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的崛起

第46章 十字軍東征與教皇統治的時代

類別︰都市言情 作者︰(英)威爾士 本章︰第46章 十字軍東征與教皇統治的時代

    很有意思的是,查理曼大帝與伊斯蘭教的哈里發哈隆•拉西德,即《天方夜譚》中的哈隆•阿爾•拉西德相互交往。-------瀏覽器上打上-看最新更新據記載,哈隆•阿爾•拉西德曾從巴格達——此時已取代大馬士革成為穆斯林的首都——派遣大使送去了華麗的帳幕、滴漏、大象和一把聖墓的鑰匙。這最後一件禮物是精心挑選的,其目的是想挑起拜佔庭帝國和新的神聖羅馬帝國之間的戰爭,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想成為耶路撒冷基督徒的真正保護者。

    這些禮物提醒我們︰公元9世紀,當歐洲還處于戰爭和劫掠的混亂中時,在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崛起了一個阿拉伯大帝國,它比歐洲所表現出的一切都更文明。在這里,文學和科學仍然生機勃勃,藝術繁榮,人的思想活動不受恐怖和迷信的影響。即使是在撒拉遜人的統治陷入政治混亂的西班牙和北非,理性生活仍然充滿活力。在歐洲處于黑暗的這些世紀中,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仍在閱讀和討論著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他們保護著被忽視的科學和哲學的種子。

    哈里發領地的東北部是大量土耳其民族。他們已經皈依了伊斯蘭教,他們的信仰比南方活躍、聰明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信仰更單純、更狂熱。公元10世紀,阿拉伯勢力開始分裂和衰落時,土耳其人卻變得強大和興盛。土耳其人與哈里發帝國的關系,和14世紀前的米堤亞人和最後階段的巴比倫帝國的關系非常相似。公元11世紀,一群土耳其人、塞爾柱土耳其人南下侵入美索不達米亞,名義上他們擁立哈里發為領袖,實際上只是把他當作他們的俘虜和工具。他們征服了亞美尼亞,接著又進攻小亞細亞的拜佔庭殘余勢力。1071年,在梅拉斯基特戰役中,拜佔庭軍隊被徹底擊潰。土耳其揮軍直上,直到掃光了拜佔庭在亞洲的統治的任何痕跡。他們佔領了與君士坦丁堡相對的尼西亞要塞,並準備向它進攻。

    拜佔庭的皇帝邁克爾七世驚恐萬分。他已經和掠奪杜拉曹的諾曼冒險者、渡過多瑙河突襲的剽悍的土耳其民族貝奇尼格人發生過激烈的戰斗。他已經到達極限,不得不向所有可能的地方求助,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沒有向西方的皇帝,而是向拉丁基督教會的首領羅馬教皇求援。他致信給教皇格列高里七世,而他的繼承者阿列克修斯•科穆寧給教皇烏爾班二世寫的信就更為急切了。

    這是拉丁教會和希臘教會分裂還不到25年的事情。那場辯論仍清晰的存在于人們的記憶中。這次拜佔庭的危機,向教皇呈現了一個重新確定拉丁教會對不知情的希臘教會的優勢的絕好機會。此外,這次事件還給了教皇解決令西方基督教國家非常煩惱的另外兩個難題的機會。一個是擾亂了社會生活的“私斗”風俗;另一個是低地日耳曼人和基督教化的諾曼人,尤其是法蘭克人和諾曼人過于強大的戰斗力。一場針對佔領耶路撒冷的土耳其人、在基督徒之間休戰的宗教戰爭,——十字軍東征開始了(公元1095年)。戰爭發動者宣稱,戰爭的目的是要從不信教的人手中收復聖墓。一個被稱為隱士彼得的人以廣泛的、民主的形式在法蘭西和日耳曼的民眾中進行宣傳。他身披粗布外套,光著腳,騎著毛驢,背著一個大十字架,在街頭、市場或教堂向群眾發表演講。他告訴人們土耳其人施加給基督朝聖者的暴行,以及聖墓在非基督徒手中所受的侮辱。基督教幾個世紀以來的宣傳成果在這時表現出來了。狂熱的巨浪席卷了西方世界,基督世界找回了自我。

    像現在這樣為了一個單純的觀念在普通民眾中發生如此廣範圍的起義,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羅馬、印度和中國的過去的歷史中,沒有一種現象可與之相比。但是較小規模的運動還是有的,猶太人在從巴比倫解放出來後有過類似的運動,後來伊斯蘭教徒也表現過同樣的集體精神。這種運動,當然與宗教傳播的發展導致生活中萌生的新的精神密切相關。希伯來先知、耶穌和他的門徒、摩尼、穆罕默德等都是人類靈魂的訓誨者。他們使人的良心直接面對上帝。在此之前,宗教更多的是神物崇拜和偽科學的宗教,而不是良心的宗教。舊式的宗教依賴寺院、啟蒙牧師和神秘的犧牲,利用恐怖將普通民眾像奴隸一樣統治。新的宗教則使人成為他自己。

