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是日本慷慨無私的老師，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蕩百年史》中承認︰“古代的中國擁有非常先進的文明，對日本人來說，常常學習中國，是一個莫大的恩惠。-------瀏覽器上打上-看最新更新”然而，近代以來，由“學生”的身份搖身一變而成為“老師”的日本，卻對中國張開了血盆大口。早在清代末年，日本政客就悍然聲稱︰“中國人與日本人不同，如果兵力足以控制其民眾，那麼中國人無不帖然服從。”
一八七九年，日本吞並琉球群島，處于內憂外患中的滿清政權無暇顧及這一遠在海外的屬國。當時，美國前總統格蘭特來亞洲訪問，中方托他居中調停。格蘭特到達日本之後，兩次給李鴻章寫信，信中說︰“我很盼望中國能夠自強，但是日本有很多奸人願中國日漸衰弱，他們好趁機圖得便宜。”
隨從格蘭特訪問的楊約翰，後來成為美國駐華公使，他在信函中說得更加直率︰“在日本人心中，每視中國弱，自家強，所為無不遂者。彼既看不起中國，則無事不可做，日本既如此，則他國難保無輕視欺凌之事。”更值得中國反省的，是楊約翰下面的幾句話︰“中國如果願意真心與日本和好，不在條約而在自強，因為條約可不照辦，自強則不敢生心矣。中國大害在弱之一字，國家譬之人身，人身一弱則百病來侵，一強則外邪不入。”
在抗戰的硝煙中，越來越多中國的愛國志士們體認到了這幾句肺腑之言。
氣勢磅礡的抗戰圖景，是由每一個中國國民的抗戰匯聚而成的。在五四時代呼喚個體獨立、精神自由的作家郁達夫，就是抗日洪流中一滴晶亮的水珠。
抗戰爆發之後，郁達夫像一枚蒲公英一樣飄向南洋，那里是抗戰的另一個戰場。最初，郁達夫在新加坡主持多家報刊的編務，以筆為刀槍，痛斥日軍的暴行，歌頌同胞的英勇。一九四一年，郁達夫在一篇紀念“九?一八”十周年的文章中寫道︰“不抗戰，我們決不會使這偉大的實力，能發揚光大得如此之速。不抗戰，我們的團結堅忍之美德，也無從使世人看到得這樣的顯著。”郁達夫火一樣熱情的文章，鼓舞了無數的海外華人，增添著他們抗戰必勝的信心和勇氣。
太平洋戰爭爆發，新加坡落入日軍之手，郁達夫被迫開始了新一輪的流亡。
郁達夫生命的最後一站，是處于日寇統治下的甦門答臘。
這四年，是他一生中最艱苦困窘的一段歲月，也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照人的一段歲月。以他這樣一個名滿天下的大作家的身份，卻必須化名為“趙廉”，偽裝成為一個庸俗的商人；面對著多年來痛恨得咬牙切齒的日本侵略軍，他卻還要強顏歡笑。已經身為酒廠老板，又是長期嗜酒如命、不可一日無酒的郁達夫，為了隨時保持頭腦的清醒，竟毅然戒酒。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郁達夫神秘失蹤。這位魯迅最好的朋友，像魯迅那樣實踐了“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誓言。
日本學者鈴木正夫多年來致力于破解郁達夫死亡之謎。作為一個日本國民，他帶著否定郁達夫被日本憲兵隊殺死的想法去做調查。但調查結果與他的設想相反︰原來，那個下命令殺害郁達夫的憲兵隊長尚在人間，只是畏罪隱居鄉間。
經過多次訪談，耐心說服，並且答應不告發不追究其罪行，這個殺人魔王終于交待出殺害郁達夫的真相。當時，日本軍部知道了“趙廉”就是郁達夫之後，勸說他去東京或上海，都被嚴詞拒絕。正在等待如何進一步處置郁達夫時，日本宣告投降。日軍知道郁達夫掌握了他們大量的侵略罪行，當地憲兵在奉命在撤退之前對郁達夫下手。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日軍派出四名憲兵，找一個印尼人誘騙郁達夫出門。開車到荒野之後，將郁達夫活活掐死。
已經八十多歲的老憲兵依然悠哉游哉地活著，他運用種種手段逃脫了戰後的審判。作為一個“劍道五段”高手，他用那雙有力的大手掐死了單薄文弱的郁達夫。迄今為止，這個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小得多的老頭依然沒有絲毫的愧疚之情。
鈴木正夫感慨說︰“他們原本也是一介平民，要是沒有戰爭的話，他們將過著自己平穩的日子，但是在戰爭中，加上所接受的教育也起了作用，他們作為國家權力的尖兵，倒變成了魔鬼和沒心沒肺冷酷無情的畜生。”
得知郁達夫遇害的消息之後，他的日本友人金子光晴這樣寫道︰“我因憤懣而無法成寐，郁達夫是一個正直的男子，殺害他是毫無理由的。郁達夫在被殺害的那一瞬間，直視呲牙裂嘴的日本兵專橫凶暴的悲慘表情，就迫近在我的眼前，我的血都變涼了。”
