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籠統地說日本人如何、如何的時候，這種說法往往會造成對某些真相的遮蔽。-------瀏覽器上打上-看最新更新正如我們不能籠統地說中國人如何、如何，因為在中國人中間，既有像張自忠那樣一心抗戰、英勇捐軀的英雄，也有像汪精衛那樣賣國求榮、遺臭萬年的漢奸。同樣，在日本人中間，既有像石原慎太郎、中村粲那樣肆無忌憚地發表種族主義言論的政客，也有像村山富士、東史郎那樣堅守良知、真誠道歉的富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和普通百姓。
中日友好這一艱難的工作，戰後六十年來，一直有無數的中國人和日本人在默默地努力著，在無私地散發著他們微弱而寶貴的光與熱。他們辛勤地播種，卻不奢望自己擁有豐碩的果實。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著眼于未來，是為子孫後代而播種，為子孫後代而耕耘。
我們不能武斷地排斥和否定所有的日本人，否則我們自己也就成了我們所要批判的種族主義者和狹隘民族主義者。
讓我們踏上日本的國土，去尋找那一顆顆散落在高樓大廈和車水馬龍之間的日本的良心。這些日本的良心與中國的良心一起交相輝映，中日兩國的和平與友好將在他們的手上締造。
日本畫家丸木位里夫婦用十五年的時間繪畫了巨幅的廣島原爆圖，生動地展示了原子彈在廣島爆炸的慘狀。這幅作品在美國和歐洲展覽的時候都引起了很大的轟動。
但是，有一次，一位美國教授對丸木位里說︰“丸木先生的廣島原爆圖畫得很好，但據我所知，日本軍隊在中國南京進行過一場慘烈的大屠殺。你為什麼不畫一畫南京大屠殺呢？”
丸木位里並沒有對美國教授的質疑感到生氣，相反，他本著藝術家的良知開始搜集南京大屠殺的資料。他這才發現被日本政府淡化的南京大屠殺是那樣的血腥和殘暴。作為一個日本人，丸木位里感到了恥辱和羞愧；作為一名畫家，丸木位里決心把這段不為一般日本百姓所知的歷史用畫筆表現出來。
于是，丸木位里前後耗費了八年的時間，終于畫出了一幅“南京大屠殺圖”。在這幅巨大的圖畫上，我們听到了慘叫，我們聞到了血腥，我們也看到了日本藝術家勇敢面對歷史的藝術良知。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在靖國神社社務所一側，一位穿著胸前寫著“反對靖國法案”背心的男性在散發傳單。傳單上寫著︰“因為是戰爭死難者家屬，所以要反對！戰爭不是什麼偉大的事業！”
這個老人名叫小川武滿。他于一九四二年加入日本軍隊，從一九四三年開始，作為華北方面的軍醫，先後在石家莊醫院和北平第一陸軍醫院工作。
那天，小川武滿不知道自己將會受到什麼樣的攻擊，但仍然敢于一個人站出來，豁上命來前往靖國神社。他決定不是與反對靖國神社的同伴們一起，而是獨自背負著許多他曾親眼看著死去的官兵的遺志，去向所有將戰死者捧為英靈、把戰爭看作偉業的人們訴說歷史的真相。他的心超越了二十多年的歲月，與那些未經治愈而死去的人們的心靈傷痛共鳴著。
站在東京的街頭，小川武滿含著眼淚對那些被蒙蔽的同胞說︰“靖國神社法案把戰死者尊崇為英靈，歌頌他們的遺德，要將他們的偉業永傳後世，以此把戰死者偶像化，把戰爭美化為偉業。我在戰爭中失去了兩個弟弟，我自己也準備戰死而寫了遺書。作為軍醫，我還照看過因戰爭營養失調癥變得像木乃伊一樣死去的人們，目睹了對陣前逃往士兵的槍殺，看到了想逃避戰爭歇斯底里者、自殺者和發狂者，親身感受到了戰爭的現實是多麼悲慘，多麼非人道。因此我不得不吶喊‘不要再制造英靈了！！’‘不要使戰爭的悲劇重演！！’”
作為一名軍醫，小川武滿親身經歷了戰爭的殘酷。在北京的土地上，就在他的面前，他看著七個中國農民在自己挖的坑邊被斬首，落入坑中。一個頭顱被砍傷的中國人掉進坑里，還帶著滿頭鮮血大聲喊叫“日本鬼子！”憲兵們站在坑上向這個中國人射擊，然後命令小川說︰“軍醫先生，請確認一下死亡。”憲兵們站在坑上，坑底部是七個中國人的軀體和頭顱，小川不得不下到坑里確認被殺害者的脈搏已經停止了跳動。
很多年以後，小川武滿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再次來到中國。
