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的聲音不在廟堂之上，正義的聲音總是在民間。-------瀏覽器上打上-看最新更新
松岡環，大阪一名普通女教師。一九八八年，她第一次到南京，接觸到大屠殺的幸存者。從此，她每年八月十五日在日本舉辦南京大屠殺犧牲者追悼集會。為了弄清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真相，教育日本青少年，她不辭辛勞、不怕威脅，利用業余時間到日本各地采訪曾經親歷過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老兵，終于完成了《南京戰?尋找被封閉的記憶——侵華日軍原士兵一百零二人的證言》一書。每一次的采訪都是一次艱難的心靈之旅，要打開老兵們銹跡斑斑的心鎖，需要一把靈巧而堅韌的鑰匙。
吉岡數子小時候曾在朝鮮和滿洲生活過。戰後回國，當了三十二年的老師。在教學中，她感到應當把日本加害亞洲各國的歷史告訴孩子，“自己作為‘在滿少國民’，也參與了加害”。
退休之後，吉岡數子創辦的“和平人權兒童中心”，這是一間搜集歷史教科書以及各種與戰爭有關的資料文獻的圖書館。吉岡數子發現，今天的日本教科書正在像戰時的教科書回歸，這是一種相當危險的趨向。戰時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中，盧溝橋事變的原因是“日軍演習受中國軍隊的攻擊被迫還擊”；在如今的一種教科書中，則表述為“日軍演習受襲擊”。雖然不敢像戰時教科書中那樣明目張膽地說是受到了中國軍隊的襲擊，但對歷史真相的有意歪曲是顯而易見的。
在長崎有一家小小的“和平資料館”。長崎大學教授、法國文學專家高實康稔是這個資料館的支持者之一。他介紹說，資料館的創辦人是牧師岡正治。岡正治曾經擔任過日本海軍的下士官，從軍時間長達十一年。當長崎原爆的蘑菇雲升起之後，岡正治開始思考天皇在戰爭中的責任問題。然而，當岡正治開始表述這一觀點時，卻遭到了軍國主義分子的圍攻和毆打，在臉頰上留下了一塊終生都沒有消除的傷疤。戰後，岡正治決心贖罪，以議員身份為那些在原爆中死難和受害的的外國人、主要是朝鮮人和中國人呼吁。
一九八四年，岡正治開始深入調查這段被埋沒的歷史，主持出版期刊《原爆與朝鮮人》。一九九四年，岡正治去世之後，大家為了紀念他，便加緊了資料館的建立。一九九五年，這家特色鮮明的“和平資料館”終于正式開館了。
一個民族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存在于它的自我批判精神之中。在日本的民族性格中，固然有不願反省、逃避罪責的一面，但是對于日本社會和日本文化的弊病，也有不少日本政治家、知識分子和普通公民，像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中的那個孩子一樣，勇敢地說出了真話。
前日本駐華大使中江要介多年來致力與中日友好工作，他是一位敢于揭自己之短的日本人。在外交界工作多年，中江要介發現，日本沒有向世界敞開胸懷，日本僅僅把外交看作獲取本國利益的舞台。他在一次演講中指出︰“從亞洲人看來，日本確實提供了資金和技術，但對亞洲國家的事，根本不像親人那樣給想辦法，而只是看美國和歐洲發達國家的臉色行事。因為看不出有什麼政治信念，所以既得不到亞洲各國的信賴，也得不到尊重。在太平洋戰爭中那樣狠狠地蹂躪了近鄰各國，卻不從加害者的立場反省，誠心誠意地進行謝罪，因此被大家厭棄，被人視為傲慢的令人討厭的家伙。”日本政府的官僚中，有多少人傾听到了中江要介的肺腑之言呢？
日本著名活動家宇都宮德馬，有一次在回答記者“你為什麼喜歡中國”的問題時，不假思索地說︰“如果喜歡日本，那一定會喜歡鄰居和鄰國，不是嗎？”這是宇都宮德馬拒絕一切官職而投身中日友好事業的原因，他堪稱真正的“無冕之王”。在自民黨內，他像堂吉訶德似的，幾十年如一日地為中日友好而奔走呼號。能夠分析戰前、戰後日本的第一人，非宇都宮德馬莫屬。
宇都宮德馬所主張的“必須實現全體國民的、按照國民意志的、一切為了國民的政治和民治”，是對青年一代迫切的訴說。宇都宮德馬認為，致力于批判日本現實狀況和促進中日友好事業才是真正的愛國行為，那些打著愛國旗號的極端分子，他們的所作所為其實是害了日本也害了亞洲各國。他曾回憶自己的青年時代︰“由于我的父親宇都宮太郎是陸軍大將的關系，我從小就在陸軍少年學校學習，因為有這一經歷，所以很詳細地知道官僚與軍閥勾結的情況。我曾經在舊制度的水戶高等學校、京都帝國大學讀書。曾經一度也很熱衷于社會主義。因此，對官僚與社會主義的結合和強行建立戰爭經濟體制的內情也了解得很清楚。”
宇都宮德馬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沒有民主主義，也不是民主國家。”他在《官僚社會主義》一書中指出，“天皇的官僚”、“明治的官僚”是半封建的官僚，這一半封建的官僚沾上了社會主義的影響，結果把日本引向“全體主義同盟”，使之毀滅。而且，還形成了戰後重建日本時的最大毒瘤。
森村誠一是日本著名的小說家，就在創作的高峰時段毅然放棄小說寫作，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搜求日本細菌戰部隊罪行的人證、物證，耐心說服七三一部隊成員吐露真相，終于完成了揭露七三一部隊罪行的《惡魔的飽食》一書。
