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船過了淮安與清江(淮陰),和江浙的距離越來越遠,文化差異逐步增大,江南江北之分愈發明顯。
明弘治元年(1488年),有位名叫崔溥的朝鮮文官,因父親去世,急匆匆回家奔喪,卻不料路上遭遇暴風,整個船被風浪打的桅桿粉碎,孤零零在海上漂了十四天,歷經多次死里逃生,終于被大明台州軍民所救。
這位朝鮮文官歷經了一場跨時135天,行程8000余里的大明“奇幻漂流”,最終安全返回了朝鮮,還寫下一本名為《漂海錄》的日記式見聞錄。
見聞錄中有提到“大抵百里之間,尚且風俗殊異,況乎天下風俗不可以一概論也。然其大概以揚子一江分南北而觀,其人煙盛衰︰則江以南,諸府城縣衛之中,繁華壯麗,言不可悉……江以北,若揚州、淮安,及淮河以北,若徐州、濟寧、臨清,繁華豐阜,無異江南。”
民居方面,江南房子蓋以瓦,鋪以磚,階砌皆用煉石,亦或有建石柱者,皆宏壯華麗,江北則多為草屋,矮小者殆居其半;服飾方面,江南人皆穿寬大黑襦 ,做以綾、羅、絹、綃、匹緞者多,或戴羊毛帽、黑匹緞帽、馬尾帽,或以巾帕裹頭,或無角黑巾、有角黑巾、官人紗帽,而江北服飾大概與江南一般,但江北好著短窄白衣。
江南江北的女子也有顯著差異,江南婦女皆不出門庭,或登朱樓卷珠簾以觀望耳,無行路服役于外;江北則若治田,棹周等事,皆自服勞。
一路行來,付成勇見到的情形大抵如此。
產生此般差距,歸根到底還是經濟因素。江南地區擁有甦東淮南鹽場,出現了雇佣勞動力的手工業,著名的絲織業中心在甦杭,棉紡織業中心為松江,再加上較為先進的焦炭冶鐵技術與斗彩、五彩制瓷技術,使江南成大明兩京十三省最富裕的地區。
富裕的經濟條件使達官顯宦開始追求更加豐富的文化生活,發達的手工業催生了自封建王朝以來不曾有過的城市“市民階層”,這無一不彰顯著江南地區的特殊性。
听完外務部干員的一番分析,付成勇有一種醍醐灌頂之感。
從揚州到南旺的一路都是逆風航行,到了山東地界,進入會通河,由于河水狹窄、水淺,官船不得不小心行駛。
使團眾人在此河段親眼目睹了一起漕船翻船事故,滿載稻米的船只被河水淹沒,船夫在水面噗通了兩下就沒動靜。沿途經過的漕船與河岸上的百姓見此情形,全都只是冷冰冰的觀望,未有一人出手相救。
外務部干員瞧見付成勇眉頭緊皺,勸道︰“每年經過會通河的漕糧達400余萬石,其中翻船沉沒的漕船不知凡幾,你又何必自添苦惱。”
付成勇十分不解︰“既然如此耗費人力物力,為何不走海運?”
外務部干員苦笑︰“這事說來,實屬無奈之舉!”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黃河決口,地點是在原武縣(今河南原陽縣西北)黑陽山,淤泥阻塞了會通河。
永樂四年(1406年),遷都京城後,朱棣命令平江伯陳 監督漕運,一路走海上,而另一路走水運,從淮河進入黃河,走黃河到陽武,在陸地上牽引170余里到達衛輝,沿著衛河到達順天府(京城)。但是因為海運道路不明顯,運送糧食的船只經常有觸礁沉沒的,有時候還有倭寇侵略。而在陸地上水路、陸路都用,因為繞過了已經淤塞不通的會通河,所以運程更加曲折繞遠,從山西、河南等地征調民夫,百姓都不堪其苦。再加上陸路運輸耗時費資,也不經濟。
總的來說,陸運、海運都不是解決南北方向三千里長漕運的長久之計。所以,在諸位大臣的建議之下,永樂帝就把南北大運河的疏通和治理放在了心上。
永樂九年(1411年)開始重新修整會通河。采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