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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第三部分共和?夭折 兩方勝負之所判，實只財政豐嗇之攸關——大清王朝與南京臨時政府都覆滅于財政崩潰一、大清王朝的覆滅與財政崩潰清王朝覆滅原因太多，其中清政府財政的崩潰是極其重要的原因。同樣地，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凱攫取的原因太多，其中孫中山領導的南京臨時政府財政崩潰是極其重要的原因。甚至可以夸大一點說，大清王朝與南京臨時政府都倒台于財政崩潰的危機之中。基本的常識告訴我們，財政是國家政治的重要基石。沒有充足的財政支持，就難以維持國家機器的運轉，必然危及國家政治的安全。在和平年代，財政為國家機器的方方面面運轉提供物質保障，在戰亂年代，則主要體現為國家機器的最主要部分——軍隊的運轉提供物質保證。清王朝無力應對辛亥革命，以至于要退位求全，極其重要的原因是財政窘迫，到了無力支付軍餉的地步，覆滅已不可避免。同樣地，孫中山領導的南京臨時政府之所以搞不過袁世凱，也是因為財政太空虛。總之一句話，政治玩的就是錢，沒有錢，肯定玩不成，玩不好。何以見得如此，不妨細細道來。武昌起義爆發後，迅速席卷全國，18個省紛紛宣布獨立，已然在全國形成燎原之勢。清政府驚恐萬狀，想要鎮壓革命，保住大清江山。既想鎮壓革命，必須調動大量的軍隊，因此需要大量的餉械，官兵不可能個個都免費地為清政府出生入死，而且打仗絕不同于平時的國家機器維護，多一點少一點無所謂，為了取得勝利，尤其是取得關鍵性戰役的勝利，是可以不惜一切代價的，也就是說需要拿銀子往里砸。沒有人可以計算出清政府撲滅革命烈火需要多少銀子，但是我們能夠知道，鎮壓活動才剛剛開始，清政府就顯出捉襟見肘了。當時清政府度支部尚存銀兩100余萬兩，而皇室積累的財富多過六七千萬兩，可見國家之窮而權貴之富。據《溥偉日記》記載，辛亥革命時，馮國璋攻破漢陽，載澤請隆裕太後發餉三月，隆裕答︰“現在內帑已竭，前次所發之三萬現金，是皇帝內庫的，我真沒有。”連軍餉都發不起，這仗還怎麼打得下去、打得贏？不光是前線的北洋將士要餉要械，揚言“言戰必先籌餉”，要皇親國戚拿出自己的私房錢來助戰。那些暫未獨立的省，也紛紛向中央政府要錢要部隊，多的動不動就上百萬兩，少的也有個十萬二十萬的，囊中羞澀的清政府如何應付得過來，只能老實承認“勢難兼顧”。這在財政緊張之際，大清政府後院又起一火——金融恐慌。本來，革命動亂會造成時局不穩，直接影響金融穩定，民眾會因人心惶惶而急急向銀行擠兌，為了保值，又會將鈔票換成硬通貨銀兩。為了穩定金融局勢，清政府應該立即加緊向銀行投放現銀，擔當兌匯任務，“維市面而安人心”。可是在這個時候，清政府囊中羞澀，因此就要把手伸向銀行提錢、要錢，而且數目往往不小，這就讓銀根告緊，本已風雨飄搖的金融局勢更加動蕩不安，這樣，清政府投入那點安慰性的現銀之于全國性的金融恐慌如同杯水車薪，不僅無濟于事，還讓其財政危險雪上加霜，連最後一點精血都幾乎耗盡。還有一個勒著清政府財政脖子的繩套在一步步收緊——償付賠款和外債。據統計，甲午戰爭前後，清政府共向外國借款七次，計34000萬兩，另外有大量的賠款需要逐年償還。在面臨革命烽火四起的危機之時，清政府與債權國商量，能不能暫緩賠償，沒有得到列強同意。無奈之下，清政府想出一個歪招，讓處在金融中心的上海道“在滬關洋藥稅厘項下設法籌措”賠款的錢。上海道回復說現在銀根奇絀，無錢可提，一提就會倒閉，語氣十分嚴峻為難。這一招弄不到錢也就罷了，還引起了上海金融業的恐慌，商界紛紛反抗，這一歪招只能胎死腹中。人禍偏逢天災，辛亥年國內許多地方發生災荒，可謂“災民遍野”，為了穩定社會情緒，政府又不得不拿出一些錢來賑災濟民，收籠人心，雖然錢不多，但就這一點點小錢，還被一些地方官挪用作軍餉，更加激起底層民眾的不滿。從10月10日爆發武昌起義，到12月底，才區區兩個月不到，清政府國庫瀕臨崩潰了，用度支部的話說是，“現在時局危迫，庫款告罄……倘不速籌款，則嘩潰即在目前”。為了挽狂瀾于既倒，清政府解決財政危機的第一法寶就是再借外債，“非大借外債分配各省，不足以救危急”。可是，這個時候，精明的列強一方面在觀察革命形勢的發展，一方面也看到清政府的權威已成強弩之末，他們在尋找在中國的合意的合作者，這個人就是被稱為“非袁莫屬”的袁世凱，一顆冉冉升起的政治之星。因此，列強對于清政府的借款“概行拒絕”。在清政府的再借外債的所有努力中，只獲得了法國金融資本家勾堆男爵的支持，借了兩次款，共計24000萬法郎。即使如此，這些精明的資本家雖然同意借款，但考慮到局勢並未完全有利于清政府，遲遲不肯交款。清政府解決財政危機的另一手段是發行愛國公債和開捐籌款，只是這個時候，人心飄搖，辛亥革命本身就具有排滿的意義，有幾個人還那麼愛滿人之“國”呢？發行愛國公債只能成為泡影。愛國公債不能吸引國人的興趣，說明國人對清政府已失望深重。開捐籌款也注定難有成效，更何況這與“仿行憲政”是相違背的事，既要立憲，就是要改政體，又搞什麼捐官的事情，這不是自相矛盾嗎？所以也不會有人“投資”。逼到這一步，只有濫發貨幣，這無異于飲鴆止渴，預示著末世的到來。其實，清政府的財政崩潰到什麼程度，只需要一個事例就可以說明，那就是1911年12月底，清政府決意將貯藏于沈陽故宮和熱河行宮的御用瓷器等拿出來拍賣，“變價充餉，以救目前之急”。照說，這些都是祖宗的遺物，是絕不能隨意動用的，以示對先人的尊重，就像窮人家不被逼到絕境絕不會把家里祖傳的某個寶貝拿出去典當或拍賣一樣。清政府拍賣御用瓷器是一個標志，標志著清政府財政已走到窮途末路，辛亥革命只是壓在這只走到窮途末路的駱駝身上的最後一根稻草。應該說，晚清政府的腐敗程度並沒有達到駭人听聞的地步，晚清一些貪官在歷史上還排不上號呢！雖然國家窮皇室富，但腐敗並不是晚清財政危機的主要原因。晚清財政危機是一個緩慢形成的過程，是一次次政治危機掏空了清政府的財政，最後這根“頂梁柱”倒了，大清江山也就倒塌了。其中有幾次大的政治危機是不能不說的，一次是太平天國，雖然最後太平天國被鎮壓下去了，但付出的財政代價是沉重的。在1853年11月，咸豐帝的一次上諭中說，“軍興三載，征調頻仍……比年內外拔軍需不下四千余萬兩”，而當時清政府的年收入也不過三四千萬兩而已。為了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政府不說是“蕩產”，也可以說是“傾家”了。第二次大的政治危機是甲午戰爭。這場歷時近一年的戰爭不僅將洋務運動的心血付之一炬，耗掉清政府6000萬兩白銀，還不包括因戰敗的對日賠款。這是清政府勒緊數年褲腰帶才能積攢的收入總和，雖然能通過不斷借外債勉強應付，但財政敗相已顯。第三次大的政治危機當屬義和團運動，義和團運動的直接後果是清政府與西方十一個國家簽訂《辛丑條約》，賠款總額高達4 5億兩白銀，還不算高達5億多的利息。這個時候，清政府的財政已如大廈將傾，已經經不起任何折騰，可就在這個時候，居然發生轟轟烈烈，燃遍全國的革命，這不是生生地要大清王朝的命嗎？在財政危機剝皮肉一樣一層層剝去，最後只剩下骨頭的時候，仍然得不到絲毫的補充，原因是有一個十分要命的東西，就是對內對外，清政府都缺少財政自主權。對外，晚清政府歷次戰敗，關稅自主權被列強一步步控制，因之財政收支受到列強的影響，清政府財政的大項來源，如關稅等被拿來作為賠款和借債的抵押，受制于列強，晚清政府財政的自我平衡能力大為減弱。對內，自太平天國戰亂以降，地方政府日益做強，擁兵自重，自霸一方。地方勢力為了壯大自己的實力，必然不願意拿自己的錢奉中央所用。非但不如此，地方督撫還想方設法揩清政府的油，借著時局混亂，隨便開口向清政府要餉要械，為了壯大自己的實力，甚至發行地方債務。面對清政府近乎跪求的呼喊，“求各省分籌接濟，稍救眉急”，各省應者寥寥。如此情境，就是革命黨人不發難，清政府也大有難以為繼之嘆了吧。二、南京臨時政府的覆滅與財政崩潰現在再來說說南京臨時政府的完結與其財政危機的關系，真可以說與大清王朝如出一轍。要不是因為南京臨時政府財政困窘，孫中山也不至于讓位于袁世凱，南京臨時政府變成南京正式政府，他這個臨時大總統變成正式大總統有什麼不可以？革命黨用血肉換來的政權也不至于老老實實地拱手讓給袁世凱，也不會有後來那麼多的革命黨與袁世凱的爭權奪利，新仇舊怨，歷史恐怕得改變。戰爭需要財力支持，從財政支持來講，清政府與革命黨對弈，雖然清政府的政府危機十分嚴重，但我們也要看到，革命黨其實也是財力有限，要不是這場革命得到各省立憲派的支持，我相信革命黨人早就堅持不下去了，更不要說推翻滿清統治，俗話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清政府大廈雖傾，但單靠革命黨來推是很難推得倒的，要是革命黨很有錢，也不用孫中山在國外到處化緣，化緣得點錢也往往杯水車薪。革命黨跟清政府玩“持久戰”那就更不靠譜。俗話說，“牆倒眾人推”，清政府的倒台就是眾人推的結果，不單革命黨推，立憲派也推，最後，連清政府倚重的袁世凱也推，這麼多力量加在一起，大清王朝不倒都難。清政府覆滅後，照說政權就順利地落到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手中，但問題就在這里，清政府的倒台是眾人推的結果，不是孫中山一派推倒的，所以在“分贓”的時候，你革命黨人就不能獨吞勝利的果實，事實是，你也不敢獨吞，還要看立憲派和袁世凱的北洋派的臉色，這樣，勝利果實就由推倒牆的“眾人”來分，而且還很難說按照誰出的力多來分，而是按誰的力多來分。而袁世凱的力誰也不敢說少，而且他的力（軍事實力）明顯佔上風，這個事情對于革命黨來說就很不好，是他們欲除之而後快的對象。要想跟袁世凱玩，就得有錢。沒有錢，不要說北伐，就是新生的革命政權能不能保得住都是個問題。南京臨時政府是一個白手起家的政府，幾乎沒有從清政府那繼承任何政治遺產，那些革命家也個個都是“窮光蛋”。辛亥革命後，各省在滬代表議決臨時政府設在南京。選黎元洪為大元帥，選黃興為副元帥。黃興這個副元帥要到南京去就職，不能兩手空空，連個辦公費都沒有，無奈之下，黃興通過張謇向上海三井洋行借款30萬元，作為到南京後的軍政費用。而孫中山從海外歸國，革命黨人最關心的是他能帶回多少錢，結果孫中山說他沒有帶一分錢回來，而是帶回了革命思想，令不少革命黨人大失所望。時任總統府秘書長的胡漢民後來回憶說︰“有一次，安徽都督孫毓筠派專使來，說軍餉奇缺，要求撥給二十萬元。孫先生批示撥給二十萬。但等我拿著批條到財政部時，庫中僅存十洋。”在滬代表們知道張謇既有錢又有弄錢的關系，還懂得理財，就推舉張謇任財政部長，張力辭不就。張謇為什麼放著大好的位置不坐？就因為這個位置不僅不是一個肥缺，而且還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位置。這實因張謇對于政治和時局有著太為清晰的認識。張謇在《對于南京新政府財政意見書》里指出，欲使各國承認臨時政府，必先使臨時政府有鞏固的權力，政府權力鞏固的象征有二，一是統一的軍隊，二是充裕的財政，而軍隊能否統一，全在財力的強弱。按他的預算，臨時政府一年的軍費需要5000萬兩、中央行政及外交經費至少需要3000萬兩，加上其他支出，一年的財政支出需要2億兩；而歲入甚少，海關稅3000萬兩，兩淮鹽稅僅1000萬兩，除此無其他進項，外省除江甦、浙江、廣東稍有盈余補貼中央財政外，其他各省尚且不能自足，中央財政每年最少赤字8000萬兩。張謇提出了兩條補救建議︰“一、各省代表均集南京，請將以上約集項目，及每年所短八千萬兩，宣告各代表，詢問自明年起，每省能擔任若干萬兩，務必確實答復。二、孫中山先生久在外洋，信譽素著……能否于新政府成立後，擔任募集外債一萬萬兩或至少五千萬兩以上。”為了鞏固新政權，南京臨時政府盡力去“開源”，開源最便捷的辦法就是對外舉債，可是孫中山跑斷了腿向英美等國銀行借款就是借不到，這個時候，列強並不看好孫中山及以孫中山領導的南京臨時政府，認為孫中山並不是他們在中國最理想的利益代理者、合作者。英國甚至主張從經濟上遏制南京臨時政府，使革命黨人與袁世凱回到談判桌上，避免因戰爭而損害英國的在華利益。英國不僅自己不向臨時政府貸款，還阻止其他列強向臨時政府貸款。孫中山、黃興曾決定以漢冶萍鐵礦為抵押向日商借款500萬元，對外則稱該礦集股3000萬，中日各半合營，由公司轉借500萬給臨時政府。此事泄露，輿論大嘩，遭到各方反對，尤其是英國直接出面阻止日本，認為“上述借款之一部分，無疑將提供革命軍作為軍費使用，希望貴國政府加以制止。英國政府將繼續盡最大努力制止本國財團向官、革雙方之任何一方提供借款，確信貴國政府亦應采取同樣措施”。這次借款之事最終沒有搞成，反而讓實業部長張謇大為反感，辭去實業部長。孫、黃又想到向日本求援，日本乘機向孫中山提出租借滿蒙，通過雙方的電報往來可見，大致的交換條件是，“日本如能在漢冶萍公司五百萬元借款之外再借與一千萬元，則孫等與袁世凱之和議即可中止，而孫文或黃興即可赴日訂立關于滿洲之密約”。借不到外債有內部支援也行啊。可是南京臨時政府連內部支持也很難弄到。光復後的各省地方政權林立，有的省有數個都督，也有的省有十來個軍政府，各自為政，並不完全听命中央政府。政權的不統一意味著財權的不統一，所以中央政府入不敷出，像張謇所說，要求每省能擔任若干萬兩，各省政府就沒有覺得有理由要承擔中央政府的財政。南京臨時政府還想了一些解決財政危機的辦法，如發行軍需公債、發行軍用鈔票、設立銀行、整頓金融秩序及沒收敵產等。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財政壓力，但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財政問題。在此不能不提一下軍需公債，這是南京臨時政府寄望最厚的籌款辦法，其重要意義正如南京臨時政府在頒布公債章程時所強調的，“兩方勝負之所判，實只財政豐嗇之攸關”，“不世之奇勛，爭手腕不爭喉舌，最終之勝利，在鐵血尤在金錢”。因此，臨時政府要求國民“同矢匈奴未滅之心，共揚卜式輸財之誼”，希望國民購買公債，共赴時艱。為了確保軍需公債達到目的，臨時政府要求“聯十四省財賦之區，毋分畛域”，既要各省都督承領債票，同時限制各省自辦公債，以其財政之統一，同時派人到日本、南洋去游說，勸募公債。然而，公債發行並未取得如意效果，軍需公債定額1億元，只獲得7萬元），杯水車薪，並沒有讓臨時政府財政轉危為安。但是不能不說，軍需公債發行所籌到的款項，對處在風雨飄搖中的臨時政府仍起了穩固時局的重要作用，試想沒有這些款項，臨時政府恐怕連三個月都難以為繼。