯理地搞立憲，就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來強力推行新的共和政治。細讀歷史我們還會發現，1905年，中國歷史上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廢止科舉，二是同盟會成立。兩件大事看似孤立，但我仍然看到了它們內在的某些聯系。考慮到真正廢止科舉之前已有廢止的動議和過渡性的措施，因此，科舉還沒有廢止之時，一些地方大員比如張之洞就鼓勵“游學”，已經看到科舉進身無路的讀書人紛紛出國留學。據統計，到1907年，中國光是到日本的各類留學生的總數就達七千余人。這些青年才俊一旦走出國門之後，受到西方思潮的洗禮，對腐朽的中國政治極其失望，就想把西方的政治模式搬到中國來，以救亡圖存。但並不是你想搬來，清政府就同意搬來的，就是清政府想搬來，也是按照他們自己的需要來搬，而不是按你的意志來搬，革命青年就只好用革命的方式搬來。為了革命，這些留學生在孫中山的領導下成立了同盟會，宣傳革命思想，組織武裝起義，直至辛亥革命。可見，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留學生與海外移民輸入的革命。如果沒有廢止科舉，這場革命的成功不知道要推遲多少年。廢止科舉為辛亥革命催生了人才科舉制度並不只是一種教育制度，同時是選官制度，它使政治和政府最大限度地向各個階層開放和流動，使“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讓天下人才為我所有所用。雖然清政府為正式全面廢止科舉考試，做了一些相應的過渡性安置措施，但對于眾多的舊士子們來說，這顯然只是一種安慰，已不太具實質性意義。過去的開放和流動的格局因科舉廢止而被打破，政府用人缺失標準，只好重新采取“上指定下”的用人方法，必然會導致“人事奔競，派系傾軋，結黨營私，偏枯偏榮”，很多士子進身無門，徒增社會不公感。對于那些進入新式學堂的學子而言，新式學堂吸納能力遠遠沒能滿足實際所需。正如時人指出的，“各省學堂經費匱乏，無米何炊，力不能支，提學紛紛請款，而官力民力羅掘俱窮”，辦學經費如此拮據，可以想見能有多大的成效，又有多少人因此失學而無書可讀。這就讓大量既不能入新式學堂，又不能考科舉的舊文人一下子成為左右不靠的浮萍，變成所謂的“游民階級”，而且這樣的人員絕不在少數，當時就有人指出︰“科舉初停，學堂未廣，各省舉貢人數不下數萬人，生員不下數十萬人，中年以上不能再入學堂，保送優拔人數定額無多……不免窮途之嘆。”“游民階級”因科舉廢止而失去了原來實現自身價值的場所，又沒有得到較好的安置，一下子窮途末路，呈游蕩狀態，很容易走向冒險之途，變成一股反政府、危及社會穩定的力量。當年，江甦舉人劉師培會試落第，“飛騰無術儒冠誤”，也屬于“心若死灰，看見眼前一切，均屬空虛”的一類，開始在國內搞反清活動，隨後東渡日本，參加同盟會，就是這些“游民階級”中的典型一員。另外一些並非“游民階級”的新式文人被從舊官僚體系剝離出來後，進入新式學堂學習，變成了新的知識分子，他們不能再寄望科舉為出路，時代為他們設置的出路大抵可以分為三條，一條是留洋海外，一條是從軍做職業軍人，一條是從商，以此為他們人生價值的依托，否則並沒有太多的出路，除非自己有關系可以躋身政府，畢竟，那個時候自由職業者還是很少的。大致的三條出路，無一不是從不同的方面在為辛亥革命準備人才。游學海外的學生，要麼成為立憲先鋒，如蔡鍔；要麼成為革命黨的領袖，如黃興，後來不少人成為民國政治舞台上活躍的政治家。可見，廢止科舉中斷了文人的仕進之路，中國少了一些舊官僚的同時，也為新的共和民主政治準備了一批現代政治家、軍事家。廢止科舉後，從軍是做官最簡捷的道路，尤其是新軍吸引了眾多的讀書人，但他們不同于傳統士大夫，既不能一身兼二任，黏合社會，也因為思想解放而無法與清王朝完全同心同德，他們既為現政府服務，卻又不滿于現政府，他們稍為被革命黨策動，就會支持或同情革命，更何況他們中不少人本身就是革命黨，辛亥革命之所以摧枯拉朽式地席卷全國，迅速成功，就是因為他們的反叛，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是他們從內部瓦解了清政府，他們為革命成功立下了汗馬功勞。那些從商的，依托商業資本支持革命，據此在新政權中謀取一官半職。此時，隨著清政府鼓勵民間資本發展，商人已從“士農工商”四民社會的底層慢慢地爬升起來，成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一些地方的商人組成商會，擁有自己的武裝，連清政府都要懼怕他們三分。這些都是他們“從商做官”的資本，我們回看民國初年政壇上的活躍分子，除了新式文人、職業政治家、職業軍人外，商人也佔一定比重，原因即在此。當然，能夠游學海外，能夠從軍、從商的畢竟鳳毛麟角，更多的知識分子從新式學堂畢業之後就沒有了著落，何故？晚清畢竟仍然是一個農業大國，工商業並不發達，無法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據統計，到辛亥革命前，全國已有6萬多所新式學堂，學生數將近200萬，國家一時消化不了那麼多的學生。而這些青年知識分子很多從傳統鄉村走出來，已經很難再走回去，因為，他們不像他們的父輩，即便在鄉村生活也可以做入朝為官的大夢，憑借科舉考試，“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們回到家鄉，無非是教教書，但家鄉已缺乏了他們實現自身價值的場所。他們只好涌入都市，變成無法就業、前途淒茫的“新游民階級”，成為又一股危及社會穩定的力量，並在辛亥革命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三類人才是完全不同于傳統士大夫的新式人才，他們或者對舊政權怨恨而決絕，成勢不兩立之態，或者與舊政權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又有明顯的疏離感，或者見風使舵，隨時投機政治，在新舊之間晃蕩。總之，不是舊政權的可靠忠臣，卻可能是辛亥革命的領導者和可靠人才。最後說句總結的話。有人把中國的科舉制度稱為中國的“第五大發明”，國外也學習這種文官考試制度，來彌補政黨政治之不足。相對于物質文明領域的四大發明而言，科舉制度作為制度文明的存廢影響之大顯而易見，制度文明的存廢說得嚴重點，搞得好，會帶來長期的文明繁榮，社會的穩定；搞得不好呢，會引起動亂，帶來暴力革命，讀史者不能不察。為了重建社會秩序，民國建立之後，受孫中山的倡導，建立了考試院，這就類似于復制科舉考試，當然，內含外延已有所變化。現在，一些人輕言廢止高考，是過于輕率的、不負責任的言論，除非我們的社會可以創造更多的出路，否則至少公平是很難保證的。現在，除了高考，還有一個“國考”——國家公務員考試，這大約也是一種科舉考試的借鑒，是專為政府選拔人才之用，從“國考”的熱度和殘酷競爭來看，與科考確實有些相似之處。國民思想啟蒙助催中華民國誕生今天，“公民”、“公民意識”、“公民思想”、“公民社會”這樣的字眼井噴般呈現在我們眼前，成了時髦詞匯。有輿論將2008年稱為中國“公民社會元年”，似乎喻示中國正在向公民社會邁出第一步。很多人在頻繁的公民思想啟蒙之中，明白了一個基本的道理，培養公民思想，培養合格的公民，才能建立真正的公民社會。時光倒推到晚清民國，那個時候，類似的時髦詞是“國民”、“國民意識”、“國民思想”、“建立民國”、“國民思想啟蒙”等，成為一時之社會思潮，震動人們的耳膜，刺激人們的腦子。而歷史再往前，則類似的流行詞匯是臣民、子民、庶民、草民、黎民、順民、刁民、賤民……詞匯的演變也是一部歷史的演變，詞匯的流行是某種思潮的流行，相對而言，帶有政治色彩的詞匯流行往往是某種政治意識形態的推廣，而且，革命必須要輿論先行，詞匯是漂浮的外表，就像深水是魚，而水泡是外象。從這個角度探究國民思想啟蒙，與辛亥革命發生、中華民國創立的內在聯系，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從臣民思想到國民思想的一次啟蒙傳統中國大多數時間實行君主專制，家天下的政治形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翻譯過來是說，天下的土地是君主的，天下的人民也是君主的，簡而言之，“朕即國家”。帝王統治萬民，就像牧羊人趕著自己的羊群一樣，故有“牧民”一說。人民既然像羊群一樣，不能也無須做自己的主人，只能任主人驅使宰割。這決定了臣民有這樣一些特性︰一、權利淡薄，只知道有忠君的義務，而沒有關于法定權利的自覺；二、崇尚尊卑，習慣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身份地位權勢輩分高出自己半分，就要矮人半截；三、甘于服從，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位卑者、無權者只有服從的命；四、卑屈愚昧，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之術下，臣民愚昧而自卑，自卑而越發愚昧。臣民思想深及骨髓，帝王永遠神聖正確，自己永遠卑微弱小，仰食于君主，最大的希望是踫上個愛民如子的明君和秉公執法的青天，這是臣民能夠想到的最好的善治了，其他的實在不敢有所妄想。至于自己可以當家做主，主宰國家命運，那是謀反，是打死都不敢想的事。何況，皇帝是天之子，代表天來統御萬民，是真理與權威的絕對化身，臣民除了听“天”由命，別無選擇。除非皇帝逆天而行，臣民起來反抗並推翻他，這叫替天行道，是為義軍，否則，理由是不充分的。極端專制培養出來的人，說得好听點是順民，說得不好听是奴才，是君主的工具與芻狗，被利用和驅使的對象。可是在奴才看來，繳納租稅是理所當然的，而要求權利好處是可恥的，主子有殘暴或賢明的區別，而奴才永遠是听話的奴才。這種思想流傳千古，四季常青。但是到了晚清，這一堅固的思想觀念開始松動，一種全新的身份意識萌芽——國民思想，並呈現取代臣民思想之勢，進而影響時代進程。最早給“國民”以現代定義的是梁啟超。1899年，他在《清議報》上發表《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對“國家”與“國民”進行了深刻的論述︰“國家者，以國為一家私產之稱也。古者國之起原，必自家族。一族之長者，若其勇者，統率其族以與他族相角，久之而化家為國。其權無限，奴畜群族，鞭笞叱 。一家失勢，他家代之，以暴易暴，無有已時，是之謂國家”。故“國難雲者，一家之私禍也；國恥雲者，一家之私辱也”。“國民者，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也。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則無有國。以一國之民，治一國這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從梁啟超對國家和國民的定義可以清晰地看出，“國家”是以國為一家私產，“國民”是以國為人民公產，“國家”之下，人民被鞭笞奴役，其興亡恥辱與人民無關；“國民”之下，人民是國家主人，其興亡恥辱與每個人休戚相關。現在看梁啟超的這番論述，很平常，但在19世紀末的中國，這樣的宏論無疑是驚世駭俗，勇敢地挑戰了既有的政治意識形態，徹底地顛覆了人們對自我身份的固有認識，即國家可以不是一家一姓的，自己也可以是國家的主人，國家是為人民而立的，國家與人民是一體的，為了管好自己的國家，每個人都要享參政權利，盡監督執政者的義務。1902年2月，梁啟超在他主編的《新民叢報》創刊號發表《新民說》系列文章，系統地論述了培養國民思想的重要性及其原則︰一、國民要有國家思想，“有國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謂之國民”。二、國民要明確權利和義務，懂得“天賦人權”，人生來就享有各種權利，權利思想之強弱，就是國民意識之強弱，並且，享受權利必盡義務，“人人有應得之權利，即人人而有應盡之義務”。三、國民要自由，但“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為界”，“故真自由者必能服從于法律之下”。四、國民要懂得如何服從，“不可服從強權，而不可不服從公理”，“不可服從少數之專制，而不可不服從多數之議決”。梁啟超在《新民說》里還一針見血地辨析了國家與政府的關系︰“國家如一公司，朝廷則公司之事務所……兩者性質不同，而其大小輕重自不可相越。故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國家也’一語，至今以為大逆不道，歐美五尺童子聞之莫不唾罵焉。……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代表，愛朝廷即所以愛國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蟊賊，正朝廷乃所以愛國家也。”在此，梁啟超不僅推翻了承續千年“朕即國家”的政治理念，對執政府的合法性進行了重新界定，不再承認“朕即國家”，如果政府不獲得“正式成立”，即可視為“國家之蟊賊”，明確指出國家不等同于朝廷，愛國不等于愛朝廷，批評政府就是為了愛國。這些大膽而前衛的觀點，就像一枚枚炮彈，在榆木似的臣民腦袋里炸開了花，也在清王朝的統治堡壘里炸開了花，不能不讓人重新審視國民與國家、國家與政府、政府與國民等關系。在從臣民向國民的思想啟蒙中，梁啟超立了首功。對國民思想進行啟蒙的除了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還有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也可謂用力頗深。鄒容在他那本被譽為“今日國民教育之一教科書”的《革命軍》里，將國民與奴隸相比較，來強調樹立國民之重要。他說，“奴隸者，與國民相對待而不恥于人類之賤稱也。國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獨立之性質，有參政之公權，有自由之幸福，無論所執何業，而皆得為完全無缺之人”。雖然革命黨與梁啟超政論敵對，但在對國民思想認識和對國民進行啟蒙上，其實是一回事，共同發力。革命黨在自己創辦的報紙上同樣大聲疾呼︰“今試問一國之中，可以無君乎？曰可。民主國總統，不得謂之君，招之來則來，揮之去則去，是無所謂君也。又試問一國之中，可以無民乎，曰不可。民也者，納其財以為國養，輸其力以為國防，一國無民則一國為丘墟，天下無民則天下為丘墟。古國者民之國，天下之國即為天下之民之國。以一國之民而治一國之事，則事無不治；以一國之民而享一國之權，則權無越限。”在革命黨看來，“無權利者，非國民也”；“無責任者，非國民也”；“無自由之精神者，非國民也”；“不平等者，非國民也”。即使用現在較為苛刻的眼光來看，梁啟超和革命黨對國民思想的論述都是相當深刻而精彩的，遑論對于一百年前的民眾，飽受千年臣民思想的燻陶，這樣一種石破天驚的思想轟鳴在他們的耳膜之上，是何等的振聾發聵！我猜想會大有一種徹底被震驚的可能。盡管立憲派與革命黨在到底是用暴力革命還是用和平改革手段，來推動中國的政治轉型有很大的分歧，在對國民程度及政體選擇關系上有分歧，在培養什麼樣的國民思想上也有分歧，但雙方關于國民思想重要性的認識，以及致力于國民思想的啟蒙方面，高度一致，並無根本的區別，都將培養國民思想視為第一急務。國民思想啟蒙助催民國創立為什麼立憲派和革命黨如此重視國民思想啟蒙，下那麼大的力氣來喚醒國民意識？這里面有必然的歷史邏輯。晚清遭遇了千年未有之變局，民族危機空前積聚，各個精英群體嘗試尋找多種救亡的答案，經歷了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心理的層層遞進探索後認識到，中國不僅在科學技術、政治制度方面落後于西方，即便在身體、智力、道德和精神等方面中國人也不如西方人，有太多的劣根（當然，人性是一樣的，劣根是制度的產物）。一個好的技術和制度，如果沒有相匹配的人去做，也會功虧一簣，“新其政不新其民，新其法不新其學”是不行的。相反，“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魯迅《吶喊》自序）所以，培養國民思想，尤其是國民的國家認同、政治權利意識是為急務，以使中國人具有相應的知識水平、精神狀態和心理素質，操練西方引進的先進事物。誠然，對于立憲派或是革命黨來說，啟蒙國民思想，還有更為直接的目的，那就是，無論立憲派想要在中國建立君主立憲，還是革命黨人要在中國建立民主共和，這兩種政體都不再是君主專制，前者是虛君共和，後者是民主共和，都是打破家天下的政治形態，建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國家，而建立現代國家就需要培養現代國民。通俗點講，叫做制造輿論聲勢，凡做什麼事，都要輿論先行。什麼是現代國家呢？那就是林肯所概括的，“民有，民治，民享”，即國家由人民所有、由人民治理、為人民服務。其具體的含義是︰一、國家是所有國民的集合體，國家為國民所有，國民是國家的主人。二、治理國家的權力由國民掌握，通過直接或授權的方式來管理國家。三、國家最基本的職能，是對外保持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對內保障國民權利的完整。現代國家完全顛覆了帝制國家的權力關系。帝制國家，權力在帝王手里，現代國家權力在國民手里，帝制國家的權力為帝王服務，保障帝王的權益優先，現代國家權力為國民服務，保障國民的權益優先。這樣一種權力關系將國民與國家的關系進行了全新的定義和調整，讓國民生而平等、獨立自由、當家做主成為可能。而要建立這樣的現代國家、現代政治形態，尤其是在一個世界上君主專制時間最長，臣民做得最純正的國家，談何容易！必須從啟蒙國民思想、改造臣民開始，進行一次徹底的身份意識、權利意識的張揚，把奴隸變成人，把工具變成人，因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不是靠一幫奴才建成的”，必須是具有清醒國民意識的國民才能建成。