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獲知南京大屠殺的消息之後，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老師、法國文學專家渡邊一夫曾經這樣寫道︰“南京事件不僅僅是對中國人所犯下的罪行，也是對日本國民自身的侮辱。-------瀏覽器上打上-看最新更新深知倫理道德的尊嚴，卻放棄了一切責任，將倫理道德視為護身符一樣珍惜的國民由此而陷入自我崩潰的深淵。”
南京大屠殺罪行的曝光，啟動了日本少數有辨別是非能力的知識分子的反思和懺悔。但是，也是基于同樣的理由，今天日本自民黨內部的“歷史研究委員會”的政客和學者們，卻在竭盡所能地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存在。明星大學人文系教授高橋師郎認為︰“《太平洋戰爭史》首次提到的‘南京大屠殺’問題，對挫傷日本人的自尊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于是，他們狡辯說，這種戰爭史觀是美國人強迫灌輸給日本人的，必須加以抵制和否定。在日本的輿論和政界，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言論卻能夠獲得滿堂喝采。
在恥感文化的左右下，日本普通民眾迅速完成了對戰爭罪行的遺忘，日本保守派政客更是信口雌黃地篡改歷史。
自民黨眾議員議員奧野誠亮聲稱︰“過去日本不是發動侵略戰爭，也沒有采取過殖民政策。”法務大臣永野茂門聲稱︰“大東亞戰爭並非侵略戰爭，而是日本為了求生存、解放殖民地及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而認真思考的產物。戰爭的目的在當時基本上是可以被允許與正當的。”環境廳長官櫻井新說︰“與其說是侵略戰爭，毋寧說是幾乎所有亞洲國家托它的福。從歐洲殖民地的支配獲得獨立，結果教育也相當普及，較諸長期受歐洲支配的非洲的識字率為高。只不過半個世紀，整個亞洲便出現經濟繁榮的氣勢。”
自民黨在“終戰五十周年國會議員聯盟”的“成立意向書”中宣布︰“日本今日的和平與繁榮是建立在兩百多萬戰爭殉難者的基礎上。這些殉難者為期盼日本的自存自衛和亞洲和平而貢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對于這些指鹿為馬的言論，一位德國知識分子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德國人是歐洲基督教文明的一員，講究實事求是，因此老老實實地承認我們對外侵略的歷史。可是日本人則不同，他們以所謂的‘東洋文明’為由，不想承認錯誤，這難道不是軍國主義思想的體現嗎？”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德國和日本對他們各自的戰爭罪行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態度。荷蘭作家布魯瑪在《恍惚有無前朝罪》一書中，對比了德、日兩國對戰爭的不同態度。德國總理勃蘭特跪在猶太紀念碑前，但沒有一個日本領導人有過這樣的舉動。在德國，否認戰爭罪行的是一小撮被警察追捕的極端主義光頭黨；在日本，卻是首相、國會議員、內閣大臣和歷史學家。
德國總統魏茨澤曾經在一篇演說中指出，戰後德國支付了一千億馬克的個人賠款，而日本卻幾乎什麼也沒有做。他批評日本戰後的四十年是“荒野的四十年”，戰後日本的歷屆首相都不曾明確而充滿真誠地想受到侵略的各國人民道歉，他們每次都含糊其詞，並一味主張把對本國不利的歷史從教科書中刪除。
然而，日本保守勢力不僅不接受魏茨澤的忠告，反而對德國進行攻擊和辱罵。日本電器通信大學教授西尾干二宣稱，德國的認罪和賠償恰恰說明了德國人的“自我欺騙”。他認為，戰後大多數納粹分子都是德國人自己揭發和審判的；而日本人除了由盟軍進行的東京審判和各國對乙級及丙級戰犯的審判之外，並沒有自己人揭發自己人的情況，這是日本的驕傲、自信和寶貴的“愛國主義”。
布魯瑪在與日本作家澤地久枝的對話中，嘆息日本知識分子沒有歷史責任感。澤地久枝解釋說︰“從一九三四年至今，仍然存在著封鎖壓制言論的危險。”
布魯瑪吃驚地問︰“右翼勢力有那麼強大嗎？”
澤地久枝用厭惡的口吻回答道︰“我還不能說日本是一個文明開化的社會。”
受歐洲民主主義教育的布魯瑪高聲問道︰“那麼，直接譴責右翼有危險嗎？”
澤地久枝回答說︰“我想得豁出命來。”