南京臨時政府一方面籌不到錢，財政十分困難，一方面包括軍費在內的支出卻十分浩繁，尤其軍費是一個大問題。當時，革命動員起來的大量軍隊此時有三種選擇︰一種是趁勢而為進行北伐，“以武力掃除北京勢力”，統一全中國，建立全國範圍的民國政府；一種選擇是北伐時機尚未成熟，又有條件和能力養著這些軍隊，以圖他日；一種是沒有財力養這些軍隊，只好裁減和遣散一些軍隊。任何一種選擇都跟政府的財力有關，第一種選擇是在財力雄厚的前提下可以叫板袁世凱；第二種選擇是財力尚可的情況下可以維持現狀；第三種選擇是財力微弱，只好坐困窮城，眼睜睜看著想辦的事辦不成。1912年4月，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後，蒞鄂訪問期間與黎元洪等湖北政要合影。很不幸，南京臨時政府就面臨第三種選擇，一種無可選擇的選擇。即便要遣散這些軍隊也要花錢，不給錢的話，索餉者踏破你的門檻，這還是小事，發生嚴重的軍隊嘩變則有可能斷送來之不易的共和政體，這是不能不讓南京臨時政府的領導層謹慎考慮，左右權衡的。毫無疑問，倘若革命黨人稍為有更多一點財力的話，他們斷不會屈就現實。事實上，為了能夠保住現狀或是能夠北伐，他們是想了辦法的。其中孫中山租借滿洲以求獲得日本資金上的支持，就是為了籌得北伐的錢。誰知道日本軍方認為，“在中日、日俄兩次戰爭中，滿洲是日本人為之拋灑珍貴的鮮血的地方，理應享有一切權益，而無須以金錢收買”。南京臨時政府北伐的最後一點希望變成了泡影，不能不接受和談，向袁世凱妥協，並將政權移交袁世凱，南京臨時政府僅存三個多月就夭折了。這就是日本山田純三郎在回憶時說的，“孫先生方面，既無打倒袁世凱的武器，又無資金”，“不得不含淚同意南北妥協，最終讓位于袁世凱”。用俗話來講，這叫做一分錢急死英雄漢，沒有錢很難辦得成事，更不要說辦政治。南京臨時政府未能解決財政困難更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得不到外國的支持，在當時，民族資本主義還不發達，整個晚清經濟並不提振的情勢下，要想一下子獲得大筆的資金，借外債無疑是最好的辦法。甚至可以這樣說，在南北都在暗自使勁的關口，誰借得到外債，誰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勝券在握。然而，在那個民族主義情緒激昂的時代，借外債往往會遭致民眾的反對。無論是南京臨時政府，還是袁世凱，都難免需要面對這個問題。當時，南京臨時政府打算向列強借外債，就遭到民眾的普遍反對。另一個原因是中國的海關和鹽稅被控制在列強手中，臨時政府無法控制海關收入，財政來源十分有限。就在南京臨時政府洽借外債期間，袁世凱受清廷之命成立的“臨時共和政府”也在積極與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談判。而且為了顯示袁世凱政府的正統和“大度”，他所借外債把南京臨時政府的需求一並包括在內，這當然也可能是用此阻止南京臨時政府再向外國借債的手腕。由于四國銀行團的支持，袁世凱政府于1912年00萬兩。6月12日，再獲銀00萬兩，加總起來，就超過千萬了。“兩方勝負之所判，實只財政豐嗇之攸關”，既然孫中山財政如此之嗇，而袁世凱財政如此之豐，雙方只在財政上就早已決出勝負了。三、如何正確看待政府的財政之豐嗇財政之于國家政權之重要性可以從晚清的覆滅與其財政危機、南京臨時政府之覆滅與其財政危機看得十分清楚，無須多言。無論是挽狂瀾于既倒的一個根深蒂固的政權，還是對于一個嗷嗷待哺的新生政權，財政都是下鍋的“米”，再厲害的政治家，沒有財力，也會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更何況在一治力量對峙當中，確實是“兩方勝負之所判，實只財政豐嗇之攸關”。但是，是不是為了應對危機，讓財政豐裕，就可以隨便搞錢，或是政府財政越多越好？這又是值得深思的問題，我們仍然以大清王朝和南京臨時政府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財政危機當前，政府自然要努力化解這個危機，但化解危機不是搶錢，不是把錢搞得到手就行了，還要“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事實上，晚清政府和南京臨時政府都在解決財政危機過程中犯下一些錯誤，財政危機越發的危險，變成更多、更大的危機，走入危機循環中不能自拔。比如晚清政府因財政危機而大肆向銀行提現造成擠兌風波，濫發紙幣，造成金融危機，實是十分危險的一著，如果說財政危機是絞刑，那麼金融危機很可能就是斬首，加速大清王朝的覆滅。比如南京臨時政府不首先在政權上實現十多個獨立省份的統一，卻指望在財權上能實現統一，希望各省“不分內外，于歲入項下，速即統籌撥解，以應急需”，這無異于緣木求魚。另外，革命黨人發起革命始終缺乏中國底層民眾的支持，原因是他們始終沒有落實具體的土地制度，滿足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孫中山頗能贏得農民支持的所謂“平均地權”主張，連革命黨內部都不統一，很多革命黨人不接受。南京臨時政府忽視“三農問題”，而中國當時仍然是農業經濟為主的農業大國，脫離了廣大底層民眾的支持，甚至與臨時政府離心離德，財政問題必然會成為大問題。國家財政太窮不好，尤其是在政治危機來臨之時。是不是國家財政太富就好呢？也未必。我讀過陳志武先生的一篇文章，《美國往事︰窮政府加公債催生民主法治》，認為政府太富並不有利于民主政治與法治的推行。窮政府加公債，更能催生民主法治。陳先生的主要意思是，政府的權力和民間的權利是整個法治博弈的兩方。民主政治就是為了規範政府權力，使其不至于輕易侵犯民間權利。如果政府太有錢，民間的企業或個人在跟政府博弈的時候會處于非常劣勢的地位。相比之下，如果政府沒有國有資產，沒有過剩的收入，政府就得從老百姓手里要錢，在那種狀態下，老百姓才更有伸張自己權利的可能。其實這一道理也可以在晚清政府和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危機中看得出來。因為這兩個政府都是窮政府，也算是弱勢政府，所以就相對比較民主，或者至少要顯得“民主”。比如清政府想讓上海道從上海的洋稅藥厘里去籌措現金來當做戰爭賠償款，遭到上海商會、錢業的反對，清政府竟不再堅持。如果清政府強勢，不只是外國政府可能會借其款項，所謂“屢遭人民的強烈反對”，“人民決不承認”這種事也會被彈壓下去，不會落得個“不得不作罷”的可憐相。同樣地，如果南京臨時政府是一個富政府、強勢政府，不講法制，就不會鬧出什麼輪船招商局貸款風波。1912年12月，財政窘迫的南京臨時政府決定為了“籌措軍餉，擬將招商局抵押一千萬兩”，遭到了招商局大多數董事的抵制，南京臨時政府以軍界施加壓力。股東們則致函董事會，說“竊思共和政策首重自由，招商局為完全商股，並無官股，既為商業，系商人自享之利益。即欲急公奉上，亦須由商人出于至誠。政府斷無干預攘奪之利”。這一招就叫以其人之身，還治其人之道。南京臨時政府號稱共和，那凡事都得按共和去做，怎麼能如此專斷？南京臨時政府也不好真正用武力來解決，但如果南京臨時政府是個強勢的、專制的政府，動用武力以求解自己的危局又有何不可，難不成還怕幾個商人反了不成？這就是成志武先生所言，窮政府更能催生民主法治。北京兵變與南京兵變民國初年曾經發生過兩次有名的兵變︰北京兵變和南京兵變。為什麼會發生兵變，兵變背後是什麼？回望歷史，細加分析，讓人喟然長嘆。1912年2月29日晚，駐守北京的北洋軍曹錕第三鎮軍隊嘩變，士兵打砸搶燒，數千家商民受害。次日，兵變波及西城，並蔓延于通州、天津、保定一帶。史稱“北京兵變”。1912年4月11日，駐扎南京的贛軍和一部分桂軍發生兵變，亂兵在南京太平橋、白門橋一帶大肆搶劫，影響十分惡劣。這就是南京兵變。先說北京兵變。2月29日晚，北京正在舉行慶祝中華民國成立和迎接袁世凱南下就職的專使團的提燈游行。孫中山辭讓民國臨時總統給袁世凱，提了三個讓賢條件，其中之一是要求臨時政府地點設在南京，新總統必須親自到南京就任，目的就是把袁世凱調離北洋軍長期盤踞的北方。袁拒絕南下，南方革命黨派蔡元培為團長帶隊到北京去迎請袁世凱南下，于是就有提燈游行的節目。游行開始不久，城東北方突然傳來轟隆炮聲，游行的人們以為是禮炮，正心懷喜慶之時，突然大街上擁出許多士兵，叫嚷著︰“宮保（袁世凱）要走了，我們沒人管了！搶哇！”瘋狂地搶劫金號、當鋪、銀店、布莊……人們這時才發現發生了兵變，頓時亂成一團，槍聲與哭聲相雜，火光與燈影相映，歡歌笑語變成了鬼哭狼嗥。兵變發生後，袁世凱緊急命令步軍統領江朝宗、毅軍統領姜桂題，要求他們管好自己的軍隊，守衛好自己的防區，不得擅離防區去打變兵，他說把自己防區守好了，不讓變兵進來，北京城就不會大亂。袁世凱本來就不想南下，兵變無疑是一個拒絕的好理由︰“內訌外患，遞引互牽，若因凱一走，一切變端立見。”意思是，只有他坐鎮北京，北方才不會大亂。兵變的當天晚上，蔡元培被嚇得驚慌失措，連鞋子都來不及穿，急忙逃到六國飯店去避難。經歷此劫，又听袁世凱一番話，越發覺得袁世凱于北方局勢穩定之重要。3月2日，他致電南京參議院說︰“北京兵變，外人極為激昂，日本已派多兵入京。設使再有此等事變發生，外人自由行動恐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集議以為速建統一政府，為今日最要問題，餘盡可遷就，以定大局。”奉勸南京方面遷就袁世凱的要求。蔡的提議當然不會受歡迎，但南方除了同意又能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對于北京兵變，學界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是袁世凱一手策劃的，一種認為袁世凱對此根本不知道。在此，我無意于考證袁世凱是不是幕後策劃人，結果都是一樣的，那就是袁世凱不想也不會南下，北洋官兵不想也不會被革命黨控制。如果袁世凱到南京做總統，等于虎落平陽，放棄自己的權力地盤，投入革命黨的包圍之中，老奸巨滑的袁世凱怎麼可能自投羅網？就算沒有兵變的理由，袁世凱也可以找出另一個理由來；就算袁世凱不找任何理由，堅持不去南京就任，南方又拿他怎麼辦？北伐嗎？當然可以，但結果可想而知，我們不妨看看兵變前後的南方軍隊是個什麼樣子。清皇帝下詔退位，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迎來和平建國時期。鳥盡弓藏，那些沒有革命對象、沒有仗打了的士兵一下子就顯得多余起來，整理軍隊，裁撤多余部隊，成為革命後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南方尤為突出。袁世凱很精明，派革命黨的領袖黃興留守南京，處理這個棘手問題，既可以利用黃興的資歷威信來裁撤軍隊，又可以讓黃興遠離北京權力中心，一舉兩得。據不完全統計，當時駐扎在南京城內及附近地區的各路軍隊名目繁多且互不統屬，如浙軍、滬軍、光復軍、鐵血軍等，數量在20萬以上。這樣一個龐大的數目，一日不解散，一日就需數目不小的開支，包括吃飯、發餉、日常補給等，哪一項都需要錢。當時，孫中山從國外回來，大家以為他會籌到不少錢，但孫中山回來後說他沒有帶回來錢，而是帶回了革命的理想。理想固然是好東西，但實現理想先要吃飽飯才行，現在最需要是錢的問題，沒有錢，什麼理想都是空的。孫中山自然知道政府窮得叮當響，也知道沒有錢，政府和軍隊將難以維持，他無奈地跟人說︰“倘若數日之內無足夠的資金以解燃眉之急，則軍隊恐將解散，而革命政府也將面臨瓦解之命運。”事實是，政府不僅拖欠軍餉，而且有的部隊連飯都吃不飽，這足以見出毫無經濟基礎的南京臨時政府是多麼的窘迫危險。沒辦法，孫中山只好想辦法籌錢，如發行軍需公債、發動南洋僑民捐款、向外國銀行借款等，但籌集的經費杯水車薪，小雨不解大旱。據當時的實業部長張謇估算，要維持南京臨時政府的正常運轉，每年至少需銀一億兩。當時的孫中山臨時政府根本沒有能力籌到那麼多錢，也就是說，這個政府連正常的運轉都難以維持。沒有錢，不僅政府難以正常運轉，軍隊更是難以調度，革命黨人要想獨享革命成果，而不讓袁世凱分享，甚至于要進行北伐，與袁世凱一決高低，更是不可能的事。袁世凱雖然錢糧緊張，但顯然要好辦一些，他承襲了前清的政治遺產，機構人員是原有的，重要的是維系工作，而南京臨時政府完全新建設新裝修，白手起家，樣樣要錢，沒有錢就轉不起來。我們過去總講袁世凱竊取了革命果實，如果從解決新政府的財政危機和組織行政的有效運轉而言，袁世凱無疑是最佳人選，各方面都看好他。孫中山不願意讓位，但也不得不屈服下來——形勢比人強。與在任時被搞得焦頭爛額相比，卸下臨時大總統一職後的孫中山有美麗的宋氏姐妹陪同，四處講演，傳播自己的政治理想，廣受歡迎，那瀟灑的日子絕不比當總統差。而難就難到了黃興，這個忠厚的人啃了一塊最難啃的硬骨頭。黃興確實是個忠厚之人，如果換作一個野心家，接手整理、裁撤軍隊這個爛攤子固然頭都是大的，但是如果把這個爛攤子稍為整理一下，就可能作為政治資本，向北京政府提要求。如果野心更大一些，憑著這個攤子，據江而治又有什麼不可？黃興畢竟是黃興，不是野心家，他爽快地接受了任命，發出通電說︰“顧念留守一職，專為維持南方現時軍隊起見，原系暫設。興此心尚存，亦誠恐遽將經手未完事件均置不顧，或于大局轉致違礙，負我同胞。惟有暫羈將去之身，勉隨諸公之後，藉效棉力。俟布置略定，仍當歸息林泉，以遂初志。”大有解鈴還須系鈴人的當仁不讓，等解了鈴，他就可以解甲歸田了。然而，請神容易送神難，當初號召各路軍隊起事是容易的，現在，要把他們裁撤就不容易了，人家是打了仗，流了血的人，不管人家抱著什麼想法而來，哪怕並不是為了什麼革命理想，只是為了升官發財的機會，為了吃飯和幾個餉銀，目的和素質參差不齊。但不可否認，人家都是于革命有功的人，對于有功之人，不僅沒有給個一官半職或半分好處，連吃飯都成問題，就難怪官兵要心生怨氣，以索要軍餉為名，終日奔走于陸軍部。當黃興接手之後，就終日奔走于黃興的南京留守處，把門檻都快要踩爛了。一旦得不到他們想要的，就仗著手里拿著槍來壓迫來鬧事。當時《民立報》曾批評說︰“江南各地到處都是兵！軍官的數量多如牛毛！陸軍部不但不知道這些兵夠不夠用，就連有多少兵也不清楚！調查也沒有辦法，遣散也沒有辦法，要編制這些軍隊，又不好編這個不編那個。軍隊要求發餉，陸軍部又不敢不答應。嗚呼！長此以往，這些兵就足以讓我們的國家滅亡！”為了應對軍人的要求，黃興不斷地給北京政府發電報，催促撥款︰“萬分火急。之前還可以靠軍鈔救濟，如今只能坐困窮城！此間軍隊的伙食已經數日不能發給，今日數處竟然日僅一粥，每日索餉者幾乎踏破門檻！危險情形，日甚一日，已有嘩潰之勢。