立憲派或是革命黨中較早接受和見識西方政治優越性的精英分子認識到，“國家之盛衰強弱，必視國民之力以為衡”，西方國家之所以富強，是因為“國中有國民而無臣民，有主人而無奴隸”。中國要變成富強之國，必須走這條路，這也符合社會進化論的道理。正是基于這些認識，在晚清之際，無論立憲派還是革命黨，紛紛利用創辦報紙、組織社團、舉辦學校等方式，進行國民意識啟蒙。這些啟蒙努力，不能說讓國民思想深入每一個人心，也不能說國民能全面深刻地理解並踐行了，但至少喚醒了部分人民的權利意識，讓人明白一個基本的政治常識，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國家和政府是為了人民的權利和幸福而存在的，為了保證國家為人民服務，必須將國家的權力從帝王的手里奪過來，控制在自己手里。別小看這點常識的普及，當人們用這點常識去衡量現實，發現自己身處滿清的帝制統治之下，無法獲得一個國民應有的權利地位之時，對滿清的離心力可想而知。所以，我們看到，日俄戰爭之後，對立憲的呼聲如此之高，國民意識呈井噴之勢，政治參與要求日甚一日，無不跟國民意識覺醒有關。當滿清打算立憲，卻又遲遲沒有實質行動時，民眾很快就由對滿清的支持轉而變成厭惡，轉向同情革命，支持用暴力的方式來實現他們做國民的權利，蓋因覺醒的國民再也不願意做奴隸。現在，有人說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和清王朝，像是一起偶然事件，因為武昌起義本身就帶有很強的偶然性。不然，為什麼滿清王朝如此輕易就傾覆了，原因是復雜的，比如清政府財政枯竭，軍權被袁世凱架空，孤兒寡母無能駕馭時局等，但人民經國民思想啟蒙，渴望新的政治形態、新的政治身份、新的政治權利、新的社會地位，這樣社會的心理更是革命者登高一呼，應者雲集，滿清被迅速摧垮的重要原因。據此，我不認為清王朝腐朽到了極點，也不是爛到根子里去了，才會民心失散，不完全如此，換在以往朝代，晚清統治持續他個數十年我看不在話下，因為，晚清末年並非歷史上腐朽衰落到可以排得上號的朝代，也不是國民饑寒交迫到活不下去了。當然，持續的前提是，臣民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沒有絲毫的改變。但是晚清很不幸，它面對一個傳統政治秩序被否定，民主憲政席卷而來，國民意識被喚醒的時代，君主專制的合法性遭到質疑和否定，社會需要推翻它，重建一個符合現代政治要求、贏得充分合法性的政權，這是滿清無力給予的，其速敗已經注定。我記得唐德剛先生說過，大清帝國的倒掉是“牆倒眾人推”，眾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罷了。這話很精準，雖然立憲派和革命黨各推各的，但至少在啟蒙國民思想上可以說方向和方法有一致性，只要大家用力的方向一致，方法得當，力量足夠，牆倒掉並不意外。公民思想是國民思想的“隔代遺傳”辛亥革命勝利後，南京臨時政府成立，當時的外交總長伍廷芳向世界宣稱︰“今天中國人正在努力的就是要使中國成為人民的國家。”這達到革命黨人進行國民思想啟蒙的目的，也符合立憲派的創造“新民”的理想，可謂皆大歡喜。然而，史實告訴我們，中華民國建立了，共和制度也實行了，但國民思想所應有的內含，比如人權、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等並沒有隨之而來。相反，在民主共和實驗中，丑惡之事頻頻發生，比如專制復闢，暗殺成風，踐踏司法等。這又讓原先鼓吹國民思想的知識精英進行反思，是民主共和不好搞，還是如梁啟超所擔心的國民程度不夠？梁啟超在《新民說》里曾經講得很清楚，“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現在徒具虛名地有了新制度、新政府、新國家，但骨子里的東西並無太多改變，即民德、民智、民力都還不夠火候，國民仍然缺乏公德、私德、國家、權利和義務諸思想，共和國家建設在這樣的國民之上，如大廈建在沙堆之上，垮塌是遲早的事。其實，辛亥革命的勝利來得太突然，共和國來得太容易，掩蓋了國民思想啟蒙不夠的事實，也掩蓋了中國傳統政治社會制度的頑固性，國民在事實上還不能完全擺脫臣民思想的羈縻，其中，啟蒙者對國民思想認識的局限性也是原因之一。比如梁啟超就認為，“國家為重，而人民為輕。苟人民之利益與國家之利益相沖突時，只能犧牲人民之利益以殉國家，而不能犧牲國家利益以殉人民”。這等于顛倒了國民與國家的主次關系，連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都不及。這也說明，在當時，國民思想啟蒙何等任重道遠。這樣，繼續進行國民思想的啟蒙，尤其是對國民劣根性及其根源進行徹底揭露、鞭撻和改造，成了知識精英的共識，在這方面，以魯迅做得最為出色，在他看來，“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這樣的反思可謂眼光獨到。1912年1月1日,上海界歡送孫中山赴南京就職。而在我看來，所謂改造國民性，不如說是改造臣民性更為準確，改造造成臣民的制度。一個人一旦真正從臣民變成國民，他是具有現代意識、符合現代國家要求的，只有臣民，或是半臣民半國民狀態的人，才需要好好地改造。臣民的劣根性是什麼呢？不過是我前面講到的臣民的一些特性，以及由這些特性引申出來的種種“劣跡”，這確是需要用韌戰的姿態去改造的，做百倍的努力得一分的收獲，也是大的進步。但最主要的是從根源，即從造成臣民的制度上去拔除毒源，否則，國民性的改造總是收效甚微，這一百年來，我們敢說成績斐然嗎？我不覺得。當共和被袁世凱摧毀，袁世凱死後旋即進入軍閥爭霸時代，很多知識精英幡然醒悟，這是國民思想啟蒙還遠沒有完成的結果之一，啟蒙尚未成功，同志們仍需努力。這同樣被孫中山看到了，他說，“革命成功以後，成立民國，采用共和制度，此時大家的思想，對于何以要成立民國，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現在，真是心悅誠服實行民權、贊成共和的同志，還是很少”。有感于國民程度太低，孫中山寫了一本民主生活的普及讀本《會議通則》（《民權初步》），教民眾怎麼樣開會集會，國民思想從abc學起。正因為國民程度跟不上時代要求，國民思想再啟蒙變得必要，新文化運動應該說就是要補上這一課，並有大的升華。可惜的是，這一課沒有補完，中國社會又發生了混亂。直到近些年，一些知識分子才又“舊話重提”，再來一場新文化運動或文藝復興。只是，現在，國民被公民所代替，國民意識被公民意識代替，不過，稱謂不同，實是一回事，因為在民國時期，“國民”是被憲法規定的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而現在，“公民”是憲法規定的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者，我們現在大談的公民思想，與清末民國談國民思想並無本質區別，語義和用意也大抵相同。從歷史到現實，從國民思想到公民思想，一百年的輪回，我們仿佛又回到了起點，國民思想啟蒙在我們這里“隔代遺傳”為公民思想啟蒙。原因只在，我們的社會仍然深積著臣民社會的痕跡，臣民思想、臣民劣根性仍然沒有被清除干淨，我們的身上或多或少遺留著臣民思想的烙印，我們仍然在為建立民主和法治的國家、為培育具備現代政治人格的國民（公民）而努力，去完成一次歷史的接力賽，將落後在西方背後的那一大截盡可能趕上。實事求是地講，器物的拿來是容易的，資金的引進是容易的，制度是容易模仿的，但思想意識的轉變非一朝一夕，搞不好還會進一步退兩步，公民思想啟蒙亦是如此，絕不會一蹴而就。在一個臣民思想根深蒂固的國度，公民思想的發展必然要經歷非常艱難和曲折的道路。然而，我們又不能不說，從臣民思想批判，到國民思想萌生，再到公民思想的鼓與呼，已經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大幕開啟了，一個國家民族擺脫專制的束縛，大膽地追求民主政治，雖歷千辛萬苦，曲折艱難，但開啟的大幕不會合上，走在路上的人們不會回頭，他們必然要做自己的主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成立“革命公司”，發行“革命股票”如果我問讀者諸君，這世界上做什麼樣的投資，開什麼樣的公司最賺錢，答案會有各式各樣，有的人會說開銀行最賺錢，有的人會說投資能源，開石油公司最賺錢，有的會說搞衛星弄高科技最賺錢……但是我要告訴諸君，還有一種比這些更賺錢的，那就是投資革命，開革命公司，一旦革命成功，把整個國家都賺到手里，那還了得，豈是一兩家實業公司的財富可以比擬？當然，風險與收益往往成正比，開革命公司收益固然大，風險也最大，搞不好是要掉腦袋的，因此，“投資有風險，入市須謹慎”。這世界上真有投資革命的人？真有人開革命公司的？還真有，那就是赫赫有名的孫中山先生，他首創“革命公司”，發行“革命股票”，在“海外上市”圈錢，籌到錢用于國內革命，結果這革命公司還真的做大了，奪了清政權，建立了中華民國，孫中山本人也收益頗豐，做了民國大總統。革命就像做買賣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革命是真刀真槍干出來的，革命是需要流血犧牲的。換句話說，革命是所有政治變革、政權更迭中成本最大的，革命意味著流血犧牲，有什麼比付出生命成本更大？而這些成本最終都可以換算成金錢︰革命需要有槍有炮，得用很多錢去買；要讓人去打仗賣命，就要有軍餉管飯吃，有功者還要給獎賞；革命者家有老小，也不能不管不顧，需要撫恤烈士家屬，讓人死心塌地地革命……這些都需要真金白銀，沒有錢革命幾乎無從談起，這在古話叫做“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有了錢就能把皇帝拉下馬。孫中山搞革命究竟需要多少錢無從統計，我們看到，單是同盟會發布的《軍政府宣言》中就有“恤典”一節，其中規定︰凡交戰受傷，以至殘廢不能任職者，其退伍後，照本人現餉現俸，賞給終身；凡在軍身故者，無論將校兵士，均查明本人之父母妻子女，每月給贍養費，父母妻養至終身，子女養至20歲。可見，光是優撫革命傷殘、烈士及其家屬，真正執行起來恐怕都得要很多的錢。孫中山並不是一個天生的造反胚子，早些年，他曾是一個熱血青年，很想為清政府做點什麼，為此，他給李鴻章寫信，提出自己對改良政治的看法，想以此獲得李鴻章的賞識，謀個一官半職什麼的，至少給句“四有青年”之類的表揚吧。誰知道李鴻章哪里把這個叫孫文的無名小子放在眼里，信遞出後如石沉大海。既然此路不通，孫文就打算另走一條革命之路，而且下決心走通，哪怕是屢屢踫壁他也執著不棄。現在我們假想，如果李鴻章器重了孫中山，推薦他做個一官半職，中國歷史上還會有一個叫“國父”或“革命先行者”的孫中山嗎？所以啊，無論哪個時代，高官對于青年人滿腔熱情的政治改革意見切莫冷漠以對，誰能預料他們當中，沒有一個會變成孫中山呢？這是題外話，還是言歸正傳，話說這孫中山開革命公司的事。孫中山老早就知道，有錢才能搞革命，沒有錢革命就變成一句空話，孫中山出身農家子弟，自己並無多少錢財，怎麼才能搞到更多的錢呢？我們現在知道，搞（圈）錢的好方式，就是搞一個空殼公司，然後包裝上市，發行股票，一夜之間就可以化腐朽為神奇，圈來源源不斷的錢，你看現在那些上市公司的大股東，哪個不是借上市把自己的身價漲他個幾十倍幾百倍的，哪一個不是一夜暴富的。這種手法，孫中山老早就明白了（革命成功後，也是他最早提出在上海建證券交易所的），只不過，他成立的不是合法的實業公司，而是清政府眼里非法的革命公司，發行的股票自然不會在國內被那麼廣泛地購買，而是在海外華僑中被認購。1894年11月24日，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第一個革命公司“興中會”，接著公司開到香港等地。香港中興會總會的“公司章程”規定，每個入會會員必須繳納“底銀”5元，“股銀”10元。“底銀”是會費，而“股銀”為股票，發股票是“用濟公家之急，兼為股友生財捷徑”。孫中山向入股者許諾，一旦革命成功，建立中華民國，“十可報百，萬可圖億”。為了鼓勵大家買他的股票，孫中山還為自己做廣告:“此于公私皆有裨益，各有咸具愛國之誠，當踴躍從事，比之（向清政府）捐頂子買瓴枝，有去無還，洵隔天壤。且十可報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也就是說，你們去買大清的垃圾股，哪里比得上買我的潛力股劃算，我現在給大家創造一個發財的機會，快出手啊，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雖然那個時候，孫中山的“革命公司”能不能經營成功還是個沒影的事兒，但在孫中山的漂亮廣告之下，還是集到了13000元港幣的款項，挖到了第一桶金。很多華僑並不是有錢之人，這次孫中山籌到的錢並不算多，還不夠起義之用，于是孫中山就想勸日本人也來投資他的“革命公司”。1895年，孫中山兩次拜訪日本駐香港領事館中川恆次郎領事，想要日本人投點錢，實在不行，支援點槍支也可，好讓他的“革命公司”做成第一筆生意——發動廣州起義。但是，日本政治投資客何其聰明，他們認為孫中山“統領的才干、經歷和人望等皆很不夠，而且各派間的聯絡也不暢通，因此即使舉事的步驟和手段已經定下，其舉事能否成功，尚有懷疑”，對于孫文說要在兩廣獨立成立共和國，更是覺得不過是空中樓閣，拒絕入股。孫中山出師不利，這次起義以失敗告終，但孫中山發行革命股票的勁頭更大了。190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經人推薦加入了帶有洪門組織致公堂，被封為“洪棍”，一下子變成秘密會黨里大哥級的人物。雖然洪門是一個會聚三教九流的雜牌公司，但孫中山覺得有資可圖，也就顧不了那麼多了，甘願去“打理”這家公司，他如法炮制，很快就將致公堂變成自己的“革命公司”，後來在致公堂專門設立一個賣“革命股票”的籌餉局，所籌集的錢用于革命開支。1905年春，孫中山與湖北留學生在布魯塞爾合影。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孫中山在日本印制了面值中國幣1000元的債券，僅售250元。承諾革命大功告成之後還本利千元，由起事之日始，限五年內還清。孫中山希望通過出售這批債券集資200萬元，並在印度把這批債券賣掉，有史料記載，債券當時只賣到135號，成績並不是很好。後來他又去了新加坡，希望能“覓大利之一道”，但是當時的新加坡華僑和富商對他的革命公司並無興趣，股票的發行自然也就不會好。同年，日本人犬冢信太郎出錢資助同盟會印刷發行《中華革命軍義餉憑單》，其實也類似于股票了，因為《義餉憑單》背面印著的“要則”是這樣寫著的︰（1）（同盟會）本部為接濟各地義軍軍需起見，特發行此義餉憑單，分百元、伍拾元、拾元、伍元四種。（2）新政府成立後，持有此憑單者，可向新政府銀行照數取換國幣。（3）新政府成立後，持有此憑單者，在本國內無論何處，均可通用。（4）本憑單不得由所有者轉讓他人。（5）本憑單發行時，蓋有三印為據，如未蓋印及印跡不符者，作為廢紙。這次依靠日本人幫忙印制的革命股票，發行得如何不得而知。除了這種供別人自由購買的革命外，同盟會擬定的《軍政府宣言》里還有強制入股的規定︰革命軍每到之地，百姓十人養一兵；一切官業、反抗軍政府的滿人官吏家產、反抗軍政府的人民家產，一律充公；凡軍隊所至，得與境內人民有家產者借用現銀；境內人民家產，過一萬元上者，令捐十分之一，五萬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二，十萬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三，五十萬元以上者捐十分之四，百萬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五；每軍的“因糧局”有權發行“軍用票”，流通市面；軍隊所到之處，清政府發行的紙幣，一律作廢。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黨數次起義即起即散，也就很難通過強制認購的方式籌到更多錢。1906年，孫中山在法屬殖民地越南發行100元面值的“中華革命軍銀票”，注明“持券人可在中國革命政府成立一年後，向廣東政府官庫或其他海外代理機構兌取現銀”，以法文印刷並加蓋中文“中華革命軍銀票壹百元”的印章。這次“海外上市”不知道弄到多少錢，我估計，隨著革命軍數次起義失敗的負面影響，應該不會籌到多少錢。1907年，迫于清政府的壓力，日本政府同意把孫中山驅逐出境，不過，精明的日本政府並不想把事情做絕，他們還想利用革命黨人來擴張日本勢力，他們一打一拉，驅逐孫中山，同時贈給他5000日元的路費，日本富商鈴木久五郎也贈給他一萬日元。1909年5月，孫中山自新加坡去法國巴黎，說是“竭力運動一法國資本家，借款千萬”。此前數年，孫中山與法國駐華人員即有機密往還，並曾派人陪同法國軍官前往與法國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廣西、貴州、四川三省，作實地考察。但因為法國政府內閣改組，借錢的事就黃了。有史家懷疑，孫中山欲前去借款的“資本家”，就是法國政府自己。至于人家入股得到孫中山什麼樣的條件允諾，史無記載，也就不得而知了。但這應該是孫中山引進外資較為成功的一次了，人家都來實地考察了，要不是有變故，就做成一個大單子了。1911年年初，為了替黃花崗起義籌措資金，孫中山親率洪門籌餉局的人到歐美各地進行游說宣傳，反應還不錯，尤其是加拿大華僑中大部分是致公堂成員，入股和捐款特別積極，有的堂口將會所都典押了，共籌到款項6 4萬加元。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同年5月5日，在芝加哥同盟會分會集會上，大約受到華僑入股、捐款積極性高漲的鼓舞，孫中山干脆宣布成立“革命公司”，動員華僑購買“革命股票”，承諾在革命成功後，股金本息加倍償還。