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之前，美軍在廣島和長崎投下的原子彈為戰爭劃上了句號。-------瀏覽器上打上-看最新更新日本國民牢牢記得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修建了原爆資料館，每年都在原爆發生地舉辦隆重的悼念儀式。然而，日本官方和民間致力于搜集和保存每一個日本原爆受難者的詳細資料，卻不願承認日軍在亞洲各國的暴行和屠殺。
日本人經常說︰“世界還記得廣島嗎？”這個題目本身就有問題。從問題的本質來說，應該是“世界還記得南京大屠殺嗎？”“記得成了戰爭犧牲品的幾千萬亞洲人民嗎？”“記得敢死隊、強制入伍的人們以及奴隸勞工們嗎？”
廣島地區的原子彈爆炸可謂“有因必有果”。廣島地區編組的日軍第五師團，從甲午戰爭起，歷經八國聯軍、日俄戰爭到全面侵略華戰爭，參與了全部的侵華戰爭。甲午戰爭時期，廣島是日本的臨時首都，天皇在此親自指揮前線的戰爭。在二戰期間，廣島地區布滿了海軍基地與軍工企業。也許正是這個原因，美國將原子彈投到了廣島。
那麼，南京呢？南京何辜？南京的三十多萬死難者何辜？戰後不斷發現的史料證明︰日本的暴行在時間上貫穿了整個戰爭時期，在空間上則遍及日軍鐵蹄所到之處。因此，我們可以把“南京大屠殺”的概念擴展開去，日軍所實施的乃是“中國大屠殺”和“亞洲大屠殺”。
曾經在戰後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大法官的梅汝 認為，日軍在南京的大屠殺，比之奧斯威辛大屠殺有過之而無不及。
奧斯威辛大屠殺是根據納粹的種族仇視政策和希特勒政府的直接命令，有計劃、有系統的屠殺，並且屠殺是用一種方法（毒氣）進行的；而南京大屠殺則是在長官的放縱、縱容下，由日本獸軍不分青紅皂白、隨心所欲地胡干亂干的。
在奧斯威辛這個遺臭萬年的“殺人工廠”里，把所有屠殺對象分批地、集體地送進毒氣室，用烈火和毒氣在幾分或幾秒內殺死。而南京大屠殺除了集體屠殺之外，大都由日本獸軍個別或成群地隨時進行。在屠殺之前，大都先加以侮辱、虐待、搶劫、毆打、玩弄或奸淫。德軍的屠殺是單純的屠殺，而日軍的屠殺則同強奸、搶劫、放火及其他暴行互相結合，其屠殺辦法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其狂暴殘虐程度舉世罕見。
南京大屠殺中三十多萬人的死亡人數，遠遠超過了一些歐洲國家在二戰中平民死亡的總數。在歐洲戰場上，英國失去平民六萬人，法國損失平民十萬人，比利時損失平民十萬人，三個國家平民死亡總數還比不上南京大屠殺。如果讓所有南京大屠殺的死難者手牽著手，長度可以從南京一直到達甦州，延展的距離是兩百英里長。死難者身上的血重達一千兩百噸，尸體可以裝滿兩千五百節火車車廂。
這是一場突破了所有人類文明規則和國際公約的戰爭。日本大規模地在中國的土地上進行化學戰和細菌戰，在世界戰爭史上空前絕後。
一九三六年，日本裕仁天皇決定在中國建立一個細菌實驗基地，並在敕建書上加蓋御璽和親筆簽字。這就是日本關東軍“七三一”部隊。“七三一”部隊是日軍在中國設立的規模最大、人員最多的細菌和毒氣試驗基地。僅從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五年，被“七三一”部隊作為試驗對象殘害致死的人就超過三千多名。而由“七三一”等七個日軍基地部隊試驗生產的化學武器和細菌武器，使中國軍民受害人數不下于兩百萬人。
“七三一”部隊堪稱是人間地獄。這里經常進行活體解剖試驗，甚至從懷孕的婦女腹中取出嬰兒作標本。金澤醫大教授石川雄丸一人就解剖了五十七個活人，號稱創造了活體解剖的世界記錄。
在嚴寒的冬天，日軍把囚犯通宵捆在零下二十攝氏度的野外，導致其手腳被凍壞，肌肉腐爛，露出森森的白骨。日軍把人送入密封室內進行氣壓試驗，被試驗的人眼球突出，口鼻出血，在極度痛苦中死去。日本軍醫甚至將人的鮮血抽出，再將動物的血液輸入人體內，觀察人死亡的過程。
在“七三一”部隊還有一支一百多人的少年兵隊伍。這些所謂的“見習技術員”都是剛剛中學畢業便被征召到此。石井四郎親自主導對少年兵的訓練，短短幾個星期的時間，這些孩子就蛻變成了殺人不眨眼的魔王。
日本作家森村誠一將“七三一”部隊形容為“惡魔的飽食”，他評論說︰“‘七三一’部隊本身是在侵略戰爭這塊土壤上瘋狂地開出的不結果的花。它又是以石井四郎這個具有特殊個性的領導人為媒介而合成的一個暴虐的醫學研究機構。”