一九八一年，小川武滿在北京參加了首都教會舉行的共祈和平的中日共同禮拜。在祈禱的時候，小川武滿用並不流利的中國話說︰“我們只能道歉，不能說‘讓我們彼此原諒吧’這樣的話。應該是救助人命的醫生，卻協助殺人；本來必須拯救人的牧師，卻見死不救。我是同罪者。你們在為和平而祈禱時，不會不思考日本發動的那場戰爭吧。現在最該負戰爭罪責的是我自己。我不告白這一點，就不能去談《聖經》上的語言。”
在戰後的半個多世紀里，小川武滿一直矢志不移地堅持著對軍國主義的批判以及對和平的呼吁。他相信，愛和良知是人類不可缺少的品質，只有愛和良知可以化解仇恨。
一九五零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國政府從甦聯方面接管了九百六十九名日本戰犯，包括將官、佐官、尉官、下士官，他們都曾經在中國的土地上犯下了燒、殺、搶、掠等滔天罪行。
這群殺人魔鬼對未來的命運忐忑不安，他們擔心中國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同樣殘酷的方式來對待自己。然而，出乎他們意料的是，中國政府本著“恨罪不恨人”的改造政策，在撫順和太原兩個戰犯管理所對他們進行了人道主義的改造。
昔日，這群戰爭惡魔在軍國主義思想的燻陶下，完成了從人到魔鬼的嬗變；如今，他們在和平主義思想的教育下，重新完成了從魔鬼到人回歸。這群戰犯被釋放回到日本之後，成立了日本“中國歸還者聯絡會”。許多人成為熱愛和平、反對戰爭、維護中日友好、同日本種族主義勢力進行不屈不撓斗爭的和平衛士。
在日本眾多的民間社團中，“中國歸還者聯絡會”是一個多來來孜孜不倦地從事中日友好事業的社團。在這群“從人到鬼”又“從鬼到人”的和平衛士中，有昔日日軍中將師團長藤田茂、前陸軍大本營中將參謀遠藤三郎等高級將官，他們的轉變具有象征意義。
從回到日本土地的第一天起，這些侵華戰爭中發號施令的高級將領就決心帶動“中歸聯”會員們，充分利用自己獨特的身份和立場，積極參加日本國內的反戰和平活動。雖然已經步入高齡，他們依然不辭辛勞，帶頭參加反戰演講會，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耳聞目睹的事情來揭露日本侵略軍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
一九五八年，劉連仁在北海道的深山中被當地獵人發現。這位山東省高密縣草泊村村民，一九四四年被侵華日軍抓到北海道當奴隸勞工，一九四五年逃到深山中，在僅能容身的洞穴中穴居十三年。當時的日本岸信介政府不僅不向劉連仁道歉和賠償，反而污蔑他是“間諜”。
“中歸聯”的成員們挺身而出，為劉連仁主持正義，一方面批評日本官方的冷漠和殘酷，另一方面積極與中國政府聯絡。最後在各界的努力下，終于順利將劉連仁送回中國。
當日本教育部門企圖修改教科書並扭曲歷史的時候，奮不顧身地與這股逆流進行斗爭的是日本學者家永三郎。
家永三郎是日本東京教育大學的教授，他編寫的日本高中歷史教科書敘述史實比較客觀、公正，戰後一直被日本學校廣泛使用。然而，到了一九五七年，日本文部省突然宣布家永三郎的《新日本史》審定不合格，沒有肯定日本祖先的努力成果、沒有提高國民的民族自覺和民族精神。文部省要求家永三郎修改對“南京大屠殺”和“七三一部隊”的記述。
家永三郎對這一結果莫名驚詫。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日，他就文部省違反憲法和教育基本法的行徑向東京地方法院起訴，希望用法律來捍衛歷史的尊嚴。
萬萬沒有想到，這場馬拉松式的官司一直拖了三十二年，歷經三次起訴和日本地方、高等和最高法院的十次判決。作為一個嚴肅的歷史學者，家永三郎把他的後半生全部傾注到了這場艱苦的官司當中。在三十二年漫長的時間里，一個孤單的個體面對一個龐大的政府機構，需要怎樣的勇氣和毅力啊！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日本最高法院對“教科書訴訟案”作出最後判決，判定教科書審訂機構在刪掉“七三一部隊”的記述是違法的，同時認定教科書中關于日軍暴行的記述合法。總的來看，這場官司以原告家永三郎勝訴而告終。
家永三郎的身上體現出了一位歷史學家和教育工作者的良知，他對日本教科書嚴肅認真、客觀公正的態度，啟示著作為受害國的我們更應當重視自己的歷史教科書。
