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zone.io，最快更新辛亥百年︰鐵屋里的大國突圍 ！
辛亥百年00 00鐵屋里的大國突圍一、一種現實，一個主題，一條主線魯迅關于鐵屋子的寓言，膾炙人口，凡喝過點墨水的人都知道，這個鐵屋子暗喻當時的中國環境，鐵屋子里昏睡的人喻指當時愚昧的中國人。對于這個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里面的人很快就會被憋死，這樣死了可以少一些痛苦，但是魯迅覺得，與其這樣死去，還不如叫醒他們，一起來打破這個鐵屋子，這樣還有活著出去的希望。魯迅這個寓言不只適用于魯迅所處的“當時”，用來概括整個近代中國也是恰如其分的，它極其形象深刻地揭示了近代史上中國的一種現實、一個主題和一條主線︰一種現實，就是中國日益被關在黑暗的鐵屋子里，這是專制主義與殖民主義兩層“鐵皮”加固的鐵屋子，中國人遭受著專制獨裁和列強侵略的雙重壓迫，這是令人窒息的中國現實，如果不喚醒民眾，做殊死的抗爭，破沖鐵屋，獲得生的希望，就只有被侵犯奴役的份；一個主題，就是突圍，打破鐵屋的圍困，反對專制主義和殖民主義，救亡圖存，追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條主線，就是探索突圍的方式方法，一個個失敗之後，最終落腳在以民主主義來打破專制主義和殖民主義。一個被關在鐵屋子里的國家，應該是一個羸弱的國家，羸弱的國民，我為什麼還要說它是大國，並把反對專制主義和殖民主義，救亡圖存，追求中華民族的復興，喻為大國突圍呢？這是有依據的，那時的中國雖然處于內受獨裁，外受欺凌的狀態，整個像鐵屋般黑暗，但仍然是一個大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十分了得。鴉片戰爭前，中國經濟實力世界第一，佔全世界的28 7%。鴉片戰爭後，中國的經濟實力仍領先世界，在佔全世界的17 3%。到清朝滅亡前，中國仍然是一個數一數二的經濟大國，佔全世界的11%。我們現在的gdp總量超過了日本，排世界第二，與當時的晚清垮台之前基本上相當，國際地位不可同日而語，世界話語權也不可同日而語。晚清這麼一個大國被困在鐵屋子里，任由列強欺負，想突圍卻不出來，不光我們現在覺得納悶，更是自1840年以來，類似魯迅這樣的中國精英分子所冥思苦想、探索追求的。在這一路的冥思苦想、探索追求過程中，越來越多的人被喚醒，突圍的方向越來越清晰，那就是，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器物救國行不通，中體西用的及表不及里的救國之路行不通，最後終于發現，必須以民主利器來打破鐵屋，突圍之後仍然奔向民主寶殿，才能救亡和復興，才能完成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有學者將這種受西方暴力威脅轉而效法民主的方式稱為“外生型民主化”，對此我頗為認同，我曾經有一句玩笑話，說中國近代史，簡而言之，就是一位養在深閨的女性被強暴而成為女人。按常理，一位女性應該根據自己的意願來成為一個女人，即民主應該是人民內在的、自覺要求的結果，而不是一種被動反應，但近代中國民主最初確實是一種被動反應，是作為舶來品而被接受的，被迫從一個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在這個外加給中國人的鐵屋子里，所有絕望、抗爭、痛苦、救亡和復興，直至打破鐵屋子，最後都落腳到對政治制度的變革之上，亦即對民主的追求和實踐上。只有這樣，中國才能打敗專制主義，擺脫殖民主義，走出傳統，融入現代，爭取人民富裕、民族獨立和國家強大。近代中國時局圖為什麼這樣講？因為從本質上說，大清王朝與西方列強的對抗，是一次次君主專制與西方民主的對抗，是一次次先進制度與落後制度的對抗，是一次次先進文化與保守文化的對抗。從世界歷史看，兩種制度的較量彼此都有勝有負，但從總體而言，先進制度多數戰勝了落後制度，民主在世界政治版圖上攻城略地，其勢難當。可是在晚清時代，中國的專制制度一次也沒能戰勝民主制度，其被摧枯拉朽地打敗，尤其顯示了中國專制的腐朽性、頑固性。專制壓制了社會的活力，閉塞了人們的視听，鉗制了人們的思想和創造力，培養了一眼望不到邊的奴隸，致使整個社會因循守舊，日趨衰弱；專制造就了絕對的權力，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絕對的腐敗必然導致絕對的滅亡。專制下的泱泱中國尤甚，此時已是步履蹣跚，就像一個病老頭，跟不上時代的腳步，踫到一個身強力壯的漢子，一個拳頭過來，就差點倒掉了。那所謂的經濟強大，更像是浮腫而非強大，甚至只是輝煌的夕陽景象，畢竟快要日落西山。我們反觀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的崛起會發現一個驚人的共性︰國家崛起得益于政治制度創新。英國只是一個有24萬平方公里的“小國”，它之所以迅速成為超級大國，號稱日不落的帝國主義國家，就是因為它較早地建立了民主政治。1688年，英國爆發“光榮革命”，以十分低廉的成本，廢除了君權專制，開啟了君主立憲的民主政體，逐步建設成一個實行法治、民主、憲政的現代國家。而這正是工業革命首先在英國發生的至為堅實的基礎，因為民主憲政的確立，營造了寬松自由的社會環境，解放了人、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產力，社會活力迸發，一切由此改變。工業革命表面上看是一場偉大的技術革命，實際上是政治變革的必然結果。英國因實行民主政治而率先崛起，充分說明政治制度變革之于國家強大的重要性，是“制度比人強”極為鮮活的實例。而這樣的道理，早就被盧梭道出︰“我已看出一切都歸源于政治，而且，無論我們作什麼樣的解釋，一個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質決定的。”這不光是英國的崛起在例證著盧梭的話，之後，法國、美國和日本相繼成為世界強國，也是因為他們創試了民主政治制度，激活了國家潛力。對于習慣了千年專制傳統的中國人來說，民主是一個陌生的東西，或者說只是一個上至遠古三代的遙遠記憶，對民主政治重要性的清晰認識和急迫追求是從國門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洞開之後開始的。鴉片戰爭後的一段時間里，中國人最早朦朦朧朧地認識民主的，是魏源、徐繼畬、林則徐這樣一些先進分子，他們從西方人的記載中大概地了解到西方民主政治的情形。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描寫到英、美國家的民主制度，說英國“巴厘滿”（議院）是“大眾可則可之，大眾否則否之”，但他們囿于自己根深蒂固的專制背景，並沒有從思想上積極接受民主制度。此後應該說一直到甲午戰爭爆發前，中國人對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紹和認同都是緩慢的，因為，時人覺得救國的首要是師夷長技，熱衷于技術、經濟方面的洋務運動，以為技術好了，經濟強大了，國家就自然強大了，還沒有有意識地從政治上去思考救亡之術，這是試圖在經濟、技術上謀求大國突圍。這一時期的維新派和有世界眼光的官員有機會進一步關注西方民主政治的內涵，“天賦人權論”、“社會契約論”和“一國之人，無論貴賤，皆當視為平等”等思想觀念也有所傳播，但沒有“觸及靈魂”，也就不會身體力行地付諸行動。轉折點發生在甲午戰敗，一向自視為天朝上國的中國，雖經洋務運動苦心經營，完全沒有想到敗在“蕞爾小國”的日本手里，而且敗得那麼慘，毫無顏面，蒙受空前的奇恥大辱。“僅僅幾個月的工夫，它(中國)就不得不從傲慢的夢中驚醒。”洋務運動剛剛積累起來的一點自信被摧毀殆盡，洋務運動所代表的經濟、技術突圍路徑也因之宣告失敗。一時間朝野皆困惑，重覓突圍之路充盈國人之心。康有為說︰“夫以中國二萬里之地，四萬萬之民，比于日本，過之十倍，而小夷� 昵窒鰨 l羊縛豕，坐受剝割，恥既甚矣，理亦難解。”這大概代表了當時很多人的切身感受。理亦難解，也要去強解。雖然時人認為這次戰敗有決策和指揮失誤等原因，但更多的反思指向了舊體制，意識到洋務運動只治其表，不治其本，不足以救中國，必須放棄舊有的一切，滌蕩舊俗，沖決重圍，建立新的制度與模式，以期重振雄威。人們開始逐漸認清西方民主對西方國家興盛的意義，接受西方民主，先進分子還試圖去身體力行去實踐。此後的維新變法，康有為明確主張效法西方進行政治改革，實行君主立憲，但在強大的舊勢力阻撓下變法匆忙收場，這一次突破以失敗告終。但維新派通過公車上書、辦學、辦報等方式宣傳維新變法，宣揚民主憲政，對社會民眾進行了一次廣泛的民主思想啟蒙，為以後的改革和革命準備了思想與人才，為大國的突圍進行“試錯實驗”。1904年，在中國領土上爆發了日俄戰爭，日本又以蕞爾小國打敗世界公認的強國沙皇俄國，國人徹底相信，甲午戰爭中國失敗絕非偶然，因為日本是君主立憲國，而中國與俄國是君主專制國之故，中日、日俄之戰是立憲與專制兩種政體的對決，事實證明，立憲國必勝，專制國必敗。兩次戰爭血與鐵的事實給國人以強烈刺激，讓國人猛醒，“此非日俄之戰，而立憲、專制二政體之戰也”；“以小克大，以亞挫歐，赫然違歷史之公例，非以立憲不立憲之義解釋之，殆為無因之果”。國人警醒地認識到，國家之強大不在于地域之大、人口之眾、種族之優，關鍵在制度，有沒有實行憲政。一時間，要求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的呼聲空前高漲，掀起了一股立憲風潮，連一些反對立憲的守舊派也站到了立憲派這邊，力量呈現十分有利。清政府出于內外壓力，姿態上不能不有所回應，提出要立憲，試圖采用西方民主政治，中國民主政治迎來了一次難得的機會。可惜很遺憾，清政府主導的這次立憲因為自己缺乏誠意而導致失敗。但是，在此過程中，經歷了立憲派與革命黨關于中國適用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的大論戰，這場論戰促使雙方都進行民主掃盲，去讀點關于民主的入門書，觀察西方民主制度的運行，思考在中國如何建立民主制度。比如孫中山提出民主憲政分三步走的思想，梁啟超關于施行國會制度與責任政府的構想，都涉及民主制度中人民權利、權力制衡、選舉、地方自治等基本問題。其間還經歷了清政府主導的關于民主政治是不是一個好政治，能不能在中國搞，以及怎麼搞的內部大討論，具體的民主政治機構的設置，比如咨議局、資政院等的創試，地方自治、法律改革的推行等。不管是革命黨把民主制度看得太簡單，還是立憲派把民主制度看得太復雜，還是清政府對民主制度持“懷疑態度”、“緩行態度”，社會其他階層對民主制度理解得太膚淺，這次長時間的論戰，都極大地普及了國人的民主知識、民主意識，並在短暫的立憲運動嘗試中發展了民主力量，積累了一些民主政治的經驗。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當時的精英分子仿效美國民主制度來設計中國的民主制度，實行總統制，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等憲法性文件，建立起民意機構臨時參議院。臨時政府北遷之後，議決了國會組織法以及選舉法等基本法律，組織了國會選舉，召集了第一屆國會，政治活躍，結社風行，一派新氣象。這些都是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的壯舉，前所未有的民主實驗，不管成敗得失，都是對鐵屋子最有力的一擊，是極其寶貴的。從中華民國成立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其間民主試驗幾番沉浮，困境重重，突圍一次次失敗。現在盤點，至少經歷過幾次強有力的突圍，一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科學和民主大旗，力圖清算根深蒂固的專制主義傳統。