同年6月15日，孫中山提議組建的美洲洪門籌餉局在舊金山成立，以革命軍政府名義發行了面額為10美元、100美元、1000美元的債券，孫中山親手制訂的籌餉約章規定︰捐數五美元以上者，均雙倍給發中華民國金幣票收執，十元者列名為優先國民，百元者記功一次，千元者記大功一次，待民國成立後論功行賞，數月內募集到140萬余美元。“所收捐款多少，除經費外，一概存入銀行，以備孫大哥有事隨時調用，他事不得提支”。既是捐款，理應不必求回報，規定了未來的回報期許，跟買股票何異，所以這次籌款仍難逃發行革命股票之嫌。此後，孫中山又在古巴成立代理籌餉處，將股票發行範圍拓展到南美。直到這一年的5月，孫中山才宣布成立“革命公司”，發行“革命股票”，其實，他成立的第一個革命組織興中會，就已經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革命公司”了，他親自為股票做廣告，會員也紛紛購買了“革命股票”，這些都是事實。孫中山此次公開成立“革命公司”，等于公開承認搞革命就像做買賣，是一種投資行為，我創辦“革命公司”，發行“革命股票”，你們來投資，將來革命成功，將還本付息。在此，我們還能感受革命的所謂崇高性嗎？在這里，革命其實庸俗得很，就是一種投資回報行為，只不過，出資者與革命者，是“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罷了。而且為了擴大資金來源，孫中山答應回報投資者，尤其是面對外國政府和外國政客時，不惜許以特權，真有點不顧一切的意味。所以，美國史學家韋慕庭在評價孫中山的融資行為時，給予毫不留情的批評︰“從現時的觀點來回顧過去的歷史，人們會認為，孫博士對債權人的某些許諾似乎是魯莽大膽的，甚至是喪失原則的。對于提供特權、地位和租界一事，也許孫中山毫無內疚不安之感。”革命就像做買賣，這與吳思先生所說的血酬定律有異曲同工之處。吳思先生認為，血酬就是對暴力的酬報，就好比工資是對勞動的酬報、利息是對資本的酬報、地租是對土地的酬報。不過，暴力不直接參與價值創造，血酬的價值，決定于拼爭目標的價值。什麼“十可報百，萬可圖億”，給予優先國民，記大功，給中國國籍，都是孫中山允應的投資回報。孫中山領導的暴力革命不像某種生產，直接參與價值創造，但他的暴力革命之所以值得那麼多人去入股投資，除了投資者個人利益的計算，革命成功，投資者都成了國家的大股東，必將獲得投資的高額個人回報。更重要的是，正是其拼爭的目標有價值︰革命成功建立民主國家，必將是中國前所未有的偉大進步，于國家民族大有利焉，是中華兒女之所願。然而，這樣的投資畢竟是以消滅敵人、消滅生命的方式來增進自己的收益，貌似是一種經濟計算，其實是最不經濟的計算，因為，真正經濟的計算，是在分工與合作、談判與互利中實現雙贏、多贏，從而增進自己的收益，從而整體上增進社會的收益。但類似革命暴力這樣的投資，是給別人做減法，給自己做加法，說是豪取強奪又有何不可？所以，不到萬不得已，能夠不開“革命公司”，不發“革命股票”，而是開“改革公司”，發行“改良股票”，才是最好的辦法。兩個“現代呂不韋”到底有多少人持有孫中山的“革命股票”，革命成功後的民國政府是否兌現過名目繁多的“革命股票”，很多人的情況不得而知了。但有兩個人有必要提一提的，一個是孫中山的大哥孫眉，一個是被稱為“革命聖人”的張靜江。兩人對于孫中山的“革命公司”投入巨甚，為國毀家紓難，堪稱“現代呂不韋”，民國成立之後，孫眉未獲一官半職，張靜江風光十分，差別很大。孫眉是孫中山的大哥，17歲時（1871年）遠赴檀香山謀生，不數載，成為檀香山華僑巨富，至1885年前後，他領有土地約6000英畝（約合2萬華畝），雇工1000多人，養牧牛、馬、豬、羊等牲畜數萬頭，積資數萬元，無形中成了一方的領袖，大家都尊稱他為“茂宜王”。孫中山走向革命道路，創辦“革命公司”，作為大哥的孫眉注定與中國這場革命密不可分。事實上，他成了孫中山最為踏實的依靠，一生資助革命，獨力供養老母及孫中山妻小，為孫中山解除後顧之憂。這里尤其要說說他對孫中山的“革命公司”的投資。1894年10月1日，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第一個反清革命公司興中會，按規定，入會者例捐底銀5元作為會費，孫眉不但交了會費，還慷慨地另捐股份200元，從那時開始了對革命股票的不斷投資，具體投資情況，就在“倒孫運動”中，孫中山在巴黎吳稚暉所辦的《新世紀報》為自己辯護時，可以看到孫眉投資情況︰“當日圖廣州之革命（指1895年廣州重陽之役）以資財贊助者，固無幾人也。所得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資數千，檀香山出資數千，合共不過萬余耳。而數年之經營，數省之聯絡，及于羊城失事時所發現之實跡，已非萬余金所能者也，則人人皆知也。其余之財何自來乎？皆我兄及我出也。又庚子惠州起兵及他方經營接濟，所費不下十余萬元，所得助者只有香港李君（李紀堂）出二萬余元，及一日本義俠出五千元，其余則我一人籌獲而來也。自此吾一人之財力已盡，而緩急皆賴家兄之接濟，所費資財多我兄弟二人任之，所得自國人及日本人之助者前後統共不過四五萬元耳。若謂我以十余年之時間，而借革命而獲取他人四五萬元之資，則我前此以賣藥行醫每年所得不止萬余元……若為圖利計，我亦何樂于革命而致失我謀生之地位，去我固有之資財，折我兄已立之恆產耶？兩年前家兄在檀已報窮破產，則以恆產作按，借貸到期無償，為債主拍賣其業，今遷居香港，寄人籬下，以耕種為活，而近因租價未定，又將為地主所逐……”據統計，孫眉前後資助革命黨起義之經費，共約70萬美元，當然大多數是沒有“票據”的。破產後，在1909年，孫眉又親身回國參加革命斗爭。按照孫中山的“革命公司”的入股規定︰千元者記大功一次，待民國成立後論功行賞。孫眉投了那麼多錢進去，且親自參加革命，論功行賞，他至少可以得個一官半職，但是，孫中山則認為要提倡舉賢任能，雖為革命功勛卓著的孫眉，也不予任用。有人要推舉孫眉為廣東都督，孫中山說︰“家兄質直過人，而素不陷于政治，一登舞台，人易欺其以方。粵督任重，才淺肆應，絕非所宜。若為事擇人，則安置民軍，辦理實業，家兄當能為之。”就是不讓孫眉涉足政界而得一官半職。1913年，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討袁失敗，逃亡日本。因怕遭袁世凱迫害，年已花甲的孫眉不得不再次遠離故鄉，移居澳門，兩年後病逝，卒年61歲。這從一人側面看出，孫中山是一個比較干淨自潔的政治家，雖然不免被同仁懷疑貪污受賄，但試想如果他貪污受賄，錢又用到哪里了呢？他的家人非但沒有沾他什麼光，還賠光了家產，這或許正是孫中山的股票信用度高，有那麼多人熱情投資的原因吧。比起孫眉，張靜江才是名副其實的“現代呂不韋”。此人極具傳奇色彩，他本是商人的後代，擅長經商。1902年，張靜江以駐法使館商務參贊的身份隨駐法公使孫寶琦出使法國，並在巴黎經商獲得成功。商業上成功的張靜江並沒有把自己局限于一個商人，而是把自己的觸角伸向政治，扮演更為復雜的角色。他同情和向往革命，積極地投資革命，由此參與到中國近現代政治進程中去，成為孫中山、蔣介石等人都十分器重的人物。很顯然，張靜江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有“政治頭腦”的商人，他向往革命，更看好孫中山的“革命公司”，有心投資革命，直到機會降臨。1905年8月，張靜江與孫中山在赴法的輪船上相遇，張靜江向孫中山拋出投資意向︰“君非實行革命之孫君乎？聞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國。近數年在法國經商，獲資數萬，甚欲為君之助，君如有需，請隨時電知。余當悉力以應。”商人就是商人，做生意沒有那麼多廢話，多麼直截了當。張靜江與孫中山約定匯款的暗號︰a、b、c、d、e，分別代表1、2、3、4、5萬元。當時孫中山的革命公司並沒有被太多人看好，兩人萍水相逢，這個張靜江就這麼看好孫的公司前景，委實令孫中山有點狐疑。不過，兩年後，當同盟會用度拮據之時，孫中山突然想起在輪船上踫到的那個口氣極大的商人，抱著試一試的心理給張靜江發了一封電報，寫了一個“c”，當時很多人都不相信，“僅憑一個c字，能討來三萬法郎，豈非太陽從西邊出？”(據說當時孫中山的生活費一天僅為一角五分。)但數日後真的收到三萬法郎，孫中山大為驚奇，認為遇到了革命“奇人”。自此以後，每遇革命款項不濟，孫中山便想到了張靜江的匯款之約，而張每次均能按時如數將款寄到。甚至有一次由于款項不支，反清起義無法舉行，張靜江將他在巴黎通運公司所經營的一個茶店賣掉以資起義，令孫中山感動不已，他曾言︰“自同盟會成立之後，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當時出資最勇而名者，張靜江也，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盡以助餉。”為了感謝張靜江的資助，孫中山曾讓胡漢民回信以示謝意。張靜江隨即復信︰“余深信君必能實行革命，故願盡力助君成此大業。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實無報告事實之必要；若因報告事實而為敵人所知，殊于事實進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進，即勝于作長信多多。”由此即可看出張靜江確有一顆博大的愛國之心外，他正以一個老練的商人的眼光，認準了對于這樁革命愛國投資是必勝必贏的選擇。張靜江的投資後來可謂大獲全勝，成為民國政壇元老，曾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代理國民政府主席，孫中山稱他為中華第一奇人，毛澤東認為他是有“經濟眼光的人”，陳果夫則稱他為“黨國理財”第一人，蔣介石更稱他為“革命導師”。後人將張靜江稱為“現代呂不韋”，真是十分精準的概括。在商言商，當然可以創造商業奇跡，但是，商業永遠不可能獨立于政治之外，前面我們講到孫眉在檀香山做成了“茂宜王”，但是，1904至1905年間，美國管轄下的夏威夷政府，頒布新的租地條例，對舊租地者孫眉所經營的農場造成重大損失，經營每況愈下，最後以破產收場。因此，我們固然主張在商言商，在政言政，政商不可攪為一體，但政商肯定會互相影響，不關心政治的商人，不是大商人，不以自己的商業力量來影響政治，改良政治，自己的商業帝國就有可能做不大做不長，甚至會被黑暗政治吞噬。張靜江本是大清體制內的人，但他卻通過投資革命，一下子從一個單純的商人，進而參與到中國政治變革、社會轉型中來，變成了時代的弄潮兒，以政聞名而非以商聞名，應該說張靜江這樣的商人是很值得研究的。辛亥革命︰成也立憲派，敗也立憲派四支政治力量的離合主導中國歷史走向一直以來，辛亥革命的成功，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被視為最大的功臣。當然，革命黨的功勞是怎麼夸贊也不為過的。但是，革命黨為什麼能成功，尤其是為什麼在起義九次之後，才在1911年10月10日由武昌首義成功？具體到歷史的現場，我們才會發現，是因為這一次起義得到了立憲派幾乎全國性的“襄贊革命”，才讓革命成功，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立憲派的支持配合，辛亥革命不可能成功。然後，我們再來講，為什麼這場革命的勝利果實被袁世凱攫取了？孫中山的抗爭，包括二次革命為什麼不能成功？具體到歷史的現場，我們仍然會發現，是因為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拒斥立憲派，把他們趕到了袁世凱一邊，與革命黨作對，最終讓革命黨處于孤立無援之地，痛失革命成果。我們必須認識到的一點是，在清末，存在這樣幾支政治力量，一支是清政府，當慈禧和光緒相繼駕崩後，清廷已沒有支撐危局的人，攝政王載灃並沒有解除危機，在這個時候，只好請被自己下令革職歸田的袁世凱重新出山。袁世凱想到自己此前差點就被清廷要了小命，怎麼可能還為這個政府賣命？何況形勢已是此一時彼一時，他打起了自己的算盤，他自成一派力量。因此，另一支是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派，這是當時最強大的力量，既操縱清政府，又操縱槍桿子，加上袁世凱個人的政治操控能力，是凌駕于當時任何一種力量之上的政治力量。再有一支就是以梁啟超為導師的立憲派，雖然梁啟超不在國內活動，但國內的立憲派基本上以他的立憲思想為指導，以他馬首是瞻，這也是一股不容小視的力量，甚至可以說，既有廣泛的組織，又有廣泛的社會基礎的力量，既能通天，又能下地。這一股力量，我們從他們在立憲運動中的三次請願和請願之後的組黨（憲友會）見出。再有一支力量就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主要以同盟會的主要成員為領導，以新軍為資本，是實力相對較弱的一支。其中還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袁世凱是清末立憲運動的中堅人物，袁世凱在任地方大員的時候就搞了許多新政，其中包括地方自治，倡導國家搞立憲等。當他進入清政府決策層之後，在是否立憲問題上，盡管有人懷疑他另有私心，但袁確實是出力最大的推動者之一，因此，把袁世凱歸入立憲派也未嘗不可，他跟立憲派高層，比如張謇等人關系非同尋常。我們看看這四支主導中國走向的政治力量，就可以看出，雖然清政府力量不算強大，但是無論是從正統性、統治根基來講，都絕不容忽視。可以說這樣來形容，那就是，袁世凱是凶悍的老虎，立憲派是溫厚的大象，清政府是即將瘦死的駱駝，革命派是一匹斜刺里殺出的黑馬。就個人能力而言，由于宣統皇帝太小，不能主持政務。慈禧太後為了繼續把持朝政，並沒有把年富力強而又有能力的皇戚，像溥偉這樣的選為接班人。而宣統皇帝的父親攝政王載灃又是一個庸碌之輩，他掌權後的一系列行動，如加強中央集權，搞“皇族內閣”，都是逆民心而行，受到立憲派的強烈反對。孫中山是一個政治浪漫主義者，他在中國生活的時間很少，革命成功之前，也沒有在中國官場上任過一官半職，雖然有遠大而美好的政治理想，以及理論論述，但在實際的政治操作上，很難說有大的作為。他雖然親自上過戰場，但更多時候，他是以一個先行者，一個象征的身份出現在革命之中。梁啟超不僅是一個政治家、思想家，他還是一個言論家，影響力非常強，尤其在立憲派中有很大的影響。梁啟超為熊希齡內閣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針宣言》，並不遜于孫中山的《建國大綱》。就我個人之見，他的能力不在孫中山之下。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有兩件事情可以比較出來，那就是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由于自己的魯莽告失敗了，而梁啟超和他的弟子蔡鍔精密策劃領導的“護國戰爭”勝利了，成為再造共和的英雄。袁世凱經受了充分的政治鍛煉，是一個老謀深算的技術官員、政治家和野心家。無論小事的安排，大局的謀劃，內外關系的處理，謀略手腕的運用，都勝另三股力量一籌。最為典型的，就是他軟硬兼施，把清帝逼退位，改朝換代因此沒有流血漂櫓、殺盡前朝皇家貴族，袁世凱立了一大功。如果把以袁世凱為領袖的北洋實力派和以梁啟超為導師的立憲派的力量排除在外，單讓以載灃為首的清政府與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單挑，那麼，革命派勝算幾何？客觀地講，勝算的可能實在太小。就算革命派以“排滿”的民族主義為革命的旗號，能夠贏得漢人的支持，但說實話，經過兩百多年的融合，滿族對漢族的懷柔，並不像《革命軍》里講的那麼惡劣，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清朝垮台，坊間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殺害滿人可窺一斑。相反，“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首先一條，革命得有資金支持，孫中山四處籌款之難足見手頭緊張，而清政府財政再怎麼捉襟見肘，也有能力應對革命派的小股造反起義力量。更何況，革命派跟中國廣大的底層民眾沒有太多的聯系，也沒有進行廣泛的發動，可謂勢單力薄，單靠一些烏合之眾式的會黨難成大器。要是清政府不把北洋軍交給袁世凱指揮，革命派勝算的可能性更小。當然，社會爭斗是復雜的，革命也是復雜的，以袁世凱為領袖的北洋實力派、以梁啟超為導師的立憲派不可能置身歷史時局之外，他們必然在一場爭斗之中扮演各自的角色，或者支持清政府，反對革命派，或者反對清政府，支持革命派，或者坐山觀虎斗，或者坐收漁利，總之，他們的任何態度行為都可能導致爭斗起變數，決定雙方的勝負成敗，以及中國歷史的走向。事實上，拋開袁世凱暫且不論，在武昌起義前後，立憲派從反對革命，最後變成同情和支持革命，甚至直接與革命派合作，這樣的變化，對革命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正因為立憲派同情和支持革命，與革命派合作，才讓清政府與革命派的對立發生了民心的向背和力量大小的轉變。最後，革命派許諾袁世凱將來可以當民國總統，袁世凱這樣一個有立憲身份色彩的力量“站”在革命派一邊，革命成功已是理所當然。立憲派是一支強大的政治力量我們知道，清政府決定預備立憲的過程中，清政府的決策不僅得力于立憲派的支持，而且是在立憲派的推動下進行的。在預備立憲之前，時任直隸總督的袁世凱就建議簡派親貴分赴各國考察政治，于是立憲之議大動。等到日俄戰爭結束，日本戰勝俄國，國人更是認為，日本之所以能戰勝俄國，就是因為日本實行憲政，而俄國是專制國，要求清廷立憲，報章上也紛紛議論立憲之必要，立憲派以此為千載難逢的推動機會。半信半疑的慈禧太後只好表示，“只要辦妥，深宮初無成見”。在這個時候，立憲派大興——以君主立憲政府為共同理想，采取一致行動，並為之而奮斗的政治集團。立憲派是些什麼人呢？革命黨人譚人鳳對咨議局議員的批評正好指出立憲派的構成，“他們咨議局的人，不是翰林進士，就是舉人秀才，在社會上潛勢力非常的大”。