二日之內如果無款救寧（南京），必有大亂！”此時袁世凱為總統的北京政府手里也吃緊，為了應付局面，仍然要借款，向六國銀行貸款，六國同意貸款，但提出要監督中國財政的要求。黃興雖然手頭緊，卻堅決拒絕損害中國主權的借款，呼吁勸募國民捐，挽救“借債亡國”的危機，操辦借款的財政總長熊希齡惱羞成怒，攻擊黃興“將來國家必亡于克公之手”，兩人在這起“借款風波”中鬧翻。對此，袁世凱好壞不說，對南方的催款顯得很不熱心，這很正常，就算他有錢，他不給自己的北洋軍，反會給南方的革命軍嗎？他傻啊。他越是不給錢，越是讓南方軍隊混亂，越顯得有裁撤的必要，越符合他的政治軍事需求，他可不希望在南方有一個強大的軍事力量與他對立著。即便袁世凱真的在資金上支持南方，也有他的算盤，“亟待利用南方目前之困境而向其提供財政援助，使南方感到不以袁為靠山即將寸步難行，借以使其本人在當前正在本地同南方進行之談判中處于有利地位”。也就是說無論袁世凱給不給錢，都是為著自己的政治目的，是為了削弱而不是做大做強南方勢力。黃興既籌不到錢，遣散費用又沒有著落。果然，不久就發生了4月11日的兵變。兵變發生的時候，黃興在上海出差，得到消息後連夜坐車趕回南京，等他回到南京時，兵變已被駐寧各部控制。黃興嚴酷地處分了這次兵變，變兵被判死刑者達200多名。兵變後使黃興懂得了有兵無餉的嚴重危險，越發加緊裁遣軍隊。裁不動就祭起國家大義，號召軍人服從大局，共濟時艱。只是，這些軍隊都不是黃興自己的軍隊，不那麼听他的話，但在黃興的努力下，還是將贛軍繳械押回原籍，將桂軍大部分遣返廣西，將浙軍全部調回原籍，同時也抓緊了江甦本地區的軍隊的裁遣。北京兵變和南京兵變的大背景，是滿清被推翻，新的共和政權剛成立，各派政治權力斗爭復雜激烈，被席卷進去的軍人成為重要的利益分配方。可是，在這場利益分配之中，既存在變數，也存在不公，兵變是各種利益糾葛的外在表現。對于北洋軍來說，他們曾一度阻礙共和的建立，南北軍隊始終有對立的情緒。假定孫中山穩固地執掌民國政權，這些北洋軍的命運實在不好說。這些北洋軍所幸的是，革命成果很快轉入袁世凱之手，而北洋軍就是袁世凱一手訓練出來的，袁世凱是他們的主子，他們是袁世凱的資本，彼此依存。軍隊兵變是不讓袁世凱南下，最終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一旦袁世凱離開北京到南京就職，一旦革命黨勢力滲透進北方政治地盤，一旦袁世凱被革命黨人排擠，一旦袁世凱丟掉權勢，北洋軍也會跟著失勢，他們是一根線上的螞蚱。楊雨辰在《壬子北京兵變真相》中說提到北京兵變之前，袁世凱的兒子袁克定曾招集北洋第三鎮的軍官聚會，他對這些軍官說了一句頗值得玩味的話，“難道大清皇上遜位，北洋軍官也要遜位嗎？”袁克定的意思很明確，那就是這些軍官的位子將要不保，如何不保呢？只要袁世凱這棵好乘涼的大樹倒下，就會傾巢之下無完卵。在與革命黨的斗爭中，只要有利于袁世凱的，北洋軍就要支持；只要不利于袁世凱的，他們就要反對，反過來，袁世凱也會投桃報李。如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袁世凱不像南京兵變那樣對變兵進行殘酷鎮壓。革命黨為了控制袁世凱可謂費盡心機，《臨時約法》上對總統的制約條款就不說了。單就軍隊一項而言，也是頗下工夫。就在北方發生兵變後，南方曾醞釀由孫中山率兵親征，“援助”袁世凱，其意是借機掃蕩北洋軍，但遭到了革命黨內部力量，如宋教仁的反對，最後作罷。于是，革命黨又生一計，主張南軍北調，既然北方軍隊名額不夠，要“添兵”，將南方的軍隊調到北方去駐扎，不就兩全其美了？袁世凱當然不會同意這個餿主意，就連黃興提出派兵護送國務員北上，都沒有成功。再有一計就是用王芝祥任直隸都督，而這也是一個令北洋軍官有“遜位”擔憂之所在。王任直隸都督，原是唐紹儀南下組閣時與同盟會達成的協議，並得到了袁世凱的同意。當時，順直咨議局也發電要求王芝祥北向督直，反對袁世凱任命張錫鑾，這是袁世凱與革命黨爭權的一個結果。我們不要忘了，直隸一直是袁世凱和北洋軍的老巢，是護佑北京的屏障。北洋軍擔心王芝祥督直後自己被趕跑，袁世凱擔心護佑自己的屏障變成了革命黨進攻的據點。對王芝祥督直的要害，袁世凱心知肚明，但是為了騙取同盟會放棄陸軍總長一職，由其親信段祺瑞充任，袁世凱暫時退讓一步，同意讓王芝祥督直，但他絕不能容臥榻之前他人酣睡。後來，袁世凱指使北洋派將領聯名上書反對委任王芝祥督直，改委王芝祥為南方軍隊宣慰使，拒絕讓革命黨染指直隸軍政。而這件事直接導致唐紹儀內閣解散，袁世凱及北洋軍在這次利益之爭中取得勝利。南京駐扎的部隊情形呢，前文已經講過，他們于革命是有功的，結果，無功的人過得比有功的人好，無功的人不被整理裁撤，而有功的人被整理裁撤，這肯定令他們心有不服，何況當時確實是連吃飯都成問題，這要放在革命時期尚能接受，革命勝利了仍然如此，他們又如何服氣？如果情勢真如袁世凱所說，“支持目前之財政，恢復地方之秩序，俱須從遣散軍隊下手”。也應該通盤考慮，定出一個各方面大體認可的裁軍標準，比如按總體防務需要、革命貢獻等綜合加權的指標，這樣才能獎罰分明，公正公平，減少利益分配不均引發矛盾。但是，陸軍總長段祺瑞的裁軍標準，是“姑以各省原有之軍額、餉額為依據，越于原額之兵裁之，越于原額之餉節之。如因實際不得不增于原額者，由該省都督敘明理由，經財政、陸軍、參謀三部允準，亦可酌增”。按這個標準，南方各省辛亥革命中招募的軍隊大都要裁遣。這是一個陰謀，即保留強大的北洋軍，讓南方各省回復到原來兵力無力對抗北洋軍的局面。所以，革命黨中的清醒分子“指斥北方日日添兵，南方何得獨裁，甚至昌言，我們所以不主裁兵者，恐怕大總統要做皇帝”。然而，袁世凱在當時太強勢了，沒有人可以撼動他的地位、地盤，包括他的軍隊，加之他政治斗爭經驗豐富，本來就是靠訓練軍隊得以執掌大權，當然知道裁撤自己的軍隊跟拿掉自己的權柄是一回事。所以，當黃興在南方裁撤軍隊之時，他卻秘密加緊“添兵”，使之變成自己更為強大的政治資本。而黃興卻想盡辦法裁撤南方軍隊，讓自己變得赤手空拳，這顯示了袁世凱的老奸巨滑和革命黨領袖在政治上的幼稚。黃興認為人民已經吃盡了戰爭的苦處，現在共和國已經成立，“將來政治競爭，但能以政見相折沖，不願以武力相角逐”，中國現在最需要的是和平，“倘再經一次破壞，波蘭、埃及豈可免耶？”顯然，黃興不能夠辯證地看待軍隊，軍隊弄不好會遭致禍亂，但弄得好，軍隊又是和平守護神。以為裁軍就能和平，那是極其天真的想法。北京天安門城樓上“慶祝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的標語南方裁軍實際上打破了南北平衡的政治格局，讓革命黨失去了與袁世凱政治談判的砝碼，最終失去了制約袁世凱的力量，以致後來對袁的逼迫中節節後退，等到二次革命的時候，革命黨才發現自己根本沒有可以調動的軍隊，這跟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有何異？大一點講，影響了中國的民主進程。在民主政治還沒有操練成熟的時候，軍隊是保持政局穩定的重要工具，即便在現在一些民主國家，比如土耳其、洪都拉斯、尼泊爾等，軍隊仍然扮演著保證國家政治不偏離民主方向的重要作用，幻想國體政體一轉變，就“能以政見相折沖”，那實是過于樂觀了。即便如此，反對派仍然指責黃興裁撤無力，有割據東南的野心。陳匤就曾揚言︰“留守機關裁撤，民國即號稱統一。”認為南京留守一職妨害統一。因為裁撤軍隊而搞得焦頭爛額的黃興听到這樣的聲音，退意更甚，加之與熊希齡起沖突，干脆潔身明志，提出辭職，他說，“統一政府既經成立，斷不可于南京一隅長留此特立之機關，以破國家統一之制，致令南北人士互相猜疑，外患內憂因以乘隙而起，甚非興愛國之本心也”，袁世凱假惺惺地挽留一番就同意了——這是他巴不得的事。對于黃興的辭職，其中的利害關系革命黨中也有明眼人看得出。在同盟會內，有一部分人曾把留守一職看成保存實力的手段，對黃興辭職很不滿。他們批評黃興說︰“若必辭職，是所謂暮氣已深，易于謀始，難與圖成者。”同盟會的重要成員陳其美從上海專程趕到南京勸留黃興，但無濟于事。黃興與孫中山一樣，最後都離開了權力中心，有人對他們的功成身退不能理解。我以為不盡然，其實，孫中山對權力還是愛好的，這可以從後來組黨中要求黨員的絕對服從可以看得出，黃興則看得淡一些。他們放棄政權和軍權，固然有書生氣的原因，他們也只是邯鄲學步，初步模仿西方政治制度，並沒有實際的政治操作經驗，對政治生活的復雜性估計不足，以為共和已立，憲法已頒，國家就會民主強大起來，殊不知，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人去執行，也可能會被人去破壞，他們在與袁世凱這樣經驗豐富的老官僚的交手中敗下陣來，歷史因此改寫。但，從以上的史實來看，這是實非得已的事，也算歷史之使然吧。“民國不如大清”的歷史回潮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1912年1月1日，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呱呱降臨中華大地，面對這個寄予著太多人希望的新生命，多少人喜極而泣，多少人對她憧憬著美好的未來。魯迅在回憶起民國元年時，“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傅斯年也說民國元、二年間“像唐花一般‘怒發’”。但是，到了民國二年之後，魯迅就覺得事情“即漸漸壞下去”，到民國三四年間，傅斯年則覺得民國“像冰雹一般的摧殘”。如此反差真是讓人驚駭，應該說是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吧。大約就在這個時期，“民國不如大清”的說法流傳開來。當然，“民國不如大清”這個話具體是從誰的嘴里說出來，從何時傳播開來，已無從考證。詳細的考證也無意義，這句話在民國絕不是某一個人的感嘆，而是一種相對普遍的社會心理，是今不如昔的懷舊。時至今天，恐怕仍有人在重復這樣一句話呢。辛亥革命的目的是“驅除韃虜，建立民國”，這是億萬人民所期盼的。等到真的驅除了韃虜，建立了民國，怎麼反倒不滿意起來，反倒懷念起滿清來了，還要說“民國不如大清”呢？這對于革命者來說，豈不是等于說自己生的孩子還不如仇家的好？其實呢，不是人民不想驅除韃虜，更不是人民不想建立民國，而是，驅除韃虜之後，建立的民國並非所想象的那個樣子，甚至覺得還不如大清好，所以就失望到說起絕情的話來。為什麼驅除韃虜之後，建立的民國並不是人民所想象的那個樣子？因為“韃虜易驅，民國難建”（唐德剛先生語，也可以換成“韃虜易驅，共和難辦”）。事實確實如此，武昌一聲炮響，18省響應，滿族寡婦孤兒，和十來位昏聵糊涂的王公貴族嚇得六神無主，這個時候，袁世凱歪歪嘴，就把他們“驅除”了。可是，要“建立民國”，試驗從西洋販賣過來的“三權分立”、“權力制衡”和“司法獨立”，在一個有數千年專制獨裁傳統的國家辦民主共和，就不那麼簡單了。孫中山手書的大總統誓詞我們回頭看看民初的共和辦得怎樣，確如唐德剛先生所言，辦得並不怎麼樣。單就民國建立的頭兩年看，中國政治只能用一個“亂”字來形容，革命黨與袁世凱權力之爭、政黨之間主義之爭，總統與內閣的矛盾，內閣與議院的矛盾……搞得不可開交，一片混亂。在政爭的背後是武力的拼搏，是惡劣手段的使用，是對司法、公理的踐踏，是對生命的無視，讓社會變得十分敗壞。中華民國第一屆獲得南北雙方認可的唐紹儀內閣政府，僅僅干了兩個月就下台了。一個月後陸徵祥組閣，在國會發表就職演說，就已被議員認為“不合格”。兩個月後，趙秉均組閣，馬上就發生了內閣總理刺殺宋教仁事件。孫中山發起“二次革命”，再現流血犧牲。再後來熊希齡組織超然內閣，仍然只維持半年就垮台，一直鬧哄哄的國會也跟著垮了台……再看大清面臨的現實挑戰，即國家的積貧積弱，列強虎視眈眈，以及地方勢力割據，到了民國有沒有改觀呢？實在是很難說有大改變，甚至還不如大清。大清王朝雖然積弱積貧，中央權威受到嚴重挑戰，地方漢族大臣暗中與中央對抗，在八國聯軍與清軍作戰中，連東南互保這種拋開皇帝不管的事都做得出來，但中央皇權對國家社會的整合能力仍在，不會出現民國時那麼多的主義之爭，政黨之爭，南北之爭，府院之爭，割據之爭，搞得整個國家沒有一天安寧。外蒙是民國時期被分裂出去的；地方勢力割據越來越嚴重；衰敗的晚清還能夠整合國家，而民國簡直自顧無暇，“政令難出中南海”。這樣一種“你方唱罷我登場”的亂象後，除了讓人抱怨，也難免會令人疑惑茫然，不斷地要問為什麼，這確實是一個令人十分迷茫困惑的時代。原先想搞民主共和的人個個都抱著美好的理想，有的人想法很簡單，以為共和制度建立，國家就富強，社會就太平了，事實上不是這樣。為了推翻清王朝已經讓無數人拋頭顱灑熱血，不承想共和建立了，還要不斷地拋頭顱灑熱血，政治斗爭不擇手段，踐踏司法的暗殺不時發生。真是“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民眾大有露宿街頭之感，不禁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國不如大�椪丐務X拐嘸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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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世紀原地踏步。政治失序讓人感嘆今不如昔我們知道，中華民國的到來是革命黨人、立憲派、舊官僚等幾方面的力量聯合起來推翻大清統治而換來的。大家齊心協力換來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是凝聚了每個政治團體真切甚或卓絕的努力的，為什麼到頭來竟紛紛不滿意呢？這確實是頗為值得深思的。從理論上說，中華民國是共和之國，大清王朝是帝制之國，在政治形態上，前者理所當然地更符合民主代替專制的歷史潮流，是中國政治發展的一次史無前例的超越，比起成熟完備到腐朽的帝制政體而言，即便新生的共和政體無論如何之幼稚，有再多不是，也應該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方向。但是我們又不能說，身處其中的人，並不總是用歷史的眼光，而是用現實的眼光來看待一切。即便代表了歷史前進方向的先進政治制度，如果給他們的生活帶來無盡的麻煩和危險，他們也會掉過頭來親近落後的制度，因為那至少是他們曾經習慣了的，覺得可靠的、有序的生活方式。這就好比飛機肯定比馬車先進，但如果飛機老是失事墜毀，試問處在兩種選擇中的人，他是該選擇飛機出行呢，還是選擇馬車出行？