一次是20世紀30年代，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為了聯合一切力量一致對外，各黨派各階層要求國民黨結束訓政，實行憲政，這次民主努力間接促成“五五憲草”。一次是1945年抗戰勝利，各黨派各階層要求國民黨放棄一黨專制，成立聯合政府，實行民主政治，走和平建國道路，但蔣介石堅持獨裁，壓制或解散民主黨派，發動內戰，建立民主政治的希望又一次破滅。一個簡單的線條畫下來可以看出，打破鐵屋，大國突圍，追求國家民主化，實行憲政，實現社會轉型，是貫穿中國近代的使命，辛亥革命只是這個線條上的一環，卻又是極為耀眼的一環。二、辛亥革命︰關于打破鐵屋子的三個比喻在此，重點說一說辛亥革命與打破鐵屋子這檔事。因為馬上就是辛亥百年紀念了，這本書也是為辛亥革命百年而寫的。站在百年這個門檻上回望那場轟轟烈烈的革命，除了懷念敬禮，我們能夠看到什麼？能夠言說什麼？能夠啟發什麼？能夠收獲什麼？這是值得好好梳理的。我們現在當然能倒背如流︰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兩千年帝制，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是的，辛亥革命是對鐵屋子沖擊最為勇敢、最為堅決、最為沉重的一次，因而注定是中國近代民主化最為決絕、最為艱難、最為成功、最為有影響力的一次。它是近代中國從專制社會向民主社會轉型的一次重要跳躍，開創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形態，好听的話在梁啟超、胡適等大家的紀念講演以及文章里都有說過。雖然在袁世凱復闢、北洋軍閥獨裁統治以及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反復專制倒騰下，辛亥革命的成果幾乎蕩然無存，但沒有人可以否定辛亥革命之前、之中、之後播撒下的民主思想種子，它所構建的民主理念、制度框架，留下的民主政治遺產，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社會的進程，有太多值得思考的問題，或可用三個比喻來分析說明。應該說，打破黑暗的、不透氣的鐵屋子不是革命的終極目標，建立適宜于人居的新房子才是革命的最終目的。辛亥革命或許打破了那個黑暗的、不透氣的鐵屋子，但是建立的新房子在時人看來很難說適宜于人居。這樣，人們很可能從一個黑鐵屋轉到了一個黑土房，鐵屋雖換成了土房，但本質沒有變，仍然是禁錮窒息的所在，中國民主政治的失敗就在所難免。這個比喻可以這樣來解讀。辛亥革命只是趕走了一個皇帝，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消除專制主義，甚至專制勢力太過強大，反而壓倒民主力量，引來一再的復闢。即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復闢沒有機會，仍然可能促成假民主之名、假自治之名的獨裁統治。確實，在中國，專制主義的傳統太深了，深到即便流血革命都難以撼動，深到自詡民主先驅的人會流著專制主義的血液。要說創建民國的那些人，應該是最具民主思想和理想的人，但他們身上何嘗不浸染了太多的專制思想？比如長期旅居國外的孫中山，口口聲聲講民主平等，仍不免帶有很強的實用主義色彩，自己當總統就用總統制，總統的權力很大；袁世凱當總統就要求用內閣制，削弱總統的權力。等到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凱奪走了之後，反袁的二次革命失敗，孫中山改組國民黨，成立中華革命黨，大搞個人權威和個人獨裁。革命的先行者都如此迷戀專制，更不要說袁世凱那種半新半舊的人，只要有條件，不搞專制才怪。當然，我們不能說他們頭腦里絲毫沒有民主這個價值，而是，他們經常地將民主放在救亡、革命里面，救亡、革命大于民主，對民主缺乏獨立的價值觀，民主變成了一個附帶產品，甚至一個夜壺，想用則拿過來，不想用就放到一邊，這樣，一有機會，專制主義就會滋長。專制主義是一體兩面，一面是專制主義，一面是奴隸主義，沒有專制主義就無所謂奴隸主義，沒有奴隸主義也成就不了專制主義。我們試想，袁世凱想要復闢稱帝，孫中山要搞黨內獨裁，這固然是專制主義作祟，但如果沒有那麼多人去“抬莊”，心甘情願地“做穩了奴隸”，那些違反民主的事情還會發生嗎？至少不會那麼順利吧。既然民主先驅都還沒有徹底擺脫傳統，那麼，他們依葫蘆畫瓢弄出來的民主，多少會摻雜進一些專制的私貨，變成很不專業的東西。因此，你說他們打破了鐵屋子，建起的新房子，又有多少新意？難怪哥倫比亞大學教授n 佩弗說中國的共和政體是個粗糙仿制品︰“它在中國的歷史、傳統、政治經歷、制度、天性、信仰觀念或習慣中毫無根據地，它是外國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國之上的。它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畫，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學生的漫畫。”專制主義比專制本身有更強大的生命力，是專制者得以專制的土壤。用胡適的話說，大清王朝早就該命絕黃泉了，在曾國藩那個時代就該絕了，維系這個該絕不絕的政權的就是專制主義，因為“那七百年理學余威還在那時支持一個尊君的局面，使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諸人不敢做進一步取而代之的革命”。別說那些老古董，就是袁世凱這樣的新派人物，當了權也不敢造次，直截了當地取而代之，而是假革命黨之手來勸誘皇帝退位，怕落個不好的名聲，等到自己有機會了，也想爬到龍椅上去坐坐。不能不引起注意的是，鐵屋子雖是專制主義和帝國主義雙層鐵皮打造的，兩者好像一丘之貉，但帝國主義往往被專制主義所利用，進而加固了專制主義。專制獨裁者往往利用國家民族危機來激起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將民眾的怒火引導向列強，而不是引到自身，在這種引導的作用下，民眾尤其懂得愛國，但就是不懂得愛民主，甚至為了所謂的愛國而踐踏民主。難怪李慎之先生說︰“中國人民歷來是講究‘夷夏之辨’的，可又是歷來不講究專制與民主的區別的。他們對愛國還是賣國的敏感程度要比對專制還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萬倍。”這是專制主義操弄的後果，也是專制主義得以長期生存的土壤，而晚清民國時期，中國正好處在民族危機重重的時代，正好被專制獨裁者拿危機來壓倒民眾對民主的要求，這就是“危機壓倒一切”，“救亡壓倒一切”，以至于長期跳不出“救亡壓倒啟蒙”的怪圈。因此，“攘外必先安內”，在和平時期，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反專制主義，專制主義被連根拔掉了，國家強大，還怕什麼危機襲來呢？第二個比喻，辛亥革命是這麼一回事，先知先覺者喚醒了幾個淺睡的後知後覺者，從鐵屋身上撬開一個僅夠容身的出口，一起跑了出來，然後自稱打破了鐵屋子，而實際上，鐵屋子里的大部分人並沒有被叫醒，還在呼呼大睡，沒有跟隨他們一起逃出去建造新房子。而那些精英分子動手建起的新房子由于缺乏民眾的參與和保護，很快就被“拆遷隊”的人趕過來拆得精光，反過來又把那個鐵屋子修復加固起來。這個比喻可以這樣來解讀。辛亥革命是一次中國精英分子（革命黨人與立憲派）領導，利用舊官僚、新軍力量，缺乏底層民眾廣泛參與的革命，其民主政治模式是按照少數精英分子的意志建立起來的，準確地說是精英分子依西方民主政治那個葫蘆，畫中國民主政治這個瓢，販賣他們從書本上學來的關于民主政治的abc，其建立的民主政治只能被稱為“精英政治”。這是沒有辦法的事，20世紀的中國，中國民主啟蒙的任務遠沒有完成，認識民主的是極少數精英分子，而真正懂民主的更是少之又少，像梁啟超、嚴復、胡適這些人真是鳳毛麟角。從數量上說，少數精英分子與四萬萬中國人相比，真是連個零頭都算不上。依靠零頭一樣的人來推進有千年專制根基的中國民主政治，真的有點蚍蜉撼大樹。須知，民主化的過程其實是力量對比變化的過程，即民主力量壯大並壓倒專制力量的過程，期望強大的專制獨裁者良心發現，將自己的權力拱手交出來給民眾，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辛亥革命的勝利來得太突然，只能由這些稍通民主政治的少數精英來描畫設計中國的政治藍圖。而且這些精英分子大都有“治國平天下”的使命感，以天下為己任，喜歡為民請命，代民行為，自認為代表著“天下”的利益，較少考慮民眾的意願，他們的思維模式本身就帶有非民主的特性。其實呢，在民主代議制中，人人有選票，除非授權，不需要別人來代勞，精英分子也只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訴求。但長期處在專制統治之下的普通民眾，限于知識和生活水平，無力也無暇提出自己的民主訴求，主張自己的政治權利，構成平民政治生態，這就是精英民主冒出來的原因。可是精英分子很快就發現，精英民主看上去很美，實際上是不太靠得住的，也經不起獨裁者的打擊。辛亥革命之後，用許多革命志士的鮮血換來的民主共和制度，在袁世凱的一步一步摧毀之下，最後連個空架子都難以為繼。這實在是因為精英民主只是少數精英分子包辦的民主，缺乏民眾的廣泛支持和認同，不能在整個社會形成共識而變得曲高和寡，不論精英們如何嘴不離民主，說得滔滔不絕，民眾都有點事不關己的味道。精英替民眾包辦民主，像家長替兒女包辦婚姻，不管兒女喜不喜歡對方，甚至兒女連對方長得什麼樣，是否缺胳膊少腿都不知道，都被一句“為了你好”打發掉了，被塞給了你，過不過得好，那就是你們的命的問題了。于是精英分子還發現，民眾沒有覺醒沒有參與，民眾非但沒有變成國家的主人，非但沒有獲得民主政治的幸福，甚至還會成為專制復闢的重要支持力量，就像很多民眾“勸進”袁世凱稱帝一樣，這樣，精英民主就很難搞下去了。所以講，在專制勢力非常強大的情況下，搞精英民主是很艱難的，只能搞平民政治，政治為了人民，屬于人民；只能搞平民民主，讓人民從民主中獲益，讓民主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成為他們不能或缺的大米、水和空氣，只有這樣，真正的民主政治才能在中國落地生根。00第三個比喻，辛亥革命或許沒有完全打破那個鐵屋子，但確實讓不少人逃出了鐵屋子，並建立了新房子，只不過這新房子很難說適合于人居，但絕對比令人窒息的鐵屋子好，並非是一個禁錮的黑土房，只是，人們因為不滿意而將其視同鐵屋子一樣的東西，大有錯殺之嫌。這個比喻可以這樣來解讀。由于中國人對民主缺乏經驗，卻又對民主抱有十分美好的幻想，以為一民主一憲政，國家馬上煥然一新，就像阿q幻想革命成功之後，要什麼就有什麼，喜歡誰就是誰。在專制主義已成國民思維定式的國家，這種想法太過于單純了，太過于理想了。事實上，民主政治只是迄今為止比較不壞的制度，並非十全十美，民主政治像其他任何政治形式一樣，不可避免地有某些弱點和弊端，這也反證了為什麼其他的政治形態能夠反復存在，就因為它總是或多或少有一些優點，而這些優點被統治者需要著，也可能被民眾自覺或被動地需要著，否則就毫無存在的必要了。但民主卻可能變成最好的制度，因為，民主的核心無非兩點，一是對公權限權，保證了公權力不能為所欲為；二是對民眾放權，保障了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做到了這兩點，執政者就不大可能往專制獨裁上滑，即便滑過去了，也能夠及時發現和糾正，大不了不讓執政者再為民眾打工而已。民初的民主共和辦得確實沒有人們最初期盼的那麼好，有陰謀殺人的，有議會打架的，有府院之爭的，有政黨扯皮的……這畢竟是初試民主，就像小孩子學走路，哪有不摔跤的道理，只有讓他不斷地摔跤，然後才走得穩走得快走得好。民主的理想主義者容不得這些，他們想孩子一學走就會，一走不好就不讓學，那就只能回到專制里去打轉，永遠也走不出來。