事實確是如此，據台灣歷史學家張朋園先生統計分析當時咨議局和資政院成員的背景發現，咨議局接近90%的人都有傳統功名，10%的人接受過新式教育，且不乏日本留學生，其中大部分曾任政府職官，且家境都不錯。而資政院的人身份地位家財更高更多，自不在話下。資政院是居廟堂的立憲派，以親王奕�g 攬 恚 梢榫質譴 牧 芘桑 粵浩舫 佩牢 恚 舷亂惶澹 Ｒ環 恚 又醒氳降胤蕉加興 塹娜耍 沃故喬筆屏Ψ淺４螅 允屏σ卜淺４蟆Ｗ芏 災 芘梢怨僭筆可鷥簧濤 誦模 用硤玫牧 芘曬僭保 跋熗ψ圓槐囟嘌浴４ 牧 芘稍蚴敲竇瀋緇岬鬧屑幔 諉竇瀋緇 竅嗟庇猩矸鶯陀跋熗Φ模 芄緩帕釹緙洌 巧踔量梢月拭竇淞α坑胝 鑰梗 胤焦僭倍運 嵌疾荒懿瘓次分 鄭 胤焦僭泵康揭壞胤繳先危 嫉冒蓴 廡 暗胤繳襝傘保 勻〉盟 塹鬧С幀５比唬 且彩俏榷 閔緇岬鬧韉劑α浚 詮菇 胤繳緇嶂刃蠔偷胤階災問庇欣滌謁 牽 踔臉３＞褪且攬克 搶次 ぁ２⑶遙 滌形 且徊χ髡畔 睦嚇曬倭攀可鶼啾齲 聳鋇牧 芘杉燃壇辛死嚇傻氖看蠓蚯榛常 鐘惺瀾繆酃猓 饒薌壇寫 澈玫畝 鰨 幟苧 拔鞣降某ごΓ ㄏ 庖幌冉 納 叵擔 瀋緇岬匚弧 督 購退枷胍饈毒齠 慫 鞘塹筆鋇鬧泄 潛冉俠硐氳囊淮 耍 耆 心芰χ韉家桓齬 蟻執 淖呦頡５比唬 芘贍誆懇燦忻 芎統逋唬 釵 湫偷乇硐衷詼 湊 閉餳 慮檣稀ＳΩ盟擔 芘勺芴宓惱 文勘曄且恢碌模 褪竊謚泄 迪志 髁 塴５ 壞┤凳├鵠矗 陀鋅贍艽ゼ耙徊糠至 芘曬僭鋇睦 媯 餼拖裨卦笤繚 蹲嗲冑 劑 邸分興 擔骸跋芊ㄖ 校 詮 諉瘢 畈煥 詮佟！貝嘶霸踅玻烤湍昧 艿鬧匾 方詮僦聘母錮此擔 陀齙攪酥刂乩 眩 蚓馱謨諢崴鷙σ恍└僭鋇睦 媯 廡└僭敝芯陀脅簧偈橇 芘傘９僦聘母 牡諞桓齜槳福 薔 蠔喜 吹惱 棵牛 鏨杈哂邢執 庖宓男姓 梗 熱縟∠ Γ 枇 鶉文詬螅 收 骸 姓 門性骸⑸蠹圃旱齲 κ埂傲 ⑺痙 姓 饔性鶉危 ゲ煌呈簟薄Ａ 叢獾繳現鏈記淄踉劂悖 輪撂 嗟姆炊裕 蒼獾攪肆 芘腎暮瓚S的反對，矛頭直指立憲派奕�蝜丑@攬 ｖ暮瓚S是慈禧太後的親信，曾經極力促成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也是促成最高統治者最終宣布預備立憲的功臣之一。瞿、袁兩人對立憲沒有分歧，但是，在爭奪立憲領導權上，他們發生了分歧和爭斗，瞿就與在地方頗有聲望的岑春 聯合起來，攻擊奕�蝜丑@攬 芘苫 腳桑 ハ喙ペΓ 餼褪撬 降摹岸 湊 薄薄Ｊ慮榕 階詈笠增暮瓚S和岑春 被開缺而告終。立憲派的政爭，犧牲最大的不是立憲派，而是清政府的統治資源，官僚立憲派的沖突分裂，消耗了改革的力量，也讓處江湖之遠的立憲派和民眾對政府的改革大為失望，並由失望而產生不滿，也阻滯了立憲派政治理想的實現。但是，即便立憲派處在這樣的分裂之態，立憲派仍然是一支不可小窺的力量，能夠影響政治走向。立憲派視革命黨為“盜賊”與那些只能在地下活動的革命力量相比，立憲派這樣一支政治力量肯定要強大和穩固得多。要是革命受到這一支力量的反對，基本上很難有所作為。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派的歷次起義都沒有得到這樣一支力量的支持，尤其是當清廷有立憲之心和預備立憲之時，像張謇這樣的立憲派領袖，甚至把立憲作為消彌革命的重要手段。1905年，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動身時，革命黨人吳樾在火車站用“人肉炸彈”襲擊考察團，炸傷三個考察大臣，出洋行程被迫推遲。對于此事，我們看看當時的輿論會發現，基本上對革命黨人一片指責之聲，而且上至政府下至民眾，更加堅定了立憲的決心和信心。上海復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學校聯合發出慰問電就是很好的證明，立憲派對革命的反對更不待言。立憲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張謇更是因為此事稱革命黨是“盜賊”，希望政府加緊立憲，以立憲來防止暴力革命發生。立憲派對革命派的反對，更集中地表現在兩派的論戰之上，尤其是梁啟超與革命黨的論戰，重點在革命與不革命的問題上，梁啟超認為，革命難免流血破壞，破壞後建設不易，因此，主張和平改革實現政體轉變。革命黨則認為中國的政治已經腐朽到了極點，必須用暴力徹底推倒重來，推翻滿清政權，建立新的政體。雙方的爭論無所謂輸贏，但革命黨與立憲派的論爭，促進了中國的民眾更加深入地了解民主憲政的相關知識和理論，並更加深入地思考在中國如何建立民主憲政的問題。至少，人們知道，除了寄望于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還可以有一種自下而上的革命，以實現政治的轉型，達成自強的目的，關鍵是看選擇哪一種方式。立憲派與革命黨勢同水火，在這樣的背景下，革命派不會有大的作為。如果不是因為立憲派對清政府的失望和反感，造成離心和背叛，革命何時成功真的還不好說，至少不會發生在1911年的10月。之所以1911年10月10日爆發的辛亥革命能成功，就是因為立憲派從與革命派的對立走向了與革命派的同情與合作。這不能不說與立憲派三次請願失敗和清政府將鐵路國有化有關。雖然清政府在推行預備立憲的過程中，給人缺乏誠意的印象，但是，從頒行仿行憲政詔，以及改革官制，厘定法律，廣興教育，普設巡警，成立立憲編查館、資政院和各省咨議局，尤其是頒布憲法大綱，確定召開國會期限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確實給國家帶來一番新興景象。倘使清政府堅持改革的方向，立憲派能夠沉得住氣，沒有那麼急躁，按照既定的時間表一步一個腳印地推進，清政府在收回鐵路國有這一事上有所退讓，雙方都學會妥協，以立憲派上通天下通地的政治能量，主導立憲走勢，假以時日，中國未嘗不可以邁上憲政之國，而不是軍閥割據，戰亂頻仍。梁啟超甚至制定了這樣一個政治策略︰今天我們黨和政府死戰，還是第二位，與革命黨（同盟會）死戰，才是第一位的。有革命黨就沒有我，有我就沒有革命黨。可見兩派之勢不兩立。在如此水火不容的情形下，立憲派即便不站在清政府一邊，而是給革命派使些絆子，革命派也受不了，會在這種爭斗中透支力量，更不要指望推翻清政府。立憲派與革命黨“親密合作”立憲派本來是反對革命黨搞革命的，認為革命會破壞立憲遠動，即便在現在，仍然有不少學者指責孫中山的革命，因為他們而使中國失去了和平變革的機會，陷入長期混亂之中。但是，當立憲派的努力在清廷那里踫壁之後，失意的他們走向了極端，由支持清政府而變為敵視清政府，由反對革命黨而同情革命黨。尤其是立憲派“匍匐都門，積誠罄哀”的三次請願失敗（立憲派請願要求速開國會，其中的理由，就是說這樣可以消除革命），便對清政府失去了信任和耐心，極端失意的立憲派喊出“消滅政府假立憲之威焰”，“破除假立憲之狡猾”，把一部分立憲派人士推向了同情革命，與革命合作的道路。第一、第二次請願失敗後，立憲派領袖梁啟超氣憤不已，他在“論政府阻撓國會之非”一文中，歷數政府之無德無能無信無行，稱清政府為“惡政府”，這個政府竟然對于國民的吁請循而不改，對這個惡政府，他認為要“並力以圖推翻”，“誠能並力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則一切迎刃而解”。梁啟超在跟革命黨論戰的時候，是反對革命的，認為革命破壞不易建設，而此時他竟主張“並力推翻”，這跟暴力革命何異？可見他對清政府失望至極，並很快自覺不自覺地站到革命黨的立場上去了。當時的《時報》指出，請願不遂，“革命黨日得利用時機，相為鼓煽，謂民權之路不得立憲之終……不如及早自圖，顛覆政府，別立新政府之為愈”。而梁啟超更是大膽預測，“不及三年，國必大亂，以至于亡，而宣統八年召集國會，為將來歷史上必無之事也”。真是一言而命中，變成了事實。其實，早在激烈的黨爭之中，就已經讓海內外立憲派對清政府的期望變成了失望，大罵“政界反動復反動，竭數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來面目”，有些立憲人士甚至“公決密謀革命”，或“秘密會議，將以各省獨立要求憲政”，其離心之象已經表露無遺。為此，袁世凱、端方、程德全等紛紛上奏，希望清政府“俯從多數希望立憲之人心，以弭少數鼓動排滿之亂黨”。這一方面顯示了立憲派的人心已開始轉向；另一方面，顯示了革命壓力已十分嚴峻。就在立憲派人心漸失的當口，發生了四川的保路運動，立憲派與清政府的矛盾由此公開化，立憲派更加傾向于與革命黨合作。四川保路運動有這樣一個背景，那就是，中國人把修鐵路當成興國的策略之一，而長期以來，中國的鐵路主要控制在外國列強手中。對外國列強的仇恨也表現為排除外國的干涉，中國人自己修鐵路的爭氣行為。修鐵路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民間修築，一種是國家修築。由于四川總督錫良和湖廣總督提出民間集資建設鐵路的方案得到光緒皇帝贊同，並成為國策，民間商辦鐵路才大興土木地搞起來，但是鐵路商辦以來，成績並不理想，各地官紳都不能統籌全局，內斗頻頻，人才缺失，又由于監管不力，集資款經常被貪污挪用，亂象叢生，有的鐵路款根本就集不到。所以，雖然全國已有十多家商辦鐵路公司，修了三年，才修了不到100里的鐵路，在當時的情況下，商辦弊端可見一斑。鑒于這種情況，張之洞不得不反思民間商辦的可行性，轉而主張國有官辦，而且這是有先例的。當時世界上許多國家，德國、日本都曾走過商辦的道路，在失敗之後，最終收歸國有借款修建。並且，當時也還有一個正面例子，1898年和比利時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修建的長達1209公里的盧漢鐵路9年完工。1911年，清政府宣布鐵路收歸國有，借外債建設，簽訂了四國借款協議。現在看來，鐵路具有很強的公益性交通設施，牽扯不同省份，投入甚巨，政府出面修築並無不可，但需要保證其公益性最大化。另外，當時簽訂的四國借款協議也還算比較公平，甚至可以說還算優惠。但是，卻被四川上上下下的民眾指為賣國條約，主要原因是這一行為侵害了立憲派所代表的階層的利益，立憲派必然要站出來反對，並且利用他們在地方的影響力，利用民眾對列強（借款）的反感，挑動民族情緒，反政府情緒，結果，保路運動搞得如火如荼。保路運動終于讓立憲派張謇與清廷公開絕裂，而此時，革命黨在武昌偶然發動的起義，既借了保路運動的時機，也得到了立憲派的同情和支持。當武昌首義，革命黨人請立憲派湖北咨議局湯化龍等人加入革命陣營中來，形成革命黨與立憲派的親密合作，其他省份紛紛效尤，得到立憲派支持，比如，浙江湯壽潛在革命黨的擁戴下宣布獨立，就任都督；湖南立憲派人首領譚延凱就任湖南都督，積極援助湖北的革命軍；在張謇的推動下，江甦巡撫程德全在甦州宣布獨立等。這樣，革命如星火燎原，燃遍中國大地，最終埋葬了大清王朝。本來，面對種種沖突，清政府只要對社會有足夠的權威和控制力，自然可以強行推行鐵路國有。等到幾年之後正面效果顯現，民眾自然會接受。而彼時的清政府由于接連發生重大政治失誤和對外戰爭屢戰屢敗，其合法性已經非常脆弱，對社會的控制力全面衰竭。因此，雖然是一件利國利民的事，卻成了埋葬清政府的導火索。有趣的是，一年後，袁世凱做總統，派孫中山出任全國鐵路督辦，決定將川漢鐵路收歸國有，並借外債修建，此時再也沒有人反對，也沒有人罵袁世凱和孫中山為賣國賊，歷史就是如此詭譎得令人感嘆，總是此一時彼一時，選擇正確的時間做正確的事才容易成功，總是一條難變的規律。總的來說，在革命期間，立憲派與革命派合作得相當好。我們可以從立憲派領導人，如四川的蒲殿俊、湖北的湯化龍、湖南的譚延 、江甦的張謇與革命黨人的合作窺出一斑。武昌起義第二天，明知道自己無力掌控時局的革命黨人很聰明地邀請湖北咨議局的立憲派共商大事，湯化龍是湖北咨議局的議長，是立憲派的首領，他很快就接受了，並表示︰“革命事業，鄙人素表贊成”。這樣，革命黨負責軍政，立憲派主持民政，而這一模式成了其他省份的榜樣。湯氏出任民政總長，表明了自己的決心，“成則共圖勛名，敗則生靈涂炭，我漢人從此揚眉吐氣，在此一舉；我漢人萬劫不復，亦在此一舉”。立憲派對革命推動的作用立即顯現出來，比如，湯化龍做了民政總長之後，通電各省，呼吁響應革命；為軍政府草擬組織規程，穩定時局；與駐漢口的各國領事館交涉，獲得列強的支持，這些都是革命黨人不可能輕易完成的任務。即便是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這樣的革命黨高層，也不可能跟全國的立憲派和地方民眾有廣泛的聯系，能夠調動起廣泛的力量參與，革命黨長期以來，主要依靠會黨，這些力量總顯得力難從心。張謇剛開始時是反對革命的，但是當革命已成大勢，他又自覺地站到革命一邊。由于他與袁世凱非同尋常的關系，在促使袁世凱與革命黨的調和中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張謇被孫中山邀請入閣南京臨時政府後，新生的政權財政捉襟見肘，是張謇利用自己的關系，向鹽商借到了大筆錢，用自己的紗廠作保向國外銀行借款，解政府燃眉之急。湯化龍和張謇的事例足以說明，單是革命黨自身的力量起義，不要說很快被清政府撲滅，單是立憲派感覺不高興，設一些障礙，革命恐怕也不能成功。基于此，說辛亥革命的成功依靠了立憲派，是兩派合作的成效是不可否認的。這正像梁啟超在辛亥革命次年10月在一次報界歡迎會上所說︰“這兩派用的手段雖然不同，但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從去年起義到現在，沒有一件事不是兩派同心協力辦成的，就是最好的證明。”立憲派與革命黨 “閃電離婚”如果我們把在革命期間，比喻成立憲派與革命黨的蜜月，那麼，這個蜜月期並不長，很快兩派就離婚了。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立憲派人士都與革命黨離了，但我們仍然可以從湯化龍和張謇與革命黨的分手看出立憲派與革命黨的分道揚鑣。兩派的鴻溝也可見一斑。兩派的分手主要是對權力的分配各懷不滿。具體拿湯化龍來講，在革命黨看來，湯化龍貢獻沒有他們大，卻高居大位，這顯然令一部分革命黨人不高興，在局勢稍為穩定，改組軍政府之後，立憲派紛紛被革命黨人換下來，分明是將立憲派邊緣化，趕出利益分配的格局之中。更何況，兩派本來主張不一，稍有矛盾就會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場上去講話，加劇矛盾。比如湯化龍主持民政，就有革命黨人不滿，“政事部人選，革命黨原無一人，遂激起一部分人之反感，謂其曾主張君憲，固與革命主義不兼容。疑繼以毀，化龍因感不安”。一旦拿立場、主義說話，彼此的懷疑與矛盾就難免。這個時候，在革命隊伍中受排擠的立憲派自然會有意見，當矛盾表面化公開化時，不離婚是不可能的。事實上，湯化龍與革命黨的合作也只有一個月的時間罷了。湯化龍與武昌革命黨發生矛盾後，離開武昌去上海，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被任為法制局副總裁，辭而未就，後來雖然因為與黃興關系不錯而出任南京臨時政府陸軍部的秘書長，但仍因武昌那邊的革命黨人的指責而無法見容于南京政府，這時他只有投奔袁世凱了。與湯化龍不同的是，張謇本來就與袁世凱關系不錯，在與革命黨的合作中，有很多因政見不同的摩擦，覺得革命黨不能容納立憲派，處處排擠他們，在南京臨時政府借款一事上有意見，張謇干脆拔腳走人，寄望于袁世凱，與革命黨的結合不過三個月。立憲派與革命黨合作的根本原因，是對清政府的失望與不滿，兩派聯手，輕而易舉推翻滿清統治，而分手的根本原因，是政治理想的分歧，立憲派在乎政體不在乎國體，他們主張君主立憲，在承認皇權的合法性的前提下，擴大民眾（紳士）的政治參與機會，希望通過和平改革的方式促進政治轉型。革命派則主張用暴力的手段推翻清的統治，建立民主共和國，以此伸張民權。立憲派本來是不認同革命黨的暴力方式的，而革命派也不認同立憲派保持君主的辦法，是因為一致對清政府的不滿才走到一起，當他們的共同不滿的對象消失之後，彼此的分歧卻並沒有消失，並在爭奪新政權的領導權上發生了矛盾，立憲派對革命黨的政治理想則表現出冷漠和懷疑。袁世凱與革命黨矛盾激化後，對于那些在革命黨掌控的政府之中的立憲派來說，無疑面臨著一次重新站隊的問題。立憲派很自然地站在了袁這一邊，兩派重修舊怨，他們抵制和憎惡革命的情緒又開始暴露無遺。在革命黨與袁世凱之間作出選擇，對立憲派來說是很容易很自然的，某種意義上說，立憲派與袁世凱本來就是同一陣營，在立憲運動中，袁世凱本來就是在廟堂的立憲派首領，而立憲派與革命黨本來就有前嫌，立憲派對袁世凱有一種本能的親近，對革命黨有一種本能的排斥，當袁世凱與革命黨成為對立的雙方時，立憲派的立場已不言自明。從深層去講，立憲派是舊制度與新形勢結合的產物，是溫和的改良主義，他們對舊政權有感情，也有怨氣，他們在革命前要求立憲，他們在革命中服從了革命，有進步的一面，他們在革命之前照顧舊政權，采取折中的虛君權充民權的改革，他們在革命之後找袁世凱作為他們政治理想的繼承人，又有保守的一面。當然，進步固然好，保守未必一定是壞事，立憲派的折中政治對于當時的中國來說或許更為合適，但是他們的折中之夢，滿清也不能讓他們做，這就非常的無奈了。由于他們這樣一種矛盾的結合，使他們注定不是徹底的政治革命者，但他們畢竟是一支巨大的力量，他們倒向哪一邊，哪一邊就會贏得勝利；他們倒向革命黨，革命就贏得勝利，他們倒向袁世凱，袁世凱就春風得意。事實上，他們倒向了袁世凱，袁世凱又一步步地拋棄革命黨那一套。袁世凱當權後，立憲派把他們的政治理想都寄托在他的身上，立憲派的領袖梁啟超放下與袁世凱的恩怨，把開明專制的希望寄托在袁的身上，他在一封信中寫道︰“吾自信，項城（袁世凱）若能與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為……以撥亂論，項城坐鎮于上，理財治兵，此其所長也。鄙人則以言論轉移國民心理，使多數人由急激趨于中立，由中立趨于溫和，此其所長也。分途赴功，交相為用。”立憲派對袁世凱的巴結之意、和衷共濟之心顯露無遺。等到袁世凱與國民黨徹底鬧僵了，國民黨要發動二次革命，立憲派再也不跟國民黨鬧革命了，他們一下子恢復了最初那種抵制和憎惡革命的情緒，表示支持袁世凱對討袁的國民黨勢力進行鎮壓。