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日本特務部長喜多誠一郎宣稱︰“必須回到孔子的時代去尋找一個真正的令人滿意的制度來統治中國人民。-------瀏覽器上打上-看最新更新”日軍在華北開辦所謂的“中心小學”，“希望在二十年內造成十六萬模範的小學生，務使在每一個小學生腦筋里只有日本人是他們理想中的朋友”。
日本駐上海市聯絡官村田孜郎也提出長久統治中國的建議︰“二十多年前，我在支那內地視察的途中看到，受抗日教育的支那小學生認定日本為侵略國家，並大罵特罵日本。從那時起，過了二十年的今天，這些人已經奮戰在抗日第一線了。目前在和平政權下進行的親日教育也必須等到十年後，或者二十年、三十年後才能作為民族意識發揮作用吧。所以說，有必要和學校教育結合起來，依靠魅力人物和有吸引力的口號逐漸獲得民心。”
日本侵略者深知，僅僅佔領土地和山河，並不能實現對一個民族的征服，更為重要的是征服這個民族的頭腦和心靈。而要征服頭腦的心靈，就必須控制教育和宣傳命脈。于是，日軍所到之處，以極高的效率改造或建立教育和宣傳機構，以此來實現對中國青年一代的奴化教育，實現對中國永遠的佔領和吞並。
王憲堯畢業于偽滿“新京國民高等學校”，裴素雲畢業于偽滿“新京第一女子國民教育高等學校”，對于當年日本在東北的奴化教育，這對夫妻都有深切的體會。後來，裴素雲曾經在偽滿“自強學校”任教，這所學校的校長雖然是中國人，但大小事務都被擔任副校長的日本人齋藤所控制。由于無法忍受日本人的飛揚跋扈，裴素雲後來憤然辭職。
在陪都重慶，在敵機轟炸的警報聲中，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寫下了《炸彈下的中央大學》一文︰“民國二十一年我到中央大學就職的時候，常以十九世紀初葉柏林大學所負的責任來互相砥礪；至今回想，去這理想還不知有多遠。我當時並且以找著對手來抗日的理論，勉勵學生。我認為敵人的稱強，不是一方面，而是多方面促成的。”
這位昔日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認為，在文化教育領域，無論是言傳身教的教師還是求知若渴的學生，都在深刻地影響著國家和民族的興衰強弱。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杰。
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
多難殷憂希前哲。
須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這是西南聯大的校歌。抗戰期間，以西南聯合大學為代表的中國高等院校的師生們，在艱苦卓絕的條件下，讓文化得以薪火相傳，讓學術得以發揚光大。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干”，中國知識分子在這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以教育抗戰和文化抗戰為使命，保存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北大校長蔣夢麟家中山窮水盡，依靠典當衣物維持基本生活；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夫人和社會學家潘光旦的夫人一起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放到冠生園去寄賣；學者和詩人聞一多支撐著一個八口之家，他業余時候在街頭擺個小攤，靠給人篆刻印章賺取家用；古典文學專家蕭滌非任教于多所學校，收入仍然不足以供養子女，只好將剛出生的第三個孩子送給別人撫養；建築學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家中連蠟燭都買不起，只好等天亮才開始寫作……當南開大學被敵機連續轟炸而毀于一旦的時候，校長張伯苓斬釘截鐵地高速師生說︰“敵人只能毀我南開物質，難毀我南開精神！”而浙江大學校長竺可禎也鼓勵遷徙路上的師生說︰“將欲抗頑虜，復興壤，興舊邦，其必由學乎！”
羅家倫認為，正是在這一生死攸關的時刻，我們尤其應當加倍地重視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既是抗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們偉大文明復興的希望所在。羅家倫指出︰“我們抗日不只是我國的兵找著敵國的兵來抗，而且，要我國的農找著敵人的農來抗，工找著敵人的工來抗，商找著敵人的商來抗，學校找著敵人的學校來抗。所以中央大學抗日的對象，就是敵人的東京帝國大學。我們現在不應該問我們英勇的將士，抵抗得過的人殘暴的軍隊與否，我們現在應該問我們的科學和一般學術，抵抗得過敵人的科學和一般學術與否。我們希望我們以科學和一般學術，壓倒敵人，就是我們的空軍強大到轟炸東京的時候，我們也不希望他轟炸東京帝國大學，像他們對付我們一樣。”
這是怎樣的胸襟和氣魄啊！偉大與卑劣、堅韌與邪惡、智慧與愚昧，在此刻顯得如此涇渭分明。
離四川宜賓只有十多公里的李莊，是一個山清水秀的古村落。半壁河山淪喪之後，同濟大學、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古生物研究所等中國頂極的學術和教育機構都遷移至此。幽靜的河灣旁充滿了瑯瑯的書聲；曲折的街道上行走著儒雅的學者。建築學家梁思成和林徽音夫婦也來到這里，繼續主持中國營造學社的研究工作，並在簡陋的房間里堅持寫作巨著《中國建築史》。