現在，我們必須要清楚幾點︰一、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二、獨裁也會披著民主的外衣招搖過市；三、只有在民主中學會民主；四、要相信人民能學好這個與他們利益攸關的東西；五、民主有初級班與高級班，不可能一口氣吃出個大胖子來。這幾點看似平常，但十分重要，我相信，如果能夠得到理解和執行，經過思想啟蒙和制度改革，中國的民主是可以建立起來的，中國人不比任何其他國家的人愚笨，何況民主本就是最適合于笨人的政治，最怕的，“是有不少的人自以為眼界變高了，瞧不起人權與自由了，情願歌頌專制，夢想做獨裁下的新奴隸！這是我們在今日不能不感覺慚愧的”。（胡適《雙十節的感想》）在回望辛亥革命時，細想這三個比喻，真是不好用突圍成功還是不失敗來界定這場革命，我更願意說這是突圍的又一次偉大嘗試，留給後人太多的經驗教訓。晚清社會的最大危機是什麼喪失文化自信力是晚清社會的最大危機晚清是中國歷史上極為特別的時期，李鴻章說這個時代遇到了“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與“數千年未有之強敵”。確實，晚清社會遭遇了任何一個朝代所未曾有過的危機。這個危機往往被描述成“亡國滅種”，但不全然如此。縱觀晚清，中國雖然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既未“亡國”也未“滅種”，相比起歷史上的起義政變，改朝換代，血腥屠殺，極度腐敗，不曉得平和多少倍。那麼，晚清社會的最大危機究竟是什麼？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搞清楚了，就提綱挈領地抓住了晚清社會轉型的根本原因所在，晚清社會的諸多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晚清社會是一個危機四伏的社會，有西方列強堅船利炮打開國門、侵犯主權的戰爭危機；有西方列強殖民掠奪的貿易危機；有周邊國家虎視眈眈侵吞領土的邊疆危機；有外國銀行向清政府放貸致使金融市場被控制的金融危機；有海關、稅收被列強把持的財政危機；有革命黨暗殺、起義不斷的革命危機；有藩國不斷“獨立”、中國的宗主國不斷喪失的外交危機……林林總總，不一而足。試問，上面哪一個（些）危機是晚清社會的最大危機？是戰爭危機嗎？我認為不是。應該說，中國歷史上絕大部分的改朝換代，都是中原的王朝被打敗推翻的結果，既有敗于“自己人”的，也有敗于外民族的，比如宋朝敗于蒙古族，明朝敗于滿族，而且有敗得十分慘烈的，比如明朝敗于滿族，屠城的事都發生過。相對歷史上中原王朝被外民族整個地推翻侵佔，晚清被西方列強打敗幾次，雖然也很慘，但無非是被割讓了一些領土，侵佔了一些主權，一些城市被開為商埠，八國聯軍即便攻破了北京，也沒有將清政權顛覆掉，然後自己來稱王稱帝。如果僅以戰爭危機來作為最大的危機，則中國面對西方列強的戰爭，比起過去那些屠城式的戰爭，從規模、慘烈、結局來看，都算不得是最大、最嚴重，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來形容就顯得太過。如果外敵入侵這樣的戰爭危機都算不得是最大的危機，我想其他的危機，至少在晚清是等而次之了，就算是以推翻滿清為目的的革命危機，跟列強入侵相比，也只能算是“內部矛盾”，它確實是清政權的最大危機，未必是晚清社會的最大危機。那麼，晚清社會最大的危機是什麼？我認為，是文化危機，即中國人喪失了文化自信力。前面我講過，無論是蒙古人還是滿人把中原王朝一鍋端了，我們仍然自信滿滿的，為什麼？因為，我們雖然在軍事上失敗了，但我們在文化上有足夠的自信力︰軍事上敗陣並不可怕，文化上完全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能夠戰勝征服者，同化征服者，最後，征服者還得乖乖學我們一套，按我們那一套來搞，最後政權也還會回到我們手里。我們文化上那一套無非孔孟之道，千年而下的秦制，耕讀為業等，無論剽悍如蒙古，野蠻如滿清，入主中原就會興起學習華夏文化的熱潮，最終都會被華夏文化征服同化掉，外民族變成了“中華民族”的一分子。所以，我們雖然被外敵征服打敗，只要自己的文化自信力還在，就可以把一切慢慢地再撈回來，甚至由于在文化上懷有優越感而對征服者報以鄙夷的眼光。歷史不是一再地證明了嗎？然而歷史發展到晚清，這一套似乎不靈了，我們不光在軍事上、貿易上、金融上、財政上、外交上遭到了打擊，最為重要的是在文化上也面臨了從未有過的打擊，而且是致命的打擊。事實上，晚清社會沒有我們現在想象的那樣不堪，雖說比起“康乾盛世”確實要衰落不少，但當時的中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即便這樣，中國人在他們原來所鄙稱的“夷人”面前，再也難以挺起驕傲的胸膛，尤其是士大夫動搖了對傳統文化的信仰，極力主張學習吸納西方文化，自身的文化自信力和優越感蕩然無存，這就是晚清社會的最大危機。這場深刻的文化危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華夷之辨”的世界秩序觀的崩潰，一是傳統儒學中心地位的喪失。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以華夏民族為主體的文化，自漢以降，是以儒學為中心的物質—制度—精神三位一體的文化架構，一直被我們認為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優于其他少數民族或世界民族，並由此產生根深蒂固的文化優越感和文化自信力。那些在文化上尚未開化的落後野蠻民族，都應該來向我們學習，定期朝拜，作為一種恩典，我們可以將它們當做屬國予以關照。正是這樣一種文化自信，我們把自己視為文明之地、中央之國，並據此形成了“華夷之辨”的世界秩序觀，即中華帝國是世界的中心，向四面輻射開來，周邊的或是更遠的“夷狄”對中華文明懷有向化之心，“慕聖德而率來”，而我們則負有撫馭萬邦，以優秀的文明來開化訓導他們的義務，使他們納入中華文化的範疇里來，分享高度發達的文化福音。與“華夷之辨”世界秩序觀相對應的，是中華帝國與周邊國家在關系上形成的“朝貢制度”，中國是臨駕其上的宗主國，而被聖澤的國家是藩屬國。藩屬國必須定期遣使來朝貢，像寫表決書一樣稱頌中華帝國如何如何文明，君主如何如何聖賢，自己如何如何向往和追求中華文化，甘願做中華帝國的屬國。這就是中國人的“世界觀”，萬國仰望聖明，皆來朝進貢，而我們則一統華夷，撫慰萬民。這是何其居高臨下，凌駕一切的文化自豪感和優越感！可是，這樣的世界秩序在晚清遭到了徹底的挑戰，西方崛起的資本主義需要資本擴張，需要建立起世界大市場，進行全球貿易流通，就需要打破政治壁壘，構建新的資本主義國際秩序，可以比擬地稱為“資本之辨”。在這兩種秩序的沖突爭奪中，“華夷之辨”顯然不是“資本之辨”的對手，舊的世界秩序必然被新的世界秩序所替代。1883年中法戰爭，越南脫離中國的“撫馭”；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清廷被迫承認朝鮮“獨立”，華夷秩序中最後一名成員被劃出，歷經近兩千年的華夷秩序壽終正寢。不久，隨著八國聯軍侵華戰爭與《辛丑條約》的簽訂，中華帝國不僅丟掉了屬國，自己也部分地淪為列強的殖民地，意思是部分地成了列強的屬國。中國人頭腦中一種根深蒂固的“世界秩序觀”被摧毀顛覆，世界再不是“四夷率士歸王命”了，中國再不是中央之國，中華文化不僅不再擔負著對少數民族或世界民族導以禮義、變其“夷”習的重任，而且自己還有被掃地出門的危險。那翻譯《天演論》宣揚“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學者嚴復不是說了嗎︰中國弄不好，有一天會被開除球籍。這就不僅僅是“華夷之辨”的崩潰那麼簡單了，而是整個民族文化還有沒有立錐之地的問題，可以想象那種危機感是何其震驚，何其強烈，何其沉痛！這樣的文化危機一直深遠地糾纏著中國人，直到胡適、魯迅這一代人，甚至我們這一代人。胡適的原名叫胡洪 ，因為特別推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才改名為胡適。也正是因為中國人在西方文化面前失去了自信力，魯迅才寫文章《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來回應這個時代問題，想要重新喚起人們的文化自信力。再有就是儒學（中學）衰落，西學興盛。儒學作為傳統文化的核心，不再像過去那樣對知識精英具有吸引力，給人以優越感和自信力，被奉若神明，為之托付終身，皓首窮經也覺得值。當他們接觸了西方文化後，便被吸引並大談“西洋國政民風之美”，紛紛成為儒學的叛逆者。從徐繼 、王韜、馮桂芬、馬建忠、鄭觀應、郭嵩燾、張樹聲、薛福成到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章太炎……都表現出對儒學的反叛和對西學的學習和汲取。徐繼 對西方文化贊美有加，尤其是對西方的政治制度向往不已，認為“推舉之法，幾于天下為公， 乎得三代之遺意焉”。就是說遠古的三代，我們的政治就是這樣的，哪個有德望就推選他來掌權，這跟西方的民主政治十分相似。雖然在這個時候，很多知識精英對民主政治還沒有深切的理解，但他們已經初步認識到民主是個好東西。出使英國的中國首任外交家郭嵩燾因為對英國社會有親身的感知和體會，更是覺得西方文化好得不得了。他說英國這個國家，“彬彬然見禮讓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強之基之非苟然也”，他甚至還說，英國由于“仁愛兼至”，是個禮儀之邦，贏得了“環海歸心”，如此羨慕得流涎，哪里還像一個飽讀孔孟的士大夫，分明就是一個文化逆子嘛。正是對西方有親歷的緣故，郭嵩燾說起西方的政治，比起徐繼 要系統得多，他說西洋有“鄉紳房”（議會），議員受百姓之托公議政事；說那里有民主選舉，“所用必皆賢能”；說那里的國家不是私人的，統治者因民眾的滿意與否不斷更換；說那里有政黨，“各以所見相持爭勝，而因濟之以平”；說那里有言論自由，“直言極論，無所忌諱，庶人上書，皆與酬答”……與此對應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在這些知識精英看來丑陋不堪，用譚嗣同的話說:“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兩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就是說，兩千年來，被我們鼓吹得盡善盡美，足以開化異族的文化，不過是暴政加強盜的文化，我們號稱講仁義道德，其實一肚子男盜女娼，真正的講仁義道德在西方，是西方文化。康有為早年所學為傳統儒學，是一個標準的士大夫，後來對西方有了了解，又到香港游歷，思想發生根本轉變，認為西方人並非“夷狄”，治理國家很有法度，從此立志講求西學。他自己編寫《康子內外篇》，預言世界將發生三個變化︰其一，君不專，臣不卑；其二，男女輕重同；其三，良賤齊。認為天地生人，根本平等，君臣、男女、地位都應平等相待。這等于完全把傳統儒家文化里最基本的東西“君君臣臣”的等級制否定掉了，哪里還能以此文化為自豪。三個層面的文化危機自救實驗有危機就要拯救，文化自信心被摧毀，就需要進行文化自信心的重建。摧毀需要時間，重建更需要時間。可以這樣講，從晚清到現在，在這170年的過程中，中國社會就是一個不斷重建文化自信心的過程。當然，廣義的文化分為三種︰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因此，文化自信心的建設包括物質層面、制度層面和精神層面，三者由淺入深，由表及里，貫穿始終。這三個層面的建設與晚清至五四運動，中國近代史三個階段相吻合，也與中國文化的三次危機拯救相吻合︰第一階段從鴉片戰爭到中日甲午戰爭(1840—1894)，這屬于物質層面的危機拯救。