且不說，沒有立憲派的支持，此時的國民黨也斗不過袁世凱，更不要說還遭致立憲派的抵制和憎惡，二次革命的失敗已成定數。二次革命失敗，國民黨的頭頭腦腦流落海外，辛亥革命失敗在所難免。我們無法為古人指點迷津晚清社會，中國面臨著一個向何處去的根本問題，向何處去？當然是向現代化而去，在政治上，就要廢專制、建民主，這是一個目標的一體兩面。對于這個根本去向問題，立憲派與革命派的總目標是一致的，但在方法策略上卻又有很大區別。立憲派主張通過改良的辦法，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通過請願和議會斗爭的合法手段，迫使清政府對社會放權；革命派則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通過暴力斗爭的革命手段，以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實現權歸民眾。這就決定了兩者有明顯的區別︰前者溫和保守，後者激進前衛；前者受益于舊體制，又不滿于舊體制，後者大體脫離舊體制，而向往新體制；前者與傳統剪不斷理還亂，後者與傳統決絕反叛。有趣的是，當兩者單獨行事的時候，都困難重重，立憲派的立憲主張行而未果，革命派一再起義也沒有成功，說明單靠自身力量還不足以改變現實政治。在大的目標相對一致的情況下，立憲派對手段方法的妥協，終于促成了兩派的合作，結果很快就實現了目標的一體一面——推翻專制，建立民主。另外，當時的中國處在重大的民族危機之中，帝國主義處心積慮要在中國攫取更多利益，無論立憲派還是革命派，都有一顆救亡圖存的愛國之心，這也是他們能夠走在一起的重要的“共同點”。也就是說，在民族危機面前，他們完全可以拋開政治派別的成見走到一起。但在如何建立民主這個問題上，兩派顯然又有很大的分歧，這就是革命成功之後，兩派迅速分手的原因。這與立憲派的保守以及革命派過于激進是有關的，兩者終于難以達成共識。再加上革命成功後，革命派本能地排斥立憲派，分道揚鑣在所難免。但是並不能因此將革命派和立憲派視為兩個敵對階級之間的沖突。無論如何，兩派都對中國現代化有貢獻，我們絕不可過分抬高革命派而貶低立憲派，認為他們跟專制是同穿一條褲子的，那是對歷史的不公。某種意義上說，因為“成也立憲派，敗也立憲派”，所以尤其需要重視立憲派對中國政治發展的作用，不能把他們說成投機革命這麼簡單。學過物理的人都知道，假定社會是一個物體，而推動這個物體前進的同時有幾個力，且各個力的大小不同，方向不同，這個物體究竟是向左走還是向右走，向前走還是向後走，或者是原地不動，就說不清楚了。假如所有的力都朝向一個方向，這個物體就在眾力的作用下飛速前進。不過，這只是理想狀態，一個社會有多種社會力量，很難將所有的力量都調和到“勁往一處使”的絕對狀態，各種社會力量的立場、價值、訴求不同，有些是矛盾對立的，很難指向同一方向。但是，社會總有其發展的相對理想狀態，符合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的發展之道，也即符合世界潮流和最基本的價值標準的生活樣式。想達到這種理想狀態，這就要調和各種社會力量，充分調動和使用各種資源，同共穩健地來推動，以減少彼此之間力量的內耗，需要一些大的社會力量彼此學會妥協和寬容。這樣說的意思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後，革命派應該以更大的胸懷來包容立憲派，或者說，立憲派以更大的胸懷來融入正義事業，雙方既然能妥協合作推翻專制，雙方彼此妥協合作，也應該可以創造新的民主，只是，這已是我的事後諸葛，歷史自有其發展的軌道，就像歷史學者朱宗震先生所說︰“永遠不要為古人指點一條正確的道路，那是根本不存在的。”我為什麼說辛亥革命不是資產階級革命對于辛亥革命的性質，史學界多有分歧，傳統的觀點認為是資產階級革命，也有學者持相反意見，認為不是資產階級革命。不是資產階級革命，是什麼革命呢？說法就比較多了，有說種族革命的，有說政治革命的，有說全民革命的，有說共和革命的等。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台灣學者張玉法先生的觀點和大陸學者楊天石先生的觀點。張玉法先生認為，辛亥革命並不是資產階級革命，而是全民革命。它用“六大理由證明它是全民革命”，在此簡述如下（《辛亥革命當然是全民革命》）︰一、研究辛亥革命的性質究竟為何時，必須要對當時中國社會中資產階級人口究竟有多少比例，辛亥革命是不是由資產階級所發起，又有多少資產階級參加了辛亥革命等問題，先要做正確的厘清。二、法國社會學家貝吉瑞認為，中國社會在辛亥革命當時，即使有資產階級，人數也很有限，而且不具有同質性，沒有形成一股階級的力量。三、歷史學家瑪麗?賴特認為，中國在20世紀之初，經濟的發展漸形重要，但並不能以此論斷辛亥革命就是資本主義革命，辛亥革命中，即使有資產階級參加，也只是“輔助性”的角色。四、從同盟會的革命目標︰“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來看，沒有一項有利于資產階級。五、一些史學家關于孫中山先生社會主義取向的革命家定位，也說明資產階級在辛亥革命時的中國社會或經濟中，不具有重要的地位。六、參加辛亥革命的人，來自各個階級，革命的許多領導者甚至還是出身貧寒之家，而且當時革命即或得到資本家的經費支持，但這也絕不是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楊天石先生認為，辛亥革命不是資產階級革命，而是由共和知識分子領導的共和革命，理由可以歸結為這麼幾點（《辛亥革命與共和知識分子》）︰一、當時這一階級為數不多，經濟力量薄弱，對政治的影響力極為有限。這樣一支隊伍怎麼可能領導像辛亥革命這樣具有廣闊規模的全國性革命呢？二、在政治上，資產階級一般反對革命，主張君主立憲，求穩怕亂，是立憲運動和國會請願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三、這是我們習慣于簡單以經濟地位來劃分政治派別，或者簡單地以經濟地位來說明政治態度的結果。四、那些學堂學生、留學生組成的共和知識分子不能被看做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在思想中程度不同地存在著批判資本主義或反資本主義的內容，並表現出對社會主義的同情和向往。五、孫中山的思想和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家的思想有所不同，他想最大可能地發展國有和公有經濟，同時，限制和節制私人資本主義。說實話，我很贊同兩位學者的一些觀點看法︰一、當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確實很微弱，不足以成為革命的主力。據嚴中平等編的《中國近代經濟統計資料選輯》，從1872年到1911年間，中國資本（包括早期的官辦、官督商辦）設立的礦冶、機器、紡織、食品和其他工業、廠礦，共521家。在近40年的時間，才發展了500多家近代企業，這幾百家企業有多少資產階級呢？這對于一個人口龐大的國家來說，不足掛齒。實事求是地講，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仍然是一個絕對的農業社會，絕對的農業大國。雖然歷經洋務運動，清末新政，政府大力鼓勵民間辦企業，鼓勵民間資本發展，亦即所謂的民族資本發展。但有數據顯示，19世紀80年代中國國民總產值中，農業佔到66 79%，“中國的農業雖然發生了細枝末節的變化，某些部分的規模或質量方面有了改變，但它的技術與組織，1911年與1870年相去不遠（甚至進入20世紀30年代，它基本上仍保持不變）”。此外，農業耕作十分落後，並沒有像歐洲那樣形成一大片的地產，然後雇用農業勞動力來耕種，形成所謂的資本式商業耕作和“農業資本家”。農業的投資回報也很低，在扣除沉重的賦稅和其他費用後，所剩無幾，只是商業或放債回收率10%~20%的一半。這樣的低回報率不足以引起資本的興趣，進而形成土地的集中，實現規模化經營。再有，當時的中國農業機械化水平極低，以及農村信用機構不足，也限制了土地規模化經營，從而把人口趕出去從事工商業。低效的農業耗費大量的勞動力，而產出很大一部分被農業生產者自己消耗掉。這樣，無從為工業提供足夠充分的工業原料。“因此，廣泛工業化的直接可能或農業發展的直接可能，都被農業部門的無能緊緊地束縛住了。”這些來自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晚清史》的論述表明，一個農業社會、一個農業大國，不可能產生大量的資產階級，這已經從生產關系上被嚴格限制了。如果我們把歷史再退回去一步，晚清立憲運動應該更能獲得資產階級的支持，因為資產階級是求穩怕亂的。之所以有辛亥革命的爆發，以及立憲派參加進革命中來，乃是因為清政府在立憲運動中的離心離德行為，令立憲派失望了，轉而同情和支持革命。因此，我們可以通過考察立憲派的身份來反觀晚清之際，中國資產階級發展狀況，尤其是看他們對晚清政治的影響幾何。很可惜，影響非常之小。據張朋園先生《中國民主政治的困境 1909—1949 晚清以來歷屆議會選舉述論》一書介紹，當時咨議局議員出身有五大特色︰一是出身于舊科舉制度下的紳士階級；二是議員中不乏受過教育甚至留學日本者；三是其中頗多曾任政府職官者；四是多出身富有之家；五是大多數是43歲上下的中年人。從張先生的統計可以看出，其中紳士階級佔了89 13%，比例非常高。對資政院民選、欽選議員的出身背景的統計發現，仍以具有功名的紳士為多數，上層紳士佔的比例高達57 1%。此所謂的“出身富有之家”就是資產階級嗎？不然，據統計資料顯示，以5000元資產資格當選的議員，僅陝西得7人、山東得1人，貴州得1人。這里所說的富有之家，多數是有功名的紳士，因為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功名與財富結為一體，有功名大多有財富。我們說他們是有產階級，卻不好說他們是資產階級。士紳主導議會，成為當權派是歷史之必然。雖然科舉制度在1905年廢除了，但士紳階級一直是這個社會的主導階層，據統計，當時全國士紳總數約為145萬人，是社會的精英分子。這些士紳一旦不能進入職官序列，必然謀求別的出路，當議會這樣的議政形式出現時，一向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士紳當仁不讓地參與進來，而且他們眼界開闊，不少人接受過新式教育，以救國圖存為己任，又有經濟能力又有參政能力。加之士紳原先已有組織，更易于操縱選舉，進入議會。通過以上統計分析可以看出，當時立憲派的主力是士紳階級，資產階級在議會中並沒有佔有較多席位，不足以影響政治走向，只能扮演“輔助性”角色。那麼，立憲失敗，革命緊接著興起，如此短時之內，莫非資產階級如同天兵天將從天而降，一下就領導和主導起革命來了？這也太不靠譜了吧。那麼辛亥革命成功之後，資產階級是不是攻佔了國會呢？沒有。根據統計，民初參、眾兩院841個議員（被稱為“八百羅漢”），多是一些半舊半新的轉型政客，基本上被前清議員、官吏、教育界三類人員所盤踞。其中，37 27%的人是前清咨議局、資政院的議員出身，這些如前所說，絕大部分是士紳階層。有政府經驗的官吏佔30 25%，居第二位。教育界佔第三位，有人說這是政府里能容納的官員數量有限，不能立即獲得官職的，只好暫時棲身教育界的緣故。革命出身的在議會中佔的席位有56人（11 29%）。雖然革命勝利了，也看不到資產階級雄踞國會，主導政治的局面。單從此一點而言，說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太過牽強。二、辛亥革命確實是一群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分子領導的，更具體一點講，是一群“海歸”領導的。由于清政府廢止科舉，終止了讀書人的功名之路，一部分讀書人被趕進新式學堂，或是走向留學之路，接受先進的政治思想，從原來對舊體制的依附關系變為與舊體制的對立關系，成為領導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的重要力量。而這些知識分子領導的到底是一場什麼性質的革命呢？或許他們自己都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的革命有兩大任務，一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一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前者是民族革命的主要內容，後者是政治革命的主要內容，兩者綜合，辛亥革命就是一場民族革命加政治革命的革命，且兩者可以互為因果。“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是為了“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是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如果把這場革命放在大的歷史背景之下考量，即中國面臨著社會轉型、融入世界潮流、實現現代化而言，辛亥革命就是歷史洪流中的一朵小浪花，是中國現代化的一部分。因此，我認為，辛亥革命不是什麼資產階級革命，而是一場政治上的現代化革命，目的是救亡圖存，是要推翻帝制王朝，建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當我們把辛亥革命界定在這樣一種位置上，才會發現，既符合大的歷史軌跡，也符合小的歷史細節。就大的歷史軌跡而言，自從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人面臨著西方列強軍事上、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的侵略，不斷喪失獨立和主權，面臨著一個不斷學習西方，完成社會現代化的轉型任務。可是在當時的人看來，這是一場巨大的民族危機，並將中國逼到了難以自強、自立、自存，甚至亡國滅種的境地。中國人在這場轉型過程中，思考著如何救亡圖存，並經歷著由器物到經濟，由經濟到政治，再由政治到文化等全方位的救亡實驗。因此，不管出不出現資產階級，有沒有資產階級來領導，都必須進行實驗，都會有一個群體站出來領導。辛亥革命就是一系列救亡圖存的一部分，是救亡圖存在政治上的努力。實際上，救亡圖存在政治上的努力包括戊戌變法、清末立憲和辛亥革命，故而存在維新派、立憲派和革命黨兩大派系，他們目標雖有出入，一個是要建立君主立憲，一個是要建立共和政體，但總體而言，都是要建立具有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戊戌變法失敗、清末立憲未竟而辛亥革命興，只能說，滿清成了阻礙這一進程的阻力，失望的民眾選擇了以暴力的方式來實現他們的目標。辛亥革命明明就是近代中國社會轉型中的一個環節——政治轉型，卻硬是被定義為資產階級革命，莫非說資產階級革命才能吻合這一轉型？是不是辛亥革命被定義為資產階級革命，辛亥革命才具有先進性？革命成功後是否真的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如果說辛亥革命被傳統地認定為失敗了，那麼，是不是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沒有完成，還需要一場資產階級革命？這樣的話，才配得上社會轉型？遍閱諸史，發現沒有人給出回答。我們所能知道的是，一群不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領導了革命，並得到了立憲派的配合，完成了一次政權的更迭，並實驗了一次民主共和。三、革命黨的革命目標，與其說是有利于資產階級，不如說是不利于資產階級。試看同盟會的革命目標︰“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前者是以排滿為革命號召，與資產階級何干？後者中的“創立民國”或可有益于資產階級，但“平均地權”簡直是要資產階級的命。按孫中山的想法，革命之後，杜絕土地私有，節制資本，必使地主絕跡，必廢私有營利之弊。是的，這樣一來，地主雖然絕跡了，私有營利也被廢除，估計資本家也絕跡了。所以，更能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梁啟超認為這一政策相當不妥，他說，中國目前經濟社會分配不像西方那樣貧富懸殊，相對平均，在這個時候，“策中國今日經濟界之前途，當以獎勵資本家為第一義，而以保護勞動者為第二義”。只有引進外資和機器，薄租薄庸，才能讓社會財富休養生息，日漸富裕。按照孫中山的土地政策，將土地收歸國有，簡直就是自成資本家了，而將租稅的國民當成了勞動者，國家扮演好老板的角色，將利潤都用于做國民的福利。這理想好是好，但哪里是資產階級所渴望的自由競爭？這哪還有自由市場之存在？再說，單靠土地稅如何支撐這麼大一個國家的運轉？孫中山的想法也太單純幼稚了。國家稅收必須靠豐富的稅源，而發展企業才能最大限度開發稅源，企業發展了，才會對土地有更大需求，推動地價上漲，擴大地稅收入。企業發展了，才有資本家，才有資產階級的壯大。革命黨的搞法簡直就是把資本家往死里搞，我們的一些學者卻說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這很難解釋得過去。孫中山在上海召開同盟會重要干部會議鄙人不憚猜度，有些學者之所以把辛亥革命界定為資產階級革命，固然是從歷史中找到了一些有利的事實為依據，然後證明辛亥革命就是資產階級革命。其實主要是走入了歷史研究的誤區，習慣了“以政治分析代替歷史論證的學風”，以致形成一種“政史不分”的歷史研究流弊。這種研究方式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以歷史必由論來論斷人類社會的復雜性。