我們這些置身事外的人，固然可以指手畫腳地說出飛機勝出馬車的無數道理，但我們只是站著說話不腰痛罷了，如果我們置身其中，我們的選擇又會比當事之人高明多少呢？看待“民國不如大清”的抱怨也是一樣的道理，民主共和固然是美好的夢想，代表了時代之潮流，但進入歷史的現場之中，這樣的抱怨又是如此的合情合理。這個合情合理的主要原因，是在政治上，民國可能還不如晚清有秩序，或者說，共和政治並不比皇帝統治更能維持社會的秩序，給普通民眾安穩的生活。因為，無論共和政治還是皇帝統治，如果給社會造成的是混亂而非井然有序，危及普通民眾的基本生活，他們才不管你是多麼先進高明的政治形態，他們關心的是這種政治形態能不能給他們帶來安穩和幸福。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民國給國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此，在舊秩序瓦解而新秩序失範的情境下，人們對舊秩序懷念和贊美也情有可原。這個時候，政治上的新保守主義就有了市場，代表人物有梁啟超、楊度、嚴復等。新保守主義的主張集中地體現在嚴復這句話里，“非新無以為進，非舊無以為守”，他們既不是老保守主義的頑固守舊，又不像激進派那樣邁大步子，而是居兩者之間。他們對民主共和並不看好，折中地提出開明專制，提倡具有現代化導向的強人政治。前清立憲運動中，他們本來提倡君主立憲，與提倡民主共和的革命黨有矛盾，像梁啟超還與革命黨進行艱苦卓絕的論戰。民國時，共和眼看搞得一團糟，他們就很自然地轉而支持袁世凱搞權威體制，重建政治秩序，達到現代化所需要的政治穩定，這是順理成章的事。這樣一種政治力量縱容和助長了袁世凱解散國會、廢毀臨時約法等一系列摧毀共和的行為，使袁世凱的權力越來越集中，部分地實現了新保守主義者的願望︰黨爭得以平息，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明顯加強，政治秩序得到一步步重建；袁世凱執政初期制定了商法，鼓勵發展實業，引進現代教育，國力日盛；雖然袁政府在抵御外侮上無法交上漂亮答卷（大清也交不上），但在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上的表現仍然保存了最大的顏面；在1914年到1916年期間，國家經濟以11％的速度發展，被人們稱為中國一個短暫的黃金時代。這些都是“民國不如大清”之後，權威主義得勢的結果，它確實克服了民初辦共和辦不好的過程中的種種亂象，使社會更為有序。但是，真理上前一步就是謬論。袁世凱的強權雖然重建了政治秩序，國家再度呈復興之態，卻又一步步地走向回頭路，走向帝制，這就超越了威權主義，走過頭了，連支持開明專制的梁啟超也無法忍受了，堅決站出來反對袁世凱稱帝。當然，也有很多民眾不能忍受，試想，如果帝制能夠“救亡圖存”，能夠帶來“民族復興”，那還搞革命干嗎？還推翻清王朝統治和千年帝制干嗎？莫非袁世凱做皇帝就一定比慈禧太後更能干？誰敢打這個包票？至于楊度、孫毓筠等人始終如一地擁袁稱帝，這就不光是失望于共和辦得不好，而是夾帶了太多的私貨在里面，想著自己的利益太多了。道理好講，現實難做歷史地看，袁世凱摧毀共和，走向威權之路，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是有一定的邏輯合理性的。那就是，當時的中國處在列強環視，危機重重的時代，國家急于擺脫危機，實現“救亡圖存”和“民族復興”的夢想。另一方面，當時的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中國需要從傳統的農耕生產方式改變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盡快實現國家工業化，躋身世界民族之林，不被“開除球籍”。這應該是當時國家民族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符合當時大部分民眾的利益，並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來調動一切力量來解決這兩個大問題。因此，或許在當時，在相當多的國民看來，搞民主、辦共和並不是最要緊的事，相對于更加有實用價值的開明專制，“華而不實”的共和政體對于實現國家富強顯得那麼的幼稚和不切實際。也就是說，在“救亡圖存”與“專制過甚”之間，前者是當時中國最為現實緊迫的問題，後者退居其次，為了“救亡圖存”，有時候“專制過甚”也會變成某種必要。即國家必須中央集權，必須有政治強人，才能應對民族面臨的各種內外危機，民主共和帶來的“分權”則越發讓中國變成“一盤散沙”，讓本已危機重重的中國步入更大的危機之中，這是大部分國人所不能接受的。這一點，我們從共和的失敗可以窺見一些蛛絲馬跡來。所有這些，都是袁世凱實行中央集權的實現基礎，無論“削藩”，統一稅收，改革幣制……都符合集權要求，是有“群眾基礎”的，應和了很大一部分民眾的呼聲的，並非某一個歷史人物可以孤立作為。如若沒有這些“群眾基礎”，相反，人們對共和堅定不移地支持，袁世凱想不搞共和而搞帝制也不太可能。但歷史詭譎就是這樣，在內外交困之下，民主共和意外地匆匆降臨。雖然此前人們對其抱有無限的期望，但共和辦了兩年就亂象成堆。那些曾經在晚清立憲中要求速開國會，以求政治速成，達到“救亡圖存”的國民，這時一看共和其實也不是想象的那樣是一包速效之藥，而且還不如大清，轉過頭來力挺強人政治，不是很自然嗎？畢竟，強人政治的效率要比民主共和高效有力得多。不過很顯然，民眾渴望中央集權不等于渴望個人獨裁。在進化論的作用下，在民主共和或多或少地影響世道人心的環境中，明目張膽的獨裁帝制已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就是強人如袁世凱也不可能走回頭路，張勛更不可能。一旦走上此路，就只有過街老鼠的下場。無論歷史有多大回潮，回漩，奔流向海的前進趨勢不可更改，所以歷史學家唐德剛說︰“‘人間無水不東流’，中國近現代史之走向‘共和政體’的‘民治時代’，已經是個改變不了的‘客觀實在’，是不能掉頭的。民國搞得再糟，歷史方向是無法改變的，這場陣痛是避免不了的。‘民治時代’這個嬰兒，遲早是要出生的，只是‘六君子’者流，為時過早，見不及此，誤以為民國永遠不如大清，而要恢復帝制，那就大錯特錯了。”但是，理論上的道理好講好說，唯獨要落到現實讓民眾普遍接受，包括民主會讓社會秩序和穩定暫時受到影響也一並被接受，而且甘心忍受，慢慢調適，這就不是在紙上談兵可以過關的，而是需要從點滴做起。否則，人們一旦覺得“民主害國，集權強國”，或是“民主帶來無序，集權帶來有序”，出于很現實的考量，就容易做出支持集權甚至獨裁的毫無懸念的政治選擇，這是民主倡導者必須認真深刻面對的問題，選擇在正確的時間做正確的事。這其實說明一個問題，民主是個好東西，但好東西並不在任何時候都能辦好事、辦成事。反思“民國不如大清”的失望，也並不是說民主不是個好東西，否則，很難理解為什麼那麼多人舍棄生命去追求民主，而是在當時的歷史境遇之下，民主不能一下子解決中國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促使人們選擇了再去打強人政治牌，可惜政治強人貪得無厭，政治強人被打倒以後，正好被私利在心的地方勢力所利用，割據一方，四分五裂，于是讓中國陷入了軍閥林立、混戰不休的政局之中，人們連想要的強人政治亦不可得，嗚呼。另外，當時的國人對所謂的“民主亂象”還缺乏深刻的認識，即在民主實踐初期，所謂的“民主亂象”是難免的，民主也不是一勞永逸的事，即便民主政治十分成熟的國家，也不敢說沒有“民主亂象”，仍然在不斷完善民主政治，完善就是對亂象的糾正嘛。不能寬容失敗，不能容忍“民主亂象”，不能正視民主缺點，也讓人們錯失民主憲政之機，在有意無意之中，每一個對民主共和不滿的人，都成了推動袁世凱復闢的幫凶。這兩點，也是後來搞憲政的人不能不吸取的教訓。從民國取代大清看歷史驚人的相似之處“歷史上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是臭了街的老話了，但真的有幾分道理。讀史的人大約都會或多或少地生出這種感覺來。比如唐德剛先生讀史，就發現了一些驚人的相似之處︰可憐的漢獻帝被逼，向宰相曹丕讓位，曹丕在受禪之後變成魏朝的開國之君魏文帝，就追封他那位未做成皇帝的爸爸曹操為魏武帝。45年之後，公元26年，魏相司馬炎又逼魏主曹奐退位，自己受禪為大晉帝的晉武帝，追封他那位“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卻始終未做成皇帝的老爸司馬昭為晉文帝。司馬炎死後，他的兒子司馬衷即位，就是說了一個名句“何不食肉糜”（老百姓沒飯吃，為什麼不吃紅燒獅子頭呢）的那位。此後，東晉、宋、齊、梁、陳五朝，都是由大將當權，入朝拜相，封公、封王、加九錫，然後再逼宮、篡位的。一篡五朝，歷數百年，真的驚人地相似。這只是截取了數百年歷史的某一現象來看而發現驚人相似，如果將首尾延展，擴展到秦始皇以降的兩千多年，還有人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相似之處——“百代皆行秦制”。當然，歷史有驚人的相似，還可以表現為相當豐富的方面，可以是政權更迭的暴力流血，屠殺功臣，宦官專權，大興文字獄等。在此，我想探究一下民國代大清，是否也存在著以往政權更迭過程中暴力流血、屠殺功臣等相似之處。中國自秦始皇以降至滿清進關入主中原，每一次政權的更迭差不多都伴隨著暴力流血。唐德剛先生所談到的那數百年歷史，改朝換代大多靠逼宮和篡位，貌似不流血，其實照樣流血，只是血流得少些罷了。唐朝以後，幾乎沒有一次政權的更迭不充滿著暴力和血腥味，有的慘烈得讓人目不忍睹，皇親國戚被殺個一干二淨，抵抗者被屠城，都不是什麼新鮮事。或許與這樣的慘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清帝和平退位，皇親國戚被完整保存，皇室受到民國優待，滿人安全無事，所以，人們很容易就覺得，民國代清，以暴易暴這一“歷史驚人的相似之處”不再重演，被文明對話替代了。加之，民國畢竟不同于帝制的滿清，因而，民國是實實在在地不同于以往的歷史了，歷史開始發生質變，得分也比以前要高。真是這樣嗎？恐怕不是，保守一點講，民國代滿清仍然是魏晉、宋齊、梁陳諸朝，權臣、大將逼宮、篡位的翻版，是手握兵權的袁世凱逼宮成功，換得政權更迭，如果袁世凱稱帝最後成功坐穩皇位，那就是實實在在的篡位了。自然，革命黨在袁世凱的和平逼宮之中，起到了武力威壓的作用。為什麼這樣說？在此不妨“舉例說明”吧。看到袁世凱演的逼宮戲和後來制造民意，弄成自己好像是被擁立而“黃袍加身”，很容易讓人想到五代後周太祖郭威和宋太祖趙匡胤，三人可謂異曲同工。首先，三人均出身行伍，為前朝重臣，郭威建功于後晉，在後漢高祖劉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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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則是在“辛亥武昌起義”一周年時，經由中華民國正式國會合法選出來的第一任正式大總統。其當選的法律程序和華盛頓所經過的法律程序完全一樣。不管袁世凱是不是在國會選舉他為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時耍了手段，比如指派“公民團”去包圍國會，給議員施加壓力等，誰也不能否定袁世凱是一致公選的、正式的中華民國的“第一任正式大總統”這一事實，而且，當時國會中佔絕對優勢的正是反對袁世凱的國民黨，這就是袁世凱執政合法性之所在。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時與僚屬合影如果我們把執政合法性廣泛一點看，袁世凱權力的合法性在當時也是當仁不讓的。當時的中國社會面臨社會的轉型歷史性課題，“從歷史的實踐和政治學的角度看，社會的成功轉型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來主導。他必須保證在這個變革過程中，不因為變革過程中各方利益的博弈而陷入叢林狀態中”。且當時的中國外部環境非常惡劣，面臨俄羅斯與日本兩大惡鄰的巨大威脅，歷史和人民呼喚中國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來應對外部的挑戰。所以，辛亥年之後，確實應該把政治權力委托給那些有道德力、智識力、有組織力的領導者去管理，袁世凱無疑是最佳人選。就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前的南北和議之中，南方革命黨就主張，袁世凱反正之後，推他當新政權的大總統。當時包括英美等列強，也認為袁世凱是執掌中國的不二人選。在袁世凱著手組織北京政府之際，他獲得了列強的貸款支持，而孫中山四處求貸無門，可以充分地看出列強的態度。立憲派大多支持袁世凱更不在話下。袁世凱本身是個非常出色的技術官僚。在讀史過程之中，除了發現他對權力特別偏好之外，並不十分貪財，在領袖級政客這個層面的人物中，他的品質、操守、見識是比較好的。他能多為各方勢力所認可，才能平衡各方利益，才能平息混亂，使政局回歸穩定。他能從一個小小的幕僚迅速崛起，成為北洋軍閥的一號人物，一直做到清政府的總理大臣、中華民國的大總統，肯定有其過人之處。最為重要的是，在仍然無法擺脫槍桿子說話的時代，袁世凱的槍桿子最強，統治權旁落他手，也符合歷史邏輯。因此，雖然革命黨在前面拋頭顱灑熱血，袁世凱只成就了臨門一腳之功，所有的榮譽都加身于他。有人心里可能很是不服，但是，誰能否定他逼退清帝的蓋世之功。中國皇權專制時代，每次改朝換代無不伴隨著血雨腥風、無數人頭落地，不管袁世凱抱著怎樣的個人目的，是他促成了南北和談，逼迫清帝退位，不費一兵一卒，避免流血犧牲，實現了舊政權向新政權的順利過渡。為此，孫中山曾公開稱隆裕太後“女中堯舜”，對袁世凱也是極加贊譽。如此看，袁世凱確實有締造共和之偉功，也無怪乎，在民國初年，世人稱袁世凱為︰中國的拿破侖，中國的華盛頓，中國共和之父。民國初年，世人稱袁世凱家族為“民國第一家”，比孫中山還要享受盛譽。可惜袁世凱自毀長城，辜負了民眾，辜負了歷史，他沒有很好地利用自己的統治合法性來推動中國的社會轉型，而是一再地損耗自己的統治合法性，當他的統治合法性流失殆盡之時，也正是他窮途末路之時。