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魯迅的時候，魯迅正在病床上躺著。醫生告訴我，魯迅需要安心休息，不能再撫案疾書了。會見客人時，也不能長時間談話，話多也傷身。為了尊重醫囑，也為了保證魯迅的休息，我決定每次與魯迅談話不超過一個小時，爭取在魯迅養病期間，完成我與魯迅的對話，以免打擾他的寫作和日常生活。
第一次與魯迅談話，我問了他對中國的總體評價。魯迅說︰“中國有厚重的歷史沉澱，有深厚的文化底蘊，更有鮮活的生活氣息。但是，中國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伴生品，雖有憤怒，但更多的是沾染，沾染了濃郁的封建文化習氣，郁結了強權壓制下的變了形的幻想和病態的適從心理。”魯迅的這個評價，我是比較認同的。特別是他所說的變了形的幻想和病態的適從心理，我是比較理解的。
中國的，才子佳人故事很多，不是金榜提名，就是路遇明主。要不就是大俠相助，名師出高徒威震江湖。雖然也有悲情故事，但在故事中，一定還要有忠君報國，忍辱負重，俠義肝膽。其實，這些故事，只能是故事，現實生活中不能說根本沒有，但絕對的還是幻想，是白日夢。用白日夢來安慰自己，這是中國的一大特點，也是中國人的一大特點。魯迅筆下的阿q就是自我安慰的典型，集中體現了中國人常用的精神勝利法。這就是魯迅所說的變了形的幻想。
魯迅所說的病態的適從心理，大概就是人們對舊時代的認同與適從，只不過，這種適從，懷有深深的恐懼，是對生殺予奪的恐懼，是對權力的恐懼。中國人不怕洋人，但中國人怕官。這是西方列強用槍炮打開中國大門的時候所得出的結論。是的，很有一批中國人怕官，怕得要命。為什麼？因為官有生殺予奪的權力。為了適從這樣的權力，中國人養成了一種特殊的心理，逆來順受，委屈求全，明哲保身，甘當奴才，甘當上等人的奴才，不讓當還不行。在這些奴才人的心里，有一個奇妙的想法，當奴才光榮，有實惠。這大概就是魯迅所說的病態的適從心理。
我對魯迅說︰“你的觀點我認同。您棄醫從文，就是要從精神層面，醫治一個民族的病態創傷。我的這個觀點，您認同嗎？”魯迅說︰“是的，我棄醫從文，就要從醫治身體轉變為醫治心靈，從精神思想上清除我們民族的劣根性。《狂人日記》、《孔乙己》、《阿q正傳》、《藥》等就是我開出的藥方。”
對于魯迅開出的這些藥方，我們中國的讀書人大多耳熟能詳。我對魯迅的這些，也都比較熟悉。特別是《阿q正傳》，幾乎家喻戶曉。在我們中國人眼里，阿q就是精神勝利法的代名詞。我對魯迅說︰“您開出的藥方，精典實用效果好。中國人深受其益。”
我第二次與魯迅談話，重點談了改造思想和靈魂的問題。魯迅說︰“我曾經是個極端的進化論者。但是，現實的生活告訴我，進化論不能解決全部問題，有些問題進化論是解決不了的。比如中國社會的封建式興替輪回，進化的結果，就是大清王朝的更加封建。所以，我最後不再迷信進化論了。”我對魯迅說︰“進化論不能解決全部問題，那麼您是否找到了新的解決問題的辦法了？”魯迅沉思了一會說︰“到目前，我還不能說真正地找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但是，我有了方向性地選擇。”我問魯迅說︰“您要選擇的方向是什麼？”“大概是階級，或者說是人民，或者說是民眾，大概是這個方向，不真切，但有了認識。”听了魯迅的話，我點了點頭。我對他說︰“是**說的人民群眾嗎？”魯迅凝視前方，想了一會說道︰“是的，是這個方向，是人民的這個方向。人民醒悟了，大家都是明白人，一齊向善向上努力，大家一起向著公平的方向努力，問題或許就解決了。”我對魯迅說︰“**稱人民為上帝，你心中的上帝是誰呢？”魯迅想了想說︰“我心中的上帝，也許就是人民。但是，我看不真切，還在觀察。”我對魯迅說︰“是的，我也在觀察，我們一起來觀察。或許，我們能在這樣的觀察中找到我們心中的上帝。”
我第三次與魯迅談話，重點談了方法問題。我對魯迅說︰“解決問題要有方法，解決精神思想問題，也要有方法。解決中國的問題，更要有方法。您心中的方法是什麼呢？”魯迅說︰“過去，受進化論的影響，我曾經寄托希望于青年。認為我們的青年人，一定會比我們更聰明，更有辦法解決中國的問題，更有辦法解決中國人精神上的問題。但是現在，我的看法改變了。我從延安的身上，看到了方法，看到了砸碎舊世界的方法。但對于未來，我還不確定，我還在思考。”我對魯迅說︰“現在的中國，已經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中國道路，中國故事，中國方法，已經越來越清晰了。您對中國的現在，有信心嗎？”魯迅高興地說︰“信心嗎，總是有的。但是，還要方法來保證。方法不對頭，走了邪路，再大的信心也是過眼的浮雲，風一吹就沒了。”我說︰“是的，信心再強大，走了邪路，也要歸零，還得從頭再來。”
與魯迅談話三次之後，我就再也沒有夢見過魯迅。也許是魯迅不想見我，也許是我要問的問題傷了魯迅的心，魯迅再故意回避我。總之，直到現在，我也沒能在夢中見到魯迅。其實，我要問魯迅的問題並不復雜。我只是想問問魯迅，見到自己的著作逐年從課本中減少，心里是怎麼想的？
直到現在，我也不知魯迅是怎麼想的。倒是我自己的心里，憑添了憂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