然而，西方同樣是大師級的學者卡爾波普對歷史必由論有充分的批判，認為社會沒有必由之路，並認為必由之路會成為專制的來源，因為你認為人人都必走這條路，不走這條路就是錯誤的，不是一條路人，就要受到敵對。因此，所謂的必由之路是不存在的，都是強迫而來的，不強迫，就無所謂必由之路。確實，在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居然還存在原始部落，也就是說，一國之中兼容了資本主義社會與原始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尊重而不是消滅原始部落人對原始社會社會形態和生活方式的選擇，形成共生共存，和諧相處。有人喜歡給人劃階級、定成分，扣帽子，喜歡以人的出身、經濟、地位來判斷其階級成分，進而判斷其在社會或革命中的行為、立場和作用。可問題不是這麼簡單的，人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人是復雜的，人都是在具體歷史語境中的人，完全可以作出與其出身、成分、地位、階級不相符的行為選擇，這都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原則），而不是簡單合並同類項。我們現在知道，領導辛亥革命的主要是“海歸”知識分子，如果說他們在進行資產階級革命，但他們中有幾個是資產階級？歷史事實是既存的，關鍵是怎麼看，理論可以用來分析歷史，而且歷史也可以有多種分析視角，也應該允許人們用不同的理論、視角，甚至態度來看待歷史。如此，問題就出來了，用某個理論來分析辛亥革命，得出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那麼，換一種理論就不一定如此，譬如社會心理學家何佛爾說，富有者恐懼社會有激烈的變動，他們是不希望有革命的，因此辛亥革命就可能不是資產階級革命。大資本家張謇在清末立憲運動中，就很厭惡革命，並主張以立憲來消除革命；“二次革命”時，眾多的資產階級站在了袁世凱這一邊，支持袁世凱鎮壓國民黨，也主要是反對革命暴力造成社會動亂，對他們利益的損害，這都是有力的證據。我之所以認為辛亥革命不是資產階級革命，因為我沒有用歷史必由論和階級分析法，得出的結論自然不一樣。我喜歡那種像唐德剛那樣的講故事式的歷史敘述模式，在俏皮的話語中滲透人生的感悟和對現實的體察，而不是用一套理論圖解歷史。當然，這樣的境界非一般人可及，我承認我可能也沒有跳出“以政治分析代替歷史論證”的窠臼。被用完就扔的秘密會黨管他黑貓白貓，擁護革命就是好貓辛亥革命的社會動員極其有限，廣大的社會民眾動員得少，卻利用現成的幫會、會黨等反政府力量，“欲收發難速效”，于是我們看到，幫會、會黨成了革命黨人發動起義的重要依靠力量，兩廣的三合會，兩湖的三點會、洪江會，西北的哥老會，四川的袍哥，江浙的洪幫、青幫，國內外的洪門等，都是革命黨人爭取的對象，與革命黨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如果說，國外的洪門致公堂還不算是黑社會或帶有黑社會性質的話，尤其是1904年，為了籌款和利用致公堂，孫中山加入致公堂，並受“洪棍”之職，對致公堂進行了體制和理念上的改造，為致公堂重訂新章規程，使致公堂從以往的反清復明的原始幫會向具有現代民主思想的政治組織轉變。1911年5月，孫中山決定將致公堂與同盟會合並起來，要求致公堂成員都加入同盟會，而同盟會成員也一律加入洪門致公堂，並提議組織洪門籌餉局，為國內武裝起義籌集軍餉。海外洪門糾合海外華僑，為革命捐錢捐物，盡力極厚。其他國內的幫會、會黨，基本上都是黑社會，無論是哥老會、三合會、青幫、洪幫都是地地道道的黑社會。稱其為會黨、幫會在我看來都是雅號，是站在革命立場的褒揚，但本質上就是黑社會，當時的政府或民間，就是稱他們為黑社會或秘密組織，為客觀起見，在此統稱為秘密會黨。秘密會黨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也是一種心理、文化現象，它是被疏離于主流社會之外的游民群體的一種生存方式、結構組織和心理態勢。秘密會黨是政府及主流社會視為不正常的，具有破壞性的，令一般民眾懼怕的人群。在一般的社會認知中，秘密會黨是貶義的，而革命黨卻是褒義的。秘密會黨被拉到革命陣營中來，或者革命黨人參加秘密會黨，與秘密會黨結拜誓盟，稱兄道弟，有的成為秘密會黨里的骨干或老大，兩者互相滲透，難分彼此。比如武昌起義後上海都督陳其美是青幫老大，湖南都督焦達峰是哥老會的人。故有人稱，“三合會化為革命黨，哥老會也復為革命黨，于是全國各省之諸會黨，悉統一為革命黨焉”。其實，早于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組建第一個革命組織興中會，就與秘密會黨結下不解之緣，最早的會員鄧蔭南、楊文納等都是黑道中人。1895年孫中山和鄭士良等人在香港成立興中會總部，其會員中有案可查的，秘密會黨分子就佔了三分之一。此後孫中山發動的數次起義，都有秘密會黨的支持和參與，他們要麼資助革命黨，要麼掩護革命黨人，要麼為革命黨人提供住所，要麼為革命黨人收集偵探情報，要麼親自參加起義隊伍……可以說是鬧革命、搞起義的急先鋒，與革命黨人同呼吸共患難。再後來，四川保路運動爆發，首先舉義的就是四川袍哥的人，而武昌起義，各地響應，秘密會黨也一樣發揮重要作用。陝西光復，秘密會黨充當了光復西安的主力。革命黨與秘密會黨走到一起，是很自然的事。首先，兩者在政府看來，都是秘密社團，非法組織，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革命黨人和秘密會黨成員都是與傳統社會決裂或被主流社會摒棄的人，兩者可謂惺惺相惜，更容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其次，兩者都反清，都是反體制的力量，都需要互相幫扶。尤其是，用孫中山的話來說，當時“內地之人，共聞革命排滿之言不以為怪者，只有會黨中人耳”。也就是說，跟社會民眾宣傳革命之事，人們未必能夠听得懂，以為革命就是謀反叛亂，是搞不得的事，與上流士大夫說革命，人家要麼是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要麼對體制內的功名尚有一線指望，未必听你念革命經。只有那些長期與政府處于緊張關系的邊緣群體秘密會黨，“一聞而悅服”，更容易響應革命黨的號召。莊政說︰“國父創始國民革命，即以運動會黨作為起點的，審度當時的環境，可以說除此之外，別無它途。”雙方走到一起具有必然性。革命黨與秘密會黨的不同之處，可能在二︰其一是革命黨有一整套的革命綱領、政治理想，反清是為了建立民國，而秘密會黨反清是為了“復明”，或者從中撈好處；其二，革命黨相對要紀律嚴明，素質較高，而秘密會黨雖也有嚴格的規矩，但紀律散漫，整體素質較低。秘密會黨雖然有反政府的志向，但是他們掀不起多大的波浪，成不了多大的氣候。一個是民眾對秘密會黨往往敬而遠之，甚至普遍對之持恐懼、戒備心理，造不起聲勢；一個是秘密會黨自身沒有多少文化，沒有先進的政治理想和理念來感召民眾，自己也清醒地認識到，“專靠袍哥不能成大事”。他們很自然地親近那些與自己有相同的反政府意趣，卻又比他們有文化，有先進思想，懂世界格局，有聲望的革命黨來與他們結盟。正是看到秘密會黨的反清志向可資利用，孫中山先生明確地表示對秘密會黨要采取“應聯絡以厚勢”的態度，黃興也曾說︰“種族革命，固非運動軍學界不為功，而欲收發難速效，則宜采用哥老會黨，以彼輩本為反對滿清，而早有團結，且執法好義，多可贊嘆。”把聯絡發動黑社會當成重要策略。而秘密會黨也有合作之心，于是成就了一曲“周瑜打黃蓋”。是反清排滿這個共同的目標把他們拉近，並結成盟友，一起出生入死干革命，而秘密會黨確實是幾乎“無役不從”。革命黨可以動員一切政治力量來推翻清政府，包括秘密會黨，只是我們不要忘了，革命黨為了這個目標簡直有點不顧一切、不擇手段了。他們固然看到了秘密會黨的可利用之處，卻往往忽視了秘密會黨的破壞之處，即秘密會黨的種種劣跡、不法行為，以及民眾對他們戒備、鄙夷的心理。由于與秘密會黨走得太近，混為一體，從而影響了革命黨對社會民眾的動員，難以爭取到最為堅實的社會力量。這就使革命黨專注于利用會黨而不直接發動群眾，民主共和的政治理念難以深入民間，即便利用秘密會黨取得了革命勝利，卻仍然難以鞏固民主政治成果。毫無疑問，秘密會黨是有功于革命的，正因為如此，革命成功後，革命黨人也就投桃報李，比如辛亥革命成功後，孫中山曾帶新政府祭拜明孝陵，顯然是給洪門對革命的支持一個交代，青幫老大級人物李征還被授予少將軍餃，而陳其美這樣腳踏同盟會、秘密會黨兩條船的人，更是坐鎮上海都督。事實上，秘密會黨也以“革命元祖”自居，到處謀求“坐江山”，成為與革命黨爭功奪位的對手。長沙起義後，焦達峰做了都督，秘密會黨的人踏破都督府的門檻，因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們洪家天下了”，嘍�@追著芾茨幣還侔脛埃 畈鉅慘 煒詵鉤浴Ｒ怨ψ躍擁拿孛芑岬騁渤沒 穩宋ㄇ祝 斜 蚵恚 岬嘏蹋 妹瘧涑勺約旱納教謾 冢 輝誥 鵜徘骯移稹按蠛汗 薄 按舐焦 薄 骯夊汗 鋇裙 謖信疲 ┐笞約旱氖屏Γ 愕夢諮陶紋 ６ 恍├裰詡 孛芑岬車梅緄糜輳 追撞穩朊孛芑岬騁醞祭 行┐胤驕鉤氏幀吧獻遠級劍 輪廖 埃 約熬 喲笮 骯佟保 摶徊皇腔岬持腥恕Ｒ皇奔洌 孛芑岬澈戲 耍 孛艿謀涔 耍 淮蜓溝惱迫 耍 逃惴 耍 牽 孛芑岬巢 揮幸蠔戲 癰 舊細謀渥約旱納 嬤 潰 勻喚 約耗且惶追 錒獯螅 冒於某〉幕故前歟 每﹤嗽旱惱湛 米咚椒範淨故欽站桑 踔糧 練斯唇岷匣鎰鏨 狻Ｕ庋 錈 だ 螅 錈 沉ν冀 裰鞣ㄖ危 孛芑岬臣扔 錈 痴 嶗 幟婷裰鞣ㄖ味 校 庖歡栽詬錈 薪嵯碌哪研幟訓埽 幌倫映閃嗽┘頁鶉恕？梢怨不寄眩 荒芡 碭８錈 潮糾詞竅肜 妹孛芑岬騁宰成 疲 礁錈 康模 揮姓嬲 閹 親 篩錈 櫓 衙孛芑岬吵稍北涑傘案錈 盡薄５比唬 詬錈 墓 討鋅峙亂怖床患白雒孛芑岬車淖 涔ぷ鰲＝ 揭幌倫喲螄呂戳耍 街植 揮型耆 諍系牧α吭 白 健焙托呂硐 銑魷至朔制綰兔 埽 孛芑岬扯雜詬錈 巢輝偈前錈Γ 翹礪遙 謔牽 錈 承枰 匭露源 孛芑岬常 飧齟憂暗奶ё 擼 衷詰牟 ㄕ噠 僖環 912年1月29日，眼見秘密會黨對新政權的添亂和拆台，孫中山這位曾經被秘密會黨奉為“老大”的人，與秘密會黨合作了那麼多年的民國臨時總統，在給江西馬毓寶暨南昌各界的電文中說︰“近聞省垣有呼群聚嘯，擾亂地方之事，倘不嚴申禁令，殊與本總統建立共和國宗旨有違，即各界保民起義，初心亦當不願有此。建設之事較諸破壞之事尤難，所有朋比異同，易于誤會之舉，尤宜痛行戒絕，民國前途實有賴焉。”孫中山的講話代表了革命黨人的普遍想法，就是不想讓秘密會黨這些要形象沒形象，要紀律沒紀律，要抱負沒抱負的游民群體來爭權奪利，破壞自己這個將來要靠爭取民意而執政的政黨形象。既然要從立場派系上與秘密會黨劃清界限，于是原先與秘密會黨稱兄道弟的革命黨人，越來越疏遠他們，存在著對自己形象的愛護，希望以良好的政治形象贏得更多的民意，不希望跟烏合之眾一般的秘密會黨相提並論。于是總統發話，革命黨立即掀起了鎮壓秘密會黨風潮。江西都督李烈鈞對秘密會黨的驕橫非常不滿，明確表示︰“各會起源，雖因對待滿清而設，茲既復我漢家疆土，還我漢人主權，備會目的已達，自應取消會名，各謀劃生業，共進文明。”雲南的蔡鍔規定︰“凡群眾合立公口，開山堂，歃血定盟，結拜兄弟，圖謀不軌者，從左之區別處斷︰首魁處死刑……”而廣東、四川、浙江、上海、安徽等地也都對秘密會黨活動通令禁止。與鎮壓相“配套”的輿論宣傳也啟動了，全國報紙無一例外地將造成民初混亂的矛頭指向黑社會，報道各地鎮壓秘密會黨，秘密會黨頭目被正法的輝煌成果，譴責秘密會黨破壞社會，危害法紀，言辭中充滿蔑視和敵意。茶余飯後坊間都在談論秘密會黨如何之鬧事亂來，如何之可氣可恨，必除之而後快。滿以為打下江山就可以以功臣身份坐江山的秘密會黨做夢也沒有想到，對權力金錢美人豪宅香車的憧憬才剛剛開始，虎頭鍘刀就斬了下來，他們需要起而抗爭。而在這場爭權奪利之中，革命黨明顯處于優勢，最起碼在道義形象上佔盡優勢。畢竟，革命黨有遠大的政治抱負，先進的政治理念，想要在中國建立民主共和政治，符合世界潮流和民眾期望。而秘密會黨的面目本來就不好，他們的落後性質決定了，他們可以為推翻一個專制舊制度作貢獻，卻很難為建立新的民主政治作貢獻，相反，他們頑固的落後性、破壞性，決定了他們很難改其本性，還會阻礙這種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換句話說，革命黨在社會取向上與清政府處于對立對抗，卻不一定與社會民眾對立對抗，甚至其政治志向和社會取向正反映了一般民眾的利益訴求。而秘密會黨往往在社會取向上既背于政府當局，也違于一般民眾的社會利益，兩頭不討好。秘密會黨更多的是以參加革命的方式作為其社會生存和利益獲取的手段，並不是把高遠的政治理想當做目的，兩者在這一點上涇渭分明。恰恰這一點是秘密會黨的軟肋，是革命黨人可以拿來大做文章的地方，他們名正言順地提出要整頓打擊秘密會黨。真正深究起中國的秘密會黨來歷史悠久得很，桃園結義、梁山之盟並非清代才有，“大碗酒，大塊肉，分秤稱金銀，論套穿衣服”的思想早就深入底層社會的人心了。並不是說一個新政權建立起來了，黑社會就會絕跡了，何況秘密會黨對這新政權的建立還有功，說取消就取消，說自謀生計就自謀生計，談何容易！當然，秘密會黨也不是吃素的，他們跟隨革命黨出生入死，現在正應該是分秤稱金銀的時候，卻不讓他們分享革命成果，還要連他們賴以生存的組織都加以取締，對這種過河拆橋的事，他們肯定是不能容忍的。不能容忍怎麼辦？那就暴力解決，最後像王金發、朱漢濤這些秘密會黨頭目都在與革命黨的爭權奪利中成為犧牲品。不過，秘密會黨也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斗不過革命黨，為了生存發展，有必要改變自己的生存策略。一些分散的秘密會黨聯合起來，成立政黨性質的社團，按孫中山的說法是，“當改其立會之方針，將仇視韃虜政府之心，化而為助我民國政府之力”。共進會的成立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紅幫、青幫和哥老會三個秘密會黨合建共進會，用近代政黨模式來改組秘密會黨，試圖使秘密會黨轉變為現代政黨，使自己成為一個合法組織，爭得一席生存之地。按共進會會長應桂馨後來所講，成立共進會並不是為了響應革命黨的整頓，在民主政治建設中發揮多大的作用，而是“前清時共圖革命，今國民黨只顧自己做官，且反對青紅幫，故設會保護他們，使有法律保護”。由此話可見出民初革命黨與秘密會黨的緊張關系。事實上，共進會成立之後，仍然私結黨羽，秘密會黨與國民黨（同盟會已改組為國民黨）仍然矛盾重重，江浙的都督都對共進會進行查禁鎮壓，這埋下了共進會與國民黨的仇恨。後來，應桂馨指使刺客刺殺了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有很多研究者認為，宋教仁是被袁世凱主使刺殺的；也有研究者在大量的資料基礎上按照事理進行推理和論證，袁世凱不是刺殺宋教仁的主謀。至于幕後主使究竟是誰，一時確實難下定論。但是，我們看到，應桂馨是“刺宋”案中一個非常關鍵的人。也許應桂馨確實是受了某個主謀的使喚，但作為共進會的會長，共進會既然與國民黨有那麼大的矛盾，應桂馨對國民黨的仇恨，並積極投身刺殺計劃，也在可以理解之中，說不準就是針對國民黨對秘密會黨的報復行為也不是不可能。當然，因為共進會會長卷入宋教仁案，說明共進會雖然企圖由秘密會黨完成向現代政黨轉型，但干的仍然是殺人越貨的事，說明其本質不變。人們不再對秘密會黨轉型抱有希望，隨著袁世凱掌權，二次革命爆發，革命黨的下台走人，秘密會黨的轉型也不了了之，在軍閥混戰期，甚至成為如魚得水的公開力量。正視歷史需要勇氣秘密會黨在民初如何居功亂為，社會評價再不好，受到的排擠打壓如何之大，我們都不能不客觀公正地看到，在革命過程中，他們確實是功臣，有錢的出過錢，有力的出過力，也奉獻了鮮血生命，這都是有史可稽的，把這些一筆撇清，是對歷史的不公。然而，正像從泥腿之處爬起，富裕之後都想洗清腿上的污泥；從落魂之處起家，當權之後又拼命神化自己一樣，民國建立之後，秘密會黨雖然爭功爭權，種種劣行既玷污革命黨，也玷污共和國，是令人尷尬的。但我們仍然需要一分為二地、歷史地看待秘密會黨，是非功過，都必須納入革命黨的革命歷史中去。但是，國民黨似乎一直在回避或遮蔽這些歷史，從孫中山開始就如此。1918年，北大校長蔡元培與張蔚西想編一本《國史前編》的書，擬從清朝的秘密會黨活動開始，到南京臨時政府取消之日為止，說白了就是打算寫一本國民黨的早期黨史，或曰正史，之所以要從秘密會黨寫起，就因為國民黨早期與秘密會黨過從甚密，兩者難分。兩人上書孫中山以征求孫的意見，孫中山在復函中說︰“以清世秘密諸會黨，皆緣起于明末遺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于共和原理，民權主義，皆概乎未有所聞，故于共和革命，關系實淺，似宜令編為秘密會黨史，而不以雜廁民國史中。”秘密會黨為共和革命出錢出力賣命，多少人舍家紓難，多少人拋頭顱灑熱血，最後得到一句“于共和革命，關系實淺”的蓋棺論定，並要打入“另冊”。嗚呼，雖然我對秘密會黨沒有半絲的好感，但無視歷史，將別人的歷史貢獻一筆勾銷，“用完就扔”，這也算是一種歷史潔癖吧。或者仍是一種成王敗寇的搞法，成王者不希望王者歷史有見不得人的污穢，玷污了自己的光輝形象，權力在握之時就要盡量漂白自己從前的污點，扮出永遠光榮、偉大、正確的樣子。這一招，中國的哪朝哪代不是這樣做的呢？一個政權、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正視自己的歷史，尤其是自己不願意正視的歷史，是需要相當大的勇氣的，而能不能夠正視之，又是判斷其是否真正成熟的重要標志。應懷畏避革命之心對革命的理解關乎對辛亥革命的評價對于發生在1911年的那場暴力反清行為，與以往歷史上改朝換代時暴力反政府行為相同的是，叫做起義——武昌起義，但又與歷朝歷代更換時暴力反政府行為不相同的是，它叫革命——辛亥革命。這是很有意思的事，這同與不同，或許正說明了新與舊的斷裂，以及新與舊的交融。或許，最初在孫中山的意識里，他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所領導的反政府行為與陳勝、吳廣有多大的區別。