部分覺醒的知識分子主張通過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鐵路輪機和聲光化電來維護中華傳統文化，即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第二階段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1898—1911)，這屬于制度層面的危機拯救。其間，無論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張謇、湯化龍為首的立憲派，還是孫中山、黃興為首的革命派，都認為改造中國首先要學習西方的政治、法律、經濟制度等深層次的東西；第三階段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這屬于精神層面的危機拯救。新文化運動的干將們高舉“民主”、“科學”的大旗，開始了改造國民性和開啟民智的思想意識上的反思。最開始，清政府或中國人以為自己的文化自信心是被西方的堅船利炮這樣的物質層面上的東西所威脅所打垮，文化自信的維護只需要做一些“技術處理”，“修補工作”，也就是說，我們從骨子里仍然承認自己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是優越的，遲早會把西方也同化掉，最少不會被西方文化所侵佔，這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提法的根本原因所在。中體西用是要清晰地表明，我們保留什麼，學習什麼，我們要保留的核心是我們的制度和精神，要學的只是西方的兵器、化工之類的技術，甚至自視甚高的某些中國人連這個都不想學，認為那是奇技淫巧罷了，這是跟“玩物喪志”、“不務正業”有一拼的東西，正是這種藐視的心態致使中國科技停滯不前，落後于列強。這一時期、這一層面上的文化危機拯救活動，就是洋務運動。洋務運動的特點是在政治上、精神上拒絕西方文化的影響，認為中國的文武制度樣樣都好，只是武器裝備不如人，只需要修煉武器就可以了。所以這是一次僅限于器物層面的改革，奉行的是“中體西用”的原則。北洋大臣、洋務運動領頭人李鴻章推行了一系列“改革開放”︰打開國門，引進外資，鼓勵民辦企業，開放通商口岸等，一切努力旨在學“技”，以便“師夷長技以制夷”。不能不說洋務運動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就，現代文明在這個古老的帝國顯出璀璨之光，電燈、電報、電話、火車、汽車、槍炮、船艦、采礦、紡織、機器……這些西方的物質文明成果紛紛落地中華大地，中國人像看萬花筒一樣看這些神異之器在翻江倒海，日新月異，發揮著他們從未想過的奇異功能。中國人以為用技術的奇力修補一下物質層面的不足，又可以重拾中華文化自信力，然而，事情遠沒有他們想象的那樣簡單。持續了30年的洋務運動即便在物質層面上的成就也是難以拎得上筷子的，甚至可以說30年的心血最終以夢想破滅而告終，李鴻章終究是衰敗的大清王朝的一個裱糊匠而非建築師。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一向被中國人視為蕞爾小國的日本一舉擊垮了當時世界上裝備最先進的海軍之一北洋水師，1895年李鴻章忍辱負重去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背負一生的賣國賊惡名。接著，1897年，德國強佔膠州灣，俄國強佔大連灣。一系列事件將洋務運動的成果打得落花流水，慢慢滋長的自信力再度被打回原形。尤其是甲午戰敗大大出乎國人的意料，國人稍稍重建起來的一點點自信一下子被摧毀得精光，因為這一回，打擊我們的不是西方列強，而就是周邊的一個小島國，一個曾經被納入華夷秩序，對中國俯首帖耳的小日本。這種心理的打擊是致命的，宣告了物質層面的文化自救運動徹底破產。物質層面的文化自救運動的徹底破產讓中國人徹底清醒，光是進行物質層面的文化自救是不行的，關鍵要靠國家的政治制度的改革。日俄戰敗後，先進的中國人就發現，俄國不是敗在兵力，而是敗在政治制度上——“此戰誠為創舉，不知日立憲國也，俄專制國也，專制國與立憲國戰，立憲國無不勝，專制國無不敗”。為了探索政治制度上的文化自救之路，于是就有了戊戌變法，有了立憲運動，有了辛亥革命，這三個歷史事件看似孤立，其實有一個內在的線索，那就是從政治制度上進行文化自信力的重建。作為這一系列政治文化自救運動的開端就是戊戌變法。1898年1月，康有為上書光緒皇帝，提出了三條變法綱領，說是再不實行變法的話，不但要亡國，到時皇帝你老人家想做普通老百姓都沒有機會，光緒皇帝听了很是震動，決心變法，亦希望利用變法給自己攬權，走出慈禧專權的陰影。當時，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後黨與以光緒皇帝為首的帝黨雖然存在矛盾（是否該用“黨”來稱謂是值得商榷的），但在借改革以鞏固大清統治，維護共同利益這點上是一致的，慈禧太後對變法一度表示默認。得到太後的支持，光緒皇帝頒布了一系列變法詔書和諭令。主要內容有︰經濟上，設立農工商局、路礦總局，提倡開辦實業；修築鐵路，開采礦藏；組織商會；改革財政。政治上，廣開言路，允許士民上書言事；裁汰綠營，編練新軍。文化上，廢八股，興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派遣留學生；獎勵科學著作和發明等。改革是一次利益的重新分配，戊戌變法觸動了一部分舊勢力的利益，遭到了他們的極力反對。比如光緒皇帝要裁汰綠營，編練新軍，這是要拿掉綠營官兵的飯碗，卻沒有給他們適當的出路，他們當然不干，于是成千上萬的官僚、軍官就跑到慈禧太後住的頤和園外又哭又鬧。最要緊的是，這次改革觸動了慈禧太後的權柄，這是她絕不能容忍的，由她點頭開始的變法又在她的搖頭之下草草收場，力倡變法的六君子亡命菜市口，一些變法維新人士遭通緝，被迫流亡海外。中國人第一次企圖從政治制度上進行文化自救的行動以失敗告終，留下的是血的教訓和無限的反思。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了，但政治改革的時代要求沒有消除，中國人重建自信力的內在要求始終沒有放棄，並越來越成為執政當局的一種壓力。在這樣的內在吁求尚未得到滿足之時，外在的打擊接踵而來。1900年，窮途末路的清政府打算利用義和團“扶清滅洋”，可是，義和團既不能扶清也不能滅洋，八國聯軍借機侵佔北京，慈禧本人倉皇逃往西安，滿清王朝走到了危險的關口，中國人的自信心走入了谷底，時勢再次把清政府拉到政治改革的軌道上來。沒有選擇的選擇，清廷為了穩固自己的江山，中國人為了挽救文化自信力，又回到了曾經失敗的變法上來。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後頒布“變法上諭”，稱“世有萬古不變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成法……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從此開始了晚清新政。這道上諭十分有意思，它雖然承認必須要進行政治制度層面的改革，卻又強調“不易者三綱五常”，就是說，這是一次有妥協的改革，“一手欲取新器，一手仍握舊物”，它仍然堅持自己的文化本位主義，其他的東西都可以改。不過，這畢竟是一次大讓步，不再固守祖宗之法不可變。無論是假改革還是真改革，一旦改革，一項改革本身會推動著更多的改革，當主要著眼于經濟改革的新政深入下去，政治改革的要求重新冒出來。為順應政治改革的呼聲，1905年，慈禧派鎮國公載澤等五大臣赴歐美各國考察憲政。考察團的行程遍布日、美、 英、法、比、德、奧、丹麥、瑞典、挪威十國，以尋找中國落後的原因和救國的辦法。五人歸國後向慈禧太後匯報︰中國必須立憲，只有立憲，才能“皇權永固、外患漸輕，內戰可彌”。無論是真願意還是做樣子，清政府總算主動地開始了制度層面改革。1906年，清廷宣布“預備仿行憲政”，兩年後，宣布9年預備立憲期限。這次政治改革堅持了幾項基本原則︰“一曰君權不可侵損；二曰服制不可更改；三曰辮發不準剃；四曰典禮不可廢。”但不能不說是歷史上破天荒的改革，對君權進行了很大的制約，比如講具有議會雛形的資政院可以對政府預算進行監管，這是君權至上時代不可想象的事，確實給人以無限的政治想象空間。清廷立憲，給中國人打了一劑強心針，宣布預備立憲後，全國人民無不歡欣鼓舞，“奔走相慶，破涕為笑……額手相慶曰︰中國立憲矣，轉弱為強，萌芽于此”。所謂轉弱為強，其實就是期望通過政治層面的改革，來重拾優越的文化自信心。然而，多災多難的國民沒有福氣盼到立憲的到來，清廷沒有呼應立憲派的要求，不但一再推遲，而且還不斷集權，搞起皇族內閣，國民認為清廷立憲缺乏誠意，感覺被愚弄一般，對清廷越來越疏離，原先還把革命黨視為亂臣賊子，後來卻轉向同情或支持革命。立憲運動被辛亥革命腰斬，中國人又錯失一次重拾信心的絕好機會，真是國人之大不幸。此路不通，再換一條，經歷了戊戌變法和立憲運動兩次制度層面的文化自救失敗後，中國人很自然地選擇以革命暴力的方式來實現政治改革。這是一件很無奈的事情，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在中國哪怕挪動一張桌子都要流血，更何況要進行政治改革，守舊的勢力實在太強了。以革命的方式固然可以辦成事，但成本實在太高，後遺癥也多，最可悲的是，鮮血換來的往往總是一些事與願違的東西，而且一再被歷史證明著。辛亥革命終于推翻了帝制，在亞洲建立了第一個共和國，但是，中國人仍然沒有因此獲得想要的自信力，辛亥革命後，復闢倒退，軍閥混戰，反倒讓國人生出了“民國不如大清”的感嘆，苦苦追求的東西竟然並不是想要的東西，國民的迷茫困惑可想而知。魯迅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回憶︰“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闢，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這可以說明兩個問題，一是可見中國傳統專制政治根深蒂固，很難摧毀，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是仿效西方政治制度，是邯鄲學步，尤其是辛亥革命步子又邁得很大（一步到共和），結果出現踉蹌、復闢倒退，以及軍閥混戰，應該是意料之中的事。二是證明文化自信的建立絕非搬一套制度來操作就大功告成，政治文化層面的信心重建的一波三折表明，它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必須要在人的精神層面上得到潛移默化，形成精神信仰，堅定的民族意志，這就上升到了精神文化層面的構建。確實，一系列政治層面的文化自救失敗讓人失望也讓人思考，西方好的政治制度為什麼拿到我們這里就不行了呢？就“南橘北枳”了呢？不是說人家的東西不好，而是因為中國舊的文化傳統不適宜這種制度的生長，建立民主共和政治體制，必須鏟除舊的土壤，徹底打碎舊的文化傳統，在精神層面上除舊布新，這就是五四運動到來的根本原因。事實上，從戊戌變法到立憲運動，再到辛亥革命，政治改革雖經一波三折，還是終結了君主專制，可是，在社會的更深廣處，由中國傳統文化所奠定的社會基本結構和中國人的基本思想方式並沒有根本改變，五四運動就是要從精神層面上去徹底反思中國的傳統文化，激進者甚至期望通過反思甚至徹底否定傳統，實行全盤西化，以此來為中國的政治改革提供堅實的思想文化基礎。很遺憾，五四運動所帶來的思想啟蒙運動並沒有完成就結束了，這不能不說是一次爛尾樓工程，而讓中國人的又一次文化自救破產。落後的文化難樹自信力從根本上講，晚清社會之所以出現千年未有之文化危機，是因為那些一直被我們視為世界上最先進的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對比起來，顯得落後了，落後者是很難找到自信力的。而在此之前，我們沒有這樣的遭遇，我們的文化傲視夷狄，無論哪個外來民族入侵我們，甚至江山都換了外族做主人，唯一不換的是那生生不息的文化，中華文化與入侵民族的文化比較起來，可謂高度發達，外來文化常常不免被同化，這正是我們的自信力的來源。