在二戰期間，日軍總共生產了七百多萬發毒氣彈，七千四百多噸化學武器，這些毒氣彈大部分都在中國戰場上使用。在日本有一個專門生產化學武器的基地，那就是曾經從地圖上消失的“惡魔之島”——大久野島。由于保密的原因，當年的日本地圖上根本沒有標出大久野島的存在。
昔日生產化學武器的大久野島，如今已成為國家級度假勝地。在瀨戶內海燦爛的陽光下，大久野島如同一顆美麗的珍珠。這是一個寧靜的島嶼，一個安詳的島嶼。今天在這里安享天倫之樂的游客當中，很少有人知道它那“惡魔之島”的歷史。很少有人知道，天皇的軍隊曾經在這天堂般的地方建造了人間地獄。
一九二九年，日本昭和天皇親自下令在大久野島建設秘密的化學武器生產基地。之所以在這里選址，因為大久野島離本州島很近，坐船只需十多分鐘，便于聯系和運輸。同時，島上原來的居民就很少，便于對他們進行遷移。天皇一點也沒有意識到，他是在用丑惡和骯髒來玷污美麗和善良。
戰爭期間，大久野島擁有龐大的毒氣生產線、發電廠、儲存基地和其他附屬設施。島上的士兵和工人，在最多的時候達六千七百余人。這里的毒氣工廠一共生產了六千六百多噸毒氣，三千六百多噸投入使用，幾乎全部用在中國戰場上。
在一戰中，同盟國和協約國戰爭雙方使用毒氣，導致了慘重的傷亡。此後，各國簽署了日內瓦公約，承諾不再使用毒氣。但在二戰中，唯有日軍在中國及東南亞戰場上大規模使用毒氣。日軍在山西、武漢、南昌、長沙的多次戰役中大規模使用了化學武器。據不完全統計，日軍對中國軍民使用毒氣多達兩千多次，施毒地點波及十八個省區，造成八萬多人死亡。
在大久野島毒氣彈資料館中，有若干當年的生產設備和毒氣彈成品。其中有幾幅照片是日軍在上海和山西等地作戰，士兵都帶著防毒面具。這是日軍使用化學武器的鐵證。然而，某些恬不知恥的日本右傾學者卻污蔑說，這是中國軍隊在使用化學武器，日軍才不得不戴上防毒面具。實際上，當時中國根本沒有研制和生產化學武器的能力。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國民政府代表顧維鈞在國際聯盟第一零一屆大會上，提交了日軍使用毒氣作戰部隊將領的名單，揭露日軍使用毒氣的罪行。一九四一年七月，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表聲明警告說︰“如果日本在中國或者其他盟國繼續使用這種非人道的戰爭武器，我國政府將把此行為看作是針對美國的，並給予同樣而且充分的報復。”至此，日軍的毒氣戰才有所收斂。
日本學者江口圭一將日本對華侵略戰爭稱為是“日中鴉片戰爭”，他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利用鴉片毒害中國人民的“國家犯罪”的事實。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僅日本控制的蒙疆政權就生產了足夠八十萬人一年吸食的鴉片，這些毒品大量輸入上海、華北地區。
日本的鴉片政策是由興亞院及其後來的大東亞省掌握、立案、領導，作為國策有計劃地實行的，它違反了國際條約和中國的國內法，也破壞了中國的禁煙努力。這是由日本國家進行的最大規模的戰爭犯罪，是非人道的行為，它表明了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是多麼的骯髒。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紐約時報》就國際聯盟討論鴉片問題發表社論說︰“在中國的日本佔領區，現在罌粟田里正鮮花盛開，它表明日本是用武力和麻醉品來進行對華侵略的。這十年間，日本是世界上的主要鴉片配給者，現在它正在中國撒布這種毒物，以使人心墮落。”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駁斥日本首相近衛文 的東亞新秩序聲明時指出︰“中國的老百姓，一提起日本，就會聯想到它的特務機關和為非作惡的浪人，就會聯想到販鴉片賣嗎啡制造白面銷售海洛因，包賭包娼，私販軍械，接濟土匪，豢養流氓，制造漢奸，一切擾我秩序，敗我民德，毒化匪化的陰謀。”
日軍的慰安婦制度是近代以來歷次戰爭中滅絕人性的制度。所謂慰安婦制度，是日本軍隊將強奸合法化、制度化和正當化的制度，聯合國稱之為“日本戰時性奴隸制度”。時至今日，日本政府一直不肯正視這段歷史，日本某些政客公然宣稱︰“慰安婦是純粹民間商業行為，日本政府並無任何責任。”日本法庭對幸存的慰安婦的訴訟案件的冷漠和拖延，遭到了全球正義人士的譴責。