他真正意識到自己是在革命而不是造反、叛亂，這里有一個小插曲。那是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和陳少白等人被迫流亡日本，他們在神戶一登岸，就讀到當地報紙上寫著“中國革命黨領袖孫逸仙”抵達日本的消息。孫中山當即決定把自己的黨稱為“革命黨”，把自己的反清活動稱為“革命活動”。這里還有一個歷史背景，就是晚清時，法國大革命以及盧梭被不斷地介紹到中國，中國人不但把盧梭裝扮成締造法國大革命的英雄，還把法國大革命的意義不斷地擴大，上升為世界革命的發源地。把世界各地正在興起的各種斗爭或沖突納入世界革命潮流，將革命作為社會進化的公理，強調革命的進步意義，樹立革命的正義性。這就是鄒容在《革命軍》所說的︰“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渡時代之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而為主人者也。”如此一來，這種革命話語既具有最大的排他性，又具有最大的涵蓋性。最後，使整個社會籠罩在“革命”氣氛之中。（顏德如《盧梭與晚清革命話語》）既然革命被賦予了正當性，起義、造反就不該再被視為不好的行為，起義、造反者的身份也不再是“叛黨”、“逆賊”所概括，而是用革命黨來稱呼，有了合法甚至光榮的含義。也就是說，革命黨的反政府行為本身也被賦予了新意義。既然所有的起義、造反行為都被稱為革命，那麼，又很難理解，為什麼具體的暴力反清行為，比如武昌暴動，為什麼叫武昌起義而不叫武昌革命？或許，每一次起義都是起義，但總合所有起義，就不是起義，而是革命了。那麼，是不是說起義與革命有大不同？這就很像日本人岡本監輔在《萬國史記》里對法國巴黎革命的描繪，在具體描寫巴黎市民的暴動及整個革命經過時，把暴動者稱為“叛黨”、“暴徒”，並不使用“革命黨”一詞，對每一次暴動本身也不使用“革命”一詞，但是，從總體上又對這場暴動給予積極的肯定，確認它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因此將h 譯為“法國革命”。這是一種復雜的歷史評判心態，是一種具體而貶、總體而褒的定義。對于“革命”一詞，中外都有相當久遠的認識，在中國，“革命”一詞，語出儒家經典《易傳》︰“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 革命是順乎天意、合乎人心的正義事業。這主要是從道義角度來說。在國外，亞里士多德認為︰革命就是政體的變革。即由于治理不當引起內訌並訴之武力，演化為革命，革命使現行政體變革。他在《政治學》中說︰較低的人們為求得平等而成為革命家，同等的人們為取得優勢（不平等）也成為革命家。這主要是從政治的性質而言。很少有造反者會稱自己的起義造反行為逆天意、違人心，否則何以號令天下民眾為其賣命呢？必須要在道德上獲得資源，才能贏得民眾的支持，至于起義造反會否改變政體就不好說了。這里的政體當然是政治、政權的性質問題，按亞里士多德對政體的劃分標準，即看政體是照顧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還是只照顧一個人、少數人或平民群眾的私利。前者為正宗政體，後者為變態政體。正宗政體分為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和共和政體三種，變態政體分僭主制、寡頭制和平民政體三種。從諸侯爭霸到秦始皇一統中國，是政體的一次大變革，秦始皇六合諸侯，建立君主集權和郡縣制，應該是一次革命。從晚清至民國，是從君主專制到民主共和，也是一次政體的大變革，因此孫中山的多次起義、造反，被稱為革命可理解，但從秦始皇到晚清這兩千多年，歷次改朝換代的暴力反政府行為都只能劃為起義、造反之列，而不算革命之列，因為政治、政權的性質一直沒有變更。確實，有論者認為，在人們的概念里，革命寓意著“新”，人們在判斷一系列事件是否真的構成一場革命時，主要是檢驗其新穎性的深度和廣度，而主要不是看它的手段、勢態之激烈。正如漢娜?阿倫特說︰革命隱藏著“一個全新的故事，以前從不知道、沒有講過的故事，即將展示開來”。革命可以是政治革命、科技革命、思想革命、產業革命、教育革命以及文學革命等，總之是事物發展或社會前進的一種創新性進展。以此為據，孫中山領導的一系列起義，旨在打破了中國以往的政治循環體例，以執政權民授代替了（君權）神授，這是前無古人的新開創，稱其為革命是有道理的。政治暴力往往會伴隨著流血犧牲、社會動亂，中國歷次改朝換代很少有不流血漂櫓，殺人如麻的。江山都是“私人財產”，不論是奪取江山的人，還是為了保住江山的人，起義與鎮壓之間進行一次次殊死搏斗，基本上不存在桌面上溫文爾雅的談判。誰的拳頭硬，誰就做老大，誰做了老大誰就成王，敗者自然為寇，這是兩千多年來政權更迭的基本邏輯。在這一邏輯的不斷重演的過程中，人們如看戲一般看到城頭變幻大王旗，可是在城腳下，卻是興亡皆苦的老百姓，為一次次的政治暴力付出沉痛的代價，不由得生出“寧做太平犬， 不做亂世人”的感慨。政治暴力造成的所有後果都由全社會買單，而最終的成果只被少數人所享受，所以，一些人在懷念“激情燃燒的歲月”，一些人則往事不堪回首。革命雖然被視為正義凜然，但在具體的暴力活動中，同樣遵循著拳頭決定成敗的邏輯，充斥著暴力搏殺與軍事斗爭，同樣會讓整個社會為之付出慘痛的生命財產代價，同樣會讓人恐怕與害怕。這倒還在其次的，其社會心理的影響恐怕更甚，正像李澤厚所說的，長期武裝革命和軍事斗爭的戰爭環境，創造了由軍隊推廣到社會的一整套非常完備的組織體制、習慣法規和觀念系統︰政治上、組織上要求人們的絕對集權和全面服從（從公事到私情），最終集中和歸宿于思想上絕對統一。這就難怪，像李澤厚、劉再復等學人不能不對革命是否必要或必然發出深深的疑問，以至于要“告別革命”。這是一個十分嚴肅的問題，關系到對辛亥革命的基本評價問題，如果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對辛亥革命的認識我認為將是一本糊涂賬。這里面有幾個最基本的問題，即“假如”在史學中派上了用場，辛亥革命是否必要或必然？如何給辛亥革命下歷史定論？辛亥革命及其領導人是否該獲得那麼高的褒獎？辛亥革命是否斷送了中國傳統社會通過改良獲得新生的可能性？在我有限的視野里，就看到一些人對辛亥革命的評價並不像我們想象的那麼“高大全”，這些人既包括當時的革命參與者也有後來的學者。比如參加過辛亥革命、做過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司法總長的章士釗，在1961年的時候說，“今之論士，語涉辛亥革命，往往過于夸張，估計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許”。反對把辛亥革命當牛皮來吹。又比如學者袁偉時認為︰與清末新政比，辛亥革命確實創新的東西不多，只是換了個招牌，由于革命把原有的軍事政治統一的體制打破，又沒有建立起新的民主共和式的統一，導致社會混亂和軍閥混戰。民國元年版《敬祝中華民國創造》紀念明信片是的，不能不正視的是，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統治和兩千年帝制，但正像某些學者所說，辛亥革命只是終結了“家天下”，並沒有給中國帶來真正的民主共和政體，最後革命成果被袁世凱攫取，將中國帶入軍閥混戰，社會動亂，不由不讓人嘆息“民國不如大清”，人們不禁要問——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的積極推動作用到底有多大？這樣說顯然不是否定辛亥革命，事實上，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就起到了一個思想解放的作用，那就是打倒了皇帝，原來我們也可以照樣生活，搞國會搞民主，讓人明白，其實對于國家，每個國民都是有發言權的。這就顛覆了過去一整套的思想觀念，促進了思想觀念的現代化。不過，當“告別革命”這個問題沒有厘清，仍然會影響對辛亥革命的評價，甚至有人認為，對中華民族來說，辛亥革命意味著它就是一場災難，這是需要辨析的。首先，歷史不能假設，因此無法設想辛亥革命是否必要，卻是必然。這個必然我在《晚清社會的最大危機是什麼》一文里有清楚的論述，那就是，歷史發展到八國聯軍侵華以後，中國人的自信心掉到了谷底，為了拯救中國人的自信心，急需在政治上有所改革，而且民眾的心情十分急迫。在內外的力量推動下，清政府決定立憲，可是嘴上一直說“立憲”，行動一直“預備”，人們求和平改良而不可得，于是走向了暴力革命道路。因為，歷史並非我們想不想、願不願意的問題，它是照自己的邏輯去發展後呈現給我們的事實。革命乃天賦人權這其實已經說明了辛亥革命所具有的革命正當性，即當一個政權不能滿足人民最基本的需求時，人們有反抗甚至推翻這個政權，重建一個符合人民利益的政府的權利，這個權利可稱為革命權，是天賦的人權。對于革命權，我們習慣的理解是一個政權窮奢極欲，不斷地壓榨民眾，以至于民不聊生，官逼民反，民眾必須揭竿而起，來反抗暴政對生命以及其他權利的侵犯行為的權利——拼也是死，不拼也是死，那還不如一拼，說不準非但不死還能為王。可辛亥革命並非這樣一種範式，並非清政府的暴政到了民不聊生、民眾身陷絕境的地步，相反，清政府在洋務運動中發展經濟滿足民眾的經濟需要，通過預備立憲一步步地滿足民眾對政治改革的需求。這就正如歷史學者吳思所說的，大多數人不是不拼命就活不成所以不得不拼命。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拼命是有把握活得成的，拼命才有生命危險，不拼命就沒有生命危險。那麼為什麼還有人願意選擇拼命一戰呢？為什麼有人要“寧肯站著死，不願跪著生”呢？答案是，古今中外，驅使人們鋌而走險的，常常不是利益，而是自尊心，是那股子氣，那股子血性，是要求得到承認的意志。民眾要與清政府拼命，就在于民眾對立憲要求得不到政府的承認，在政治改革與政治革命的賽跑中，革命勝出。可見，當一個政權無視時代發展的潮流要求，無視民眾政治變革的呼聲，堅持一意孤行，民眾也有革命權，以暴力方式來推翻現政府。因為，革命是民眾表達反對、反抗的最後的，也可能是最有效的方式，它無須經由現行的法律的恩許，也不會獲得恩許。人們之所以應被賦予革命權，在西方學者洛克看來是自然而然的事，因為任何政府都可能腐化為暴政，為私人或小集團的利益，侵犯人民的利益。人們不能只好忍氣吞聲地接受侵犯、凌辱，人們“不但有擺脫暴政的權利，還享有防止暴政的權利”。這個道理很好理解，拿晚清政府來說，它的專制制度其實就是通過粗暴地打壓其他民族，壓榨底層民眾，來獲得私人或小集團的利益。直至搞預備立憲，仍然為自己的小集團利益著想，弄出一個皇室內閣，沒有顯示出真正推行立憲的誠意，對這樣一種企圖永遠讓民眾處于專斷權力的奴役之下的政權，“真正的糾正辦法，就是用強力對付之”，這就是辛亥革命的合理性之所在。當專制獨裁者對革命極為恐懼和進行惡毒攻擊時，美國開國元勛杰斐遜卻用熱情歡迎的態度看待革命，他說︰“反抗政府的精神有時是非常可貴的，所以我希望它始終生氣勃勃地保持下去。……我喜歡不時發生一次小小的叛亂。它好似大氣中的暴風雨一樣；但願每隔20年發生一次這樣的叛亂。因為革命可以防止腐化，是政府健康的良藥，也可以使人民養成關心國家大事的習慣。如果統治者不偶爾被其國民的反抗精神所警告的話，一個國家就不可能保持其自由了。讓他們拿起武器吧！在一兩個世紀內喪失少數生命有什麼關系呢？自由之樹必須時時用愛國志士和暴君的血來澆灌，它是自由之樹的天然肥料。”歷史證明，美國立國兩百多年，尚未發生大規模暴力革命和流血內亂。專制政府如晚清政府壓制民眾的政治權利，等于剝奪了民眾監督政府、防止暴政的權利，最後，民眾只好行使他們擺脫暴政的權利——革命。要用歷史的眼光看革命毫無疑問，暴力革命確實會帶來諸多負作用，正像李澤厚等學者已經指出的，最顯然的就是流血和內亂。但是，如果為了防止流血和內亂，而維持暴政之下的和平，那樣的和平將是什麼樣的和平呢？當然是在狼的凶狠殘暴之下，羔羊不加抵抗地被咬斷喉嚨的和平。換句話講，如果近代中國人既不能通過政治的改良獲得想要的生活，也不進行暴力革命去爭取，那就只能永遠忍受清王朝的皇權專制，有苦也不說出來、說不出來，人們永遠無法獲得想要的自由以及他們想要的生活。大量歷史事實證明，革命帶來了民眾想要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生活，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莫不如此，我們很少見到沒有付出代價就得來民主的國家，相反，民主的建立往往經歷流血和動亂，犧牲了大量的生命財產。假定把專制比如成毒瘤的話，要想除掉毒瘤，治愈身體，哪有不花成本、不下藥、不動手術的？不要相信專制獨裁者良心發現，將權力拱手讓出給民眾，天下太少這等好事！縱觀人類史，從專制獨裁到民主共和的轉變，基本上都伴隨著暴力革命的身影。不過，民主並非一蹴而就，專制根深蒂固，在與革命的較量中有一個拉鋸反復的過程，有人統計，英國民主革命，自1640年爆發直至1688年光榮革命告成，其間48年就曾歷經三次革命與復闢的較量。法國民主革命自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佔巴士底獄，直至1875年，前後86年，革命與復闢反復較量，最終確立共和國體。西班牙民主革命自1810年爆發，也經過了革命力量與王室復闢勢力的五次反復較量，時長64年之久，建立了君主立憲國家。葡萄牙于1820年爆發民主革命後，專制勢力也曾發動三次復闢。荷蘭民主革命則持續更久，自1561年革命發動到1609年西班牙承認荷蘭獨立，直至1648年歐洲在結束三十年戰爭後訂立《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正式承認荷蘭共和國，革命與復闢反復較量的歷史竟長達88年之久。那麼中國1911年爆發辛亥革命後，民主政治的建立也是一波三折，至少在民國前期就經歷了袁世凱復闢和張勛復闢。就是說，對于革命要用歷史的眼光看，要用十年或數十年的時間來考量，甚至可能上百年的時間來考量，而不能拘泥于一時一地之成敗。辛亥革命最終失敗了，它並沒有讓共和民主政治深深地扎根下來，反而讓袁世凱差點復闢得逞，是不是連辛亥革命本身也要否定掉？認為革命是沒有必要的，對辛亥革命以及領導人積極的作用視而不見？我看沒有必要，也是不可能的。要不是因為辛亥革命在中國民眾中再一次播撒下民主共和的思想，任何一個掌權人復闢都會相當容易，而絕不會蔡鍔將軍振臂一呼，反袁之聲百應，連袁世凱這樣“非袁莫屬”的強勢之人想復闢而不得，足以說明民眾慢慢認可了民主政治。辛亥革命之後不是沒有皇帝了嗎？至少想做皇帝也得換一個名號，並且口頭上要說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和擁護才行。當我們否定辛亥革命之時，似乎也在否定我們自己的反抗權，這是不可取的。這樣說並不表明我對革命有偏好，相反，我是厭惡革命的，革命雖然是天賦人權，但是，假定不用革命而是用改良可以達到人們的政治目的，何樂而不為呢？就像你有吸煙的權利，吸煙可以解乏，可是為什麼一定要吸煙呢？一定要通過吸煙來解乏呢？難道就沒有更好的辦法了嗎？政治改良是政治上的自我求善，越改越善，越求越善，它是用和平的、協商的而不是暴力的方式來改變舊的政治體制，是社會各個階層基于共同的政治理想和生活目標而進行的和平合作，是成本最小的社會推動力。晚清政府的立憲運動就是改良範疇，如果清政府順應社會心理的吁求，在自身權威還足夠的情況下審時度勢，力行推進，中國民主政治未嘗不可以用非暴力的方式迎來，因為就當時而言，可謂天時、地利、人和都具備了，就差清政府的決心了，中國人錯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總是讓人欷靀不已。革命的邊界及畏避革命既然社會推進除了革命還有改良這一良法，就要說一說革命的必要性問題，或者說革命的邊界問題。革命的邊界，一方面是可以革命，一方面是不必革命。可以革命是我前面講到的，暴政侵犯民眾的生命以及其他權利之時，甚至走投無路了，不妨革命。不必革命可以分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改良之路行得通，也就沒有革命用武之地；一種情況是改良之路行不通，革命也未必行得通，一切皆因變革的條件完全不具備或不成熟，那麼也不必革命，需要醞釀改革的力量，尋找改革的最佳時機。回顧晚清社會，雖然我反對國情論，主張讓國民在民主中學會民主，不能以國民素質低為借口抵制民主。但是就當時的歷史條件，無論是通過改良還是革命，想要一下子建立完全西化的民主政治還是有難度的，無視這個客觀情況，就是不尊重歷史事實。因此，晚清立憲做不成的事，辛亥革命也未必做得成，而革命造成了社會的動亂和後來軍閥的混戰卻是實實在在的。這正像哥倫比亞大學教授n 佩弗對這場革命的評價︰“1911年在中國建立起美國共和政體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種共和政體是一個大失敗，因為它在中國的歷史、傳統、政治經歷、制度、天性、信仰觀念或習慣中毫無根據地。……這種共和政體悲慘地結束了，即悲慘地失敗了。”對于辛亥革命的反思，不是這個外國佬有多麼高明的眼光，當時身處歷史浪尖的革命者本身也對革命有過清醒的反思。經歷了辛亥革命失敗、“二次革命”的失敗教訓，當時不少國民黨人都對革命有了另一種思考甚至表示絕不輕言革命。這在袁世凱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條”之際表現最為明顯。袁簽訂這樣的賣國條約，分明給孫中山的國民黨以反袁絕好的機會，孫中山表示要假借外力反袁。而國民黨一些元老，像馮自由、林森等，以及黃興、陳炯明、柏文蔚、李烈鈞等紛紛聯名發出通電，“國人既懲興等癸丑之非(按︰指1913年所謂“二次革命”的錯誤)，自後非有社會真切之要求，絕不輕言國事。今雖不能妄以何種信誓宣言于人，而國政是否必由革命始獲更新，亦願追隨國人瞻其效果。