澤地久枝的說法並沒有夸張之處。同樣是君主立憲制度，在荷蘭、英國、丹麥，國民和媒體可以任意批評女王甚至辱罵她；但在日本，天皇依然具有神聖的地位，批判天皇依然被看作大逆不道的行為，遭到大多數人的反對和攻擊。
一個不對罪惡懺悔和反省的民族，是難以獲得世界的信任和親近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日本一次又一次的掩飾和歪曲歷史的行為，使得亞洲各國的國民在心理上依然把日本當作“敵人”來看待。
戰後的德國能夠迅速融入歐洲，與昔日戰場上的對手們一起致力于建立歐盟，得益于德國徹底地清除了自身的法西斯主義毒素。而戰後的日本遲遲無法完成由“戰敗國”向“普通國家”的轉變，根本原因還是日本自己不肯告別昨天的邪惡、不願真誠地道歉。難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的一位副國務卿喬治?鮑爾驚呼道︰“誰也不知道日本人什麼時候會發瘋！”
韓國前總統金大中曾經在一次演講中指出︰“戰後日本采取的態度與有同樣處境的德國相比，對比鮮明。戰後德國毫不猶豫地徹底地進行了反省、認罪，並且對受害國家給予了巨額的戰爭賠償。從小學開始，德國就講述希特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德國國民人人都知道自己國家所犯的罪行。這些做法與戰後日本政府采取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照。我為我們未能同日本成為真正的朋友而感到非常遺憾。我殷切地希望，在徹底清算過去的基礎上，早日迎接新時代的到來。”金大中的說法代表了亞洲各國人民對日本政府和民眾的諄諄告誡，但願它能被越來越多的日本人傾听和領悟。
對于日本來說，要想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友好相處，首要的問題是正視歷史、深切反省。富裕並不意味著自動地擁有了遺忘歷史、輕蔑他人的權力。
日本要想在世界舞台上成為一個政治大國、獲得更大的發言權，就應當先讓自己成為一個有責任感和尊嚴感的國家。為使日本今後能在亞洲起到重要作用，從政府到一般輿論，都有必要正視罪惡、喚醒記憶，在日本內部掀起一場道義上的討論。在向世界呼吁記住廣島和長崎之前，對自身進行道義的清算。日本人需要這樣的運動。
世紀之交，日本自身也面臨著價值觀念的重大轉型。日本著名企業家稻盛和夫說過︰“世界要求日本從利己價值觀向利人價值觀轉變。這是世界潮流。泡沫經濟崩潰之後，在金融界、證券界、大建築公司出現了許多漏洞，暴露了日本為了賺錢而不擇手段的本性，也暴露了日本社會背後的人際關系，以及過去自私、利己的積弊。必須從自私向與世界協調的方向轉變。在這個問題上要恰如其分地去做。世界形勢迫使日本要大大轉換價值觀。日本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如果不打算大幅度轉換價值觀，就要成為世界的孤兒。”
日本的孤立不是日本的光榮。日本既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特蕾莎修女說過，地球上有兩個饑餓地帶，一是非洲，一是日本。前者是物質上的饑餓，後者是精神上的饑餓。有多少日本人意識到了這種精神上的饑餓呢？
沒有真心的懺悔和實際的賠償，就沒有牢固的和平和深切的信任，這是日本與亞洲各國交往的一個基本常識和前提。日本學者尾村太一郎在《與曖昧的五十年訣別》一文中尖銳地指出︰“日本現在剩下的只是一伙脫下昔日軍裝、以篡改歷史為己任的國賊財團和披著社會民主主義外衣卻沒有骨頭的行尸走肉了。承擔國家責任的主體不見了，負責組建這一主體的國會也墮落到只會討論稅金問題的程度。日本應該明白，和平是由無數人的死亡換來的，如果忘記這段歷史和這個道理，那麼和平之樹就將枯萎。”日本有沒有這樣一種清理自身歷史垃圾的勇氣呢？我們拭目以待。
在新世紀的曙光中，日本民族進行深刻而真誠的懺悔，對于日本自己、對于亞洲、對于世界，都是一道繞不過去的門檻。這場懺悔將是日本建立嶄新的國際形象的起點，這場懺悔將是日本與相鄰各國友好相處的保證。
但願“日本，是我們的朋友”的說法，最終成為亞洲各國人民真實的感受和深切的認知。
但願“日本，你為什麼不懺悔”的追問，再也不要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持續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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