讓中國社會轉型錯過一個絕好的機會，被一再地耽擱。他後來被堆砌了很多的罵名，甚至被扔入歷史的垃圾堆，也是有道理的。摧毀共和，一步步地喪失合法性現在對辛亥革命的評價多有分歧，有一點是各方都承認的，即辛亥革命結束了帝制，至少在名義上將共和制的招牌掛在了政府的城門上，建立了代議制民主政府，這是中國歷史上一件破天荒的事。當然，武昌起義可能是一件偶然的事，但在中國建立民主政治過程並非偶然。由于被西方堅船利炮一而再再而三地教訓，中國人對進化論的認識，從對簡單的西方技術層面的服膺和學習，到政治制度層面的服膺和學習，經歷了半個多世紀。我們不能說民主政治在中國的基層民眾那里深深扎根了，但至少在精英階層，已經有了大體的共識，而且他們把中國腐朽落後的根源歸結為沒有實行憲政，沒有搞民主，哪怕是君主立憲式的民主。即便是像袁世凱以及他的繼承者這樣的軍閥武夫，他們對西方民主制度一知半解，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但是，在當時，進化論是上方寶劍，西方的制度代表著潮流，意味著先進，這是毫無疑問的，也是他們所清楚的。所以，不了解西方民主政治，不了解代議制度，不代表他們可以不理會，甚至我相信，他們也曾希望拿來嘗試一下，讓中國強盛起來，誰都不願意在自己的執政之下，國家衰落不堪，自己臉上無光。當一種制度或是文明本身代表了潮流或先進，它就容易獲得獨佔鰲頭的“合法性”，而反其道而行，就會被視為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成為反動，從而喪失合法性。盡管中國進入共和政體以來，政爭不斷，戰爭頻繁，也有人說“民國不如大清”，但是往回走，搞復闢非常不容易，甚至連退半步，搞君主立憲也非常難，這正像梁啟超所說，君主立憲是一面鏡子，一旦被打破，就破鏡難圓了。可見進化論在那個時代有著不無抵擋的魅力。袁世凱的統治合法就是在一步步地反共和、反民主的過程中喪失掉的。袁世凱反民主破壞憲政有很多。最為核心的，我認為一個是廢毀憲法，一個是解散國會，一個是打擊政黨。《臨時約法》相當于民國之臨時憲法，袁世凱被選為正式大總統之後，修改臨時憲法本無可厚非，而袁世凱認為，修改的原因是“國事日削，政務日隳，而我四萬萬同胞之憔悴于水深火熱之中者且日甚。凡此種種，無一非緣《約法》之束縛馳驟而來……本大部統一人之身受束縛于《約法》，直不啻胥吾四萬萬同胞之身命財產之重，同受束縛于《約法》”。這就是典型的打著人民的旗號搞陰謀了，是為了個人利益而修憲。其時，憲法起草委員會已著手制定正式憲法《天壇憲法草案》，但是，袁世凱之修改臨時約法完全是采用實用主義的態度，以滿足自己專權的目的，他千方百計要將制憲權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遭到反對後，他就決定來個一石三鳥。他先是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議員資格，說“此次內戰，該國民黨本部與該國民黨國會議員潛相恾煽”，“但知恾亂以便其私，早已置國家危亡、國民痛苦于度外，亂國殘民，于斯為極”，因此，要在三天之內解散國民黨；既然國民黨議員“不知有國家，只知有本黨；不知有團體，只知有個人”，那就將國民黨的國會議員資格也取消掉，國民黨議員佔國會半數以上。如此，因法定人數不夠，國會就不能召開，憲法起草委員會也因國民黨議員被取消資格而無法開議，只能宣告解散，《天壇憲法草案》因無法在憲法會議上通過而告流產。這樣，憲法被毀棄，政黨被解散，國會開不成，共和民主的三大支柱垮掉。我們知道，無論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都是搞憲政。憲政指一種在憲法之下使政治運作法律化的理念或理想狀態，憲法是政府權力運行的標準，政府所有權力的行使都被納入憲法的軌道並受憲法的制約，從而達到限制政府的權力，保障公民的權利。因此，憲法是實行憲政的前提，無憲法即無憲政。不過，正當性的憲法是憲政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不是說有了憲法就有了憲政，假定沒有憲政動作，憲法徒有其名，虛有其表。憲法是依賴憲政來得以實施、維護和發展完善的。憲法權威的樹立，憲法的實施、完善和發展是寓于憲政之中的。更深一層來探討，憲法是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契約法，作為一個契約，不能只剩下一個主體，因此，憲法不能是某個政治勢力壟斷的“規定”。袁世凱廢棄《臨時約法》，阻礙“天壇憲革”產生，將國家置于無憲法的狀態，沒有憲法談何憲政？袁世凱後來搗鼓出來的《中華民國約法》，已然不具有正當性，約法會議是袁世凱的御用立法機關，一切唯袁世凱之命是從，袁世凱已經形成了政治壟斷，壟斷一旦形成，憲法便失去了契約法的意義。這個《中華民國約法》不僅規定總統有權無限連任，還可傳妻傳子，實際是賦予了袁世凱與皇帝相等的權力，並以法律形式肯定了他的專制獨裁，與其說是一部讓自己當總統的憲法，不如說是一部讓自己子子孫孫當皇帝的“祖訓”。另外，國會是憲政制度的關鍵體制之一，國會是“民權之集點”，國會是代議機構，是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地方，是他們參政議政的主要渠道。袁世凱解散國會，沒有了代議機構，何來代議政治，談何主權在民，談何人民當家做主，談何選舉與被選舉？國會是民主政治的基石，解散國會等于摧毀了共和民主的基石，他這個由國會選舉出來的總統的權力來源就失去了合法性。再有就是袁世凱打擊政黨，使得憲法失去了操作的可能。既然憲法是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契約法，在近現代，憲法則主要是政黨之間的契約，是各政黨之間共識與妥協的結果，也依靠黨派之間的制衡，來保持憲法得以維護和實施，如果某一政治勢力或政治人物壟斷政治，每一個人都將是壟斷政治下的奴隸和犧牲品，則雖有憲法，憲政也仍然徒具虛名。袁世凱對國民黨強力解散，對其他黨派搞過河拆橋。剛開始，其他黨派，尤其是國會中第二大勢力進步黨對解散國民黨拍手稱快，以為自己可以在國會中一黨獨大，可是很快他們發現，袁世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既然佔國會半數以上的國民黨議員被解散，國會都不能召開，進步黨人數眾多又有何用？連國會都沒有了，政黨政治也徒具虛名，“搖撼民主國體”。如此就出現了一個悖論，中華民國仍然是共和制國家，則主權在于全體國民，現在經袁氏壟斷，變為袁氏這一姓一家所有，則袁世凱這個民選的總統已不合法。中華民國仍然是共和制國家，但與之匹配的憲法、國會、政黨要麼消亡，要麼名存實亡，這不是真共和，而是假共和。共和如果是假的，袁世凱這個總統就是個假總統，是非法的。再有，袁世凱此時畢竟不是皇帝，也沒有世俗的認可，他沒有權力將國家主權變為一姓一家之產，這又是不合法的。總之，其執政合法性經過自己一番倒騰，已蕩然無存。簽訂“二十一條”，道德面孔被描得墨黑袁世凱統治的合法性的喪失與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也有關系，這一事件使他在道德上難于立腳，背負了賣國賊的惡名。中國近代歷史上，凡參與簽訂不平等條約的人，都沒有得到好名聲，李鴻章如此，袁世凱也不例外。從某種意義上講，權力不僅僅是來源與運用的問題，更是一個道德問題，執政者代表了國家的道德形象。一個執政者具有崇高道德威望，不僅令國人敬仰，也令外國人敬仰。我們固然不能期望道德完美者為執政者，卻很難想象一個道德上劣跡斑斑的家伙高居統治地位。我們如何相信一個不講道德和人性的人，會建立一個道德的、人性的社會？公權力本應擔負起公平正義底線的責任，這就要求執政者必須有起碼的道德廉恥，一個執政者有道德廉恥，其運用公權力時對公平正義起碼的擔當作用還能讓人相信，如果一個執政者連起碼的道德廉恥都沒有，公權力必定被濫用，這個執政者一定是一個邪惡的執政者，由這個執政者統領的政府一定是一個邪惡的政府。一個邪惡的政府是沒有合理性可言的，當一個政權的存在失去了合理性的時候，也就同時失去了合法性。理所當然地，其執政者也將失去合法性。下面我來看袁世凱是如何在簽訂“二十一條”中喪失合法性的。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幾乎所有的歐洲列強都卷入了這場戰爭，日本見歐洲列強此刻無暇顧及遠東地區，把這視為侵佔中國的絕好機會。1914年9月2日，日軍借口對德宣戰，侵入山東半島。中國在一戰爆發後宣布中立，日本此次乘歐戰爆發而侵略中國的行為是違反了國際法的。但是日本豈能坐失千載難逢的機會？日本出兵當然也不僅僅是為了佔領青島一隅，它有更大的野心，這個野心在“二十一條”里暴露無遺。“二十一條”是袁世凱執政以來最嚴重的外交危機，也是他一生最大的侮辱，當然也是中國的一大侮辱。對于日本的蠻橫，袁世凱顯然無力抵抗，袁世凱當時問陸軍總長段祺瑞，如果抵抗的話可以維持多久，段祺瑞說可以抵抗四十八小時。在“國力未充、難以兵戎相見”情況下，袁世凱只好顧全大局，權衡利弊，用軟磨硬泡的辦法使得日本降低要求，把危害中國最大的條款去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和後來簽訂的《中日新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版本。一般人都認為袁世凱為了獲得日本對他稱帝的支持而甘願出賣國權，這是缺乏史料及道理的。袁世凱本身是一個親英美的人，與日本素來有仇，他早年在朝鮮的時候就一直與日本人斗法，日本人深知，袁世凱一貫主張聯英美以制日俄，日本人對他，他對日本人，都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如果袁世凱真的要出賣國權以換取日本支持他稱帝，日本要求中方“絕對保密，盡速答復”時，袁世凱就沒有必要故意泄露交涉內容，施展“以夷制夷”的方策。袁世凱死前為自己寫下了一副耐人尋味的挽聯︰“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 自認為他一生都是日本的勁敵，自己的離去，使日本在中國少了一個絆腳石，這多少說明袁世凱對日本並沒有那麼的親善。不管袁世凱在這次危機中立場如何，以及進行了多少個人的努力，有一點是他無可推卸的，那就是這樣的奇恥大辱是在他執政期間發生的。而國恥面前，國人的沉痛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當時各地掀起了空前的抵制日貨運動、救國儲金運動，斷指血書的都有，堅決反對與日本簽約，對政府和袁世凱提出嚴厲質問，甚至極盡咒罵也是理所當然的。據當事人曹汝霖後來的回憶說:“當時，我心感淒涼，有一種親遞降表的感覺。”可想一般人對袁世凱的悲痛心情與對袁世凱的失望和憤恨。客觀公平地講，弱國無外交，袁世凱在他那個位置，最大的努力也只能盡己所能與列強周旋，減少國家與民族利益的損失。應該說，袁世凱處理得還算體面，既沒有點頭哈腰，也沒有以卵擊石。我們客觀理性地想，換任何一個人在他那個位置，都將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抉擇。我們也可以將心比心地想，袁世凱作為當時的最高執政者，他當然知道如果赤裸裸地出賣國家利益，將會獲得什麼樣的千古罵名。除非他要進行最後一搏，但我找不出袁世凱最後一搏的理由。得承認的一點是，袁世凱當政時期，畢竟掛著共和的招牌，新聞相對自由，罵袁世凱罵得特別的多而狠，尤其是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也正對袁發動輿論攻勢，稱袁氏政府為“惡劣政府”，落下賣國賊的罵名，並直接影響他的統治合法性並不稀奇，要是換在一個萬馬齊喑的時代，誰敢罵，不要命了就罵。但是當時這一罵，讓袁世凱抬不起頭，做不起人，出現了執政合法性危機。到後來，袁世凱這張道德臉譜是越畫越不成樣子，新賬舊賬一起算上去，說他背叛光緒皇帝和維新派，是個騙子；說他背叛清室，是個亂臣；說他背叛了共和，是個賊子；說他竊取辛亥革命果實，是竊國大盜；說他簽訂“二十一條”，是賣國賊；說他掌握強大軍事力量，是軍閥；說他登基做皇帝，是復闢先鋒……總之，袁世凱從一個逼清帝遜位的“能臣”退化成自立為帝而被永遠釘在中華歷史的恥辱柱上的“奸雄”。如此一個在道德上無一可取之人，哪里還有執政合法性？好在，歷史被不斷地還原，為袁世凱的聯名“辯護”聲中，其中不乏楊天石、房德鄰、孔祥吉、茅海建、劉憶江等知名史家的身影，說明這種現象的出現恐怕並非偶然。當然，袁世凱似乎還沒有學會將“喪事辦成喜事”的手腕，沒有盡力去漂白自己的“道德污點”。他自稱簽訂“二十一條”是奇恥大辱。強力“削藩”，等于拆自己的台子我們知道，袁世凱所處的時代是中國社會大轉型的時代，也是一個新舊混雜、新舊交替的時代，用新的政治眼光看，執政者的權力合法性邏輯是“政權民授”，是民授，即國家屬于全體國民，國民讓渡自己的一部分權利組成國家，國民選出國家的執政者。如果用舊的政治眼光看，執政者的權力合法性邏輯是“用拳頭說話”，誰的拳頭硬，誰說話就算數；誰的實力強，誰就當老大；誰掌握槍桿子，誰就掌握國家權力。袁世凱是一個新舊混合的人物，不管我們承不承認，他的執政合法性具有新舊混雜的特征，是兩種執政權力合法性邏輯疊加的結果，甚至可以這樣說，舊邏輯主導新邏輯。因此，雖然袁世凱是民選的總統，但因為袁世凱是當時各種勢力中最強勢者，仍然依靠誰的實力強，誰就當老大的邏輯來演繹，否則，孫中山就沒有必要讓位給袁，就是因為孫在拳頭上敵不過袁，于是袁有合法性，而孫就沒有合法性。民眾是或真或假，或明或暗地“認可”這一現實的，槍桿子打下來的合法性在當時是有效的，盡管不能指望永遠有效。這是不能忽視的一個歷史場景。很顯然地，按舊規矩袁世凱取得執政合法性，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他手中掌握著北洋軍閥，同時在辛亥革命之後，得到了包括國民黨地方都督的支持，才攀上權力的頂峰，大大小小的軍閥就是給袁抬莊的。在軍閥們的支持下，袁世凱登上權力頂峰後，反過來，袁世凱要“削藩”，這等于拆自己的台子，也等于把自己舊的執政合法性給否定掉。本來，按照一個現代民主國家的常例，袁世凱對地方軍隊進行國家化轉變，實行軍政分離，逐步削藩，加強中央集權，這是沒有什麼問題的，符合憲政原則。