可是在晚清，中國文化已經在很多方面落後于西方先進文化了，晚清文化在政治上是封建君主專制，而西方是民主政治（君主立憲或是民主共和）；經濟上，晚清是封建小農為主的經濟，而西方是機械化大生產的資本主義經濟；文化上，晚清是“三綱五常”為主的封建等級文化，而西方是自由平等為核心的開放文化，後者是更高一個層級的文化，落後的文化怎麼可能駕馭先進的文化，握控先進文明要素，並獲得心理上的優越感？當落後的文化面對先進發達的文化並發生踫撞時，便摧枯拉朽般敗下陣來。那麼能不能用一種兼容的方式來處理呢？當然可以，除非落後者不願進步，或者先進者對你毫無改造的興趣，各安其是，否則就很難辦。比如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事實證明不行。為什麼？因為先進文化與落後文化相遇並沖突時，只會以先進文化為體，而不會以落後文化為體，就像漢文化與滿洲文化相遇沖突時，肯定是漢文化為主體，盡管滿洲人掌握著國家權力，也仍然不能阻止漢文化作為中國社會主體文化的位置。以落後的中學為體，以先進的西學為用，就像要水往高處流，人往低處走，很難。中國的傳統文化發展到晚清，已經喪失了其本來的積極前進動力，因為專制禁止了自由思想，知識分子只能做一些炒剩飯的事，如注釋、考據過去的經典，抹殺了人的創造力，造成了對現代化的阻礙，它必須要轉型，以期獲得新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再度展現迷人色彩。晚清社會的危機，就是中國社會轉型在國人內心里造成的文化自信危機。這個轉型，是從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的轉型，當然，我們講轉型是一個承接發展的過程，也是一個豐富復雜的對話、對抗過程，具體到這個過程之中，充滿了矛盾沖突。這個過程中的沖突，有學者歸結為十個方面︰一、重農抑商與現代商品經濟的沖突；二、平均主義傳統與各盡所能、按勞取酬原則的沖突；三、因循守舊的傳統與現代革新創造精神的沖突；四、悠閑散漫傳統與現代效率的沖突；五、“反求諸己”的認識方式與現代科學知識的沖突；六、泛道德主義傳統與現代多元價值取向的沖突；七、家庭本位傳統與現代個性自由的沖突；八、家長制傳統與現代平等觀察的沖突；九、遵官貴長的權威主義傳統與現代民主精神的沖突；十、人治傳統與現代精神的沖突。我認為這個歸納是確切的，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沖突激烈卻是一個漫長的拉鋸戰，會有反復，但總的結果，是傳統文化讓位于現代化，雖然可能存在著傳統文化融入現代化，現代化吸收內化傳統文化的色彩。預備立憲如同翻修老屋——清末立憲運動的社會心理解讀何謂社會心理？根據學理上的解釋，是人們對社會現象的普遍感受和理解，是社會意識的一種形式。表現于人們普遍的生活情緒、態度、言論和習慣之中。社會心理是自發的、凌亂的，是對社會生活的初級的含有較多直覺成分的反映。人們的社會心理狀況最終取決于社會生活實際，直接形成于種種現實生活跡象對人們的刺激和人們的理解與感受，社會心理促成一定的社會風氣。社會心理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現為︰第一，它具有廣泛性、群眾性，能夠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 第二，它以感情、情緒、習慣、風俗，傳統的形式存在，有一定的相對獨立性、穩定性，並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不易改變； 第三，社會心理反映一定的社會風貌，表現一定的人心向背，對于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具有一定影響力。社會心理的群體性、穩定性和向背性，決定了社會心理是巨大而頑強的力量，或推動和阻滯社會的發展。甚至可以說，有什麼樣的社會心理，就有什麼樣的社會形態，有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有什麼樣的文化風俗，這個巨大的力量，經常不是一個人或某一個團體能夠阻擋的。我們現在不妨從社會心理的角度來審視清末的立憲運動，從中可以看得出，為什麼能夠破天荒地開啟中國的憲政，又為什麼會失敗，這其中固然有種種歷史的機緣巧合，但偶然也是必然之中的偶然，背後有必然的因素。當社會心理就像洪水奔騰向海，只能疏不能堵，當時代的洪流奔騰向海，誰也阻擋不了，所有的阻擋者都被摧枯拉朽般摧毀或淹沒。清末立憲就是在強大的社會心理作用下啟動的，也是在強大的社會心理作用下失敗的，真可謂，成亦社會心理，敗亦社會心理。當然，這是放之四海皆可的籠而統之的說法，是正確的廢話，只有進入具體的歷史，並進行具體的社會心理分析，才更具說服力。在此，筆者不揣學疏才淺，試著做一次歷史的社會心理學解剖。眾所周知，清末立憲之提到議事日程，直接原因是日俄戰爭，在這場蕞爾小國與龐大帝國的交鋒中，日本竟以小勝大，當時的輿論一致認為，日本取勝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其制勝的法寶，就是因為推行憲政，國家為之一變，不僅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1902年還與世界頭號帝國主義國家英國結成軍事同盟，一躍而成為一個世界級的強國，在亞洲地區傲然挺立，嶄露頭角。作為近鄰，也作為一個長期以“天朝上國”自居的民族，中國人目睹了日本是怎樣從明治維新，從憲政走向民富國強的，日本戰勝俄國，讓中國人看到了背後深刻的政治原因。是推行君主立憲讓日本走上現代化的強國之路，以至于能以小博大，打敗中俄。此前，中國在甲午戰爭之中失敗，一部分國人仍心有不甘，認為中國戰敗，是因為李鴻章一人戰日本一國，日本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現在，日本戰勝俄國，這個一度侵佔中國領土，讓中國畏懼的龐然大物，鐵一般的事實將國人心里那點不甘打掃干淨，立憲強國被社會心理普遍認同︰“日俄之役也，群以為非軍隊之競爭，乃政治之競爭。卒之日勝而俄敗，專制之憲，得失皎然。”“此非日俄之戰，而立憲，專制二政體之戰也。自海陸交綏，而日無不勝，俄無不敗，于是俄國人民乃群起而立憲之爭，吾國士大夫恍然知專制昏亂之國家，不足容于清明之世界，于是立憲之議，主者漸多。”“以小克大，以亞挫歐，赫然違歷史之公例，非以立憲不立憲之義解釋之，殆為無因果之果。于是天下之人，皆謂專制不足復存于天下；而我之士大夫，亦不能如向日之聾聵矣。”“此戰誠為創舉，不知日立憲國也，俄專制國也，專制國與立憲國戰，立憲國無不勝，專制國無不敗。”是不是專制就不能強國，憲政就一定能強國？是不是專制就一定打不過憲政？這恐怕不好說絕對了。歷史上，專制造就強大帝國征服四鄰的史實多得很，而憲政之下卻未能強國，世界上也不乏鮮活的例子。不過，憲政作為一種最好的治理國家手段，在當時和現在被普遍認同。正像歷史學家唐德綱說的︰民國搞得再糟，歷史方向是無法改變的，這場陣痛是避免不了的，“民治時代”這個嬰兒，遲早是要出生的。當中國深深認同立憲強國這個“立憲決定論”時，立即要求實行立憲。一時間，“上自勛戚大臣，下逮校舍學子，靡不曰立憲立憲，一唱百和，異口同聲……立憲之聲，洋洋遍全國矣”。事實正是如此，庚子事變以前的頑固派，此時早已邊緣化了，只存在立憲派與立憲緩行派，沒有了反對派的聲音。“勛戚大臣”紛紛行動起來，要求清廷趕快立憲，而且這些“勛戚大臣”幾乎個個都是優秀的社會心理學專家，都懂得從社會心理論證速行憲政。作為“勛戚”的軍機大臣奕�熐敼鶷L︰茫 白怨乓岳矗 笳 桃悅裰 饗蛭 饗頡＝窬俟 饗蛟詿耍 慵 衷謨Υ朧┬ 擼 茨 詿恕Ｈ舯厴崠慫 跡 捶髏褚猓 巧嵐捕 魑＃ 芨６ 突 病Ｒ暈嶂 猓 樸 齠 埽 鈾儺 跡 運趁襉畝 筆ヒ狻薄Ｗ魑 把 蕁鋇幕時醋愉唄祝 撬拇Ρ甲擼 嗡等 螅 粲躚桿僬倏 幔 910年10月，他慷慨陳詞︰“非于明年召集，必失人心。”沒想到這位皇族是個烏鴉嘴，後來的歷史竟被他一語言中！一年後，武昌起義，大清王朝離心離德，轟然崩塌。作為“大臣”的袁世凱、周馥、張之洞、丁振鐸、林紹年、岑春 、孫寶琦、楊樞、梁誠、汪大燮等也紛紛上奏朝廷要求變法，強調“保邦致治”，“全出憲法一途”。自尊心強，年輕激進的“校舍學子”要求立憲更不在話下，你不搞立憲，他們就有排滿情緒，搞排滿活動，總之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1906年，慈禧太後在召對中問張之洞如何平息留洋學生排滿情緒，張之洞就強調說︰“只須立憲，此等風潮自然平息。”可見，在當時，“立憲”是一個多麼時髦的詞。1905年清廷實行預備立憲，派五大臣出國考察，此為在羅馬合影。面對洶涌的民意，清廷不可能置若罔聞，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後雖然專制，此時也不能不有所開明，她對大臣說︰“立憲一事，可使我滿洲朝基永久確固，而在外革命黨亦可因此渦滅，候調查結果後，若果無妨礙，則必決意實行。”然後決定派五大臣出洋考察。1905年，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動身時，革命黨人吳樾在火車站用“人肉炸彈”襲擊考察團，炸傷三名考察大臣，出洋行程被迫推遲。對于此事，我們看看當時的輿論會發現，基本上對革命黨人一片指責之聲，而且上至政府下至民眾，更加堅定了立憲的決心和信心，上海復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學校聯合發出慰問電就是很好的證明。由此亦可見，當時的社會心理已經到了“唯有犧牲多壯志”的地步——命可以不要，憲不能不立。1906年9月1日，清廷就發布《仿行立憲上諭》，詔示天下，仿行憲政。兩年後，清廷宣布了9年預備立憲期限。宣布預備立憲後，全國人民無不歡欣鼓舞，各地紛紛召開慶祝會，四處張燈結彩，敲鑼打鼓，熱烈慶賀，“奔走相慶，破涕為笑……額手相慶曰︰中國立憲矣，轉弱為強，萌芽于此”。表面上看，日俄戰爭催生了中國的立憲運動，其實並非如此簡單。我們不要忘記，社會心理的形成絕非一朝一夕，其改變也非一朝一夕，它就像一個動力驚人的龐然大物，不動則矣，一旦動起來，誰也擋不住。我們固然承認某些事件、某個節點會促成社會心理的快速形成，但總的來說，它是一個長時間累積而成的力量。我更願意認為日俄戰爭是“立憲強國”這一社會心理的催化劑，經此催化，社會心理得到高速發酵，形成一股社會力量。實際上，立憲強國這一社會心理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是“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必然結果。自1840年，中國被西方用堅船利炮打開國門後，救亡圖存是擺在國人面前的首要任務，如何救亡圖存，時代的先哲們指出，要“師夷長技”。在學習一種異質文明的過程中，必然會遇到文化的沖突，因此是“中學為本，西學為用”，還是“全盤西化”，是只學習借鑒技術，還是技術背後的制度模仿，一直爭論不休。中國經歷過30年的洋務運動，到日俄戰爭的時候，在社會上已經形成了一種共識，必須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才能徹底解救中國。正像1906年8月27日，清廷為要否立憲，立憲有無利弊進行過一次廷辯，當時的大學士孫家鼐說，“逐漸變更之法，行之既有年矣，而初無成效，蓋國民之觀念不變，則其精神亦無由變，是則惟大變之，乃所以發起全國之精神也”。怎麼大變，那就是要從根本上去改變政體，這就是所謂“大變”，沒有“大變”，就不會有成效，一切皆因循守舊，走不出既成格局。事實上，在甲午戰爭之後，這種認識就很清晰了，此戰引起了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思考，為什麼搞洋務、學西方、買兵器、練海軍這麼多年，經不起日本一擊，原因就是僅僅學人家的光聲化電還不夠，光引進堅船利炮也不夠，還要學政治制度，革掉自己的現有政治制度。