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零年七月，松岡洋右被任命為近衛內閣的外相，從此主導日本外交，將其擴張理論運用于實踐。-------瀏覽器上打上-看最新更新日本政府不僅與德國和意大利兩個法西斯國家締結了侵略同盟關系，還與甦聯簽訂了《日甦中立條約》，其中有不少共同瓜分中國領土的條文。
一九四零年七月二十而日，近衛內閣發布了《基本國策要綱》，其根本方針為︰“皇國的國是為八 一宇，基于建國之精神，奠定世界和平。以此為本，應首先以皇國為核心，鞏固日、滿、華之結合，以作為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的根干。”一九四零年八月一日，松岡洋右發表“皇道外交宣言”，聲稱︰“要根據我們皇道的偉大精神，首先建立以日、滿、華三國為一環的‘大東亞共榮圈’，然後宣布強有力的皇道，以貢獻于公正的世界和平的樹立。”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明確使用“大東亞共榮圈”這個說法。
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本的野心瘋狂膨脹。“大東亞光榮圈”的陰影不僅將朝鮮、中國等東北亞國家包括在內，而且籠罩了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緬甸、越南、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日軍甚至還開始覬覦印度、澳大利亞等國。
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就是以“文明”的日本為“盟主”，治理“非文明的支那”乃至其他亞洲國家，建立以日本為殖民者的亞洲新殖民大帝國。亞洲各國將成為日本政治上之附庸、經濟上之原料供應地、文化上之僕從。“亞洲盟主”這樣一種東方式的“集體權威人格”，以“文明擴展”為充足理由，經過一系列思想畸變，最終被凝固化和體制化。
從此，日本有義務、更有權利“解放”亞州的“落後民眾”，並不惜以戰爭或者其他暴力形式推進，成為日本政界主流精英的心理情結，並通過廣泛的國民教育和輿論宣傳，成為籠罩在廣大民眾頭上的“集體光環”。在“大東亞共榮圈”的信念之下，普通國民都堅信，日本人將協助中國人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中國。
許多日本士兵在日常生活中或許從未想過要去殺人，但在“國家主義”、“種族優越”、“解放亞洲”等“崇高”的名義之下，他們絕不會因執行任何暴虐的殺人行為而寢食不安。他們認為這是在為國家、為偉大的職責而工作，他們把對鄰國的仇恨與做炮灰捐軀的快感完美地統一起來，把民族的前景與對“東亞病夫”中國的征服以及對歐美國家的打擊聯系起來。
為了更快組建“大東亞共榮圈”、擺脫外務省對軍部的牽制，東條英機決意創設“大東亞省”以取代外務省，專責統治“大東亞地域”內的各國的一切事務，是“大東亞共榮圈”的最高行政機關。
在討論《大東亞省設置案》時，樞密院審查委員會元老深井英五等人認為，大東亞省的成立，將使日本外交二元化，並促使亞洲各國有變為殖民地的威脅。東條英機回答說︰“為完成戰爭上的必要，必須力求大東亞諸國、諸民族的協助。對支那等國的關系，猶如家長與家族的關系，所謂貢獻，就是意味著盡其力，沒有什麼不妥當的。”
樞密顧問官小幡酉吉是對華交涉的元老，認為“大東亞省”的設置將導致外交上的困難。東條英機大為憤懣，對其揮起拳頭說︰“大東亞圈沒有外交！”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大東亞省設置案》，其宗旨為“集中發揮大東亞全區的總體力量以增強戰斗力”。十一月一日，正式通過《大東亞省官制》，設置大東亞大臣，行政機構下設總務局、滿洲事務局、支那事務局和南方事務局。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日本東京召開了“大東亞會議”。這個會議的目的，是確立東亞佔領地域的政治一體化及戰爭協力體制。