夫兵凶戰危，古有明訓，苟可以免，疇曰不宜……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人之所共諒”。認為“惟革命之有無，非可求之革命自身，而當卜之政象良惡”。他們認為，當此之時，國人未必贊成搞革命反袁，革命家也要順應國人的要求而動，要不要革命要“卜之政象良惡”，不能為了一己（黨）之私利發動革命，置人民認同、生命財產于不顧，而應對革命懷有畏避之心。一批職業革命者如此反思革命，不可謂不深刻，不可不警醒今人。時代發展到今天，對于革命的邊界問題我們更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因為，革命雖然是天賦人權，但一旦被賦予太多的神聖性，“造反有理”成了主流的話語，排擠掉改良的話語，仿佛改良是保守落後的，革命才是進步的，這會讓社會的發展總是依賴于革命而非改良，讓社會總是在大起大落中前進，在重創中重建。甚至投機分子把革命由手段變為目的，以革命的名義行權力斗爭、專制統治之實，讓這種你下去、我上來的殊死搏斗的野蠻政治邏輯源遠流長，生生不息。這些才是真正的可怕之處。這讓中國社會慢慢地培育成喜歡講革命而不喜歡講改良的土壤，每一個中國人都被暴力革命的邏輯所控制，會讓我們永遠清洗不掉邪惡的毒素，永遠換不來健康的政治文明。如果我們放眼中國更長遠的歷史會發現，中國歷史上多次改革總以失敗收場，而革命總能成為主要推動力，這不能不說是莫大的悲哀。因此，像李澤厚與劉再復先生在《告別革命》說，“我們的告別，並非否定以往屢次革命的理由和它所起的歷史作用。但是，我們否定‘革命神聖’的觀念，否定革命乃是‘歷史必然’的觀念。我們認為，歷史總是提供革命與改革兩種選擇的可能性，不是一種可能性。而中國一百年來，從辛亥革命開始總是選擇暴力革命的辦法，並把它視為唯一合理的辦法”。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一個民主政治覆蓋地球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的時代，民眾的民主意識越來越深入，應該可以通過政治的合法性和正義性構建來避免革命，使社會的進步依靠社會對話與合作、妥協與寬容，從而讓利益分配更趨合理的基礎之上，實現所有社會成員的互利共生，這就需要中國更改暴力革命的邏輯，杜絕排他性的革命話語，這是政治改良得以穩步前行的第一步。辛亥革命第一槍緣何在武漢打響武漢地處中國中部，有九省通衢之稱，這里水陸交通便利，物產豐富，商業發達，控扼天塹，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頗為西方列強看中，早早被闢為通商口岸。然而，同盟會最初似乎並沒有視這里為兵家必爭之地，他們發動的數次起義都是在南方，每次又都以失敗告終。後來同盟會設中部總部機關，機關設在上海而非武漢。因此，武漢實是革命黨容易忽視的一個地方，畢竟這是一個內陸城市，似乎不應得風氣之先，然而，作為楚國之地的武漢，秉承楚人“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精神，突然鳴響驚人的第一槍，出乎世人之意外。那麼，為什麼武漢會打響辛亥革命第一槍，為什麼會一炮而功成？換句話說，中國一段漫長歷史為什麼在這里終結，又在這里開啟一個嶄新的紀元？深究起來，並不奇怪。張之洞種下洋務之豆，得革命之瓜談到辛亥革命首義發于武漢，成于武漢，很自然讓人想起張之洞的學生張春霆的總結︰“辛亥革命曷為成功于武昌乎？論者以武昌地處上游，控扼九省，地據形勝，故一舉而全國響應，斯固然矣。”但張春霆則更看重這樣一些原因︰武漢“有官錢局，鑄幣廠，控制全省之金融，則起事不虞軍用之缺乏。有槍炮廠可供戰事之源源供給。成立新軍，多富于知識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領導革命者，又多素所培養之學生也。精神上、物質上，都遠較彼時他省為優。以是之故，能成大功，雖為公（張之洞）所不及料，而事機湊泊，種豆得瓜”。誠哉斯言，談到武漢為何成為首義之城，確實繞不過張之洞這個人，張被稱為“武漢城市之父”，又被稱為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此言不虛。1889年，張之洞被調任湖廣總督，他立即以武漢為中心，在湖廣大地推行他的洋務新政，在主政湖北16年間，他不遺余力地興實業、修鐵路、辦教育、練新軍，做一些外人看來完全超出他能力的大事，完成了武漢城市早期現代化。他先後開辦漢陽鐵廠、湖北槍炮廠，設立織布、紡紗、繅絲、制麻四局，還創辦了造紙廠、制革廠、氈呢廠、官磚廠等，他實行開明的工商業政策，對民營工商業加以獎勵扶助，創設商務局、商學會、勸業場，開通電話、電報。尤其是漢陽鐵廠，為當時亞洲第一家大型鋼鐵聯合企業；湖北槍炮廠是裝備先進的軍工企業，所生產的“漢陽造”步槍飲譽全國；他主持修築的京漢鐵路，為當時全國最長的鐵路干線；在他“游學”鼓勵政策下，湖北留日學生人數為全國各省之最。在張之洞的努力下，武漢城市面貌煥然一新，由一個古市鎮轉變為近代大都會，武漢城市綜合實力得到迅猛提升，經濟總量超廣州、越天津，武漢城市地位和經濟發展水平雄踞全國第二，“駕乎津門，直追滬上”，日本駐漢總領事水野幸吉稱譽漢口為“東方芝加哥”。張之洞作為滿清重臣，他的一切洋務努力皆是為了振興國家，挽大清王朝于既倒，且兢兢業業，守己奉公，確實做出一番偉業。然而，令張之洞沒有想到的是，他的所有努力看起來是一種正面的努力，興實業也罷，辦教育也罷，練新軍也罷，制槍炮也罷，遣留學也罷，都是為了國家自強，保大清統治萬世年不變，但是得到的卻是負面的結果，越發加速大清王朝的滅亡。用孫中山的話來說，是張之洞的實業自強努力為辛亥革命提供了物質、人才和思想等基礎。我們單拿辦教育和倡“游學”來說吧。張之洞在湖北創辦了算學學堂、礦務學堂、自強學堂、湖北武備學堂、湖北農務學堂、湖北工藝學堂、湖北師範學堂、兩湖總師範學堂、女子師範學堂等，涵蓋了普通教育、軍事教育、實業教育、師範教育等層面，一時之間，武漢學堂林立，文教昌盛，成為全國重要的新式教育中心和國人矚目之區。學堂一興，學生一多，思想一活，游學一歸，頓時令武漢成為一個新潮思想活躍的重鎮，張之洞“栽培”出來的拔尖人才，卻真真實實地變成了“叛徒”，比如說黃興就是在張之洞創辦的武昌兩湖書院的學生，而後被張之洞選赴日本留學，回國後成了“造反頭頭”之一。這不就是為辛亥革命提供了人才和思想基礎嘛。確實，張之洞以上所有的努力，無不是在為革命創造條件，無形之中做了或是培養大清王朝的掘墓人。所以，武昌城打響的首義槍聲，宣告了清王朝和封建帝制的終結，清朝遺老嚴厲指責早已入土的張之洞，“追原禍始，張文襄優容新進，設廠制造，徒資逆用，以演成今日之慘劇”。這倒是說了句大實話。事實上，張之洞所到之處，比如廣州、武昌、南京等地，都大力推行洋務運動，這三個地方又幾乎都成了革命思想的發源地和革命活動的策源地，其中尤以在武漢干得最為漂亮，結果武漢成了首義之區。這于張之洞來說，真是太富于戲劇性和諷刺意味了。最牛的地方軍打響第一槍，勇敢抗擊中央軍“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真刀真槍干出來的，革命的成敗需要在戰場上見分曉，誰在戰場上取勝，誰就能奪得政權，武力才是硬道理，幻想不依靠武力做後盾，動動嘴巴就將革命搞成功，在專制時代是不現實的。辛亥革命能在武漢打響第一槍，而且革命成功，沖鋒陷陣的湖北新軍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知道，在武昌起義之前，孫中山曾發動過多次起義，沒有一次成功，要麼起義之前事情就敗露了，要麼起義剛爆發就被撲滅了，要麼持續了一段時間無疾而終了。究其原因，就是孫中山用于革命的武力，大多是一些秘密會社、黑社會組織等草台班子，既缺乏專業的軍事指揮，又缺乏專業的軍事訓練，加之軍火要麼緊缺，要麼太爛，真是要人沒人要槍沒槍要錢沒錢，不要說與大清的中央軍交鋒，在地方軍的反擊下，就潰不成軍了。然而，湖北新軍絕對不是一支草台班子，他雖然是張之洞訓練出來的一支地方軍，卻是當時南方各省最好的軍隊，就全國而言，是當時唯一可與袁世凱的北洋新建陸軍媲美的部隊。在辛亥革命前，湖北新軍有一鎮和一混成協（旅），即第8鎮和第21混成協（旅），第8鎮有士兵10502人，軍官702人，第21混成協（旅）有士兵4612人，軍官288人，全軍官兵合計16104人，算得上是一支勁旅了。這是張之洞就任湖廣總督之後，花了數年心血建立起來的。湖北新軍不同于袁世凱的北洋軍。北洋軍更像一支中央軍，供衛京師，餉源靠清政府支持，所以袁世凱有錢編練出北洋六鎮。而湖北新軍主要靠地方財力維持，餉源有限，張之洞將綠營與勇營等舊式軍隊加以裁減，多出來的軍餉用以編練新軍，終于“款不增而兵可練，人數雖少，較有實際” 。人數雖然少一點，湖北新軍同樣是一支用西法編練的新式軍隊，采用新式的洋槍洋炮洋裝備洋技術，當時，有些外國軍事觀察家認為，湖北新軍的洋操隊的編隊操演和武器運用“可與最好的德國軍隊相比”，它的士兵的體格訓練“遠較法國軍隊為優”，它的工程兵“與美國陸軍工程兵的訓練相似”，這當然是夸大其詞。不過，湖北新軍在全國會操中獲得過大獎這是不能否認的。尤其是湖北新軍整體文化素質較高，更是不爭的事實。湖北在招募新兵時，起初規定“實能識字、寫字並能略通文理之人……始準收錄”，後來因為這個標準執行起來確實有困難，才降格以求。即便這樣，湖北新軍的整體素質仍是當時比較高的，當事人的回憶可以給我們提供佐證。陳孝勞在回憶湖北新軍招收新兵的情況時說︰“自1903年廢了科舉以後，一般讀書的分子只得另謀各人的出路。于是有出洋留學的，有到省城住學校的，而多數子弟則投入新軍。我是1905年在黃陂應募入伍的。那次募兵結果，96人中就有12個廩生，24個秀才。馬隊第十一標是這樣，陸軍第8鎮和陸軍第21混成協所屬步、馬、炮、工、輕五種部隊，都有不少的讀書分子入伍。”（《辛亥首義回憶錄》第一輯第68頁）。其實，隨著清政府廢止科舉，截斷了年輕人的仕途之路，只好另謀出路，途徑無非有三，一是進入新式學堂，二是留洋，三是加入新軍，前二者並非人人可實現，因此，稍有知識，而家境貧困者，多數加入新軍，科舉的廢止造成一股“秀才當兵”的熱潮。應該說，在科舉時代，考功名是讀書人最大的人生理想，那也是讀書人的正道，而投筆從戎是末等的選擇，甚至這些人本來就瞧不起當兵這一行當，他們雖然躋身行伍，內心里對清政府是懷有不滿情緒的。也正因為新軍由這些稍有文化的人組成，較以前的“沒有文化的軍隊”，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同情革命。當革命黨人在這些失意的“秀才兵”里進行革命宣傳，很快就將這些“國家長城”給動搖了。拿湖北新軍為例，當時武漢的文學社和共進會以社會之名，積極在新軍中發展對象，在武昌首義前，文學社發展的人數已達3000多人，共進會發展了2000多人，這已經是一組十分可觀的人數，而受革命影響的新軍士兵自不在話下。武昌首義之所以能夠一呼百應，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礎。而新軍里的將領，又主要是國內各式武備學堂的畢業生以及官費派遣出國的留學生充任，很多都是日本振武學校畢業的，他們見過世面，思想活躍，尤其是留洋學生，深受革命思想影響，他們見到國外如此強盛，而中國如此積弱積貧，備受刺激，立志革命，就由清政府送出去打算培養成棟梁之才，變成想要推翻清政府去建設新中國的反革命人才。在湖北新軍和其他各省的新軍里，都不乏這樣一些有志革命的軍官。再有一點，湖北新軍不同于北洋軍，北洋軍經過袁世凱的權術治軍之後，只知有宮保，不知有朝廷，嚴重“私有化”，一個嚴重私有化的軍隊，只能听從長官的，而不會听從別人的，自然地，北洋軍只听袁世凱，不會听從革命黨的宣傳，這是一個密封式的水桶，革命黨很難滲透進去。而湖北新軍並非如此，訓練新軍，只是張之洞洋務新政的一個方面，並不像袁世凱將訓練新軍當成“主業”，張之洞對軍隊的控制十分有限，尤其是他調到中央後，基本上失去了對湖北新軍的控制。這樣一支“私有化”程度極低的軍隊，其堡壘很容易被內部所攻破。所以湖北新軍容易同情和支持革命也在情理之中了。湖北新軍這樣一支在當時足可以抗衡中央軍的地方部隊，不少已經被“革命思想武裝”起來，豈是草台班子可以比擬？因之在北洋軍沒有大軍壓境之前，武昌起義的部隊能夠打幾場勝仗自在情理之中，而就是這幾場看似不起眼的勝仗，既顯示了起義部隊的實力，也給了全國人民以奪取革命勝利的信心。在這里不能不特別提一提辛亥革命中被抓出來當都督的黎元洪。別看黎元洪很舊派，其實不然，黎元洪是新式學堂——天津水師學堂畢業的，又曾三次考察日本，是一個新式軍人，完全具備接受新思想、同情革命的思想基礎。他得到張之洞的欣賞，在短短的十年內，從一個下級軍官擢升到第21混成協協統，官居二品，握有軍權。及革命來臨，反正為一個革命功臣，並不十分意外。而且正是他的反正，很快讓湖北新軍軍心穩定，有秩序投入戰斗，因為黎元洪素愛士兵，很得官兵愛戴，這是湖北新軍首義之後，革命能走得更遠的重要原因。武昌首義提升了武漢城市政治地位武漢並非近現代才聲名在外，明末清初，漢口就與河南朱仙鎮、廣東佛山鎮、江西景德鎮並稱為中國“四大名鎮”。我們現在可以從“十里帆檣依市立，萬家燈火徹宵明”的詩句里依稀窺出當年的繁華景象。在小農經濟時代，武漢就已經是一個著名的商貿中心了。1861年3月漢口開埠，武漢城市近代化閘門開啟，西方列強陸續來漢通商通航，輸出資本和技術，武漢城市迅速崛起，尤其是張之洞在主政湖北16年間，不遺余力地建工廠、開學堂、修鐵路、練新軍、促商貿，加速推進以工業化為核心的武漢城市現代化進程。1912年元月，法國雜志刊登首義都督黎元洪照片。武漢雖然有“東方芝加哥”的美譽，但那也僅只于經濟，在政治上，武漢地位並不顯著，與一個經濟總量全國第二的位次十分不協調。如果說還有一點政治地位的話，武漢是兩湖首府，總督府，也有外國領館和外國租界，然而很長一段時間，武漢的政治地位僅只于此，沒有得到更大的提升，政治影響力及兩省而不足以影響全國。武昌首義之後，這一格局被改寫。當然，這里的所謂城市政治地位，一是指一個城市的行政級別，二是指一個城市在重大的歷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揆諸武漢這座城市的歷史，恐怕沒有哪一件事比得上辛亥革命，如此巨大地提升了武漢的政治地位。因為，武漢在辛亥革命中扮演著首義的角色，之後，武漢的政治地位迅速騰升，行政級別得到空前提升，一個政治重鎮由此奠定。武昌首義打響辛亥革命第一槍，成為革命的發源地，一下子成為全國注目的焦點，也吸引了像黃興、居正等一大批有政治聲望的人聚集武漢，參加戰斗，武漢變成一個巨大的歷史舞台，不同的重要角色在此輪番演出。在這里，革命黨人與立憲派聯手合作，號召全國響應起義，各省紛紛獨立，全國大部分省份光復；革命軍與北洋軍在此交戰，袁世凱在武漢試探議和，列強在此調停斡旋，武漢成為革命的中心，武漢的一舉一動都牽動全國人民的心。辛亥革命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革命，它不僅推翻了清王朝兩百多年的統治，也結束兩千多年的帝制，辛亥革命的重大歷史意義，給武漢以全新的歷史定義，大大提升了武漢的政治威望、影響力和競爭力。但是武漢是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辛亥革命在武昌首義，臨時政府卻建在南京，也算是武漢時運之不濟。武昌起義後，11月中旬，上海都督陳其美邀請各省都督派代表到上海“組織全國會議團”，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在上海正式成立，並打算籌建臨時中央政府，這大有趁機搞革命果子的意味，因此，武漢方面很反感，堅決要求在武漢設立臨時中央政府，上海方面改變計劃，指出“政府設鄂，議會設滬”，武漢方面仍然不同意，要求各省都督代表聯合會遷往武漢，聯合會也只能听命遷往武漢，此舉可見武漢以“起義首功”的身份，在當時具有較高的政治地位和較大的政治影響力。但是，隨著戰局變化，武漢的地位發生了變化，開始是漢口丟失，接著漢陽失守，武昌眼看危在旦夕，因為，以北洋軍的火力，攻下尚無強有力援助的武昌，是相當容易的事。這個時候，人們想到的不是何時再回收漢口漢陽，而是能不能守得住武昌。對此當時內部爭議，黃興就主張放棄武昌，張振武等人堅決要死守，黃興只好離開武昌，而在危急之時，黎元洪竟獨自逃跑，各省都督代表聯合會代表躲在租界里提心吊膽。正當武昌岌岌可危之時，忽然傳來南京光復的消息，代表們立即決定“臨時政府設于南京”。武漢方面雖有挽救之努力，奈何方方面面都缺乏支持，革命的重心已由武漢東移。因此，武漢之所以痛失建立臨時中央政府的原因，主要不在武昌岌岌可危，因為，12月4日南京光復之前的一天，在英國公使的斡旋下，武漢地區已經全面停戰，雙方進入“議和”階段，完全有建“府”的機會。武漢之所以痛失建都之機，最為主要的原因，是武昌起義雖然是同盟會下的小派系共進會和文學社發起，表面上與同盟會一脈相承，但湖北的主要黨人，不大贊成同盟會的主張，革命更具獨立性。正因如此，雖然黃興和居正等同盟會重要領導人後來參與了武昌首義，但與共進會、文學社領導人矛盾較深。黎元洪雖然身居都督，卻並不是革命黨的人，無法獲得同盟會的深信。如果設臨時中央政府于武漢，勢必被黎元洪和湖北黨人所控制，對同盟會不利。因此，同盟會領導人從內心反對在武漢設臨時中央政府，他們最衷情于在上海設臨時中央政府，如果上海不能，在南京也可以，至少可以擺脫武漢方面的控制。革命下的權力爭奪暗中較勁，武漢雖有首義之功，仍然敗下陣來。但從前前後後的事件來看，“武漢聲音”從來沒有如此有分量過。武漢在這場革命中積累的政治資本可謂是“終身受用”，直接影響到武漢此後的政治地位的提升。那就是1954年，武漢被撤銷直轄市以前，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中，武漢是直轄身份（準直轄）。尤其是1927年元旦，國民政府自廣州遷至武漢，4月18日，武漢市政府成立，武昌市與漢口市(含漢陽縣城）合並作為首都，成為武漢特別市，武漢的政治地位達到鼎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