郁達夫從留學日本的時候開始他的文學道路，日本現代文學給他很大影響，他一直希望中國和日本兩個鄰邦能夠像兄弟一樣友愛互助。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文化巨匠，卻慘死在日本憲兵手上，連遺骸也不知下落。冰心說過︰“這場戰爭對中國文學的最大打擊，便是我們失去了他。”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在偉大的抗日戰爭中，郁達夫不僅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還獻出了他的全家。郁達夫的母親在富陽失守的時候，不肯逃亡，在故鄉餓死了；郁達夫的哥哥抗日志士郁華，在上海被日偽特務暗殺。他們一家在抗日戰爭中的遭遇，正是千千萬萬普通中國人的家庭在抗日戰爭中遭遇的縮影。
一九三七年深秋，德國柏林的郊外，兩間幽靜的平房。一位中國人正在伏案寫作，題目是《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
這個溫文爾雅又英氣逼人的中國人，就是現代中國優秀的軍事理論家和軍事教育家蔣百里。當他寫下這段話的時候，中日兩國的軍隊正在淞滬與華北交戰。中國軍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損失，抗日熱情卻空前高漲。
雖然遠在天涯，同胞的苦難和國家的命運依然牽動著蔣百里的心。他不是現役軍人，但沒有一個中國將軍比他更加了解現代戰爭的奧秘。蔣百里的軍事知識，先得之于日本，後得之于德國。當年，在留日的士官生中，蔣百里與蔡鍔一樣學業優異，曾獲得日本天皇賜刀的“榮譽”，讓那些心胸狹窄的日本同學嫉恨不已。
北洋政府時代，蔣百里出任保定軍官學校校長。後來在抗戰戰場上縱橫馳騁的中國將軍們，有很多都曾經是他的學生。
其實，早在二十年代初，蔣百里在內戰的狼煙中就已經感受到了日本蠶食中國的野心。他深刻地了解日本，甚至還娶了一位日本妻子；他更深刻地了解祖國，這是一片既讓他摯愛又讓他傷感的土地。
蔣百里敏銳地指出︰戰斗與生活是一致的。大半個身子還留在農業社會的中國，只能用防守來抵消敵人的進攻。他寫道︰“我們對于敵人制勝的唯一辦法就是事事與之相反。就是他利于速戰，我卻用持久之方針來使他疲敝，他的武力中心放在第一線，我們卻放在第二線，而且在腹地深深地藏著；使他一時有力沒用處。”他甚至預測到中日的戰線會在湖南一帶長期膠著不下。
就在蔣百里寫下那篇研究日本的文字之後不久，他應國民政府最高領導人蔣介石的邀請，回到祖國出任陸軍大學校長。一九三九年，在中日戰爭最為險惡的日子里，蔣百里病逝在任上。雖然他沒有看到祖國輝煌的勝利，但他卻像先知一樣預見到了此後的一切。
一條吐著毒信子的蟒蛇向一頭衰老的大象發起猛烈的攻擊，一條肥胖的蠶開始狼吞虎咽一片翠綠的桑葉。這是近代以來屢受列強凌辱的中國面臨的最嚴峻挑戰。這場戰斗決定著中國的生死存亡，決定著一個古老文明的生存與毀滅。以前的戰斗，中國還可以不斷退縮和妥協，而這一次，中國已經被逼到萬丈懸崖邊上。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在廬山發表演說，宣布中國將不會再退讓，向國內外昭示了抗日的決心。蔣介石在講話中鄭重表示︰“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至此，戰斗還是投降、抗爭還是妥協、沉默還是吶喊，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都不再是一個問題。
這場戰爭是中日兩國的全面戰爭，既有硝煙彌漫的前線，也有含辛茹苦的後方；既有肩扛槍桿的士兵，也有手拿筆桿的文人。在每一個領域都是短兵相接。
在侵華戰爭中，日本軍國主義實施“文壇總動員”，絕大多數日本作家積極投身侵華戰爭。有人作為“從軍作家”開往中國前線，為侵華戰爭搖旗吶喊；有人直接應征入伍，成為殘暴的日軍中的一員；更多的人加入各種各樣的軍國主義文化組織，炮制所謂的“戰爭文學”，為侵華戰爭推波助瀾。他們或煽動國民的戰爭狂熱，把侵略戰爭宣傳為“聖戰”；或把日軍暴行美化和詩化，大書“皇軍”的“可愛”和“勇敢”；或丑化中國人民，渲染中國軍民的“愚昧”和“懦弱”。他們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筆部隊”。
大量炮制“戰爭文學”，是日本“筆部隊”的主要業績，也是日本文學家“協力”侵略戰爭的主要手段。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作品根本不是文學，褻瀆了文學求真、求善、求美的實質；他們的作品只是某種赤裸裸的宣傳，是為帝國主義和專制主義張目的宣傳。
火野葦平是日本侵華文學的代表人物，他兼士兵與作家身份于一身，先後參加了徐州會戰、武漢會戰、安慶攻克戰、廣州攻克戰以及海南島作戰等。他創作了《麥與士兵》、《土與士兵》、《花與士兵》等三部長篇小說，站在軍國主義的立場上美化侵華日軍、丑化中國軍民。其作品發行上百萬冊。日本國內評價說︰“具有公正而又純正的文學感覺的戰爭文學作品，在日本誕生了。”火野以“士兵三部曲”獲得了朝日新聞文化獎、福岡日日新聞獎，成為天皇最賞識的御用作家。