這就慢慢地形成了一種需要政治民主化改革的社會心理。這是一個環環相扣的過程，正是如20世紀30年代一位學者曾經尖銳地指出的，只要洋務運動走出了它的第一步，它就不得不走第二步，它為了保住第二步，不得不走第三步，然而它就退不回來了。從軍事工業到重工業，從重工業到輕工業……從技術到制度，這是必然的結果。往深里說，中國自1840年以來，經歷著一個國家民族現代化的過程，現代化是一種綜合性的社會變遷，不僅表現為政治制度的轉軌，經濟體制的轉向，社會結構的轉型，文化模式的轉換,還必然表現為社會心理的嬗變。清末的社會心理突然轉向立憲，從根本上說，是中國社會現代化的結果。現代化是從專制走向民主，從傳統走向現代，從封閉走向開放，從桎梏走向自由，從單一走向多元的社會心理演變過程。在政治方面的表現，就是要求結束封建專制，發展民主政治，爭取國民基本的政治權利，確立自己的現代人身份，享受現代文明。因此，立憲強國固然是句實話，其實，立憲是中國現代化豐富社會心理需求的一個方面。很顯然，當時的中國專制得太久了，被外國欺壓得太久了，國民現代化的要求變得格外迫切，恨不得國家能立即富強起來，既然立憲有強國的效用，恨不能馬上學習西方政治，召開國會，立即實行真正的憲政。9年預備太久，只爭朝夕。社會心理對漫長的立憲準備缺乏足夠耐心。這是能夠理解的，人有這樣一種心理︰痛苦已經減退時愈感痛苦，解除痛苦的心愈切，相反，在痛苦最深重的時候，反倒會逆來順受，自然閹割希望。當民眾被專制壓制最深時，民眾只好逆來順受，默不做聲，當統治者要改惡從善，減輕民眾的痛苦時，愈感痛苦，解除痛苦的心愈切。清末立憲之際，就有這樣一種社會心理，甚至被這樣一種社會心理所支配，稍有失望就怨氣沖天，反而會引發大規模排斥抵觸情緒。在這樣的社會心理籠罩下，為了加快推進立憲救國強國，以士紳為主力的立憲派組織了三次轟轟烈烈的請願活動，請開國會的聲音響遍全國，《民立報》描述說︰“請速開國會之聲浪如潮涌、如雷震，凡諸反對亦陽表同情，只暗中阻撓。”誰要是公然反對和阻撓就會成為眾矢之的，不會有好下場。與這種急切的社會心理逆道而行的，是清廷被動無能，自私自利。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離世後，攝政王載灃和隆裕太後平庸無能，雖然後來在他們的手里把預備立憲的年限由9年縮短為5年，卻在1911年5月組織了“皇族內閣”，忙著“抓軍權”，強化中央集權，讓國民尤其是立憲派覺得清廷並無實行憲政的誠意，大失所望，立憲派兩度要求罷斥皇族內閣，發表“告全國父老書”，痛詆政府，滿清政府仍不為所動。正如一位社會學家所說︰當人們的政治處境趨向好轉的時候，如果當權者又突然逆勢而行，所引起的反抗必然是無比強烈。尤其是熱衷于政改的立憲派的失意心理、逆反心理可以想見。有一點要清楚的是，清末立憲是在清朝權威合法性不斷流失之後開始的，操持這樣一場大刀闊斧的政治改革，對一個弱勢的政府來說，難度可想而知。當這場立憲改革無論是法理上還是實際上增加了地方和民眾的權利之後，尤其是權利長期被壓抑之後的突然井噴，如同潘多拉盒子被打開，政治參與熱情被激活，民眾對清朝提出了更多的激進要求，如洪水般無法阻擋，令清廷處于進退維谷的尷尬境地。如果充分滿足民眾的要求，就要分權放權，必然進一步削弱自己的權力資源，如果不能滿足，就會阻挫社會心理，引起民眾對政府的不滿，產生失意和逆反心理。失意和逆反會驅使人走向極端，而一群因失意和逆反的人聚集在一起，就會像梁山好漢聚在一起一樣，結成同盟，會成為一種失意、逆反情緒制造者的報復力量。怎麼報復呢？當時，最好的選擇就是革命。一方面，是正如托克維爾早在一百多年前曾指出的︰“一般來說，一個壞政府最危險的時刻乃是它想采取補救措施的時候。一個國王在實施長期的暴虐統治以後，當他想要改善其臣民的命運時，只有最精明老練的政治手腕才能使他保持住自己的王位……‘法國的改革’之所以為大革命打下了基礎，並不是因為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大革命的障礙，更重要的還是因為改革教會了這個民族怎樣去發動革命。”就是說你給了人們一線光明，讓人們嘗到光明的好處，卻又用玻璃把人們擋住不讓人們去擁抱光明，他們就很有可能砸爛玻璃跑出去。另一方面，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已快成星火燎原之勢，革命氣氛籠罩全國，原先還譴責革命派用人肉炸彈炸傷考察大臣的人，譴責革命派毀誤中國前程命運的人，此時，很容易因為失意、逆反而轉向同情和支持革命，與革命派結成政治同盟。畢竟，用和平的方式來實現近代化轉型不可得時，他們只好求取別的方面，何況革命唾手可得，操起便用。此時，他們本來是要翻修清朝這棟老屋的，最後變成把老屋拆掉重建。這不是我自己發明的比喻，是袁世凱發明的比喻。就在1906年8月27日那次廷辯上，袁世凱就講到這個精當的比喻，他把立憲比成“夫以數千年未大變更之政體，一旦欲大變其面目，則各種問題，皆當相連而及。譬之老屋，當未議修改之時，任其飄搖，亦若尚可支持。逮至議及修改，則一經拆卸，而朽腐之梁柱，摧壞之粉壁，紛紛發見，致多費工作。改政之道，亦如是矣”。這真是一針見血、直指要害的分析，很符合民眾的社會心理。老屋雖然老，根基仍在，任其飄搖，亦尚可支持。一如清朝的統治，兩百多年的統治根基，就是不實行憲政，維持或是加強集權統治，誰敢說不能撲滅孫中山的革命，維持自己的統治？誰敢說這樣的維持，要比立憲導致統治轟然倒下來得更快？正如有論者所說，一切率由舊章，則清廷無非就是不能“攘外”，但並不至于喪失“安內”的能力。事實正是這樣，君主專制並不是不可支持，老屋翻修之前，雖然破敗，但畢竟還有曾經富麗堂皇的品相，怎麼看總還看得過去，一旦翻修，一經拆卸，“而朽腐之梁柱，摧壞之粉壁，紛紛發見”，樣子就非常難看，尤其令那些對華房美屋抱有極大期望的人非常不滿，當民眾不忍看到朽腐之梁柱，摧壞之粉壁時，干脆就偏向于把老屋推倒重建。這就像清末立憲，體制造成的社會問題全部暴露出來了，清朝立憲過程中種種丑行謬論，不能很好地回應民眾的請願，還要更加專權，給人一種假立憲真專制的印象，會讓民眾產生一種受騙上當的心理，反而激起民眾更多的不滿，偏向于同情和支持革命派，把這個舊制度專制推翻，建立新的共和制度，是為舊房不能拆，新房不能立，歷史就是在這種巨大的社會心理作用曲折前進的。執政要順應社會心理，而不是逆社會心理而行，要疏不要堵，防止社會心理偏激。改革也是如此，當確定了良好的改革目標之後，或者已經啟動了之後，就要勇敢地走下去，並與社會心理良性互動，在改革中不斷修正民眾不滿的地方，求取民眾的理解和支持，就有可能走向雙贏的改革目的。哪怕遇挫，只要有民眾的支持，也可以克服，因為，歷史潮流雖然會回旋曲折，但大方向不會改變。要是逆社會心理而行，斷絕民眾對改革的希望，錯過安全改革的最佳時機以及最佳環境，其結果往往是“新者未立，舊者已亡”。清末立憲如何考量國民素質一百年前，80%的中國人是文盲，農民保守無知，他們不懂民主，甚至可能反感民主；一百年前，國破民貧，許多人連生存都關心不過來，更無暇關心政治；一百年前，中國是農業社會，市民階層少，似乎難以形成自治社會……這些，我們可以從美國傳教士明恩傅一百年前寫的《中國人的素質》一書中管窺一斑。結論是，按照“中國人素質低”的論調，一百年前的中國根本不具備實行民主化改革的條件。但歷史清晰地寫著，一百年前，低素質的中國人開始了憲政改革，即清末預備立憲。憲政是指以憲法為前提，以民主為核心，以保障人權為目的的政治形態或政治過程，憲政的本質是限制政府的權力，維護公民的自由和權利。實行憲政必然要遵憲法為國家根本大法，但有憲法的國家未必就是實行憲政，憲政是實踐、制度。清末立憲，是要建立“君主立憲”，即保留皇帝的“民主制度”，這對于皇權專制，就是偉大的民主化改革，預示著無限的希望。我們現在講清末預備立憲有著特定的時代背景。腐敗、落後、封閉的清王朝和專制制度在西方文明，尤其是外國的堅船利炮面前摧枯拉朽，讓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後日益感到再不進行變法革新，滿人統治將無法維系下去，皇權將難以為繼。戊戌變法就是在得到慈禧太後的首肯之下進行的一場維新運動，目的是自強。甚至可以說，慈禧還表現得相當激進，她對光緒皇帝說，“今宜專講西學”，大有連老祖宗的中學都拋棄之嫌。但是，當慈禧太後看到自己的權力受到威脅時，又親手毀掉了這場改革，即便這樣，仍然沒有抹掉她內心的危機意識和變革想法。1900年，慈禧太後抵制不平等條約，對西方列強的冒險一搏以失敗告終，八軍聯軍侵華，給中國帶來災難性的危害，聯軍攻入京城，火燒圓明園，慈禧太後本人連同皇室成員倉皇逃亡西安。這一次，一個泱泱大國的最高統治者如同喪家犬一般逃亡，自己的皇宮、御園被攻被毀，內心的痛切只有她自己最清楚。加之這一次國家淒慘劫難，讓國民們普遍對朝廷振興國家、抵御外侮的能力喪失信心，更加堅定了慈禧太後變法自強、力挽危局、收拾人心的決心。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後發布了第一道變法上諭，其中寫道︰“我中國之弱，在于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以藏身之固，而胥吏倚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牘來往，而毫無實際。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見消磨。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法令不更，錮習不破，欲求振作，當議更張，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或了諸人，或求諸已，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抒己見，通限兩個月，詳悉條議以聞。”這就是清末新政的開始，是一次知恥而後勇的自我挽救行為。這個上諭繼續了戊戌變法的目的——自強，方法是“取外國之長，去中國之短”，確定要對中國當前的政治體制進行改革，並且在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事、財政等方面展開。應該說新政的推行讓國家呈現一片嶄新面貌，如若長此以往，未嘗不是國家之幸。新政推行不久，爆發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很多人都沒有想到，俄國被日本打敗，一時輿論沸騰︰“此非日俄之戰，而立憲，專制二政體之戰也。自海陸交綏，而日無不勝，俄無不敗，于是俄國人民乃群起而立憲之爭，吾國士夫恍然知專制昏亂之國家，不足容于清明之世界，于是立憲之議，主者漸多。”總之一句話，就是將兩國交戰勝敗歸因為政體不同，日本的立憲政體優于俄國專制政體之故。中國要想成為強大的國家，抵抗西方列強侵略，唯有立憲，一時間，“上自勛戚大臣，下逮校舍學子，靡不曰立憲立憲，一唱百和，異口同聲”，全國上下都意識到，只有立憲可以救中國，催促朝廷趕快立憲。于是，慈禧太後派載澤、戴鴻慈、端方、李盛鐸、尚其亨為考察政治大臣，考察日、英、美、德、法、奧、意、俄、比諸國的政治。考察大臣回國後，四人（李盛鐸留駐比利時）“皆痛陳中國不立憲之害及立憲後之利”，一致認為，中國舍立憲而外別無他途，特別是載澤，他是慈禧太後的親佷女婿，又為皇族中人，他在給慈禧的密折中說，立憲有三大好處︰“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很容易得到慈禧的信任，于是清廷下定決心，預備實行憲政。很自然地，“立憲國之法，與君主國全異，而其異之要點，則不在形跡而在宗旨。宗旨一變，則一切用人行政之首，無不盡變”。在決定預備立憲之前，統治高層有過多次激烈的辯論，辯論涉及方方面面，其中有一條，就是立憲會不會受中國人素質低的制約，關于這個話題的討論，在統治集團內部有過一次激烈的爭辯。