在日本，總是有一批堅守正義和良知的人，無論是面對保守勢力的攻擊和辱罵，還是面對普通國民的冷漠和嘲笑，他們依然矢志不渝地訴說真實的歷史，鍥而不舍地反思戰爭的罪惡。
他們中間，有揭露南京大屠殺暴行的侵華老兵東史郎，有直言“天皇有不可推卸的戰爭責任”的長崎市市長本島等。東史郎陷入一場荒唐的官司之中，因為說真話而受到懲罰；本島等則遭到右翼恐怖分之的槍擊而身受重傷。他們付出的是名譽和生命的代價。
長崎是日本受到原子彈轟炸的兩個城市之一。作為長崎市的市長，很容易陷入一個自我悲情的心理圓圈之中。然而，擔任長崎市市長十六年之久的本島等，卻由長崎的悲劇命運開始了對日本的天皇制度和軍國主義思想的反思與批判。
本島等市長在議會上公開批評天皇的戰爭罪行說︰“日本侵略中國十五年，日本軍隊就是天皇的軍隊，理所當然天皇應當承擔戰爭罪責。”
一九九零年一月十八日，一名殺手在市政廳前向本島等開了一槍，本島等身受重傷。凶手當場被抓獲。當時，槍手距離本島等只有一點五米，而且對準其心髒。因為子彈射中了第五肋骨，本島等得以幸免于難。
後來，警方查出凶手是極右翼團體“正氣塾”成員，好多重要的日本政治家都與此組織有聯系。
本島等跳出了長崎市孤獨的個案來看待原子彈的問題，他指出︰“日本人強調原子彈不應該使用，但在當時原子彈的使用是免不了的。日本軍隊干了太壞太壞的事情，如屠殺和性暴力等。在南京被活埋的中國人，他們的痛苦難道就比廣島、長崎死于原爆的人小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原爆中的死難者許多是在一瞬間死亡的，而南京那些被強迫自己挖坑埋自己的平民，內心的壓抑恐怖有過之而無不及。原爆固然殘酷，但我們日本人不能說只有原爆最殘酷，日軍的暴行就不殘酷。”
身材矮小的本島等是一位真正的勇敢者，他贏得了有良知的長崎市民的尊重，成為長崎任期最長的市長之一。當年的暗殺事件發生之後，長崎市民自發組成保衛市長的守護會，並在全國發起簽名活動，共有三十萬人簽名反對暗殺事件。新聞媒體也對此事進行了報道，媒體報道的重點不是本島所談的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而是保護言論自由，即不能用暴力扼殺言論自由。
退休之後，本島等四處演講，北到北海道、南至沖繩。他說要把自己的一生獻給和平運動。
在多宗中國民間賠償案件中，活躍著一個日本律師團。他們中的一些成員已是滿頭銀發，卻依舊健步如飛。他們中的一些成員早已是日本著名的律師，處理一個案件就可以獲得巨額的收入，但卻選擇了這些不僅得不到律師費、甚至還得自己掏錢幫助原告的索賠案件。他們接手這樣的案件無疑是在冒險，既冒律師這一職業生涯的風險，更冒被日本保守勢力辱罵為“賣國賊”的風險。
他們是日本人、是成功人士、是中產階級。大多數人的父母或者親人，跟當年的侵華戰爭並沒有直接的關系。那麼，他們為什麼要站出來，與那些衰老不堪的慰安婦、勞工們和細菌戰毒氣彈受害者站在一起呢？
律師團團長小野寺利孝認為，他們的這種選擇既不是出于政治，也不是出于法律，而是出于良心。十多年來，這個最初只有三十多人律師團已經發展到六百多人。他們說，自己才是日本真正的愛國者。
東京女性國際戰犯法庭律師、同時也是為中國性暴力受害者萬愛花辯護的律師川口和子，時常奔波在從日本到中國和從中國回日本的路上。通過對一系列訴訟案件的研究，她發現了天皇在戰爭問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川口和子認為，盡管日軍在投降之後迅速燒毀了檔案材料，目前沒有確切的證據證明是天皇命令士兵屠殺和強奸的，但是可以找到諸多的間接證據。例如，天皇是“大元帥”，是軍隊的最高負責人，理應知道有慰安所的存在，他要阻止只要說一句話就夠了。天皇的弟弟是軍人，直接在前線指揮作戰，當然會知道日軍的暴行；同時，天皇身邊的侍從官在日記中也記載了發生在南京的屠殺和強奸，很難想象他不向天皇匯報。戰時天皇十分重視西方媒體對日軍行動的報道，而當時的西方媒體對日軍的暴行有大量的報道，天皇也能從其中知道日軍在中國干了些什麼。因此，從以上這些證據可以認定，天皇犯有不可推卸的戰爭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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