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穿過秦嶺隧道時，車廂突然暗了下來。
"別怕，只是隧道。"我輕聲說，感受著綠皮火車在鐵軌上的輕微震動。由于巴省旅行社已經啟程返回巴省了，而燕京旅行社在延安等我們。所以，我們去延安是乘坐綠皮火車，包下了三個車廂。
"徐仕林，你確定這次行程有意義嗎？"吳珍妮壓低聲音，"他們都說延安又窮又落後，而且..."她沒說完，但我知道她指的是什麼——西方媒體筆下的"紅色恐怖"敘事。
"等到了你就知道了。"我笑了笑，轉頭看向窗外。陝北的黃土高原在晨光中呈現出一種溫暖的金色，溝壑縱橫的地貌像是一位老人臉上的皺紋，記錄著歲月的滄桑。
車廂另一頭，麻理遜正用他那台昂貴的日本相機拍攝窗外景色。作為學生會副主席，他起初對這個"紅色之旅"持保留態度，但最終還是被我說服參加了。此刻他專注地調整著鏡頭，金絲眼鏡反射著窗外的陽光。
"各位同學注意了，"我站起來拍了拍手，"再過半小時就到延安站。提醒大家，延安是革命老區，條件比較艱苦，但這里孕育了中國革命的勝利..."
我的話被一陣突如其來的歌聲打斷。原來是坐在車廂前排的幾位當地老人自發唱起了《南泥灣》，蒼勁有力的嗓音回蕩在車廂里︰
"花籃的花兒香啊~听我來唱一唱~"
香港同學們先是驚訝，隨後有人跟著節奏輕輕打起拍子。珍妮瞪大了眼楮，顯然沒想到會在火車上遇到這樣的場景。麻理遜迅速轉向聲源，相機快門聲不斷。
"這是陝北民歌，"我解釋道，"南泥灣是共產黨在延安時期開墾的荒地，後來變成了"陝北好江南"。"
當大巴車駛入南泥灣時，連最挑剔的同學也發出了驚嘆。眼前是一片綠油油的稻田和果園，遠處山坡上梯田如波浪般起伏，與我想象中同學們預期的"荒蕪之地"截然不同。
"不是說延安很窮嗎？"珍妮疑惑地問，"這看起來...很美啊。"
"這就是我想讓你們看到的。"我指向窗外，"四十年前這里還是一片荊棘遍野、野獸出沒的荒地。359旅的戰士們一手拿槍，一手拿鎬，硬是把這里變成了良田。"
我們在南泥灣大生產展覽館前下車。館內陳列著當年使用的簡陋農具——木犁、鐵鍬、紡車，每一件都磨損得厲害，顯然經歷了超乎想象的勞動強度。
"這些工具...太原始了。"麻理遜俯身觀察一台紡車，小心地不去踫到展櫃，"難以想象用這些能開墾出那麼大的農田。"
"當時國民黨對邊區實行經濟封鎖，"我解釋道，"共產黨提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口號。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都親自參加勞動。"
珍妮在一件打滿補丁的軍大衣前駐足良久。"這是...？"
"王震將軍的大衣，"我看著說明牌，"他帶領359旅開墾南泥灣時穿的。據說補丁摞補丁，最後重了好幾斤。"
同學們圍攏過來，車廂里那種輕松的氣氛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肅穆的沉默。這些實物比任何教科書都更有說服力——它們訴說著一個與西方媒體報道截然不同的故事︰不是"殘酷的共產主義"，而是一群理想主義者在極端困難條件下的奮斗與堅持。
下午我們參觀了延安革命紀念館。在一幅巨大的照片前，我停下腳步——照片上是毛澤東在窯洞前給農民講課的場景，周圍坐滿了衣衫襤褸但神情專注的村民。
"看這個，"我指著照片，"當時邊區開展了大規模的掃盲運動。共產黨人相信，要改變中國，首先要喚醒民眾。"
"這跟歷史課本上說的不一樣..."一個同學小聲嘀咕，"英國人的書上說共產黨是用暴力強迫人民服從。"
我沒有立即反駁，而是帶他們來到抗日軍政大學的復原場景前。"這里培養了十多萬干部，他們後來成為建設新中國的骨干。如果共產黨真如西方所說那麼殘暴，為什麼那麼多知識分子自願放棄城市生活來這里吃苦？"
麻理遜認真地做著筆記，時不時推一下眼鏡。我知道他父親是英國人，母親是香港人，他的世界觀受西方影響很深。但此刻，我看到他眼中閃爍著疑惑——那些根深蒂固的認知正在被動搖。
參觀接近尾聲時，我們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者。他穿著樸素的藍色中山裝，正在給一群小學生講解。從他標準的普通話中，我听出了些許上海口音。
"這位是王建國老師，"紀念館工作人員介紹道，"他是上海知青，70年代在延安插隊，後來留在這里教書。"
知青！我眼楮一亮。這正是香港同學們最感興趣的群體——在西方敘事中，知青是被迫離開城市、遭受"迫害"的一代。我立刻邀請王老師給同學們講講他的經歷。