人們曾以無比欽佩的心情，提及梁思成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日本名城奈良免遭轟炸所做出的努力。對于一般人來說，這的確是難以想象的舉動。梁思成和中華民族正在遭受日本侵略帶來的痛苦，而林徽音的弟弟作為一名中國空軍的飛行員，更是直接犧牲在對日空戰中。國仇家恨，完全可以讓他對美軍轟炸日本古都感到高興。
然而，梁思成是一位超越仇恨的冷靜的歷史主義者。在隨同父親流亡日本的時候，少年梁思成多次到過奈良，那座由中國唐代高僧鑒真大師親自指導設計的唐招提寺，是他所知道的保存最為完整的唐代木建築。他不能想象炮火頃刻之間使它灰飛煙滅。
于是，在美軍開始猛烈轟炸日本本土的時候，梁思成趕到美軍設在重慶的指揮部，向布朗森上校闡述了保護奈良城的重要性，並遞交了一份關于奈良古建築的圖紙。梁思成對那位有些迷惑不解的美國軍官說︰“要是從我個人感情出發，想到國人的苦難，我是恨不得炸日本。然而，一種職業責任感，讓我冷靜下來，建築是社會的縮影，是民族的象征，但絕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人類的結晶。”
理性戰勝了仇恨，文化的永恆性取代了戰爭的瘋狂。梁思成的建議，受到了美軍的高度重視。奈良被從轟炸城市的名單中劃掉了。
戰爭之後，幸免于難的奈良，因為它完好地保存著眾多的古代建築，被宣布為世界歷史文化遺產。在這一命名三十周年紀念日，日本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朝日新聞》特意刊發了一篇題為《日本古都恩人梁思成氏》的文章。
日本古建築權威福山敏南博士說過︰“梁思成先生是我們日本的大恩人，是他在二次大戰中向美國提出保護奈良和京都的建議，我們的古都才得以免遭轟炸而保存下來。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
一九四三年三月，在抗戰最為艱巨的時刻，英國著名的中國科學史研究者李約瑟博士訪問昆明。後來，李約瑟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在這個生氣勃勃的重要的科學研究機構的訪問者留下的主要印象是，中國科學工作者堅持在他們國家邊遠地區所表現出來的非常堅忍不拔的精神和勇氣，和他們身處逆境之中所顯示的非凡的樂觀，甚至是愉悅。”每當警報響起的時候，西南聯大的師生們便迅速跑到郊外，在樹林和墳堆中繼續上課。侵略者的凶殘阻止不了他們對真理的求索和對祖國的摯愛。西南聯大朝氣蓬勃、以苦為樂的學術氛圍，讓每一位來訪的西方學者都深受感染，他們在這些面黃肌瘦的教授和學生身上看到了這個民族不可摧抑的脊梁。
西南聯大擁有五個學院、二十六個系、三百五十多名教師、三千兩百七十七名學生，是抗戰期間中國最大的一所大學。直到今天，西南聯大師生的學術成就，依然像高山般矗立在後人的面前，既讓我們慚愧，又催我們奮進。
內遷高校與中華民族的抗日大業相始終。內遷高校的歷史，是中華民族抗戰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抗戰史中最災難深重但又最光輝難忘的一頁。
真正的愛國者應當是實踐上的愛國者，而不是口頭上的愛國者。喊幾聲愛國和抗日的口號易，而在自己的崗位上兢兢業業拿出成就來蔑視敵人難。從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直到今天，我們都必須面對這樣的事實︰如果不能在文化建設、教育普及和科學發明方面超過日本，那麼我們永遠也不能消滅日本軍國主義者“蛇吞象”的野心。如果不能虛心地面對人類現代文明的一切成果並“拿來”為我所用，那麼我們只能像其他三大文明古國一樣因抱殘守缺而走向滅亡。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最大的敵人不是日本人，而是我們自己。我們應當成為國家命運的參與者而不是旁觀者，應當成為國家未來的奠基者而不是享用者。
羅家倫發現了中日兩國實力消長的根源，因此他大聲疾呼，要求更多的學生和老師堅守崗位、奮發圖強。可惜，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口頭上的“愛國者”多，而實踐上的愛國者少；夸夸其談的“愛國者”很多，而埋頭苦干的愛國者少。
那場戰爭中國的確勝利了，但六十年之後的今天，我們的教育和科研水平、國民修養和民族素質，卻都不容樂觀。中國被作為戰敗國的日本遠遠地拋到了身後，日本的各種工業產品充斥著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面對這樣的狀況，我們能夠無愧于羅家倫、浦江清這些嘔心瀝血、上下求索的先輩們嗎？
在波瀾壯闊的抗日戰爭的畫卷上，蔣百里、郁達夫、老舍、羅家倫、梁思成等人只是幾滴小小的水珠，但水珠卻能折射出太陽的光芒。在他們身後，還屹立著四萬萬堅韌卓絕的同胞。
讓我們與他們站立在一起，站成民族的脊梁，站成民族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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