1906年8月27日，清廷為要否立憲，立憲有無利弊進行過一次廷辯，從現在公布的檔案看，其中對國民素質與推行憲政的關系有過較為集中的爭辯。這個話題首先是由尚書徐世昌提出的，他說“逐漸變更之法，行之既有年矣，而初無成效。蓋國民之觀念不變，則其精神亦無由變，是則惟大變之，乃所以發起全國之精神也”。意思是，漸進式的改良（洋務運動），我們已經實行幾十年了，並不奏效，就是因為人民的思想觀念沒有根本改變，所以，要改變這種局面，就要動大手術，要立憲，而立憲，就是要從民眾的思想觀念著手，開啟民智。對此大學士孫家鼐表示贊同，他說︰“如君言，是必民之程度漸已能及，乃可為也。今國民能實知立憲之利益者，不過千百之一，至能知立憲之所以然而又知為之之道者，殆不過萬分之一。上雖頒布憲法，而民猶懣然不知，所為如是，則恐無益而適為厲階，仍宜慎之又慎乃可。”意思是說，民智未開，現在搞立憲還不是時候，強行推出，遺害無窮，要慎之又慎。政務處大臣張百熙接著這個話題說，“國民程度，全在上之勸導，今上無法以高其程度，而曰俟國民程度高，乃立憲法，此永不能必之事也。予以為與其俟程度高而後立憲，何如先預備立憲而徐施誘導，使國民得漸幾于立憲國民程度之為愈乎”。張的意見是，民智之開是施行憲政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如果要坐等民智開放到適合立憲才搞憲政，那還不知道要到猴年馬月去了。尚書鐵良對國民素質之低也頗為擔憂，他說︰“吾聞各國之立憲，皆由國民要求，甚至暴動，日本雖不至暴動，而要求則甚力。夫彼能要求，固深知立憲之善，即知為國家分擔義務也，今未經國民要求，而輒授之以權，彼不知事之為幸，而反以分擔義務為苦，將若之何？”還是擔心國民素質不達標，所以民眾並沒有主動提出要民主要憲政，現在強加給他們，他們怎麼可能接受或是搞得好呢？袁世凱雖然承認鐵良所說的現實性合理性，但他認為︰“天下事勢，何常之有？昔歐洲之民，積受壓力，復有愛國思想，故出于暴動以求權利。我國則不然，朝廷既崇尚寬大，又無外力之相迫，故民相處于無識不知之天，而絕不知有當兵納稅之義務。是以各國之立憲，因民之有知識而使民有權，我國則使民以有權之故而知有當盡之義務，其事之順逆不同，則預備之法亦不同；而以使民知識漸開，不迷所向，為吾輩莫大之責任，則吾輩所當共勉者也。”袁認為，既然民智未開，吾輩就理當為民開智，而不是坐等，不主動開啟民智而坐等民智自己開化，那是不負責任的事。清末袁世凱鐵良接了袁世凱的話說︰“如是，則宣布立憲後……且須以全力開國民之知識，普及普通教育，派人分至各地演說，使各處紳士商民，知識略相平等，乃可為也。”鐵良的中心思想還是說國民素質低，立憲之後首當其沖是普及教育，到處演講，要使民眾的知識水平達到立憲的要求，否則，民眾不懂得立憲的要義，不以有權利為幸事，反把義務看成苦差，那是搞不好的。在這次廷辯上，即便像孫家鼐、鐵良、榮慶、瞿鴻 這樣的保守派都不同程度認為立憲政體是一種好制度，並沒有公開反對推行憲政，只是主張緩行，緩行的原因種種，其中國民素質低是一個方面。這不能說一點道理都沒有，因為，民主不是只講權利不顧義務，而是自由與秩序、權利與義務、民主與法制並生並存，這就需要人民有“自治心、公益心”。單就國民素質而言，清廷也意識到“人民程度未及格”（梁啟超語），立憲之所以要先預備，就是因為“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徒飾空文”，真正開國會，要“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但預備畢竟是民主化改革的開始，是在預熱，這既是對國民素質的操練，又說明清廷並沒有把國民素質視為立憲不可逾越的阻礙和拒絕立憲的借口，而是尊重現實，漸次推進，想法和做法不能不說都是客觀理性的。可以說，這是一次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爭辯，就在這次廷辯後三天，清廷下詔預備立憲，這次廷辯針鋒相對，正是當時中國政治改革矛盾交集的寫照。當時的《東方雜志》對這次廷辯給予了高度關注和評價︰“苟非考政大臣不惜以身府怨，排擊俗論，則吾國之得由專制而進于立憲與否，未可知也。”確實如此，當時，雖然誰也不敢公然反對立憲，但立憲緩行派的聲音仍然很強大，除了朝中大臣，在社會上也有支持者，他們在媒體上發表文章，認為在國民程度上還不具備立憲要求。即便清廷發布預備立憲詔旨以後，這種討論仍未消停，比如陸宗輿在1905年8月發表于《晉報》的“立憲私議”一文中認為，由于中國國民的智識程度離立憲太遠，故主張現時期只宜推行開明專制。“使得一二聖君賢相，專制一二十年後，徐議憲政以為幸。”只是，相對于核心階層，這些聲音的影響力反倒要小得多，立憲的意見反而相對一致。正是在1906年8月27日這次爭辯之後，立憲派最終影響了最高執政者，下定預備立憲的決心，1906年9月1日，清朝發布《仿行立憲上諭》預備立憲；1908年8月，清廷宣布預備立憲以9年為限，“至開設議院，應以逐年籌備各事辦理完竣為期，自本年起，務在第九年內將各項籌備事宜一律辦齊，屆時即行頒布欽定憲法，並頒布(召)集議員之詔”。開始了史無前例的憲政改革；1908年8月27日，清廷頒布了中國第一部憲法《欽定憲法大綱》，並改革官制，推行地方自治。現在看來，立憲派與立憲緩行派的爭論焦點是即行還是緩行的問題，立憲緩行派認為應該緩行，打比喻說，這正如庖丁解牛，牛刀（立憲）固然是解牛（強國）必需的工具，但以為只要有了牛刀，則牛就必能剖解，這完全是荒謬的，因此，“若雲一用立憲之法，立成富強之國，吾未敢信”。而立憲派的理解是，你不給民眾一把牛刀試著去剖解，民眾永遠也不會解牛，更不會達到庖丁解牛的水準。比較而言，我認為，立憲派關于國民素質與民主改革的關系講得清晰淺顯而又點到要害，符合人類認知的基本規律。人的行為（包括文化素質）是制度的產物，中國人素質低，毋寧說是落後制度在人的行為中的真實反映，提高人的素質的最佳辦法，就是改革制度，激活人們身上優秀的潛質。通過制度層面的點滴進步和堅持積累來提升國民素質，讓人民在民主中學會民主，培養民主意識和參政能力，反過來，人的素質提高了，又會不斷要求和改進制度本身，形成良性循環。西方也曾經經歷過國民素質低下，甚至愚昧無知的黑暗時代，但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帶來了民主和科學的新興，制度變革最終讓國民素質提高起來。事實證明，素質不是因，而是果，落後的制度造就了低素質的國民，而不是國民素質低不適合民主，民主的體制能培養出具有民主素質的國民，當然在初學的過程會像小孩學步一樣蹣跚摔倒，但總會慢慢成長，對此沒有人會因噎廢食，故步自封。還有一種理論認為，在一個人民慣于感情用事、缺乏妥協精神的國家，一種良好的政治改革，應該在民眾尚無權利意識時推行，被動地獲得被剝奪的權利，其權利意識在行使之中逐漸覺醒。而不是人民的權利意識先覺醒，再經過主動斗爭，逼迫統治者讓步，否則會出現期待值暴增的雪崩現象。如果這個理論成立，那麼，所謂的國民素質決定民主化改革論更是難以成立，而且執政者要時時警醒，跟上民眾的腳步，以避免雪崩的到來。我們所能看到的歷史事實是，隨著預備立憲的深入，擁護立憲的中國人對立憲的要求日益高漲，在地方立憲派的領導下，很多地方的自治搞得有聲有色，並發動三次全國性的請願運動，要求速開國會，可以說期待值暴增，而恰恰在這個時候，清廷不能滿足這一期待，致使牆倒眾人推，清王朝二百多年的統治很快就完結了。所以講，清廷要不要進行民主化改革，決定因素並不在國民素質高低，清末民主化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很難說是因為民智大開，素質高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國民素質高與低，都是主政者施政的借口，搞新政、搞地方自治，當然是承認國民有一定素質，可以操練民主；而面對速開國會的請願，面對人民要求賦權、授權的高漲意識，清廷又說“國民知識不齊，遽開議院反致紛擾，不如俟九年預備期滿，國民教育普及”，將國民素質作為拒絕的由頭。它想改革，國民素質並非阻礙，它不想改革，國民素質就是阻礙。因此，國民素質始終不是立憲與否的決定因素，外在的壓力和統治集團內部的壓力，才是推行立憲的根本原因。外在的壓力就是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當專制的腐朽統治嘗盡喪權辱國的苦頭，為了在新形勢下維護皇權的統治，推行君主立憲，在統治階層看來無疑是“保邦致治”的最好選擇，何況國民的立憲呼聲不能漠視不理。內在的壓力是當時覺醒的國民都認為日本崛起于政治改革，要求立憲的呼聲很大；統治集團內部也有一批開明的政治力量，要求進行政治改革，像徐世昌、張百熙、袁世凱、孫寶琦、周馥、張之洞、岑春 這樣的開明漢族官僚不用說了，他們認為︰“欲圖自強，必先變法；欲變法，必先改革政體。為今之計，惟有舉行立憲，方可救亡。”在清室貴族里，也有一批看清世界潮流的人，考察政治的出使大臣載澤和端方就很典型，有媒體稱載澤為“在提倡憲政改革方面，是所有的出使大臣中最為直言不諱的”，“迫切希望教育體制現代化的開明派貴族”。端方這個貴族公子一直被認為是清末開明派官員。此外，肅忠王善耆，被當時的西方報刊稱為“最具自由思想的親王”，慶親王奕�F淙惶傲等ㄓ να 芨母鎩８ 愎倭龐滌刑厥獾惱 巫試矗 菀子跋煬霾擼 笨 髖閃α空加攀剖保 母 耐平 捅冉縴忱 Ｇ迥├ 芤蛭 梁ジ錈 牡嚼搓┤歡 梗 推降拿裰骰 母銼槐├Ω錈 卸希 懷 隕隙 碌拿裰骰 母錈揮凶鈧招蕹燒 饈且患 忠藕兜氖隆＠ 凡荒薌偕瑁 頤竅衷諉環ㄉ柘肴綣 揮行梁ジ錈 獬：裰骰 母 岵換岢曬Γ 頤撬 吹降氖牽 岬惱倏 諼鞣驕 倌甑腦湍穡 諶氈揪 0年的準備，應該說清廷從預備立憲再到召開國會的立憲設計是有一定道理的，其中固然有國民素質的考量，同時又超越了國民素質，更多的是利益考量。從1906年那場廷辯來看，當時在朝的一些當權者對國民素質與民主化改革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和論述，其見解之深刻到位，當為一筆不可多得的歷史遺產，可以古為今鑒。我們要弄清這段歷史的真面目和發展邏輯，並從中學習、自省、反思，最終以史為鑒，回到改變現實上來，這才是正道。民智未開？官智未開？究竟什麼未開？談到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有一種論調是非常有市場的，那就是“民智未開”，而且，這並不是什麼新的調調了，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末新政，改革者就對這個問題有十分深入的討論，我們現在的見識未必能超越當時激進派的思想。關于這些問題，前文《清末立憲如何考量國民素質》里有較為詳細的解讀，在這里，側重說說“官智未開”。官智未開是相對于民智未開而被提出來的，也就是說，民智未開固然影響政治體制改革，官智未開則同樣影響甚至更大。畢竟，如果官智已開，如果官方有足夠的權威，強力政改，同樣可以推行不誤，民眾被動執行就是了，當改革侵害了民眾的暫時利益，他們沒有辦法反抗，想到通過陣痛可以換取將來的長遠幸福，也就接受了改革，改革就可以開創新局面。因此，民智開不開，絕對不是影響政改的決定性因素，中國歷史上，多數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極少自下而上，下面的改革要是得不到上面的支持和推廣，基本上行而不遠，一旦支持推廣，就已經變成自上而下了。但是如果官智未開，要想改革就比較麻煩了。首先改革幾乎無從提起，提起了，也因人家不解風情而無動于衷，畢竟權力在官方，而非民間，如果靠權力推動改革，只有依靠官方。不過，相對民眾而言，官僚更清楚政治運行的狀況，政治改革對國家民族的重要作用，在傳統中國社會，讀書人才能當官，而讀書才有文化，官僚階層遠比平民階層有文化，官智高于民智當是普遍現象。中國古代的文學家，大多來自官僚階層，就是因為官僚能識文斷字，有文化，又有閑情逸致，才會成為文學創作的主力軍。