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本州島北部石川縣金澤市，有一塊大大名鼎鼎的“大東亞聖戰大碑”。-------瀏覽器上打上-看最新更新韓國學者李御寧在《日本人的縮小意識》一書中認為，日本文化以“縮小”見長，日本人善于發揮這一本能，終于取得了“以小取勝”的目的。然而，這塊贊美天皇的軍隊，呼喚後人繼續“聖戰”的石碑卻高聳雲天。在日本很少有如此巨大的石碑。在斗大的“大東亞聖戰大碑”七個大字之下，銘刻著建立該碑的重要支持者們的名字，如甲級戰犯板垣征四郎的後人板垣正、關東軍參謀草地真吾等人。
這塊龐大而精美的“大東亞聖戰大碑”建于二零零零年八月四日，包括準備、宣傳和建築工作一共花費了一億日元，一共有三萬個以上的個人和單位為此捐款，其中有不少是日本的著名政客和財團。建碑的過程也就是一次宣揚“大東亞聖戰”的歷史觀的過程。
圍繞這塊高聳雲霄的大碑，金澤市少數有良知和歷史感的議員、教師和市民們組建了“拆碑會”，努力發動市民向有關方面施加壓力，拆除這塊恥辱之碑。然而，發起修建此碑的中田清康也針鋒相對地組織了“護碑會”，並在集會上辱罵“拆碑會”成員是“賣國賊”和“害群之馬”。
中田清康是一名九十多歲的老人，他當年是關東軍的隨軍人員，在中國東北生活了多年。對于那場戰爭，他依然堅持是正義之戰︰“我不接受某些人認為戰爭惡劣的觀點。近代以來西方人在亞洲瓜分土地，三國干涉還遼是日本的恥辱。俄國勢力南下，日本被迫出兵滿洲。如果沒有日本的出兵，又怎麼會有二戰後亞洲各國的獨立？”他還創辦了一所“大東亞塾”，以“大東亞聖戰”的歷史觀來教育年輕一代日本人。
戰後六十年來，“大東亞聖戰”的陰影依然籠罩在日本列島的土地上。
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殺的策劃者和實施者之一松井石根在前往上海之前，告訴他的支持者說︰“我到前線，並不是去和敵人打仗，而是抱著哥哥安撫弟弟的心情。” 松井石根並不認為自己是在說謊，而是理直氣壯把日本當作中國的一個既嚴厲又慈愛的哥哥來看待。
在松井石根給家人的書信中，他這樣寫道︰“日中之間的戰爭，一直是‘亞洲家庭’之間的兄弟鬩牆。這些天來，我始終相信，這種斗爭是讓中國人反躬自省的方法。我們這樣做不是因為恨他們，相反是因為我們太愛他們。就好像在家里，一般來說，做哥哥的必須忍受弟弟所有的壞行為。但是，為了讓弟弟行為得當，做哥哥的有時也要懲罰弟弟。”
松井石根一邊在血雨腥風的戰場上得意洋洋地指揮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一邊則輕描淡寫地把對日本中國的侵略說成是兄弟之間小小的糾紛。他指揮像“野獸機器”一樣的皇軍對南京平民實施了長達六個星期的屠殺，一共殺害了三十多萬人，發生了三萬多起強奸行為。
南京大屠殺之後，松井石根還還恬不知恥地去參觀中山陵，並寫下漢文詩句︰“中山門下，低首策馬，兩軍交戰事堪悲，心傷欲碎難回首。”
松井石根這種掩耳盜鈴的思想，並非他個人的異想天開，而是來自日本源遠流長的、以“大東亞共榮圈”為核心的強盜邏輯和戰爭哲學。這套強盜邏輯和戰爭哲學，在昨天曾經鼓舞了上千萬日本士兵義無返顧地走向戰場和死亡，在今天則繼續支撐著相當數量的日本政客和日本國民拒絕對戰爭罪行進行反思與懺悔。
“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類似于納粹德國的“生存圈”理論，不過更有其獨特的歷史淵源，這就是“八 一宇”的皇國思想。
“八 一宇”一詞，出于日本最早的編年體古書《日本書記》中“兼六合以開都，掩八 而為字”的句子。傳說是古代的神武天皇發布的詔令，意思是合天下為一家，其家長為萬世一系的天皇。一九零三年，日蓮派宗教家田中智學將“八 一宇”闡釋為“日本的世界統一之原理”。而“大東亞共榮圈”的思想支柱就是“八 一宇”的、以天皇為中心的超國家思想。
早在十六世紀末期，日本軍閥豐臣秀吉在統一日本之後，就開始做征服中國、朝鮮和菲律賓的千秋大夢。一五九零年，豐臣秀吉致書朝鮮國王，公然宣稱他要“長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之風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億萬斯年。”
次年，豐臣秀吉悍然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在佔領了朝鮮京城、開城、平壤三大都城之後，豐臣秀吉宣稱要遷都北京，由日本天皇統治中國，將北京周圍的土地獻為天皇御用。後來日軍在戰場上的迅速失敗，使豐臣秀吉的這一迷夢很快就破滅了。
日本島國的地理狀態，導致其統治者和國民自古以來就具備了相互對立的雙重心態︰一方面充滿了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又洋溢著對外擴張的激情。
