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淪陷之後，日軍設立專門的指揮部門，組織三百三十名特工、四百多名士兵和八百三十名苦力，動用十輛卡車，對南京地區的圖書和文物進行了三個多月有計劃、大規模的掠奪。-------瀏覽器上打上-看最新更新日軍搶奪了從故宮南遷到上海的尚未轉移的三千多箱珍貴文物，掠奪了中央研究院的圖書資料和標本一千零五十二箱，還從金陵女子大學搶走古籍和珍貴文獻等一千七百余冊。
日軍還大肆掠奪南京民間所收藏的文物和文獻資料。其中，南京大石壩街五十號著名中醫兼詞學家石雲軒家，被劫珍貴書籍四大箱，古玩字畫兩千多件。全國聞名的丁氏“八千卷樓”藏書樓，也幾乎被洗劫一空。
二戰結束之後，德國陸續歸還了納粹在歐洲各國搶奪的各種珍貴藝術品。但是，直到今天日本依然拒絕歸還許多在中國搶奪的藝術品和文物。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被日軍征擄的勞工總數超過一千萬人，僅在東北被虐待致死者就達兩百多萬人。日本歷史學家上葉在《聖戰墓碑》中指出，這是“日本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東條英機內閣為解決國內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作出了《關于中國勞工輸入日本國內的決定》。隨著戰局的失利，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再次作出了《促進中國勞工輸入日本國內的決定》。據《關于劫掠中國人事件報告書》記載，僅從一九四三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五月，日本就從中國各地擄掠勞工共一百六十九批，共四萬一千七百六十二人。由于饑餓、疾病和虐待，乘船前就死亡兩千八百二十三人。
經過將近半個多世紀的抗爭，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花岡事件”訴訟終于落下了幃幕。這起索賠案，是中國及亞洲受害國在戰後對日本的訴訟第一案。
二戰時期，侵華日軍強擄中國人到日本充當勞工，其中九百八十六人被抓到日本秋田縣花岡中山寮集中營，為“鹿島組”做苦工。由于日本當局的殘酷虐待，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這批勞工就死亡了四百一十八人，平均不到兩天時間就有一人被奪去生命。
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面臨死亡的數百名中國勞工舉行暴動。他們遭到了當地憲兵、警察、鄉軍人會等兩萬多名劊子手的血腥圍捕和鎮壓。被抓回來的勞工被迫跪在碎石子上三天三夜，沒吃沒喝，許多人當場死去。暴動之後兩個月，日本戰敗投降，但秋田縣地方法院仍然按照戰前法律判處參加暴動的勞工死刑。
日本著名人士內山完造在《花岡慘案》一書的前言《懺悔的鐵證》中寫道︰“只要一听到花岡慘案，我就感到窒息般的痛苦。說它是殘暴呢，說它是無恥呢？縱令是戰爭時期，這樣的事人世間就該有嗎？而且一想到這是由我的同胞動手干出來的事，那就不止慚愧和悔恨，還要泣不成聲了。”
一八九五年，滿清政府被迫將寶島台灣割讓給日本，此後台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長達半個世紀之久。近代以來，台灣問題成為中國最大的國殤、最大的鄉愁。
日本佔領台灣之後，建立警察政治，配合保甲制度的實施，達到了所謂“治安平定”的目的。日軍還以現代化的武器裝備對原住民進行征伐，並實行殘酷的屠殺。日本佔領當局將原住民居住區以流電鐵絲網封閉為特殊的禁區，將原住民當作囚籠中的動物。日本學者鹽見俊二在《日據時代台灣之警察與經濟》一書中指出，由理蕃警察主宰一切的原住民居住區堪稱“中世紀的獨裁王國”。
日本在台灣大力推進大米和砂糖的生產以及各種現代工業，但其目的都是服務于日本軍部的軍事戰略。據一九二八年統計，台灣的十一家新式制糖公司中，全部資本的百分之九十四，隸屬于三井、三菱、藤山、松方四家財閥的子公司所有。一九三一年，台灣對日本的貿易額為百分之八十六。台灣成為日本獨佔的商品市場和原料供給地。
日本當局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其皇民化運動、皇民文學及志願兵運動，在台灣人民心靈中留下了難以撫平的傷痕。
日本對中國的瘋狂掠奪並非始于“七?七事變”，這種掠奪早在“七?七事變”前就已持續了六十多年。
日本向中國所作的第一筆具有戰費賠償性質的賠款，是一八七四年的琉球事件賠款。當時，日本借口琉球漁民被台灣高山族人誤殺事件，出兵三千侵犯寶島台灣。一八七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滿清總理衙門與日本全權辦理大臣簽訂《北京專約》，以“撫恤”之名賠償日本銀兩五十萬兩，折合銀元六十五萬元。
然而，所謂“撫恤”只是滿清王朝自欺欺人、保存顏面的小把戲而已。連李鴻章也悲哀地嘆息說，這不過是“以撫恤代兵費”而已。雖然這次賠款的數額不太大，卻開了日本對華索賠的先例。
中國對日本的第二次戰爭賠款是甲午戰後賠款。根據《馬關條約》的規定，中國賠償日本軍費白銀兩億兩，限七年內分八次還清，其中第一次五千萬兩不計利息，其余一億五千萬兩按每兩年加百分之五的利息。此外，日本為了壓迫滿清在規定年限內交清賠款，還派駐軍隊駐扎在威海衛，並由中國每年供其軍費白銀五十萬兩。為盡快還清對日賠償，滿清政府在一八九五年、一八九六年和一八九八年先後向俄國、英國、法國、德國舉三筆巨額外債，並為此而支付更高利息。
