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零五年冬季的一天，日本仙台醫學專科學校的一間教室內。-------瀏覽器上打上-看最新更新一個清瘦矮小的中國學生，與他的日本同學一起上微生物課。提前下課後，教師用剩下的時間放映日俄戰爭的幻燈片。那時，日本贏得了第一場針對白人戰爭，打敗了有“北極熊”之稱的強大的俄羅斯帝國，舉國為之歡慶。
在日本軍隊勝利進軍的畫片中，出現了一群衣衫襤褸的中國人。其中有一個中國人，據解說稱是俄國的偵探，被綁在中間，準備砍頭示眾，周圍有許多體格健壯而神情麻木的中國人在興高采烈地圍觀同胞悲慘的死亡。
在觀看幻燈片的時候，日本學生不時發出哄堂大笑，也有人大聲議論說︰“只要看中國人的樣子，就可以斷定中國是必然滅亡……”
這名唯一的中國學生沉默著，那些畫面和那些議論像針一樣刺穿了他的心。
這一天晚上，在異國的天空下，在徹骨的寒冷中，青年周樹人徹夜未眠。
“幻燈片事件”完成了從“周樹人”到“魯迅”的轉變，因而成為中國新文化史上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事件。
在二十世紀之初的留學日本熱潮中，周樹人是諸多內向而自卑的中國留學生中毫不起眼的一位。他選擇學醫，部分原因是順應時勢——他們那代人認為醫學將很有用，部分原因是他還記得父親被庸醫延誤而痛苦地死去。然而，幻燈片中那些麻木的看客讓他的人生軌跡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
後來，魯迅回憶當時的情況說︰“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要緊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那一代人當中，許多人都有果類似的經歷。他們是到了日本之後才找到了值得為之獻身的事業。當日本的明治維新取得成功之後，成千上萬的中國熱血青年和有識之士都遠赴日本留學和考察，他們把日本當作向西方學習的橋梁，到日本去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
無論是孫中山、蔣介石這樣的政治領袖，還是梁啟超、魯迅這樣的啟蒙先驅；無論是秋瑾、陳獨秀這樣的革命弄潮兒，還是蔡鍔、閻錫山這樣的軍事將領，這些留學日本的中國人都真誠地把蓬勃發展的日本當作中國的榜樣，夢想明天的中國就像今天的日本這樣繁榮和富強，夢想明天的中國人就像今天的日本人這樣勤勞、敬業、勇敢而團結。他們意識到，只有向日本學習，“老大帝國”才能迅速脫胎換骨成為“少年中國”。
中國學生潮水般涌向日本，是一八九八年之後中日關系史上最為戲劇化的發展。
美國漢學家詹森認為，中國學生到日本的運動，“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以現代化為定向的真正大規模的知識分子的移民潮。到那時候為止的世界歷史上，可能是最大規模的海外學生群眾運動。”無論這些青年是否完成他們在日本的專業課程，他們回到中國之後大都積極地參與了對中國現當代歷史的改寫。
孫中山曾經十分形象地講過，對辛亥革命作過重大貢獻的有三部分人，一是華僑，二是留日學生，三是會黨。由于留學生人數的急劇擴大，流亡的維新派和革命黨都不約而同地把日本作為他們爭取海外支持的大本營。梁啟超在東京主持《清議報》和《新民叢報》，章太炎也在東京編輯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這些報刊通過種種途徑流入中國，星星之火終成燎原之勢。
從歷史上說，近代中國人留學日本的熱潮是公元六零七年模式的顛倒。公元六零七年，第一批日本使團來中國朝拜和學習。過去一千三百多年來，通過包括留學在內的各種途徑，教育、文化和技術都是從中國流向日本的。而現在反過來了，成了中國人到日本去。
中日兩國的交往源遠流長。《漢書?地理志》中記載說︰“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余國，以歲時來獻見雲。”《後漢書?東夷傳》中也記載︰“安帝永初元年（即公元一零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即奴隸）百六十人願請見。”一七八七年，日本九州北部博多灣志賀島發現了鑄有“漢委奴國王”的金印一方，證明了中國文獻的真實性。
在《三國志》的《魏志?倭人傳》中，已經有了對日本的比較詳細的記載，此記載比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書紀》早了四百年左右。以後在中國的官修正史中，大都列有日本傳。