江戶時代，日本國學家佐藤信淵宣稱，“皇國乃世界萬國之根本”，為了把全世界變為皇國的郡縣，首先要征服中國。日本維新思想的先驅者吉田松陰公開主張︰“方今急修武備，待軍艦具備，大炮充實，……責成朝鮮納幣進貢，恰如古之盛時。北則割據滿洲之地，南則佔據台灣、呂宋諸島。”
一八六八年，日本政府以天皇名義發布《宸翰》，公開宣揚要“繼承列祖列宗之偉業”，“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同年六月，天皇政府改革官制，將中央負責外務工作的“外國官”的職責明確規定為掌管“國際交往，監督貿易，開疆拓土”。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當中國依然“昏睡百年”的時候，日本已經躍身世界軍事大國的行列。當不少保守的中國文人嘲笑日本人采用陽歷、生活歐化、學習吃牛肉的時候，卻不知道日本已經萌生了向中國叩門的想法。“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國力迅速膨脹。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兩次意想不到的勝利，使日本國內對外侵略的強勢意識迅速擴張放大，並逐漸孕育出以“大陸政策”為核心的、戰略性的“大亞細亞主義”的怪胎。
與之相呼應，日本民間法西斯的鼻祖北一輝也拋出了一部《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強調日本的人口增長與土地存在巨大的矛盾，日本領土只是幾個“散栗般”大小的島嶼，“數年之後即使土地有多大的豐收，日本也無法吃飽飯”，所以必須奪取中國的滿蒙，甦聯的西伯利亞，還有英屬澳大利亞等地域，建立一個“使後世史家嘆為觀止的黃人的羅馬帝國”。
日本的對外侵略並不是一時頭腦發熱，而是緣于後發的現代化不可避免地產生的國內社會的矛盾，以及對原料供應市場和產品傾銷市場的尋求。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分析說︰“他們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贏得尊敬，他們看到大國是靠軍事實力贏得尊敬的，于是力求與這些國家並立。由于資源缺乏，技術落後，他們不能不采用比古代暴君希律王更加毒辣的手段。”日本學者井上清和鈴木正四在《日本近代歷史》中寫道︰“像這樣沒有間斷地從戰爭走向戰爭的國家，近代世界歷史上，除了日本而外，找不到第二國。”
從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維新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整段時間內，完全可以毫不猶豫地稱之為對中國和中國周邊侵略的時期。
在十九世紀末期，日本每隔十年就要進行一次對外戰爭︰一八七四年，日本對台灣發動了侵略；一八八四年，中日軍隊在朝鮮發生了沖突；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日本挑起了甲午戰爭。
進入二十世紀之後，日本每隔五年左右便挑動一次軍事行動︰一九零零年，日本參加了八國聯軍侵華；一九零四年至一九零五年，日本在中國領土與俄國作戰；一九一零年，日本完全吞並朝鮮；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日本接收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特權；此後，日本三次出兵中國山東，干涉中國的國民革命；再到後來，就是“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戰火波及整個中國。
在這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日本像一個高燒的病人，頻繁啟動戰爭機器，以戰爭來緩解國內的種種危機。日本也像一個瘋狂的賭徒，本想在這場世界大戰中大撈一把，但一次次失算，又一次次加大賭注，最後終于輸光。
對外擴張必須有軍事力量的支持，近代以來的日本迅速走上了擴軍備戰之路。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天皇政府頒布《全國募兵詔書》，規定全體國民都要負擔兵役、交納“血稅”，以“生命報效國家”，力求最大限度擴充兵員，以實現“國民皆兵主義”。
“日本軍國主義之父”之稱的山縣有朋先後出任海軍部長和首相，他炮制了一份《鄰邦兵備略》，鼓吹以中國為對手，盡快擴充軍備，大幅度擴編步、騎、炮、工、輜重等特殊兵種。日本的軍費支出，一八八三年佔國家歲出的百分之十三，一八八七年上升為百分之十六。日本政府從一八九零年起，每年把國家年度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用于建立和發展現代化的海陸軍。