火野葦平、石川達三、林房雄、佐藤春夫、多田裕計、太宰治等為侵略戰爭搖旗吶喊的日本作家，是日本戰爭文學的主力軍，也是侵略戰爭的煽動者和鼓吹者，是所謂“思想戰”、“宣傳戰”的主體，是日本對中國等被侵略國家進行文化滲透的先鋒，他們起到了“槍部隊”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與日本的文化侵略針鋒相對，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武漢成立。後來，“文協”隨同國民政府遷移到了重慶。“文協”的四十五位理事，涵蓋了中國大部分的優秀作家，其中有老舍、巴金、郭沫若、茅盾、夏衍、胡風、田漢、朱自清、朱光潛、郁達夫等人。老舍在堅持創作抗戰文學的同時，長期負責“文協”的日常工作。
“文協”在全國各地組織了幾十個分會，出版了會刊《抗戰文藝》，從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創刊，到一九四六年五月終刊，先後出版了七十一期，四貫通抗戰的唯一刊物。
在“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下，中國的知識分子們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蛻變。他們走出書齋，走向抗戰的廣闊天地。抗戰文藝是五四新文學的一個嶄新階段，蕭紅的《呼蘭河傳》、曹禺的《北京人》、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夏衍的《法西斯細菌》、郭沫若的《屈原》都是其中的優秀之作，它們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堅持抗戰的意志。“救亡”成為這一時期文學的主流。當年優雅的“雨巷詩人”戴望舒寫下了像鼓點一樣的詩句︰“祝福！我們的人民艱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苦難會帶來自由的解放。”
這是另外一個戰場，一個靜悄悄的戰場。這個戰場的重要性，絲毫不亞于彌漫的硝煙、呼嘯著炮彈的前線。
中日之戰，表面上看是軍隊之戰、武器之戰、政府之戰、國力之戰，而根子里則是文化之戰、教育之戰、精神之戰與心靈之戰。因此，注定了這是一場持久的戰爭。落後的中國，用一種堅忍不拔的姿態來捍衛自己的生存；相反，自稱“東亞文明先驅”的日本，在光鮮的現代化外表下面卻是根深蒂固的野蠻與殘忍。
比德國對歐洲的佔領更加惡毒的是，日本人在戰爭中對中國的大學、報館、古跡、學生、文化設施等加以毀滅性的破壞和打擊。南開大學、東方圖書館、商務印書館這些具有象征性的文化機構，先後都被炸彈炸得片瓦無存。日本侵略者知道，要摧毀中國軍民的意志，首先就要摧毀中國的文化命脈。
在中國的一百零八所高校中，九十一所遭到破壞，十所遭到完全破壞，二十五所陷于停頓。抗戰期間，一百零六所大學內遷，遷徙次數多達三百余次。
“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北大紅樓，被日本憲兵隊長期霸佔，成為迫害愛國人士的巢穴。上海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博士、天津耀華學校校長趙君達被日偽特務暗殺；魯迅遺孀許廣平、燕京大學教授張東遜、甦北教育家宋澤夫等人被日軍逮捕，受盡折磨。
日偽在中國的十九個省關閉了許多報紙、雜志和電台，取而代之的是大大小小近千家宣傳親日思想、麻醉國人意志的新聞機構。
日軍鐵蹄所到之處，隨即展開所謂的“思想攻勢”。佔領東北之後，日軍迅速收繳焚燒關于中國歷史和地理的教科書，僅從一九三二年三月到七月五個月間，焚燒書籍就達六百五十萬冊，九千名教師受到逮捕、槍殺或強迫改行。
偽滿洲國的“國務總理”、著名詩人鄭孝胥親自寫了所謂的“滿洲國國歌”︰“天地內有了新滿洲，新滿洲便是新天地。頂天立地無苦無憂，造成我國家自由親愛並無怨愁。人民三千萬，人民三千萬，縱加十倍也得自由。重仁義，講禮讓，使我修身。家已齊，國以治，此外何求。近之則與世界同化，遠之則與天地同流。” 日本軍部號召大家都來唱這首“國歌”，以達到他們奴化教育的目的。
然而，就在鄭孝胥宣揚“新滿洲”的“頂天立地”、“無苦無憂”、“自由親愛”的同時，日本軍隊在東北的土地上進行細菌試驗、屠殺無辜百姓，三千萬東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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