但是，自曾國藩以降，軍隊私有化已經很嚴重，地方主義愈演愈烈，政治格局上的朝小野大，內輕外重，地方勢力坐大的局面，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清王朝的倒台，就是因為清王朝想做最後的掙扎，想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地方勢力，結果得罪了包括袁世凱在內的地方勢力，導致眾叛親離。辛亥革命後，群雄割據，更是越做越大，要是得不到地方軍閥的贊同，中央政府就難有作為。孫中山名義上是各省擁戴的大總統，他想要別的省給點錢給他的臨時政府用都沒門。袁世凱要想做一個真正的大總統，一個號令全國的大總統，就要削藩。袁世凱先是廢省改道，把都督、民政長一律取消，設文職尹一人，武職設鎮守使一人，最多管轄一個師的軍隊。立即遭到了各地軍閥的反對，無法推行。袁世凱另生一計，他下令載撤各省都督，在北京設將軍府，並設將軍諸號。規定督理各省軍政者，就所駐省份開府建牙，“俾出則膺閫寄，入則總師屯”。沒有督理軍政任務的，在將軍府任事，將軍府名為“軍事之最高顧問機關”，實則充閑散武人，以防其得閑鬧事，以段祺瑞為建威上將軍兼管將軍府事務。接著，袁下令各省都督改稱將軍，督理本省軍務，所謂軍務者，不過將其軍隊盡數劃歸地方所有，而遣其托管之，此所謂“兵將分離”之策。總之就是全方位削藩。但具體實行起來，也是障礙重重。將軍不僅督理軍務，照舊控制民政，袁世凱本身也是一個靠軍隊私有化起家的人。各個地方軍閥就是一個以謀取個人私利的武裝，軍權被削奪，利益無從談起，袁世凱要想削藩， 給軍閥們一個鳥盡弓藏結果，談何容易！不過，袁在削國民黨的這個大藩上干得還是挺漂亮的。一般都講“二次革命”是孫中山為反對袁世凱發動的戰爭，而從袁世凱這一面來看，二次革命更像一次削藩之戰，他削掉了南方最大的軍事派系——國民黨，南方幾省的國民黨派都督在這次戰爭中被清理下台，把江西部督李烈鈞免職，由駐節武昌的副總統黎元洪暫代。繼之粵督胡漢民、皖督柏文蔚，亦相繼被免，殘余的國民黨軍事力量也幾乎被連根拔除。其實，袁世凱最難削的是那些與他已經貌合神離的嫡系武力北洋軍閥，此時，段祺瑞、馮國璋、張勛等一個個羽翼豐滿。孫中山的二次革命後，袁世凱削了弱藩換上強藩，龍濟光、張勛、李純甚至袁世凱最得力的大將馮國璋，佔了國民黨人的地盤之後，更是尾大難掉，不听他的招呼。一旦袁要對他們行削藩之事，一下子就觸發眾怨，袁氏勢力隨之削弱。袁世凱一手削藩，一手重建自己的親信部隊——模範團。表面上是在軍隊中起模範作用，逐步改造北洋軍，其實是因為北洋大將們各個羽翼豐滿，不再听他的話，他要建立專供自己指揮的特別體系，絕對地忠于自己的軍隊。削藩和建立模範團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鞏固自己的執政合法性，而加強中央集權的削藩又令地方勢力惴惴不安，隨時都打算反袁，這又威脅著袁的執政合法性。隨著袁世凱不斷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地方勢力，袁遇到了晚清相同的命運，得罪了地方勢力，導致眾叛親離。地方勢力反過來以反對集權專制為借口反袁，一碗“二陳湯”（原本是他親信的四川督軍陳宦、陝西督軍陳樹藩和湖南督軍湯薌銘都宣布獨立反袁）竟要了他的性命。這只能說袁世凱太急功近利了，地方軍閥勢力割據非一日之功，袁此時連屁股都還沒有坐穩當，正當拉攏舊部，以共圖大業之時，就急火火地想鳥盡弓藏，不僅太暴露，而且也是自不量力而行。復闢帝制，徹底葬送合法性前面講，袁世凱削藩遇到重重阻力，其實，袁世凱在執政之中遇到的阻力又何止削藩一事，總之，在當時，袁感到辦什麼事情都十分困難，這就很容易讓袁想到，他搞不定一盤散沙的國家，就想集權，集權遇到阻力，就越想集權。只有集權了，他的很多政治理想或野心才能實現。開始的時候，袁世凱只是想集權，把總統的權力做大，既可避免府院之爭（總統與總理）、府會之爭（總統與國會），平息黨派之爭，號令天下軍閥。否則，一味地尊重代議制，處處是坎，沖突不斷，什麼事都做不成。隨著權力起來越集中，這個時候，他那個想做太子的大兒子袁克定就唆使袁世凱做皇帝，而袁周圍的一班謀士也想撈個開國元勛，也極力勸袁做皇帝。袁世凱也是一個常人，也有人性的弱點，他自然知道皇帝比總統爽，而且他就是眼見著皇帝是怎麼個好法的（當然也知道萬一被推翻是如何之不好法）。是人性的弱點促使袁走出了冒險的一著棋——復闢帝制。某種意義上說，袁世凱的洪憲帝制，實際上是又一次急進的中央集權運動，在這場運動里，皇帝不僅僅是一種名號，而是一種可以重樹政治權威的架構，一種古老但曾經行之有效的意識形態。應該說，袁世凱復闢帝制只是往回走了一小步，想搞君主立憲，叫洪憲帝制，洪憲洪憲弘揚憲政嘛。可是，就是這麼一小步，立即讓他失去了執政的新舊兩種合法性。從新的合法性講，老袁你要稱帝，等于不承認自己的權力是民授的，自己的道統和法統蕩然無存。在那個時代，至少在社會精英看來，民主共和已是無可逆改的潮流，是進化論在政治上的實證。在這場政治進化論的演繹之中，很多落後國家都在趕這趟潮流，中國也不例外。這整個的就是一個政治從野蠻到文明的過程，因此，政權的合法性包含著執政者促進政治文明與進步，而不是相反︰如果執政者的作用是阻擋政治文明的發展與進步，也就是說開倒車，那將不具合理性，當一個政權的存在失去了合理性的時候，也就同時失去了合法性。客觀地說，君主立憲制在當時並不是不適合中國，不適合中國國民性，或許，更適合，會讓國家社會少了些震蕩。但是，辛亥革命取消了帝制，打破了帝制權威的道統，哪怕是君主立憲，與共和民主，放在進化論上進行評判，也顯得難以立足了。歷史進化論要往前看，而不是往後走，往前看是進步，往後走是開歷史倒車。袁世凱由共和而帝制，就是開歷史倒車，違背了歷史向前的慣性，跟長期以來人們公認的進化論開玩笑，違反了歷史進步的直線行進律，自然不會得到人們的認同，他的悲劇是必然的。後來的軍閥復闢也一再地證明了歷史進化論的強大拉力。但袁個人的悲劇卻帶來了整個民族的悲劇，這又是當時的人沒有預料到的。從舊的合法性講，老袁你要稱帝，把整個國家搞成你一家一姓，萬世一系，那等于斷絕了那些巴望著輪流坐莊當總統的軍閥們的美夢，那些地方勢力、驕兵悍將，被袁壓得正郁悶，正苦于沒有借口來反對袁重樹中央權威的舉措，袁的稱帝之舉，恰好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討伐叛逆的合法性借口。在歷史進化論尚未破產的時候，這種借口顯得是那麼的堂堂正正，無可辯駁。表面上看，袁世凱稱帝失敗，護國戰爭勝利，一半的功勞要記在蔡鍔將軍頭上，是他再造了共和。事實不是這樣的，蔡鍔首舉討袁大旗固然有功，可如果蔡鍔不起兵，相信也會有別的軍閥起兵，而且一旦有人起兵，必然會有人附議，袁世凱必然會落得個眾叛親離的結果。就在于當時的時局已成了一堆干柴，就差一個點火的人，不論是誰去點火，一堆干柴都會被燒個精光。前面講，袁世凱復闢帝制，損害了其他軍閥，尤其是他的嫡系軍閥的利益，因為越是他的嫡系，越覺得自己美夢被破滅了。袁稱帝不得軍閥們的人心，尤其不得曾經十分效忠于他的北洋派的心，在袁尚未做大做強自己的時候，就輕率稱帝，注定了他必將失敗。要不是因為這一點，蔡鍔那三千缺槍少彈的軍隊哪里是袁世凱的對手！相反地，如果袁世凱舊的合法性仍然存在，即北洋系堅定地擁戴袁，憑北洋系的實力，十個蔡鍔也滅不了。復闢帝制，讓袁的新舊合法性統統喪失，既沒有了民眾認同，也沒有了強大的武力作為背景。當袁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時，為時已晚，上蒼已不再給他時間，這是一件值得扼腕長嘆的事。倘若袁世凱無論是築牢自己新的合法性還是舊的合法性，要麼認真踐行共和憲政，好好地當他的總統，做這個新國家的憲政守護神，他完全可以成為中國的華盛頓；要麼以退為進，集權不要搞得過急，削藩不要搞得太露骨，從長計議，也可以實現穩固他的執政合法性，最後實現他的政治理想。當然，這只是我們後人的一相情願了。袁氏教訓︰做真小人還是偽君子袁世凱的合法性喪失了，執政也垮台了，隨之而來的，是更加嚴重的抹黑和妖魔化袁世凱，告密者、竊國大盜、賣國賊和復闢先鋒幾頂大帽子他是戴定了。袁氏本來是有巨大功績的人，一下子好像一生乏善可陳了，這是不能不令後來的執政者深有感觸的，一定會從袁那里總結經驗教訓，以防止重蹈覆轍。袁氏的經驗是什麼？無非是操弄權術尤為突出，這並非每個執政者都可以學得來的。但是有一點，是後來的執政者學到了，那就不管怎麼樣，你必須為自己的執政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哪怕是新瓶裝舊酒，你也要塑造和維護自己的合法性，一旦合法性喪失，一切就都竹籃打水一場空。這個所謂的合法性就是“名”，而自己實實在在的權力才是“器”。凡事要師出有“名”，名不正則言不順，因此，有名就有器，無名就無器。袁世凱這個老政客，應該是懂得這些道理的，只怪袁聰明一世，糊涂一時，連當了一個跟皇帝差不多的總統都不知足，還想要皇帝那個名。其實，老袁不搞那個形式，當個總統皇帝跟當一個真的皇帝有什麼不一樣嗎？老袁也許會一直統治下去。所以歷史學家唐德剛在評價袁這一臭招時說︰袁公之不幸，是他原無做皇帝之實，卻背了個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國政治轉型史”中，被認為是“萬惡之源”。一個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惡名，他就會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遺臭萬年了。可是一個野心政客如果想做皇帝，就真的去搞個帝制運動，努力去做皇帝，這種政客雖是個“真小人”；但是某些野心政客、寡頭獨裁者，他分明早已是個事實上的皇帝，而表面上卻偏偏偽裝成“總統”什麼的去向人民打馬虎眼，那這種政客就是“偽君子”了。我們如從“社會倫理學”的觀點來看，則“做偽君子”反不若“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氣也！是的，唐先生火眼金楮，一語中的，這其實也總結了袁氏教訓，那就是在一個向現代轉型的社會，20世紀以來人類政治文明發生的最大變化就是根本否定了“打江山坐江山”的“家天下”意識形態，民主、法治、人權已經成為普世潮流。也許民主的觀念沒有想象的那麼深入人心（否則不會上演一再復闢事件），但專制確實走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一個政客無論多麼想當皇帝、做獨裁者，也不敢明目張膽、肆無忌憚，甚至公然對抗民主、法治、人權，而是必然會搞一件現代性的外衣披上，哪怕本質上仍然是專制獨裁，但在合法性上，他大言不慚，連臉都不紅一下，宣稱國家屬于全體人民。執政者必須代表人民的意願，沒有人民的認同，沒有民主，執政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不像袁世凱那樣，知道自己做得不對，趕緊消除帝制。當然，人民並沒有發現這一套“假名實行”的把戲，或許也是一個原因。張振武案︰民初政治生態的切片浴血革命，共和元勛中國歷史上，因為改朝換代，前朝皇室被斬盡殺絕多的是，開國之後，功臣被屠殺多的是。中華民國開國，有沒有將前朝皇室斬盡殺絕？沒有，這是一個進步。有沒有功臣被屠殺的？有，而且不止一個，這又顯示其局限來。在此就說說被殺害的開國元勛張振武。張振武被殺，具有非常強的典型性，是民初政治生活的一個切片，從這個切片，我們可以窺探民初政治的基本概貌︰政治集團爭權奪利，以及由此對共和、對司法的破壞，預示著一個眾望所歸的時代仍在遠處。張振武，字春山，湖北羅田人。一般的史書介紹他基本上是這樣︰早年畢業于本縣高等學堂，後入湖北省師範學校，受其業師時象晉的影響，萌發革命思想。甲午戰爭後，張變賣家產自費留學。1905年，入早稻田大學，攻讀法律政治，並入體育會，習戰陣攻守諸法。1907年加入同盟會。1908年助徐錫麟舉義受牽累而避走日本。回國後，執教于武昌黃鶴樓道小學。1911年6月，加入共進會，這是從同盟會派生出來的革命組織。1911年10月9日，清吏大肆緝捕革命黨人，張振武力主提前起義。武昌起義後，參與組建湖北軍政府，任軍務部副部長，代行部長職，不久，孫武傷愈出任部長，張即退居副長。張振武武昌首義過程中表現出色，多次印發白話文告，闡明革命大義及作戰要領，身先士卒，提振士氣，在辦理民團、招降北兵、布置防御等諸多方面都多有作為。漢陽危急，親率部屬馳援，激戰中負傷落水，幾至溺死。從極其簡短的介紹中可以看出，張振武是武昌起義的組織者、發起者、參與者、指揮者之一，在數次戰斗中出生入死，負傷累累，武昌首義功成，民國成立，張振武是當之無愧的開國元勛。一個開國元勛本應得到與之相應的榮譽地位，遺憾的是，張振武沒有在南京臨時政府中獲得一席之地，還在政治斗爭中卷入旋渦之中，遭致殺生之禍，令人嗟嘆。1912年8月上旬，袁世凱電請張振武入京商議國事。黎元洪贈與張路費四千元，一面表示︰“對于張君可撫心自問，並無一些相待不好之心。”一面布下了圈套讓張去鑽。8月14日，張振武帶著湖北將校團團長方維等三十多人，隨劉成禺、鄭萬瞻等人到北京。黎元洪卻在前一日（13日）密電袁世凱，要求“將張振武立予正法。其隨行方維……並乞一律處決 ”。理由是︰“雖為有功，乃怙權結黨，桀驁自恣。赴滬購槍，吞蝕巨款。當武昌二次蠢動之時，人心惶惶，振武暗煽將校團乘機思逞。幸該團員深明大義，不為所惑……大總統有蒙古調查員之命。振武抵京後，復要求發巨款，設專局，一言未遂，潛行歸鄂。飛揚跋扈，可見一斑。近更蠱惑軍士，勾結土匪，破壞共和，昌謀不軌……冒政黨之名義，以遂其影射之謀；借報館之揄揚，以掩其凶橫之跡。”不知道這個圈套是黎元洪獨設的，還是袁世凱與黎元洪共設的，袁世凱心領神會，很听話地執行了。15日夜，張振武與湖北將校在六國飯店宴請北方將校，北洋將領姜桂題、段芝貴等出席，然後借口離席。晚10時左右，酒酣席散，張振武與馮嗣鴻、時功玖分乘三輛馬車返回旅社，途經正陽門時，段芝貴指揮潛伏的軍警將張振武抓起來，押解西單牌樓玉皇閣京畿軍政執法處。在此之前，方維在金台旅館也被捕，押往執法處的城外分局。16日凌晨1時，距被捕僅三小時，張振武在執法處遭槍殺，方維同時在城外被害。這就是震驚世界的民初張振武案。一代開國元勛，為革命出生入死，拋灑熱血，到頭來不得基本的尊重也罷，還不經任何的司法程序即被秘密屠殺，嗚呼！這堪稱民國史上極其黑色的一頁，令國人對共和寒意頓生，也就難怪臨刑前，張振武對行刑士兵憤怒地說︰“不料共和國如此黑暗！”1913年8月16日張振武在北京被殺害，圖為張振武之妻撫棺痛哭的情形身陷矛盾，孤立無援張振武之死雖然十分突然，但前前後後細細分析起來，即從武昌起義以來近一年的時間去考察，實在意料之中。