出席這次會議的首腦，除了日本首相東條英機以外，還有南京傀儡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偽滿洲國國務總理張景惠、菲律賓共和國總統拉烏雷爾、緬甸首相巴莫以及所謂“自由印度臨時政府主席”鮑斯等。
大東亞會議通過了《大東亞共同宣言》，由此日本安排和改組了大東亞殖民體系。會後，汪精衛聲稱︰“大東亞會議是純為強者對弱者扶助的會議，是東亞各民族為其生存獨立而奮斗的會議。深望重慶方面極加反省，將毅然來歸，共為東亞之同志。”
日本建構的“大東亞共榮圈”，真是為了扶助亞洲各國獲得解放嗎？真是為了幫助亞洲各族人民爭取自由與平等嗎？
在亞洲各國，日本佔領軍不僅實施了殘酷的屠殺，而且瘋狂掠奪各種物資和資源。日軍佔領新加坡之後，第二十五軍司令官山下奉文下令，將支持中國大陸抗戰的“敵性華僑剔出處斷”，約二十萬華僑被捕，數萬華僑被殺害，鮮血染紅了馬六甲海峽。一九四二年三月，日本創設了南方開發金庫，發行軍票強購佔領區的金融。越南、泰國、緬甸四產稻米的主要地區，但是所生產的大米幾乎全被日軍征為軍糧，使得當地農民食不裹腹。僅從一九四四年底到一九四五年初，越南農民因為缺糧而餓死的，據推測達兩百萬左右。
在“大東亞互助共榮”的口號下，為加強日本國內的軍需生產，日軍從中國、朝鮮等國強迫征用奴隸勞工，在本地或到日本如牛馬般地工作。為提高日軍的士氣，從中國、朝鮮、菲律賓等國強制征用所謂的“從軍慰安婦”，以供官士尋歡作樂。為充實軍費，日軍大量發行如廢紙般的軍票及“南方開發金庫券”，勒索東南亞各國的財富和資源。這些問題直到今天都未能得到公正合理的解決，深受其害的亞洲各國人民仍然牢記在心。
對于重新融入亞洲，日本至今沒有拿出亞洲人民看得見、摸得著的誠意來。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公布了《和平憲法》。天皇從絕對君主變成“國家與國民統合象征”的立憲制天皇，議會成為國家權力的最高機關。日本國民在歷史上初次得到了《基本人權宣言》的保證與保護。其中，憲法第九條莊嚴承諾︰基于正義與秩序，誠意維持國際和平，永久放棄戰爭。為此，日本不組建陸、海、空軍和其他戰爭力量，只有專事守衛的自衛隊。基于這部憲法，日本可以說已經成為一個典型的和平國家。
然而，這一和平原則自誕生之日起，便受到日本國內某些企圖恢復日本軍事大國地位的政治勢力頻頻的攻擊。某些日本政客更是利用一切可能，試圖廢除憲法第九條，擺脫其制約與束縛。
一九八零年，日本在國防白皮書中揚言，要保護經濟果實，日本必然要追求國際政治地位的提升；要繼續維持科技、經濟的領先地位，日本必然要重申台灣海峽、巴士海峽等為其國防生命線。
“大東亞戰爭”的錯誤史觀，既源于日本窮兵黷武的歷史傳統，也與“明治維新”的不徹底有關。明治時代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認為︰“憎惡壓迫雖說是人的天性，不過這僅意味著憎惡他人對自己的壓迫。自己去壓迫他人，可以說是人生最大的愉悅。”明治年間的啟蒙運動，提倡民主主義，卻更重視國家主義；推崇理性，卻更講究實用；吸取西方思想，卻主要是功利主義、實證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
近年來，某些自稱“愛國”的學者拒絕使用美國史學界提出的“太平洋戰爭”的說法，他們堅持使用“大東亞戰爭”這一臭名昭著的歷史名詞，口口聲聲說這是維護日本國民的榮譽和尊嚴。在究竟是“大東亞戰爭”還是“太平洋戰爭”這個看似不起眼的差別背後，涌動著一種危險的潮流和趨勢。它警告善良的人們︰在某些日本人心目中，大東亞的迷夢並沒有完全破滅。