    第一次十字軍遠征是普通民眾第一次出現在歐洲歷史上。雖然把它稱為近代民主主義的誕生有點過分,但是近代民主主義的確從那時開始出現。此後很久,我們會看到民主主義再次復興,嚴重沖擊著各種社會和宗教問題。

    當然,民主的第一次出現其結局令人遺憾和惋惜。龐大的民眾隊伍與其說是軍隊,不如說是烏合之眾。他們沒有等待首領和合適的裝備,就從法蘭西、萊茵蘭和中歐向東出發去拯救聖墓。這就是所謂的“人民十字軍”。兩大群烏合之眾在匈牙利陷入困境,他們把剛改信基督教的馬扎爾人誤認作異教徒,犯下了暴行,結果被屠殺。思想同樣糊涂的第三批人在大肆屠殺了萊茵蘭的猶太人後,向東進發,也同樣在匈牙利遭到了殺害。另外兩批人在隱士彼得的率領下,到達了君士坦丁堡,渡過博斯普魯斯海峽,結果遭到了塞爾柱土耳其人的屠殺。歐洲人作為人所進行的首次運動,就這樣開始和結束了。

    第二年(1079年),真正的戰斗軍渡過了博斯普魯斯海峽。從領導權和精神品質來看,他們基本上都是諾曼人。他們攻佔了尼西亞,並基本上沿著14個世紀前亞歷山大所走過的路程,向安提阿進發。圍攻安提阿花了他們一年的時間,1099年6月,他們開始進攻耶路撒冷,並在一個月的圍攻後佔領了它。大屠殺是非常可怕的。騎著馬走在街上,身上都會濺上鮮血。7月15日傍晚,十字軍長驅直入聖墓教堂,降服了一切敵人。他們渾身血跡斑斑,身心疲憊,“喜極而悲”地跪下祈禱。

    拉丁與希臘的敵意立刻再一次爆發。十字軍是拉丁教會的僕人,耶路撒冷的希臘大主教發現處于勝利的拉丁人統治下比在土耳其人統治下的情況更糟。十字軍發現自己實際上處于拜佔庭與土耳其兩種勢力之間,必須同時與雙方作戰。小亞細亞的大部分地區被拜佔庭帝國奪回,留下一些拉丁王侯去統治耶路撒冷和敘利亞等兩三個小王國,作為土耳其與希臘的緩沖地帶,其中伊德薩是最主要的城市。甚至這些小塊領土也是靠不住的。1144年,伊德薩又落入穆斯林手中,他們為此發動了毫無意義的第二次十字軍東征;伊德薩並未收復,但是處于同樣危險情況下的安提阿總算避免了同樣的命運。

    1169年,一位庫爾德冒險家薩拉丁重新整合了伊斯蘭教的軍隊,並使自己成為埃及的領袖。他號召了一場反對基督教的聖戰,並于1187年重新攻戰耶路撒冷,這挑起了第三次十字軍東征。這次十字軍東征並沒能奪回耶路撒冷。在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中(1202-1204年),拉丁教會坦率面對希臘帝國,甚至不以任何借口即對土耳其人作戰。十字軍從威尼斯出發,于1204年攻佔了君士坦丁堡。由于新興的大型商業城市威尼斯是這次冒險活動的領導者,拜佔庭的大部分海岸和島嶼都被並進了威尼斯的版圖。一位“拉丁”皇帝(弗朗德勒的鮑爾文)在君士坦丁堡登基,並宣布拉丁教會與希臘教會重新統一。從1204年起,拉丁系諸皇帝一直統治君士坦丁堡,直到1261年希臘人從羅馬統治者手中奪回自由為止。

    正如11世紀是塞爾柱土耳其人處于統治地位、10世紀是北歐人處于統治地位一樣,12世紀至13世紀初期,是教皇統治的時期。在教皇的統治下,一個統一的基督教世界比此前和此後都更接近成為一個現實。

    在那幾個世紀中,樸素的基督教信仰真正廣泛地傳播到了歐洲的大部分地區。羅馬自身經歷了一些黑暗而不光彩的階段。幾乎找不到一個作家會為十世紀的教皇約翰十一世和約翰十二世的生活辯解;他們是令人厭惡的畜生;但拉丁基督教徒的心靈和肉體還是熱切而樸素的;一般的教士和修女都過著典範的、虔誠的生活。正是由于信徒的捐贈,教會的勢力鞏固起來。歷史上的偉大教皇,有格列高里大教皇,即格列高里一世(590-640年在位),有利奧三世(795-816年在位),即邀請查理曼做羅馬帝國皇帝並出其不意地為他加冕的那位教皇。到了11世紀末,則出現了偉大的從事聖職的政治家,有希爾德布蘭德,他去世時被稱為教皇格列高里七世(1073-1985年在位)。其後還有教皇烏爾班二世(1087-1099年在位),即從事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教皇。這兩個人開創了教皇支配皇帝的教皇權力至上的時代。從保加利亞到愛爾蘭,從挪威到西西里及耶路撒冷,教皇都是至高無上的。格列高里七世強令皇帝亨利四世到卡諾沙向他懺悔,並讓他身穿麻衣,光著腳站在雪地中,在城堡庭院待了三天三夜等待原諒。1176年,在威尼斯,皇帝弗里德里希(弗里德里希•巴布羅薩)向教皇亞歷山大三世下跪,並宣誓忠誠于教皇。

    11世紀初,教會強大的勢力在于人們的意願和良心。但它沒能保持其力量的基礎——道德威信。到了14世紀初,我們可以看到教皇的勢力已經衰退。究竟是什麼原因破壞了基督教國家的普通民眾對教會的樸素信任,使得他們不再尋求它的幫助,也不再為其目的服務?