因為，張幾乎與當時所有的最重要政治力量都結下了矛盾，包括張與黎元洪的矛盾，與同盟會的矛盾，與袁世凱的矛盾，顯得十分的孤立無援。尤其是張與黎元洪的矛盾，越陷越深，以至于發展到黎元洪非要除之而後快的地步。當然，黎元洪知道把開國元勛推向斷頭台的後果，但黎元洪也很清楚，張與各派力量結怨，即便借袁之刀殺了張，也不會有太大的風險，不會對自己構成大的危害，而且黎是拿定了張的軟肋，有了種種應對措施，才敢大膽妄為。下面就詳加說明一下張振武與各派力量的矛盾。張振武與黎元洪的矛盾由來已久。武昌起義後，革命黨自覺人微言輕，沒有號召力，不足擴大起義的影響，起義前後都考慮到請黎元洪任都督。但張振武並不贊成此舉，他的意思是讓革命黨人自己來搞，因為拗不過眾人的堅持才作罷。誰知黎元洪開始不敢干，還說什麼“莫害我，莫害我”。張振武想，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扭扭捏捏，黎元洪如此不識抬舉，還求他干啥，再說了，他既不誠心，只怕當了都督還會誤了革命大事，揚言不如殺了這個“泥菩薩”算了。這話肯定傳到了黎的耳朵里，這就種下了矛盾的種子，估計黎元洪此時就有了殺張的念頭，只是時機尚未成熟，只好默默等待。隨著戰爭形勢逆轉，武昌起義部隊被袁世凱的北洋軍隊打得節節後退，黎元洪見勢不妙想出走，張振武出來制止，但黎還是在孫武的支持下率其親信直奔葛店，張振武得知，就說，這個黎某膽小如鼠，不如乘此另舉賢能。但是臨陣換帥乃兵家大忌，眾人並不贊同，張振武只好不再堅持。但可以想見，黎元洪受到張一再的譏諷肯定不會好想，武昌起義之前，他黎元洪是堂堂一協統（旅長），張振武不過一小學教員，有什麼資格對他指手畫腳？武昌起義之後，自己被推舉為都督，張振武只是軍務部副部長，有什麼資格對他頤指氣使？我們稍為以人之常情，站在黎的角度想想，就能理解，哪怕黎元洪有“菩薩”心腸，也經不起自尊心被一再地傷害。哪怕為了一個男人的自尊，還不談權力利益的殊死之爭，也會對張振武懷恨在心，有除張之心並不算意外。張振武在任軍務部副部長時，曾被派到上海去采購槍械，由于經費不夠，他向黎提出追加款項，沒有獲得追加款，他就擅自挪用其他錢款，引起了黎的猜疑不滿，懷疑他侵吞公款，要查張的賬目，張大怒︰是我把你拉出來當大都督，才有現在的榮華富貴，現在恩將仇報，要查我的賬？黎元洪只好大事化小，不再追究。但是，黎元洪心中越積越多的對張的仇恨，總是要爆發的。事情終于給了黎元洪一個反擊之機——群英會事件，讓黎一步步贏得主動權，一步步置張振武于死地。1912年2月27日，湖北發生了一次兵變，一些革命黨人沖擊湖北軍政府軍務部。事情的起因是，武昌起義之前被調往四川鎮壓保路運動的湖北新軍第三十二標（又稱教導團）的領導人返漢後，不滿于軍務部把他們邊緣化，沒有把他們列入常規部隊，該團就搞了個改良政治群英會，鼓吹“二次革命”，聯結了別的一些非正規編制的部隊發動兵變，反對軍務部。軍部副部長蔣翊武力主鎮壓，張振武則主張和平調解，事情很快就平息下來了。但黎元洪借群英會反對軍務部，趁機撤銷了孫武、蔣翊武、張振武的職務，改為都督顧問，實際上是架空首義“三武”，讓他們成為閑人。這是黎元洪的借題發揮，張振武不服，派人向黎元洪提出留任，甚至要求出任軍務部長，這明明是拿黎元洪的雞毛不當令箭，讓黎很不高興，兩人矛盾進一步激化。這也成了黎元洪後來殺張的借口之一，即張振武在群英會事件中“乘機思逞”。張振武不同于蔣翊武和孫武，張振武被撤職後，手里仍然控制著一支有力的武裝——將校團。這是革命時期張的代伐衛隊，十分效忠于張。黎元洪幾次想控制這支力量，從張振武手中奪過來，要麼安插親信，要麼收編，要麼改編成軍官學校，都沒有得逞。張為加強將校團力量，創辦男女中學各一所，發刊《震旦民報》，拉攏江西援鄂軍馮嗣鴻部，極力把自己勢力做大做強。張振武憑借這支武裝和他在軍隊中的影響，並不把黎元洪這個副總統兼都督放在眼里。在黎的一系列奪走該團的努力，張黎矛盾越發突出，到了互相嚴行戒備程度。看來，黎元洪是深深體味了袁世凱的謀臣陳宦對他說的一番話︰“三武”不去，則副總統無權。尤其這個張振武，成了黎元洪的眼中釘，不拔不解痛，殺張也只是時機問題，如何殺的問題，而不是殺與不殺的問題。想來，黎元洪認為再沒有比張此次進京，假袁世凱之手殺張更好的了。袁世凱為什麼那麼樂意接受黎元洪的請求，難道袁世凱這等聰明的人不懂得屠殺開國功臣，會遭致全國的反對嗎？非也！他當然是掂量了再掂量的，從張振武案前後的種種跡象來看，袁世凱甚至與黎元洪再三商量過也未可知。在此我們暫且忽略背後別的利益考量，單就張振武與袁世凱的矛盾而言，袁世凱也未必沒有殺張之心。張與袁的矛盾，最早應上溯到南北議和出現破裂跡象那個時期。1912年1月，時任湖北軍政府副部長的張振武曾攜巨款赴滬購械，正值南北議和出現破裂跡象，張振武趕緊與北伐招討使譚人鳳合作，撥出購買的第二批槍械的一半，支援在煙台的藍天尉，並謀另組北伐軍，打算親自率師北伐，這無疑是將矛頭指向袁世凱。囿于財政危機，南方根本無力北伐，只能一步步遷就袁世凱，但參與這次北伐風波的張振武被袁世凱記恨在心也可以理解。武昌群英會事件後，黎元洪借機撤銷了張振武軍務部副部長的職務，改為都督府顧問，是一個虛職。但張手里有軍隊，在湖北有影響力，所謂臥榻之前，豈容他人酣睡，張在湖北一日，黎就不能安心一日。黎元洪為了將這個死對頭引開，想了一個調虎離山之計，他向袁世凱推薦張振武做東三省邊防使，率兵一鎮，這倒是一個實職，張振武也很樂意。只是，袁世凱是何等人杰，他怎麼可能讓一個非親非故的異己力量安扎在自己背部。袁世凱的智囊陳宦就出了一主意，“三武（孫武、蔣翊武、張振武）不去，則副總統無權，若輩起自卒伍下吏，大總統召其來京，寵以高官厚祿，殊有益于副總統也”。這一安排讓黎、袁都覺得很不錯，于是袁世凱把“三武”召到北京去，授予他們總統府軍事顧問的虛職。對此，張振武很不滿，他抱怨說︰“我們湖北人只會做顧問官嗎？”向袁世凱要求有實權的職位，袁世凱就委任他為蒙古屯墾使，卻沒有給他實際的支持，無錢無糧無機構，張振武很氣憤，給袁世凱留下一封信，把委任狀繳上去，跑回湖北設立屯墾事務所，要黎元洪每月供款1000元，準備自己招兵買馬，籌建一鎮兵力去蒙古鎮撫。這不僅類同勒索黎元洪，更等于完全不給袁世凱的面子，袁世凱再怎麼不濟，此時也是一國之臨時總統，你張振武把總統的話當放屁，將總統顏面置于何地？你想袁世凱听到張撂挑子的事，該是何等的氣憤！區區一個張振武都擺不平，他袁世凱還想擺平更大的勢力嗎？我們不能無度猜測袁世凱殺張振武是殺雞給猴看，但是，雙方的矛盾是實實在在的。張振武不僅與黎、袁兩大勢力矛盾重重，而且還與當時的另一大勢力集團——同盟會矛盾重重。照說，張振武于1907年在日本加入同盟會，是同盟會的一員，不應該與同盟會有太大矛盾，但事實並非如此。同盟會自1905年成立以來，一直就沒有太平過，經常鬧窩里斗。張振武回國後加入了共進會，這個同盟會的分支其實很多主張與同盟會不同，至于章太炎與孫中山的矛盾更是內外皆知。在武昌起義中，張振武就與同盟會的首領之一黃興發生過矛盾。黃興在漢陽吃了敗仗，打算放棄武昌，移師南京，而張振武則力主死守武昌，他在軍事會議上怒吼︰“敢言棄武昌者斬！”黃興見勢不妙，只能隱退。張振武則率先通電批評黃興，讓黃興很下不得台。等到孫中山做了臨時總統，黃興奉命遴選閣員時，對革命有首義之功的共進會成員沒有一人入閣，不能不說與彼此之間太深的矛盾有關。所以，張振武就特別瞧不起南京同盟會那邊的人，認為那些人于革命並沒有多大的功勞，不過是來摘桃子的投機者。張甚至在報紙上公開攻擊南京臨時政府︰你們這些人碌碌無功，是踩在別人的頭上成功的。正是不滿孫中山、黃興這些人對共進會這些功臣的不公，1912年1月16日，張振武和孫武等一起，與浙江朱瑞等同盟會的反對派，組成了民社，擁黎擁袁，創辦民社的機關報《民聲日報》，與同盟會決裂。不過，張振武骨子里瞧不起黎元洪，所謂擁黎對他來說是假的。俗話說，做事、做成事需要天時、地利、人和，開國元勛張振武，以其對權力革命的熱誠，在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沒有發揮大的作用，沒有太多的作為，處處不得志，就因為他不但天時、地利、人和一項沒得，還身陷諸重矛盾之中，結局似在情理之中。政爭亂象，張案不昭當我們為張振武扼腕嘆息之時，不禁要問，張振武即便有再多不是，與各方皆有矛盾，也不至于遭受殺身之禍。因此，認為張之死僅僅是與各方有矛盾，恐怕過于簡單定論，背後還有更復雜的原因，即民初政治集團的爭權奪利，張不過是民初政治亂象的犧牲品，是黨爭的受害人。如果說張振武的被殺仍不足以說明這個問題，那麼，當張被處決之後，全國輿論嘩然，對這一事關民國政府之信譽，司法之公平，政治之根本的事件，各種政治利益集團對張案的不同反應，以及國會議員的反抗不了了之，彈劾政府不了了之，直至張案不了了之，就更加可以清晰地看出，張案是政爭的犧牲品。當我們攤開民初政治地圖，會發現，袁世凱與同盟會為主的政治集團都在爭奪革命的勝利果實，在南北議和階段，雙方都有小動作，孫中山想向國外借款，以便啟動北伐，而袁世凱則步步加緊分化瓦解革命力量，同時拉攏同盟者，包括同盟會中的反對派，這是主導民初政治走向的一對主要政治矛盾。在這場殊死搏斗中，任何有利于袁世凱分化消滅革命力量的事，都是他所重視和支持的。因此，他是十分樂見作為革命黨內部分化混亂，立憲派與革命黨互相拆台，黎元洪與革命黨彼此掐架的。在種種可能轉化為自己的支持力量中，袁世凱是看重黎元洪的，盡可能地將黎元洪拉到自己的陣營中來。然而，黎元洪畢竟不是自己的北洋派系出身，但黎元洪也非革命黨人出身，雖然後來黎元洪被同盟會吸收進去，還當了同盟會的協理，但那畢竟是權宜之策，並不表明黎元洪就跟同盟會同穿一條褲子了。只要兩者稍有利益沖突，就會拳頭相向。比如作為湖北革命黨重要成員的“三武”，在危及自己的利益時，“泥菩薩”是絕不手軟的。對于張振武依憑將校團威脅自己的權位時，黎元洪頓起殺機。而此前，同盟會會員王憲章、楊玉如、祝制六等謀動暴亂，被黎元洪解職，祝制六更是在張振武之前，被黎元洪秘密地“就地正法”。對張振武采取的手段，不過是故技重演罷了。與同盟會處在尖銳對立中的黎元洪也極力需要聯合別的力量來保存和擴張自己的實力，這樣，袁、黎兩人很容易就走到了一塊。走到一塊的標志，就是彼此幫忙地干了一票屠殺共和元勛的好戲，這也是袁世凱分化消滅革命力量的好機會。事實上，張振武案後，同盟會革去黎元洪本會協理，並除名，袁世凱與同盟會斷絕關系，這一局面正是袁世凱所渴望的。對于黎元洪來講，他並不想背負屠殺功臣的罪名，他需要假借袁世凱之手，以減輕自己的罪名；對于袁世凱來說，他也不想因為自己不便言說的目的而屠殺元勛，授人以柄。為了兩人能從干這一票中分別獲益，最好的辦法就是黎元洪乞請，袁世凱下手，兩人都擔一點責，又似乎誰都不擔責，將張振武除掉，讓張振武背後的力量一下子面對的不是一股力量，而是兩大股力量，而產生難以匹敵的無奈。張振武背後的力量是什麼呢？看起來好像是同盟會，但正如前面所講，自民社成立以後，就預示著張振武與同盟會分道揚鑣了，至少從感情上已經很難贏得同盟會的支持。這個我們可以從張被殺之後孫中山的態度中看得出，他說“張振武一案，實迫于黎之急電，不能不照辦”。仿佛是袁世凱的代言人。及至宋教仁被暗殺，悍然發動革命，簡直判若兩人，足見張振武這個前同盟會會員在會員中的情感地位之低。張振武另外一個支持力量應該是共和黨，因為民社是共和黨的小派系，但共和黨總體而言是擁戴袁、黎的，他們支持袁世凱對付革命黨，怎麼可能轉而站在張振武的這邊呢？實際上，真正力挺張振武的就是民社那些人，或者說民社中的少數人。因此，我們看到，8月18日，張伯烈領餃向參議院提出了《質問政府槍殺武昌起義首領張振武案》，控袁、黎“口餃刑憲，意為生殺”。參議院例外地討論了三天，同盟會、共和黨都共同譴責政府，甚至袁、黎違背約法，破壞共和。貌似一場同心協力式的戰斗，其實是各打各的算盤，張振武只是他們可以利用的機會。民社是共和黨的小派系，在參議院上為張振武說話似乎理所當然，但他們也就彈劾到政府為止，是不會推翻袁世凱的。同盟會呢，別看個別同盟會議員言辭激烈，但並非真的為張振武申冤，而是想將政府內閣推倒，讓同盟會一黨來組閣，當然也並非真的想推翻袁世凱，更何況也推翻不了。因此，鬧騰了三天，根本沒有形成一致意見，作為真凶的袁世凱已經逍遙法外，而作為袁世凱的幫凶，袁世凱會讓黎元洪吃虧嗎？不會，他幫黎元洪這個忙，只讓黎元洪死心塌地地站到自己這一邊來，壯大自己的實力。尤其是黎元洪暗中指使湖北軍人干政，更讓這次難有作為。得到黎的指示的湖北軍界聯名通電，說張振武被誅，是湖北軍界同仁再三開軍法會議，依照暫行刑令第57條全體議決，宣告死刑，電請大總統的。湖北軍方還指責、攻擊參議員，給北京參議員施壓︰“同人隸屬軍界，嚴守法律，向不敢干預政治。自起義以來，無論貴議院若何昏暗，若何荒謬，非屬軍事，概不像言。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此次振武本以軍人判決軍法，為民除害，為同人職分應然。同人粗魯武夫，但知有國，不知其他。貴議員如必欲彈劾，請將梗電所駁各款，限于電到二十四點鐘內，逐一答復。同人如有一字之誤，刀鋸斧鉞，悉加同人；貴議員如有一字之誣，刀鋸斧鉞亦必當有受之者!”這個時候，袁世凱使用了一硬一軟兩手來解決問題，硬的一手，他讓人放出話來，如果彈劾無效，參議院必將解散，這必將引起政治動蕩。確實，民國肇始，人心思定，包括同盟會和共和黨，都不願意因此而致國家重新陷入混亂之中。袁世凱這一招可謂軟中帶硬。軟的一手，袁世凱對民社派進行安撫，他請民社派參議員時功玖、張伯烈、劉成禺等到總統府面談。袁說︰“黎副總統來電，指陳一切，非常厲害， 仿佛不即殺之，必足以發生大亂，妨害治安者。故不得已，用快刀斷繩辦法。其所行種種不法事項，多在湖北，諸君均屬鄂人， 如不治之，亂將如何？”眾人難對。袁又致歉說︰“此間知法律者甚少，殺之手續亦不完全耳。”這一軟中帶硬的話讓處于孤立無援的民社少數派還有什麼好說的呢，只好走到袁世凱提出“維持大局”的共識上來。所謂的《彈劾國務總理、陸軍總長案》、《提議咨請政府查辦參謀總長黎元洪違法案》，因為參議院不足法定人數不能開議，張振武案就此不了了之。張振武死後，黎、袁的雙簧戲還在繼續，袁世凱要黎元洪站出來“請予處分，應勿庸議”，這樣也好給天下人一個交代，黎元洪得令，表面工作也做得相當到位，說什麼“自請大總統量予處分者，實因上負大總統，下負國民，既不能燭照于機先，惟冀補直于事後”。又是發給遺屬恤金一次2000元，又是送去挽聯為張志祭。但黎最為重要的不在此，而在于將張振武所辦學校改為公立，所辦《震旦民報》由國民黨支部接辦，其掌控的將校團解散。終于，黎將自己一個心腹大患徹底除掉了。