甲午戰爭後的一八九六年，日本陸軍將七個師團擴充到十三個師團。
日俄戰爭後的一九零七年，日本制定“國防方針”與“用兵綱領”，計劃再次擴軍，達到平時為二十五個師團，戰時則擴大一倍以上。
全面侵華戰爭後的一九三八年，日軍動員兵力二十四個師團，兵力累計七十三萬人。一九四零擴軍到四十九個師團。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日軍總兵力已經達到五十一個師團，二百二十二萬人。一九四四年底，日軍已經擴充到九十九個師團，現役四百零八萬人。到戰敗投降時兵力總數為一百六十八個師團，五百四十七萬人。兵力發展達日本歷史上軍備之頂峰。其膨脹速度在全世界戰爭史上也極為罕見。
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的日本，曾經流傳過這樣一種說法︰征服中國，只需要一個師團，三艘巡洋艦。這種過分狂妄的論斷，不只是一般日本民眾的妄想，而且是日本決策者們深信不疑的真理。
全面侵華戰爭爆發之後，近衛文 內閣開展法西斯總動員運動。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內閣會議通過《國民精神總動員計劃實施綱要》，日本政府確定的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指導思想是“舉國一致、盡忠報國、堅忍持久”。
日本眾議院議員、海軍參贊栗山博在《支那大陸充滿了無限希望》一文中，用一種比喻的方式說︰“日本現在抱著一個塊頭比自己大得多的叫支那的孩子，這就是支那事變。為了把遠比自己塊頭大好多倍的孩子牢牢地抱在懷里，日本要為這個孩子的體重出很多汗，一定很辛苦的吧。可是，無論這孩子捶背還是從側面用頭撞，日本都不能撒手。一撒手日本就自取滅亡了。連稍微松松手都不行。所以不論政治、外交，還是經濟，日本都必須以和這個孩子的關系為基礎進行運營、促進和完成。”這正是當時一般日本政客和國民對侵華戰爭的想法。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首相近衛文 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在此聲明的誘惑下，國民政府第二號人物、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公然叛國。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近衛文 又發表了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聲明，該聲明指出︰“帝國所祈求的，是建設確保東亞永久和平的新秩序。……此新秩序的建設，應以日、滿、華三國合作，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建立連環互助的關系。以此為基石，期望在東亞確立國際正義，實現共同防共，創造新文化，實現經濟合作。帝國所希望于中國的，就是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責任。”就在數百萬日軍在中國的土地上燒殺奸擄的同時，近衛文 卻夸夸其談中日之間的親善友好，並宣稱他們將在東亞確定“國際正義”。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國際正義”呢？
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曾長期擔任“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理事、副總裁松岡洋右，是“大東亞共榮圈”理論的主要建構者之一。一九三一年，松岡洋右在《動亂之滿蒙》一書中明確提出︰“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他不斷鼓吹日本的使命是“振興亞洲”、“挽救人類”，由日本來充當“東亞新秩序的領導者”和“大東亞共榮圈實際上的盟主”。但是，在這一系列冠冕堂皇的說辭的背後，卻是用戰爭手段來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轉化國內危機，並獲得更廉價的原料市場和獨佔性的產品市場的極端自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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