這樣，中國在甲午戰後對日賠償有︰軍費兩億兩，威海衛駐軍費一百五十萬兩，中國為此多支付利息兩億八千零一十七萬兩，加上贖買遼東半島費用三千萬兩，總計白銀五億一千一百六十七萬兩。
中國對日本的第三次戰爭賠款是庚子賠款。日軍積極參與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在佔領北京期間掠奪戶部銀庫中的白銀，為掩蓋罪行還放火焚燒了戶部。根據《辛丑和約》的規定，日本從中國的賠償總額中獲得賠款額三千四百七十九萬兩，利息四千一百一十五萬兩，本利合計七千五百九十四萬兩。
中國對日本的庚子賠款一直支付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國民政府正式對日宣戰，宣布中日之間所有條約、協定、合同等一律廢止。
以上三筆對日賠款，是日本帝國主義強加在中國人民身上極其沉重的負擔，極大地阻礙了中國近代化的過程。同時，這筆巨款也是日本近代以來經濟騰飛的重要資源，是日本迅速軍國主義化、武裝到牙齒的基本財源。
與日本的貪得無厭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對日本在戰爭賠償問題上則過于寬宏大量。在日軍佔領大半個中國的時候，法國大使諾齊亞在曾經預言說︰“現在日本在亞洲大陸得勢，但戰爭結果，日本必歸失敗，將來仍須退回島上。”幾年之後，諾齊亞大使的預言終于成了事實。
然而，對于中國來說，抗戰是一次“慘勝”。僅以中國軍隊的傷亡而論，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八年中，先後進行大會戰二十二次，小戰斗近五萬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者達三百二十萬之多，空軍消耗飛機兩千四百六十八架，海軍幾乎全軍覆沒。而中國平民的傷亡更是高達兩千萬以上。
戰後，中國人看著美軍進佔日本本土，對日本實行改造；中國人看著甦聯拆走日本在東北的殖民工廠，將數十萬關東軍遷移到西伯利亞充當苦役；中國人還看到了亞洲許多受害國家先後以多種形式獲得了戰爭賠償。
中國國民政府卻宣布“以德報怨、不念舊惡”。此後，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先由五十年代在台灣的國民政府，後由七十年代的中華人民會給政府，締結對日和約，放棄了數千億的戰爭賠款。其實，這筆天經地義的賠款可以給戰後千瘡百孔的中國注入活力和生機，可以讓中國在新一輪的經濟騰飛中獲得巨大的助力。
不可思議的是，中國政府的這種善意和寬大，並沒有獲得大部分日本民眾的理解和感激，反倒成為日本保守勢力抹殺戰爭罪行的口實。這是一個東郭先生和狼的故事的現代翻版。受惠者對恩人的怨恨和敵視，是人性中最為邪惡的一面。
日中友好協會會長宇都宮德馬，每當有機會都會表達下面這段話︰“假使中國要日本拿出五百億美元的賠款，按當時的日本經濟能力來說，也需要用五十年才能支付清，那肯定會阻礙日本經濟的成長發展，結果也不會有今天的日本，這一點是不應該忘記的。”
日本社會心理學家、東海大學教授入谷敏男在《日本人的集團心理》一書中也指出︰“從明治維新直到戰敗投降，日本對于當時的中國國民所施加的屈辱是難以形容的，給中國造成的物質損失是當時日本無法賠償的。如果當時讓日本承擔戰爭責任而付給中國巨額賠償，則可以斷言，無論如何也不會達到今日日本之迅速復興，這一歷史必須承認。”
友好，不是單方面的善意就可以完成的；友好，需要的是雙方的互動和交流。曾經瘋狂掠奪中國人民的寶貴財富的日本，曾經獲得中國政府寬宥並免除賠償責任的日本，應當如何處理歷史的遺留問題和未來的中日關系呢？
日本對歷史問題的遮掩與對自身現實地位的評估緊密相連。美國戰略專家布熱津斯基在《大棋盤》一書中告誡說︰“日本的中心角色不應該扮演美國在遠東不沉的航空母艦，也不應該是美國在亞洲的主要軍事伙伴，更不宜有心在亞洲區域爭雄。”但是，基于日本民族的歷史、社會道德、個人價值等特征來看，恐怕日本很難接受這樣的建議。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現實就是歷史的延伸。暴行與血淚，都是我們歷史與我們生命的一部分。近年來，在中國各地相繼發現了許多抗戰期間沒有爆炸的日軍炮彈。戰後日軍在中國的土地上遺留下了二百多萬發炸彈。戰後六十年以來，已經有兩千多名中國人因為在無意中觸動這些戰爭遺留武器而傷亡。
一位詩人為這些炸彈、也為那段歷史寫下了一首名叫《啞彈》的詩歌︰“誰能辨認啞彈的歸屬呢？
是侵略者，還是受害者？
啞彈無言，怎麼訴說正義和邪惡？
啞彈被拆卸或引爆，每一次啞彈的發現都是一次提醒︰哪怕死了的啞彈，也要提防復活。
還有更多的啞彈，仍埋在地下，仍沒有被人們發現。”
讓我們記住日軍的暴行，讓我們也記住同胞的血淚。
我們生活在一個布滿啞彈的世界上，每個啞彈都讓我們無法回避、無法躲閃。
每一次土地深處的啞彈的發現，帶給我們的是關于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的慘痛記憶；每一次心靈深處的啞彈的發現，帶給我們的是關于人類良知與正義的深沉思索。
本書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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