從隋唐時代開始，日本皇室為汲取唐王朝的統治經驗和先進的科學文化，多次派遣使團到中國來訪問。從公元六三零年到八九四年，從日本到達長安的遣唐使團就達十三次。初期的使團有兩百五十人，後期則有五百人，最多時候多達六百多人。在遣唐使中出現了許多為中日兩國文化交流作出過重大貢獻的人物。阿倍仲麻呂長期在唐朝宮廷中任職，最高擔任過正三品的鎮南節度使。他是李白和王維的好朋友，互相之間經常詩歌唱和。吉備真備將《唐禮》帶回日本，日本宮廷的禮儀均仿此制定；空海將佛學真諦帶回日本，開創了日本的山岳佛教。
以奈良、平安時代的律令制為代表，日本的許多制度文化都是仿效中國而來的。從大化革新到德川時代，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政治、社會體制的形成起了關鍵的作用。
儒家文化的道德規範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多數日本人的行為規範。從日本最早的學校寺子屋到幕府末期的藩校，所用的教材幾乎全是中國的古典著作。《論語》、唐詩對上層日本人而言，已然成了日本自己的古典文化。
在江戶時代，朱子學說成為當時的正統思想，被視作“國學”。隨著基礎教育的普及，中國思想也影響到一般民眾，中國的古典世界同時也成為日本人的知識寶庫。朱子學說不僅僅被視作中國哲學，而是被看成一種世界觀。
日本歷史學家安藤彥太郎在《中國語與近代日本》一書中指出︰“明治以來，日本一方面看不起現實的中國，另一方面對古典世界中的中國甚為尊重。這種分裂的中國觀起因于日本自古以來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
近代以前的中日關系是中國文化圈內朝貢體系的典範，盡管出現過倭寇騷擾中國東南沿海的插曲，但日本一直把中國當作最好的老師。近代以來，中日之間“老師”與“學生”的地位發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轉。中國對這一逆轉反應遲鈍。
近代第一個自覺地把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當作老師來看待的知識分子是黃遵憲。一八七七年，黃遵憲以參贊身份隨同清國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赴日本。他在公務之余搜集日本歷史資料，特別是關于“明治維新”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資料，用九年時間，嘔心瀝血地完成了《日本雜事詩》和《日本國志》。
黃遵憲在《日本國志書成志感》一詩中說︰“千秋鑒借吾妻鏡”，顯然他希望滿清王朝能把日本明治維新當作借鑒，推進政治改革，挽救國家危急。《日本國志》是一本近代研究日本的集大成的著作，又是提倡仿效日本變法維新的重要著作，它直接影響了此後的戊戌變法。
一八八八年秋，黃遵憲帶著《日本國志》稿本北上入京。當時，總理衙門章京袁昶看了之後，認為此書“翔實有體”，贊賞不已。然而，黃遵憲很快被任命為駐英參贊，後來又轉任新加坡，沒有機會留在國內從事他的政治改革計劃。
令人遺憾的是，中國人真正認識到明治維新的意義和價值，卻是在甲午戰爭慘敗之後。
當時，兩江總督張之洞召黃遵憲回國協助改革，黃遵憲在南京將已經刊印的《日本國志》出示，張之洞讀了之後感嘆說︰“此書早布，省歲幣二萬萬。”
對于滿清王朝來說，甲午戰爭是一場沒有準備好的戰爭。戰前，迂腐的士大夫們根本不把小小倭寇放在眼里。然而，驚心動魄的消息陸續傳來︰在黃海、朝鮮和滿洲，中國軍隊在海陸兩路都遭受了可怕的失敗。這場戰爭注定了要以一種極不體面的方式結束。
在戰局無法挽回的情況下，滿清重臣李鴻章帶領兒子李經方及隨從上百人，赴日本馬關與日方談判。這位權傾一時的洋務運動領袖、中國近代海軍的締造者，此時陷入了他人生的最低谷。幽靜的日本海濱小城下關，留下了一條小小的“李鴻章道”。
“眼前曾是傷心地，一到維舟萬感集。逾百年來多少事，春帆樓下晚濤急。”梁啟超的《馬關夜泊》一詩，寫出了春帆樓談判在兩國近代史上的重要意義。
甲午一戰，中國陷入崩潰之邊緣，而日本一躍為亞洲第一強國。《馬關條約》之割讓國土，使得台灣淪喪長達半個世紀；賠償巨款，使得清廷財政瀕于破產。相反，日本得到台灣，使之成為侵略中國內地的跳板；獲得巨額賠款，乃興辦教育、振興軍備，猶如再次注入一針興奮劑。兩國的近代歷史由此改寫。