"我是1970年來的延安，"王老師的聲音溫和但有力，"當時我才17歲，和你們現在差不多大。"他指著牆上一張知青勞動的照片，"看，那就是我們開荒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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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被迫來的嗎？"珍妮鼓起勇氣問道。
王老師笑了︰"當時確實有政策要求，但"被迫"這個詞不準確。我們那一代人有很多是真心實意想為國家做點事的。延安雖然艱苦，但這里的人民教會了我很多東西——堅韌、樂觀、腳踏實地。"
他挽起袖子，露出手臂上的一道疤痕︰"這是開荒時留下的。當時醫療條件差，是村里的老赤腳醫生用土方子給我治好的。"他的眼神變得深遠，"後來我考上了大學，可以回上海，但我選擇留下來。因為我覺得這里更需要我。"
麻理遜突然開口︰"西方媒體說知青是被洗腦的一代，您怎麼看？"
王老師不慌不忙︰"年輕人，你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洗腦嗎？是只讓你听到一種聲音。我在延安，可以收到家人的信，可以讀各種書籍——當然，那個年代書籍確實有限。但真正的洗腦，是像某些國家那樣，把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歷史全部抹去，只留下片面的描述。"
他的話讓香港同學們陷入沉思。我知道，這種來自親歷者的直接證言，比任何理論說教都更有力量。
傍晚，我們來到楊家嶺革命舊址。夕陽給毛澤東住過的窯洞鍍上一層金色，棗園里的果樹在微風中沙沙作響。同學們三三兩兩地坐在石凳上，氣氛比來時沉靜了許多。
"仕林，"珍妮走到我身邊，"我有個問題。如果共產黨真的那麼好，為什麼現在中國還這麼...落後？"她用了"落後"這個詞時有些猶豫，但我知道這是很多香港同學的疑問。
我沒有直接回答，而是指向遠處新建的樓房和蜿蜒的山路︰"珍妮，四十年前這里連電都沒有。現在你看，雖然比不上香港繁華，但變化是實實在在的。發展需要時間，特別是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基礎薄弱的國家。"
麻理遜也加入了討論︰"西方媒體總是拿中國的人權問題說事..."
"什麼是人權？"我反問道，"是空洞的口號，還是實實在在的生活改善？我爺爺告訴我，解放前他經常挨餓，現在雖然不富裕，但全家人能吃飽穿暖，孩子們能上學——對他來說，這就是最基本的人權。"
夜色漸深，我們在毛澤東舊居前的空地上舉行了一場簡單的討論會。同學們的問題五花八門，從土地改革到文化大革命，從計劃經濟到改革開放。我盡我所能回答，也坦誠有些問題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關鍵是要用自己的眼楮看，自己的頭腦思考，"我總結道，"不要盲目相信任何一方的宣傳，包括我的。香港即將回歸，你們這一代人將見證"一國兩制"的實踐。與其听信西方的妖魔化，不如親自觀察、判斷。"
離開延安去燕京的火車上，氣氛明顯不同了。同學們三三兩兩地討論著所見所聞，有人翻閱在紀念館買的書籍，有人整理照片。珍妮靠窗坐著，手里拿著一個在南泥灣買的草編螞蚱——當地老人現場教我們編的。
"仕林，"她突然說，"謝謝你帶我們來這里。我...我以前從沒想過這些問題。"
麻理遜走過來，遞給我一張紙條︰"這是我整理的幾個問題，關于延安時期的民主實踐。你能推薦一些書嗎？"
我接過紙條，心中涌起一陣欣慰。改變根深蒂固的觀念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至少，他們開始思考了，開始質疑那些被灌輸的刻板印象了。
火車駛入夜色中，窗外偶爾閃過的燈火像是散落的星辰。我想起臨行前教授的話︰"香港的未來，取決于年輕一代對祖國的認識。"此刻，看著這些沉思的面孔，我相信，這次延安之行已經在他們心中播下了思考的種子。
無論前路如何，至少他們開始嘗試用自己的眼楮，而非他人的濾鏡，來看待這片土地和它的歷史了。而這，正是我組織這次旅行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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