    第一個原因當然是教會的斂財。教會永遠不會死,那些沒有子嗣的人死後把自己的土地捐給教會是常有的事。悔過的罪人也被勸說這樣做。因此,在歐洲的許多國家,有四分之一的土地都變成教會的財產。喂得越多,他們對財產的胃口就越大。早在13世紀,人們普遍認為牧師不是好人,常常在獵取金錢和遺產。

    國王和諸侯們對這種財產的轉讓也非常不滿。在那些封建領主的軍隊所支持的地方,他們發現自己的土地卻養活著修道院中的神父和修女。而且,這些土地實際上是由外國人支配的。早在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以前,諸侯和教皇之間就為“聖職任命權”,即誰來任命主教的問題而發生了斗爭。如果這個權力掌握在教皇手中而不是國王的手中,那麼後者不但會失去對他的國民良心的控制,更失去了相當大的統治區域。另外,神職人員還主張免除他們的稅收,因為他們向羅馬納稅。不僅如此,教會還主張普通信徒除了繳納給國家的稅款外,還要收取他們的“十一稅”。

    11世紀,幾乎每一個拉丁基督教國家的歷史都呈現著同樣的情形,即國王與教皇為了聖職任命權而彼此斗爭,並且往往是教皇獲勝。教皇宣稱他有權解除王侯的教籍,有權解除其臣民對他們的忠誠,有權承認繼任者。他聲稱有權對一個國家行使禁行聖事令,這樣,除了洗禮、按手禮和懺悔禮外,幾乎所有的宗教職能都將停止;牧師們不能執行日常的各種禮拜,不能主持婚禮和葬禮。有了這兩種武器,教皇才能在12世紀鎮壓大部分不服從的王侯,恐嚇大部分動亂的民眾。這些是非同尋常的權力,只能用于特別的場合。但教皇們濫用了它們,使其失去了作用。在12世紀的後30年中,甦格蘭、法蘭西及英格蘭都先後被行使了禁行聖事令。而教皇們也難以克服向冒犯自己的王侯派遣十字軍的誘惑——直到十字軍精神從此消失。

    如果羅馬教會僅僅與王侯作斗爭,而注意保持對大眾思想的控制,它可能會得到對整個基督教世界的永久統治。但是教皇的高貴權力,反映在牧師們的行動中,就是傲慢。11世紀前,羅馬的神父可以結婚,他們與周圍的民眾有著密切的聯系。實際上,他們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格列高里七世要求他們獨身;他原是想要割裂神父與普通教民之間的過于親密的聯系以使他們更接近羅馬,但事實上,他造成了教會與民眾之間的隔閡。教會有自己的法庭,不單是涉及到神父的案件,連涉及到修道士、學生、十字軍人、寡婦、孤兒和無助者的案件,都要由宗教法庭審理。同樣,所有有關意志、婚姻、誓約等事件,以及巫術、邪說、瀆神案件,也由它來審理。當世俗人員發現他和神職人員發生了沖突時,他只能交由宗教法庭。戰爭時期與和平時期的義務都落在老百姓的身上,而神職人員卻自由自在。毫無疑問,在基督教世界中,嫉妒和憎恨會與日俱增。

    羅馬教會似乎從未意識到它的力量建立在公民的良心上。它攻擊人們的宗教熱情,這本應該是他該聯合的,它還用正統的教義壓制那些誠懇的疑問和迷惑的見解。當教會干涉道德問題時,民眾會站在他一邊,但當它干涉教義時,民眾就不會這樣做了。在法蘭西南部,沃爾多教導人們應該在生活和信仰上恢復耶穌的樸素,但是教皇英諾森三世卻因此召集十字軍討伐沃爾多的追隨者——沃爾多教派,企圖用火、劍、污辱和最殘忍的刑罰使之屈服。後來聖•方濟各(1181-1226)也教導人們以基督為榜樣,過清貧和為人民服務的生活。但他的追隨者團體——方濟各會教徒,也被迫害、鞭笞、監禁和被迫解散。1318年,有四個方濟各派教徒被活活燒死。另一方面,聖•多米尼克(1170-1221)建立的多明我會狂熱的正統信仰秩序卻得到了英諾森三世的支持。在多明我會的幫助下,教皇設立了宗教裁判所,以迫害異教徒,禁錮人的自由思想。

    這樣,教會通過過度的索取,不正當的特權,和一種不合理的偏見,破壞了作為它所有力量的最終源泉的普通民眾的自由信仰。教會勢力的衰落,並非是由外來的勁敵造成的,而是它內部日益加劇的腐敗導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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