參與談判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與李鴻章是老朋友。在正式談判開始前，伊藤詢問道︰“早在十年之前，我在天津訪問的時候，就與閣下談到了改革的事宜，為什麼直到現在貴國還是沒有一點改變呢？”
李鴻章回答說︰“當時我听到閣下的觀點就深表佩服，並且對閣下在日本推行的改革深表羨慕。然而，我們國家的傳統包袱太重，很難推行改革。十年過去了，一切依然如故。我對自己的心有余而力不足感到慚愧。貴國的士兵和軍官，按照西方的方法訓練，戰斗力很強；貴國的政治，也呈現日新月異的面貌。我這次在北京與國內的知識分子討論，更深知我們只有改革才能生存下去。”
甲午戰爭的悲慘結局、洋務運動的破產、以及由無能的統治者帶給國家的恥辱，使得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思考苦難的原因和擺脫苦難的方法。從一八九六年到一八九八年間，中國開始把日本作為樣本，從地方上啟動了進展緩慢的政治、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改革。
學者、官員和紳士開始在各省各大城市提出修改儒學為基礎的教育課程；各地精英學子組織的學社，在此期間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橫跨省界，為數七十五個；新辦的報紙全國約六十份，尤其以湖南為有聲有色。始于一八九五年的各省自強運動，在前駐日參贊、詩人黃遵憲和青年學者梁啟超等人的影響下，進入了根本性的階段，鮮明地凸現出要求以日本明治維新的內容作為中國改革的樣本。
這場改革很快由地方向中央推進。維新派知識分子選中了剛剛親政不久的光緒皇帝作為他們心目中的“明治天皇”。
通過對日本明治維新的研究，維新派領袖康有為寫下了《日本變政考》。康有為分析說︰西方經過五百年才實現的近代化，日本僅僅通過二十年的時間就完成了，速度之快全球從來沒有過。明治維新成功以後，日本向北方拓展開發蝦夷，向南方派兵滅亡琉球，向東方出師威脅朝鮮，向西方遣將奪取台灣。日本已經成為一個能夠與歐洲的德國和法國相抗衡的世界級的強國。中國要想免于滅亡，必須走日本明治維新的道路。
一八九八年五、六月間，康有為將此書呈送光緒皇帝。光緒皇帝認真閱讀此書，毅然決定變法圖存。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事詔》，由此開始了百日戊戌維新運動。
然而，中國沒有自己的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中國只有一個性格軟弱的、權力有限的光緒皇帝。一個更加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保守力量比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強大。一艘大船要想在一個小河灣里調頭，一定比一艘小船困難得多。
一八九八年九月，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以非官方身份來中國考察改革情況。許多維新派人士希望利用他的影響力推進中國的變法。英國傳教士、京師大學堂西文總教習李提摩太甚至奏請光緒皇帝，建議任命伊藤博文為中國首相。
九月二十日，光緒皇帝接見伊藤博文。這次接見加劇了“帝黨”與“後黨”的矛盾，也加速了戊戌變法的流產。就在伊藤博文覲見皇帝的第二天，慈禧太後發動政變，囚禁光緒，收回權力，並大肆追捕和殺戮維新人士。
中國還是沒有覺醒過來，這頭獅子只是伸伸懶腰又沉睡了。曾經多年執掌中國海關大權德英國人赫德在日記中寫道︰“翁同 問我是否還有時間去做我曾經建議加強中國國力的措施，如改革、陸軍、海軍、財政、吏治等。我告訴他們，一切取決于他們將來能實實在地做些什麼︰如果他們決心明天開始就正經著手改革，今天的損失是無關緊要的；然而若是根本無意推動改革，今天的損失就毫無意義，只是向狼群投擲一片片的肉，使它們暫時不追上來，直到把馬累死為止。”
兩年以後，中國又遭受了一次更加沉重的打擊。這一次參與打擊中國的依然有日本在內。在由義和團運動所引發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最冷血和最殘暴的軍隊是日本軍隊。
當八國聯軍佔領被滿清朝廷遺棄的北京城之後，李鴻章再次被歷史選中，成為又一個更加喪權辱國的條約——《辛丑和約》——的簽字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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