更加可怕的是，保守派學者談論那段歷史時，儼然以亞洲的解放者和恩人自居。獨協大學教授中村粲在一篇題為《大東亞戰爭的起因》的演講中認為︰“明治時期的日本雖然被稱為軍國日本，但是軍國日本與西方勢力的入侵進行了斗爭。與西方勢力入侵進行斗爭是日本的命運，也是日本拯救亞洲國家的使命，明治時期的日本與這種命運相抗爭，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如果沒有大東亞戰爭，那麼東南亞的國家或許還會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不得不屈從于殖民統治。如此看來，大東亞戰爭是有著非常深遠的歷史背景的戰爭，而且，對于日本來說，這是一場命運之戰，同時也是使命之戰。”
一九八七年，日本內閣首次突破長期以來防務費不得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一的限制。
一九九一年，海灣戰爭爆發，日本向海灣地區派出掃雷艇，實現了二戰後日本自衛隊首次跨出國門的戰略目標。後來，日本負擔了所有軍費的四分之一。
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事件之後，日本制定《應對恐怖特別措施法》，派出多艘軍艦前往印度洋，並熱衷于建立導彈防御系統、發射間諜衛星等軍事計劃。
二零零三年八月五日，日本防衛廳向內閣提交了《二零零三年度防衛白皮書》，其中首次將向海外派兵作為日本自衛隊的主要任務，為日本政府制定一項“恆久法律”、以便隨時向海外派遣自衛隊提供了鋪墊。
近年來，日本軍費一直居高不下，僅次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位。二零零三財政年度，日本的防務支出預計達到四百一十億美元。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二年，日本投入一百三十七億日元用于導彈防御研究。二零零三年，日本政府在預算中增加了十九億日元用于測試新的反導系統。
美國學者喬治?弗里德曼在《下一次美日戰爭》中說︰“問題不是日本會不會重新武裝，而是日本將武裝到什麼程度和為了什麼目的。”
就軍備質量而言，東亞地區沒有一個國家能與日本相匹敵。日本擁有西太平洋最大的水面艦隊，它的全部戰艦幾乎都是最近十五年建造起來的，裝備了高度先進的技術。日本擁有建造、支持和管理航空母艦的技術。日本的空軍實現了現代化，主力戰機為與美國共同研制的軍用噴氣機f—2。在九十年代，日本就擁有了先進的電子戰裝備，如機載警報和控制系統飛機。日本還研制出了核武器的一切組成部分，往遠程導彈上安裝核彈頭，只需幾個月就行了。近年來，日本一些政要甚至放風說，日本不必再堅持“無核三原則”。包括中國在內的周邊國家對日本的警惕，顯然不是空穴來風。
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上台之後，組建了一個以強硬派著稱的內閣。在小泉的新班底里，自民黨內的“新三梯隊”、“政策新人類”的少壯派提前浮出水面。安倍晉三、茂木敏充、石原伸晃等人以“新保守主義者”自居，對內政策強調加強國營事業民營化、削減社會福利，對外重在積極地“承擔國際責任”，爭取政治、軍事大國的地位，支持修憲、海外派兵、自衛隊更名，尋求使日本“普通國家化”。
昨天，日本軍隊的殘暴行徑和血腥屠殺，讓亞洲人民感到震驚和仇恨；今天，日本政府的百般抵賴和野心膨脹，則讓亞洲人民感到憂慮和憤怒。日本不是不能成為“普通國家”，更為關鍵的問題是︰在成為普通國家之前，日本必須自覺地清理自身的歷史垃圾。在這方面，德國為日本作出了很好的表率。
不是我們不信任日本，而是日本不給我們信任它的任何理由。不是我們故意糾纏于當年的歷史細節，而是現實生活中的日本依然讓我們懷疑和不安。
我們必須牢牢記住喬治?弗里德曼的忠告——“日本從來就不是令人信服的和平主義國家。作為一個國家，它從來言行不一。”日本一天不放棄以自己為核心的大東亞共榮圈的迷夢，一天不確立它在亞洲和世界的真實定位，我們一天就也不能對它掉以輕心。這是每一個真正的愛國者心中不可推卸的一種責任，這是每一個真正的愛國者肩上必須負荷的一道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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