森村誠一在書中寫道︰“真正可怕的是，犯下這種殘酷罪行的人和我們一樣並非另一種人這一事實。絕對不能忘記︰我們也是在七三一部隊延長線上的人。萬一再發生戰爭，處于同樣條件下，我們也會不斷地干出同樣殘酷的惡魔行徑來。”他所要做的事業，就是斬斷惡魔的爪牙，讓和平成為生命的基石。
森村誠一坦誠地說︰“揭露祖國犯過的錯誤是伴隨著痛苦的，我們忍受著痛苦把這些錯誤的事實告訴下一代，使他們不要隨著記憶的淡薄而忘掉老一代人通過寶貴的犧牲而應該學到的東西。我執筆寫《惡魔的飽食》的真正原因，並非僅僅暴露侵略軍的殘酷性，並揭露其罪行本身，而是要把真相傳給下一代人，以防止日本人重蹈覆轍。我相信這就是戰爭體驗者的義務。”
《惡魔的飽食》出版之後，森村誠一連續收到多封暴力團伙的恐嚇信。他出門的時候不得不穿上防彈背心。盡管如此，森村誠一表示，他並不害怕和後悔。
除了揭露具體的戰爭罪惡之外，還有不少日本學者更是對日本的近代歷史和文化傳統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竹內好是日本知識分子當中罕見的一位具有反省精神的學者，他認為日本法西斯主義是近代日本頹廢主義的一種反撥，在這個意義上說，“悲劇的主體在近代”。另一位日本學者伊藤虎丸發展了這一觀點，進而指出，日本之所以發動侵略戰爭，不僅是意識形態方面的錯誤，更根本原因在于明治以來總體的日本近代“文化”。日本人將西洋看作“先進國”來崇拜，而將中國看作“後進國”來蔑視。兩位學者的反省已經觸及了日本人的“奴隸”、同時也是“奴隸主”的精神結構。在強者面前，許多日本人甘願當奴隸；而在弱者面前，他們卻搖身一變成了奴隸主。
在日本這個民主制度尚不穩固，皇道主義、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盛行的國家里，為民主、自由、和平而奮斗是艱巨的，也是必要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一次演講中說過︰“以自己羸弱之身，在二十世紀，與鈍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學技術與交通的畸形發展中積累的被害者的苦難……並對全體人類的醫治與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義的貢獻。”
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大江健三郎的演說詞是《我在曖昧的日本》，他把二十六年前在同一地點演講的川端康成心目中的“美麗的日本”置換成“曖昧的日本”，其中充滿了深刻的寓意。在東西方文明的夾縫里張惶失措的日本、既成不了白種人也不願做黃種人的日本、泯滅個性和死愛面子的日本，難道不是“曖昧的日本”嗎？
大江健三郎明確反對天皇體制，認為天皇犯有不可饒恕的戰爭罪行。當天皇要給他頒發文化勛章的時候，大江健三郎毫不猶豫地拒絕了。許多保皇分子因此在他家門口示威和謾罵。
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說，“共生”是亞洲的希望。他充滿憂慮地說︰“以後的日本作家，還能作為友好的客人來到中國、並受到熱情的歡迎嗎？”大江踏上曾被日本侵略軍蹂躪的中國的土地，心中充滿了和平的期盼。
據說，在當年的侵華戰爭中，許多燒殺搶掠的日本士兵，背包里居然裝著《源氏物語》和魯迅的著作。大江健三郎認為︰“這種可怕的矛盾今天必須加以解決。”他呼吁，處于“第四次閉關鎖國”時期的日本，應當有更多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站出來發出正義的聲音。“我不希望中日之間再發生戰爭，更不希望未來的日本士兵在背包中帶上我的作品。”文學能不能打破心與心之間的堅冰，達成溝通和交流呢？這是大江留給中日兩國國民的問題。
中日友好，不僅是中國人民的事業，也是日本人民的事業；不僅是政治家和知識分子的事業，更是普通國民的事業。只有充分的信息交換，才能避免誤解和猜忌。只有雙方不斷的互動和交流，才能創建永久的和平。
中日建交三十多年以來，許多日本民間社團、企業和個人，都在為中日友好而奔走呼號、添磚加瓦。也有許多日本友人一直在關注著中國的扶貧、環保、希望工程等公益項目，有的人甚至無私地捐獻出了一生的積蓄。他們是日本的良心，他們是和平的使者。這些日本人愛日本，也愛中國。他們深深地知道︰要面向鄰居，把鄰居當著自己。他們也深深地知道︰那些拒絕讓日本人在精神上實現現代化和民主化的保守勢力，最終帶給日本的將是難以想象的危害，帶給亞洲人民的則是新一輪的大悲劇。
認識歷史，展望未來；誠心認罪，攜手進步。這項工程決不僅僅是為了鄰居，更是為了日本、為了日本人民。這才是亞洲和世界和平唯一的出路。
中華民族不是一個被鮮血遮住視線的民族，中國人民願意成為一切為和平而奮斗的人士的朋友。
無論如何，我們都應當為之而奮斗。
為了我們的明天，為了我們的孩子。
本書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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