官員有文化，信息又較一般人靈通，視野更開闊，所以，我們看到，晚清最早通曉世界時局的人，不是喝過洋墨水的留學生，就是朝廷的官員，像林則徐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有人把他比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事實是，在他去廣東之前，對西方也是相當有隔膜的，一度以為西方離了中國的茶葉、蠶絲將難以生存。但到廣東後，看到的情況以及與外國人打交道的過程，眼界大為開闊，使他感到傳統觀念中對世界的描述及對夷人的看法，與現實大相徑庭。他不再拘泥于成見，開始組織人員翻譯外國書報，率先向國人介紹世界30多個國家的地理歷史，他本人當然也因熟悉了解西方的歷史和現狀，完成了從官智未開到官智大開的蛻變。在內憂外患雙重夾擊之下，民族危機深重，國家何去何從，如何自強于世界，這本是像林則徐那樣的官員們日日面對和思考的問題，也是不斷實踐的問題。在不斷地思考和實踐之中，他們中的很多人都能明白，國家強大、人民富裕、社會穩定並得以持續發展的有效辦法，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推行民主制度。這才會有一些封疆大吏如袁世凱、張之洞、劉坤一等人或單獨上奏，或聯名上奏，請求清政府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才會有清末新政的出台，我們能說這些官員都官智未開嗎？如果將慈禧太後、光緒皇帝這些人也視為“官”的話，他們的“官智”往往要比一般的官員更加開化明智，要知道，戊戌變法雖是康有為等人維新派的極力主張，但與光緒皇帝自己通過老師的教育、自己的閱讀和切身的眼見，從而官智大開，渴求政改是分不開的，也與慈禧太後的開明和支持是分不開的。費行簡在其《慈禧傳信錄》中記述說，太後曾對光緒皇帝說，變法圖強，乃其素志，只是不同意“師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光緒皇帝在戊戌維新之前“泣告西後，不欲為亡國之主”，慈禧太後則說，“苟可致富強，兒自為之，吾不內制也”。可見，慈禧太後絕不是一個故步自封的老古董，要不是這樣，我們就無法解釋，中國第一條鐵路，第一艘輪船、軍艦，第一座鋼鐵廠，第一所大學，第一批留學生，第一家國有銀行，以及最早的改革開放是在她當政時期完成的。我們甚至也不能將滿清權貴都想象得很保守落後，相反，當時皇室中有一批開明之士，肅親王善耆，被當時的西方報刊稱為“最具自由思想的親王”，鎮國公載澤被西方媒體稱為“在提倡憲政改革方面，是所有的出使大臣中最為直言不諱的”，都是清末立憲的重要推動者。溥倫貝子也是一個相當開明的貴族，在清末立憲過程中，他四處奔走，游說權貴。1910年10月，他慷慨陳詞呼吁迅速召開國會︰“非于明年召集，必失人心。”結果不幸言中，一年後，武昌起義，大清王朝轟然倒塌。清末新政是慈禧太後一手策劃和推動的，不管她是不是因為經歷了庚子之亂，狼狽西逃的恥辱而知恥後勇，意識到不改革政治無以保大清江山，不改革政治無以立國，總之，1901年1月28日，慈禧太後在西安發布《變法上諭》，把她曾經一手推倒的維新派變法綱領拿來自己施行。新政最初主要進行行政體制、經濟商業、文化教育改革，但到了日俄之戰後，朝野上下都認為，日本戰爭俄國，乃是憲政戰勝專制，只有立憲能救中國，不對政治體制進行改革，光搞一些及表不及里的改革，無助于國家強大。對此，慈禧太後仍然顯得很開明，批準五大臣出國進行政治考察，考察回來匯報，大多都說要搞立憲，只有立憲才能保大清皇室萬萬代，君主立憲國如日本、英國，保留了皇室，這是慈禧看得見的。所以她說，“諭以只要辦妥，深宮初無成見”，支持搞一場自我革命的改革。就是在這個最高“官”的點頭之下，1908年8月27日，朝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和《議院法選舉法要領及逐年籌備事宜折》，確定九年立憲規劃，這也是千年未有之變局，如果官智未開，就定然不會有這開天闢地的頭一回。由此也可見，慈禧太後、光緒皇帝都是相當開明的“官”，並非我們想象的那樣反動頑固、愚昧專制。因此，今天我們談政治體制改革，一听那種“民智未開”、“官智未開”的論調，我是相當反感的。民智未開，只要強力推行民主政治，通過教育訓練，民智自然會開，官智未開也可以如此效行，沒有什麼難得上天的事，即便很難，也沒有人期望一步登天，總有學習摸索的過程，最怕就是以民智未開、官智未開為由，阻止政治體制改革。另外，當我們說民智未開的時候，是不是隱含著官智已開的意思呢？如果是這樣，我完全可以以官帶民，一起走向開化嘛，須知，光有官智開而沒有民智開，總像是缺少一條腿。官智已開《時務報》，而拿民智未開作為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理由，那說明，官僚根本就不想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只是拿民智未開做擋箭牌罷了。既然官僚更能清楚地認識到政治體制改革對國家民族的好處，卻又不拿民智未開來阻撓改革，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即官利未開，即官僚階層不能夠放棄或部分放棄既得的利益，所以雖然官智已開，官僚仍然成為阻礙政治改革的主要力量，這個我們可以從戊戌變法和清末新政兩次改革的過程中看得十分清楚。改革本質是一次利益的重新調整，無論戊戌變法還是清末新政，對官僚利益觸動最大的就是“變官制”，即行政體制改革，因此也最受官僚階層的抵制，使改革變得困難重重。某種意義上說，兩次改革失敗，尤其是戊戌變法最後遭到鎮壓，光緒被囚、六君子被殺，維新派逃亡海外，就是因為“變官制”。而清末新政，雖說立憲，卻一拖再拖，遲遲不願意開國會，也主要是既得利益集團舍不得讓出他們的既得利益，“變官制”非但沒有讓官員讓利，還變本加厲，搞皇室內閣分明地表示要更加瘋狂地維護既得利益。既然政治改革最後變成這樣一個樣子，讓人失望不已，那就只好同情和支持革命了，最後辛亥革命一爆發，大清王朝稀里嘩啦就倒掉了。不過相比較而言，戊戌變法在“變官制”上已經相當謹慎了，按照康有為的保守做法是，“勿去舊衙門，而惟增置新衙門；勿黜革舊大臣，而惟漸擢小臣；多召見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賞以卿餃，許其專折奏事足矣”。主要的意思和做法是，保留舊部門舊官僚，增加新部門提拔新才俊，保留的部門和官僚官位照坐，俸祿照拿，而新增的部門有差事可能無官職。只有那些確實形同虛設的舊部門才予以裁撤。依據這個原則，新設了農工商總局，起用了一些新人。按照變法者的初衷，原本打算設立制度局以總其綱，但是迅即就像平靜之湖扔下了炸彈，一時“朝論大嘩，謂此局一開，百官皆坐廢矣”，舊軍機大臣更是火冒三丈︰“開制度局是廢我軍機也！”表示寧可違抗聖旨，制度局也“必不可開”，遭到了官僚的集體阻撓。官僚們敢于違抗聖旨，與光緒皇帝沒有實權有關，他們知道，只有老佛爺慈禧才是真正的實權人物，只要有老佛爺撐腰，他們就不怕光緒皇帝。不過話說回來，光緒皇帝再怎麼沒有實權，畢竟是當朝皇上，皇上還年輕，以後還有歸政的時候，皇上說要設制度局，你們說“不必更立名目，轉滋紛擾”，公然與皇上作對，不是自毀前程嗎？這必然是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極大的挑戰才肯拼死一搏。不過，最後，舊官僚得到了慈禧的支持，設立制度局的想法，終成幻影。既要保留舊部門舊官僚，又新設部門進新人，財政開支必然大增，當入不敷出，財政難以為繼之時，光緒皇帝就想把一些舊部門撤掉，如將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六衙門，歸並到內閣及禮、兵、刑各部辦公。對地方也有一些精簡機構的動作，如裁撤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以總督兼巡撫事。這一下就像捅了馬蜂窩，從中央到地方，不斷有官員到慈禧太後面前訴苦告狀，抗議這樣“變官制”，認為此舉“大背祖宗制度”，請慈禧太後“訓政”。後來，慈禧見戊戌變法開始危及自己的權力，正好利用官僚們的反對給光緒施壓︰“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棄；今以遠間親、新間舊，徇一人而亂家法，祖宗其謂我何？”慈禧這一發話，表明“變官制”就是變祖宗之法，祖宗之法是不能變的，“官制”豈能隨便改？既不讓改，那就一切復原，撤了的都恢復過來，新成立的農工商總局則被廢去。小小一點行政體制改革在觸動了官利的情況下，都不能有分毫的進展，改革之失敗已在意料之中。這究竟是官智未開呢，還是官利未開呢？再來看清末新政，大抵也是如此。這次改革，“變官制”也是重要一環，不過，這一次的改革設計師不再是毫無從政經驗的康有為，而是有豐富的從政經驗，時任北洋大臣，同時在中央兼參與政務處大臣、督辦商務大臣、督辦郵電大臣、會辦練兵大臣等數項重職的袁世凱。袁世凱既然抱著死也要變法的決心，行政體制改革方案也就更為全面大膽，它將原來的內閣、軍機處、吏部、禮部、都察院全都撤銷，而新成立的機構則有資政院、行政裁判院、集賢院、大理院、審計院等。如果說這些機構還只是合並歸類，再換個馬甲的話，那麼用責任內閣取代軍機處，則是一次大突破，將中央的權力樞紐做了一個根本改變，由軍機處而轉內閣，等于削掉了一些軍機大臣的權力。這一招當然引起了鐵良、榮慶等軍機大臣的極大不滿，在一次會議上，醇親王載灃拔出手槍直抵袁世凱胸口大聲說:“爾如此跋扈，我為主子除爾奸臣！”經奕�扴撞t 講拋靼鍘５ 梢鑰吹貿觶 壞┐ザ 約旱墓 幢閎鞜記淄躋膊輝儻 塹拇笄褰 階畔肓恕２還飴 迦 蠖浴氨涔僦啤奔 洳宦 暗暮鶴宕蟪薊蛘叱 謐約旱睦 嬋悸牽 蠐胊 攬 泄 冢 蛘嘰砍 謖 喂匭模 步 分趕蛟 攬 Ｋ 僑餃 諞樵夯姑揮諧閃 埃 肪 媚詬螅 蛭摶樵憾閱詬蠹嘍劍 鶉文詬缶捅涑閃思炔歡曰噬細涸鷯植歡砸樵焊涸鸕幕 梗 庋 實鄣娜 ε月淶階芾澩蟪際擲錚 淥 倥 攬 虢 醋瞿詬笞芾恚 飧齦母鍤滴 約豪咳ㄗ髯急浮；褂腥巳餃 砸 媚詬笸忱炕實鄣娜 Γ 且蛭 煨綾浞ㄊ保 攬 雎艄 廡骰實郟 ε鹿廡韝闖齪蟊 醋約海 砸 嶸 詬蟺娜 Γ 岬突實鄣娜 Γ 攬 宦罾親右靶囊簿馱誶槔碇 辛恕２灰 嫡廡└ 贍蓯芩鸕墓倭牛 土 械奶 嘍濟÷釕踔料肱勾蛟 攬 兀 蛭 翹 翟 攬 炎 叛 嗟哪諼窀 貿返簦 茄 幕埃 嗝薔鴕 б盜耍 欽 以 攬 閼四亍５比唬 廡┤豕 笞濉 蟪繼 嗖還庵苯用÷鍆 蒼 攬 古艿醬褥 竺媲叭ジ孀矗 質強抻質悄鄭 愕眉θ 荒 ４褥 聳本尤灰睬奘襯尋玻 蛉慫嚦嗟潰骸拔胰鞜宋 眩 娌蝗縑 饋！筆前。 母鏌壞├齙郊鵲美 婕 牛 繞涫槍倭偶 諾耐創Γ 母錁團齙攪司藪蟺淖枇Γ 懿荒芸邢掄飪橛補峭肥歉母 砂艿墓丶 芬輝俚乇礱鰨 母鑀 牡醬宋 梗 簿鴕允О芨嬤樟恕Ａ 褥 笳庋 狽ゾ鼉 那渴迫宋鍔星揖醯夢弈危 雜諞話愕惱 穩宋錚 頤怯制窀冶в刑 止鄣南Ｍ 抗倭偶 攀峭持握咭覽檔淖蟀蠐冶郟 竺婊 氐米 飧黽 牛 持握咦約閡步 ブС諾幕 。 潛臼且磺鷸 眩 遣荒懿蛔鷸毓倭偶 諾囊餳 摹７裨潁 源褥 蟺娜ㄍ 耆 梢越 母 溝淄菩邢氯ィ 氨Ｊ厥屏Α鋇淖枘硬荒懿蝗盟 寺侵刂亍Ｊ率凳牽 獯巍氨涔僦啤保 皇巧偈 剎勘徊貌 嗍 炊 皇歉拿 θ躍殺Ａ舳 簧柙鶉文詬螅 倭偶 龐鐘 恕Ｐ姓 逯聘母鎦 岳 閻刂兀 蚴潛涔僦憑鴕 蹲毆僭敝叭 謀浠 叭ㄓ肜 嫦 喙兀 形拗叭 叭 笮。 媸棧穸薊嵊刑烊樂 穡 骯 酥換窶 皇Ю 輝隼 患趵 墓倭牛 吶率竊諦姓 逯聘母鎦興鶚б壞愕 媯 加鋅贍鼙┤ 繢祝 鴝 純梗 種質佷斡跋煬霾擼 蚴歉母 叩淖呦蚵涫怠Ｈ綣 倭偶 帕α孔愎磺看螅 耆 梢約芸嶄母 擼 拖裎煨綾浞ㄖ泄倭偶芸展廡骰實 謊 黴母鍶毫 奘住５ 獠 荒芩倒僦遣豢 鄧 遣荒 靼贅母鋃怨 頤褡宓鬧匾 庖澹 慌懦 庋 墓僭保 塹備母鎪鷙Φ剿 塹木嚀謇 媸保 圓黃穡 瀉甏蟾 兜囊庖宥嫉黴 南質稻嚀謇 嬡貌健Ｕ餼褪槍 溝沽斯僦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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