張振武此次應袁世凱之邀，在北京的兩天宴會上，以調和黨見為己任，他說他目睹黨爭，危及大局，因此自己不想結黨，不營私利，但求黨見日消，共維大局，力護共和。大家也都同意他的見解，認為政黨不能強同，黨見萬不可有。不承想，自己卻變成了黨爭的犧牲品，歷史真是太吊詭了。另一個吊詭的是，張振武本是創建共和志士，結果卻以“破壞共和”的罪名被殺害。歷史怪圈，民國重演張振武的悲劇與他個人的性格不無關系，張振武為人熱情直爽，敢作敢為，但又桀驁不馴，居功自傲，這種性格容易得罪人，使自己無端四面樹敵，最後落于四面楚歌的境地。而張振武案最大的悲劇卻不是張振武個人的，而是中國的憲政民主的。張振武被殺，出自民社的共和黨議員劉成禺在參議院上曾憤言直指︰“查約法第六條明載，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張振武雖曾充鄂軍務部副長，然退職已久，猶是中華民國之人民，既為中華民國之人民，即應受有中華民國人民之權利。而張振武之被殺也，並未捕送審判廳公開審問，即雲罪有應得，亦不宜星夜邀襲，旋捕旋殺。觀政府殺人之手續， 直等于強盜之行為。以冠冕堂皇之民國，而有此以強盜行為戕殺人民之政府，違背約法，破壞共和，吾人亦何不幸而睹此！且推此義也，則凡民國起義之功首，造成共和之巨子，皆可一一捕殺之，任憑其為帝為王矣！”而于右任主辦的《民立報》就認為，“共和國家全賴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殺人，命令不能生殺人。惟司法官乃能執法律以生殺人，大總統不能出命令以生殺人。今以民國首功之人，大總統、副總統乃口餃刑憲，意為生殺”。劉成禺、于右任講得十分在理，一個掛著民主共和招牌的政府，干起殺人越貨的事，就像強盜一樣，這叫強盜政府，不叫共和政府，執掌這個政府的人應該叫強盜，而不應該叫總統或總長。但是，這個政府、這些執政者並不認為這是強盜行為，袁世凱以及被彈劾的陸軍總長段祺瑞已經說得很清楚，只不過是“手續不完備”、“手續錯誤”而已。所謂手續其實是辦事必走的程序，程序可以決定結果，因此，有程序正義才有結果的正義，沒有程序的正義就不可能有結果的正義。比如捕殺張振武，袁、段說是“以國家為提前”、“維持大局”，因此，“自不能不以臨時之辦法”。為了所謂的目的而忽視程序，為了所謂的正義目的而踐踏程序正義，結果並沒能“維持大局”，相反，開了隨意違憲的先河，視民主、法治、人民的權利如弊履，甚至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包括暴力）的惡意政爭先河，民國更是越搞越亂，大有“共和亡國”之象，連基本“大局”也難“維持”。因此，當張振武被殺沒有得到很好的清理和總結，違法、違憲者沒有得到應有的制約和教訓，半年後，宋教仁被殺已在意料之中。張振武被如此捕殺，已經預示著共和這塊招牌行之不遠了，宋教仁被殺只是這個趨勢發展的高潮，加之，孫中山處置不當，民主共和制終于被推到名存實亡的境地。很多學者都認為宋教仁被刺案是對中國憲政民主的沉重打擊，這話沒錯，但追溯到張振武案，我們會發現，這個打擊自張振武案始，兩者雖然主角不同，事件不同，結果不同（一個不了了之，一個引起“二次革命”），但本質上都是惡意政爭的犧牲品。這兩起事件充分說明，表面上看共和的招牌已經掛在城門之上，但獨裁專制集權的土壤十分深厚，民主法治的根基十分薄弱，時時刻刻都可能受到威脅，而最大的威脅正像袁偉時先生所言，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不守法的執政者。中國執政者在專制制度下成長，耳濡目染的是風吹草偃，“天王聖明，臣罪當誅”，不準臣子和民眾說不，否則就封報、捉人、就地正法！這些因素的會合，孕育成民國初年的怪胎︰專制與民主、法治的神經線路糾纏交錯的共和國。另一方面是不守法的反對派。民國初年的畸形兒要矯形，需要特別高明的醫生——反對派。不幸，當時的反對派——國民黨在孫文的帶領下卻不是以民主、法治去矯治專制，卻以暴易暴，在政治文化上與專制暴君同流，用包括暗殺在內的非法武裝手段去對待非法乃至意見稍有不同的自己人。因此，我們回看張振武，或可看成單一的反對派，他在與黎元洪、袁世凱的爭權奪利之中，有太多我行我素、不守規則、不講法律的東西，比如賬目不清、擅離職守、私存武裝等，這不僅給執政者以實際的威脅，更是授執政者以柄，待時機成熟的時候就會露出猙獰面目，行不守法的專制之清算手法。不管是執政者不守法，還是反對派不守法，也不管誰先不守法，都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區別，都是對憲政、司法的破壞，都不利于中國民主政治的建立。因為，憲政本是一種契約政治，必須建立在各個力量的均衡、和平的和對契約的高度遵守之上，才談得上共同推進民主政治。某一種力量破壞彼此約定的契約，而不被制止和處罰，契約失去了制約作用，其他力量也依葫蘆畫瓢，那契約就更是形同虛設。從張振武到宋教仁，《臨時約法》作為一個國家的基本法律被一再破壞，憑借這部約法來奠定的共和民主也只能一再被破壞。當時的很多政治人物並非沒有意識到張振武案的政治重要性，沒有意識到對共和民主走向的惡劣影響，但是不能不承認，像劉成禺、于佑任等這些人超前的認識畢竟只是少數（參議員也只是國家精英中的精英），甚至是異數，而像袁世凱、黎元洪這些人才是多數、常數，也就是說，專制思想及專制力量才是民主思想及民主力量涌動之下的主導者，于是中華民國仍然走不出歷史的因襲，走不出鳥盡弓藏的怪圈，中國憲政民主之路注定仍任重道遠。民初政客是怎樣操縱五毛黨的現在很少有人不知道什麼叫五毛黨的了，如果還真有人不懂，在此，我掃一下盲。用百度的解釋，五毛黨就是網絡評論員，是中國大陸特有的一種指稱，指受當局雇用或指導，以在網絡上發表評論為全職或兼職的人員，是網絡時代的一種新型職業。通常他們以普通網人的身份，發表盡可能對官方有利的評論，來試圖達到影響網絡輿論的目的。五毛黨是對網評員的蔑稱，意在譏諷他們發一篇網絡評論能賺5毛錢。五毛黨一說最初的起源據說是這樣的，2008年12月，一篇題為《瑞士媒體污蔑我國網民為賺5分錢歐元罵法國》的文章在中國一家媒體的網站上登出。該文章稱瑞士一家名為《20分鐘》的報紙將因法國總統薩科奇會見達賴在中國互聯網上引起的反法情緒歸于政府操縱。據此家中國媒體稱，《20分鐘》的報道寫道︰“對薩科奇進行批評的網民可能收到中國政府的相應付費。”“中國網民發表的每條批評都能賺取5歐分（0 5元人民幣）。”有人將這些網民形象地稱為“五毛黨”。中國確實有培訓網絡評論員的事，但最終並沒有證實由中國當局操縱，不能因此詆毀中國政府。當然，在商業領域早就存在大量的商業五毛黨，他們根據商家的需要發帖，造成一種強大的民意假象，以引導網絡輿論走向，並因此獲得相應的報酬。比如，有報道說，2008年上半年，中國某飲料品牌向地震災區捐出上億元巨款後不久，一則帖子傳遍各大論壇，稱“作為中國民營企業的xxx，一下就捐款一個億，真的太狠了！”“……見一罐買一罐，堅決買空xxx”這篇網絡帖子，得到了眾多網民的響應，論壇上的轉帖，跟帖數以萬計，一時間，這個品牌成為最受公眾歡迎的飲料。這次網絡事件中洶涌的民意和輿論，卻是一次有導演、編劇和大量演員的開放式戲劇，那些演員就是雇用來吹捧該品牌的五毛黨（又稱水軍）。著名網絡推手“立二拆四”坦承，他的團隊就是這出網絡大戲的導演。有人說，借助大量人力手工發帖，運用廣告植入、話題傳播、偽裝民意等手段的新型網絡營銷策劃行業已經成為中國互聯網行業一道獨特風景。從以上事例可以看出，五毛黨的主要作用是根據雇主的需要制造“民意”，或支持或反對，或迎合或撇清，或激憤或贊揚，話語滔滔，口水流遍，都是操縱的結果，以利益為目的。作家章立凡寫過一首《竹枝詞》，“齊噴口水競滔滔，暴語叢林日夜嗥。網猿五百分秋色，一塊掰開是五毛”，就是對五毛黨的真實寫照。因為網絡具有虛擬性，五毛黨的身份看起來像是普通網民，很容易給人一種代表了普通民眾的真實想法和心聲，誤以為這就是真實的民意。不明真相的人確實容易受到人多勢眾、眾口一詞的話場影響，干擾自己對事物的判斷，會跟在五毛黨後面一起叫喊，營造出一種公共輿論，這就達到了雇用者的目的。看起來，五毛黨像是網絡時代的產物，其實不然，它在前網絡時代早就有了。最近，我在讀中國近代史發現，民國初年就出現過政客為政治私利雇用五毛黨偽造民意的事。只不過，那個時候，被雇用的人不叫五毛黨，而叫“公民團”——這名字即便現在听起來都挺有民意含量的。1917年“一戰”期間，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總統府和國務院）之爭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尤其在對德宣戰這個問題上，充滿了火藥味，是“府院政潮”的一支小插曲。看似一個外交問題，是國家利益的權衡，其實是兩人爭權的表現，兩人都想大權獨攬。黎元洪認為，“大總統有宣戰媾和的特權”，而段祺瑞則認為，“總統雖有特權，責任則在內閣。總統既不對國會負責，又可以推翻內閣的決議案，這樣的總統就像專制皇帝一樣”！——總統既有特權，他這個內閣就沒有事情可做了，成了附庸。因此，誰在對德宣戰問題上爭贏了，就表明誰一步步地抓得了話語權。但是在對德宣戰這個問題上，段祺瑞不僅遇到來自黎總統的阻力，還遇到來自國會的阻力，國會並不認可參戰案。5月7日，對德宣戰案提交到國會，5月8日，國會開會討論，沒能形成統一意見。為了爭權獲勝，段祺瑞就想出了一個雇用五毛黨，組成“公民團”，假造民意，包圍國會，脅迫通過對德宣戰案的法子。當天，北京城突然冒出“五族公民”、“陸海軍人代表”、“北京政學商界”、“北京市民”等游行隊伍，他們手持白旗，從四面八方聚集到國會附近，人數有2000多，看見議員走過，就把各種各樣的“請願書”和“警告”傳單塞過去，如果議員拒絕接受，“公民”就把他們拉下車來進行毆打。“公民團”威脅國會，並提出三項意見︰一是要求國會當天通過對德宣戰案；二是國會如果不通過，就要求解散國會；三是政府如不肯解散國會，公民將自動搗毀國會。總之，不達要求，他們就對國會和議員采取更激烈的手段。據說，那些搖旗吶喊的“公民”，有一小部分是北京城里的軍人和警察，大部分是乞丐和失業游民。這種五毛黨，已經不只是像現在網絡上的五毛黨發帖、罵陣、叫好，而是嘴巴和四肢並用，流氓氣概十足。因為這些五毛黨是段祺瑞一手導演的，所以國會外維持秩序的警察與他們相處融洽，並沒有驅散他們；相反，國會工友從外購買食物回來，準備給議員食用，就被五毛黨團團圍住，搶奪一空。“公民團”包圍國會的問題一直僵持到晚上9點，對德宣戰案遲遲未獲通過，有一些“公民”開始向議院內投擲磚瓦，恫嚇議員接受他們的要求。不料一塊飛石擊中了跑來國會采訪的日本聯合通訊社記者中野，段祺瑞害怕因此引起外交事件，這才命令警察驅散“公民團”，那些他自己請來的五毛黨，辛苦了一遭，竟連五毛錢都不舍得打發。我這樣說是有事實根據的，當時北京的《醒華報》刊登了一封讀者來信，這名讀者自稱就是當天圍攻國會的“公民”之一，叫王合新，他在這封讀者來信里暴露了當天的丑劇︰“鄙人來京謀事未遂。前日由同鄉合肥人陸軍部秘書譚君毅甫介紹加入公民請願團，當時言定自12點鐘起，隨大家包圍議院，每點鐘給大洋5角，散時立付。並雲，將名冊造成具報總理（段祺瑞時任總理）以後 ，可派一差使。鄙人如時而往。站至（晚）8點半始去，並被軍警擊一槍托。當晚往尋譚先生領取公費大洋四元二角五分，乃譚吝而不予。今早又往索取，譚先生避而不見面，由一少年出見，大言恐嚇。並雲︰此事鬧糟，總理不肯認賬，恐怕要辦凶手，囑令閉門不出，不許再提此事。鄙人忿極，為此特請登出，俾知譚之欺人手段。”（按︰5角錢一點鐘是高等“公民”的報酬。站了數小時，又饑又累，竟連五毛錢也領不到，比起現在的五毛黨，在電腦前敲敲鍵盤，動動鼠標就來錢差遠了。）可見，段祺瑞雇用五毛黨假造民意並非空穴來風，就是為了達到自己利益目的。有趣的是，面對五毛黨的種種干擾，議員們並不驚慌，他們說，“民國二年十月六日選舉總統時，我們已領教過一次，現在是第二次，我們有了經驗，就不怕什麼了” 。此話怎講，不妨听我細細道來。原來，按照孫中山的允諾，如果袁世凱逼清帝退位，襄贊革命，中華民國國會就選他做正式總統。袁世凱耍了個手腕，果真逼退了清帝，選他做中華民國第一屆大總統自在預定之中，袁世凱盼望這一天也盼了很久。1912年10月6日，國會會議召開，準備選舉中華民國正式總統。雖然袁世凱手中拿了最好的牌（黎元洪是最大的競爭對手），但是袁世凱害怕國會中第一大黨國民黨從中作梗，為了確保萬無一失，袁世凱還是發動五毛黨，假造民意，強行議員把自己選出來。當天的宣武門大選會場雖然有正式軍隊荷槍實彈，往來逡巡，但仍然被三四千“公民團”團團包圍，兩者相處融洽。這些“公民團”就是袁世凱請來的五毛黨，由洪幫首領張堯卿率領，因此，與其說他們是“公民團”，不如說他們是公民打手，是典型的五毛黨，他們代表民眾來表達“民意”，警告每位議員︰不選出袁大總統，不準出場。在眾議院會場，國民黨、進步黨及各小黨派議員共到759人，需投票三次，檢點人數、發票、投票、唱票，每次約需4小時，少說也要兩三天。但議員們被“公民團”死死圍住出不來，只好硬著頭皮繼續開會。進步黨議員籍忠寅、田應璜、張漢、廖宗北、彭邦棟等癮君子煙癮發作，哈欠連天，涕淚滿面，扯發撕衣，丑態百出，但是“公民團”決不通融，就是不讓他們出來。煙鬼們實在熬不住了，他們到處找國民黨議員，作揖講好話，哀求他們放棄自己的想法，趕快選出大總統，好早點回家。進步黨本部送來兩擔面包點心，說是給擁護袁總統的議員們食用的，“公民團”讓送進去了；國民黨本部也送來食物，“公民團”就不讓送進去，“公民”還破口大罵“餓死活該”，國民黨議員只能在會場忍饑挨餓。經過兩輪投票，袁世凱獲票都沒有過半，還得繼續投票。第三輪投票時，天色已暗，這時，一些饑腸轆轆的國民黨議員也動搖了，袁世凱終于得票過半。主席湯化龍大聲宣告袁世凱當選中華民國第一屆大總統。掌聲稀稀拉拉——國民黨議員不鼓掌；進步黨中老者、病者、饑餓者、發煙癮者，疲極無力，也不願意鼓掌。會場外，“公民團”听說選出了袁世凱，領了報酬一哄而散。這就是民國五年時的議員們所說的他們第一次遭遇五毛黨，大約是因為第一回遇到五毛黨，缺乏應對經驗，所以讓袁世凱得逞。既然前人都懂得吃一塹長一智，我想我們面對網絡上的五毛黨制造的洶涌偽民意，也應該有足夠的判斷力。無論政府、政治人物，還是企業、企業家，都要靠公信立身，靠民意立世，操縱五毛黨制造看似洶涌的民意，其實是偽造民意，更是“挾‘民意’以令天下”，是強奸真實的民意，會傷害自身的公信度，讓社會變得不信任，是對民主進步和公平競爭破壞，民主公平的社會不需要五毛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