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慰安婦存世的已經寥寥無幾，尋訪慰安婦並從她們那里取證已是當務之急。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甦智良以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和歷史學家的責任感，以博大的同情心和嚴謹的治學態度，為世人揭示了一幕幕中國慰安婦的悲慘情景。八年間，甦智良走遍十幾個省區，花掉數萬元積蓄，調查研究所得，成書兩冊《慰安婦研究》、《日軍性奴隸——中國“慰安婦”真相》。
近年來，韓國和台灣等地已建立了慰安婦紀念館，而中國大陸依然沒有一個固定的慰安婦紀念場所。
上海曾是日軍最早設立慰安所、慰安婦制度實施最完善的城市。上海東寶興路一百二十五弄的“大一沙龍”是日本海軍指定開設最早的特別慰安所。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五年，它不僅是世界上第一個慰安所，也是世界上存在時間最長的日軍慰安所。
目前，“大一沙龍”雖被規劃部門列為保留建築，但因所處位置接近軌道交通建設區域，仍有可能被拆除。在城市開發的熱潮中，對于文化遺址尤其是這類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遺址的保護，理應受到政府和公眾的重視。
“慰安婦”其實是一個不準確的名詞。在戰爭期間，有更大數量的女性雖然並未被納入慰安婦體制之中，但仍然受到了日軍非人的凌辱和折磨。如果用一種更加準確的說法，她們都是“日軍性暴力受害者”。日軍鐵蹄所到之處，處處皆有悲慘的性暴力受害者。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和東南亞地區日軍性不暴力受害者人數多達數百萬。
留日學者班忠義無意中接觸到性暴力受害者的史料，從此便將大部分時間、精力和金錢投入到對幸存者的援助上。班忠義的足跡踏遍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將募集來的每一筆資金都送到那些依然在淒風冷雨中哭泣的老媽媽們手中。
日軍的暴行、屠殺與掠奪齊頭並進，香港軍票事件就是日軍掠奪中國財富的一個突出表現。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軍攻佔香港，香港人稱這一天為“黑色聖誕節”。此後日軍統治香港三年零八個月，這段歷史成為香港最恐怖的浩劫歲月。
日軍在香港實行憲兵政治和人口疏散政策，使人口急遽下降。一九四一年香港人口共一百六十多萬人，到了一九四五年秋下降到不足六十萬。日軍以疏散人口為名，用船只裝載市民出公海射殺，並強行在街上拉夫前往海南島勞役至死。
日軍在香港使用強迫手段，發行日本貨幣和軍用手票，使之成為唯一法定貨幣。即使到了敗局已定的戰爭末期，為了用軍票籌集更多的戰爭物資，日本佔領當局依然濫發軍票。一九四五年秋，日軍撤出香港“一走了之”，至今沒有向香港市民道歉，也沒有兌現當年的軍票。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一部分香港市民在香港行政官廳進行了團體登記，正式成立“香港索賠協會”。從一九七二年起，根據登記的軍票面額合計為五億一千六百八十萬日元。這僅僅是當年日軍在香港發行的軍票總額的滄海一粟。
從中國國民政府的政府財產到淪陷區每一個普通居民的家庭財產，從地上看得見的鐵路、糧食、木材到地下看不見的煤、鐵、黃金等各種礦產資源，從政府機關的檔案文獻到北京周口店古猿人的頭蓋骨，從被看作“活的財富”的強制勞工到被當作“性奴隸”的慰安婦，日本佔領軍全面染指、瘋狂掠奪。
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編制的《戰時文物損失目錄》和《文物損失數量估價表》統計，戰時中國被掠奪和被摧毀的文物，查明有據的計有書籍、字畫、碑帖、古物、儀器、標本、地圖、藝術品、雜件等共三百六十萬件又一千八百七十箱，古跡七百四十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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