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亮平說我叛國?我爺代號叫風箏

第525章 又不失工作的分寸

類別︰其他類型 作者︰年庚 本章︰第525章 又不失工作的分寸

    和宏遠集團的博弈,將從短兵相接的遭遇戰,轉為一場漫長的、需要極度耐心的陣地戰。他需要做的,是像一個老練的獵人,收起鋒芒,靜靜地觀察,在每一個關鍵的節點——比如規劃審批、土地性質變更、施工許可上,穩、準、狠地嵌入進去,確保每一個環節都無法被輕易繞過或拖延。

    這需要時間,需要一個又一個正式的、蓋著紅章的文件,需要一場又一場枯燥但必要的協調會議。

    一周的平靜很快過去。這期間,老張打來過一個電話,除了再次感謝,便是小心翼翼地探詢安置房的口風。鄭建國安撫了他幾句,說正在跟進,一有消息會立刻通知。他知道,錢能解近渴,但房子才是那碗能真正暖到心窩里的熱湯。工友們的耐心是有限的,他必須主動出擊。

    又一個尋常的周三下午,陽光透過百葉窗,在辦公桌上切割出斑駁的光影。鄭建國處理完手頭的最後一份文件,將它整齊地碼放在待歸檔的文件夾里。他沒有絲毫猶豫,拿起了右手邊那部紅色的座機電話。相比用手機,他更喜歡用這部老派的電話處理公務,按鍵時清脆的“嗒嗒”聲,和听筒里傳來的沉穩的“嘟——”聲,都讓他感覺更正式,也更能集中精神。

    他撥通的,是區建管科的內線電話——一個他早已爛熟于心的號碼。

    電話響了三聲後被接起,一個年輕而公式化的聲音傳來“您好,建管科。”

    “小陳,是我,街道辦老鄭。”鄭建國的語氣平和而熟稔,既帶著前輩的親切,又不失工作的分寸。

    “哦,鄭科長,您好您好!”對方的聲調立刻熱情了些許,“有什麼指示?”

    “指示談不上,就是想咨詢一下,”鄭建國靠在椅背上,目光看著窗外,語氣卻異常專注,“關于宏遠集團那個安置房項目,就是東郊那塊地的,現在具體是個什麼進度?”

    電話那頭,小陳似乎是立刻翻動了一下手頭的資料,傳來一陣紙張的“嘩啦”聲。片刻後,他用那種典型的、嚴謹而又留有余地的腔調回復道“鄭科長,我剛看了一下項目周報,目前主體結構還在建設中,施工隊那邊報上來的進度,算是正常推進,沒有延期。但您問的具體分配方案,這個我們現在確實給不出來。按規定,得等整個工程接近尾幕,比如外牆、綠化都基本搞定,驗收流程啟動了,我們才能會同開發商那邊,研究和出台最終的細則。”

    這番話,滴水不漏,完全在鄭建國的預料之中。每一個字都符合規定,每一個節點都無懈可擊。他听著,沒有表現出任何失望或急躁,只是平靜地“嗯”了一聲,表示自己在認真听。

    這就是機關里最常見的“太極”。他知道,催是沒用的,逼問更會引起對方的反感。他今天打這個電話,本就不是為了得到一個確切的“好消息”。

    “好的,辛苦了小陳,我就是例行跟進一下,工人們那邊問得緊,我得有個基本情況好回復。”他巧妙地將自己的詢問,定義為一種應對群眾壓力的“例行公事”,既不會給對方施壓,也表明了自己持續關注的態度。

    “理解理解,鄭科長您放心,我們這邊也會盯著開發商的進度的。”

    又客套了幾句後,鄭建國掛斷了電話。

    辦公室里依然安靜,只有鍵盤的敲擊聲和打印機偶爾的嗚鳴。他沒有像之前那樣感到一絲一毫的煩躁或無力。相反,他拉開抽屜,取出了一個深藍色的硬殼筆記本。本子的封皮已經有些磨損,邊角泛白,里面密密麻麻地記錄著他的各種工作備忘。

    日子重新被瑣碎而繁雜的公務填滿,像一條平穩但永不停歇的傳送帶。新的項目如潮水般涌來,一份關于“社區文化網格化管理”的試點方案文件,又厚又重地壓在了鄭建國辦公桌的最上層。他每天淹沒在無盡的會議、報告和數據里,與同事們討論著市民文化中心的選址,為了一筆專項經費的審批流程反復溝通。辦公室里的電話鈴聲、鍵盤敲擊聲和打印機的嗡鳴聲交織成一首永恆不變的進行曲,足以讓任何人忘卻那些不屬于kpi範疇的煩惱。

    然而,鄭建國沒有忘。

    他心里始終有一個小小的、獨立的角落,專門留給那個名為“宏遠集團”的舊城改造項目。它像一根細細的魚刺,卡在日常工作的喉嚨里,不會致命,卻時刻提醒著它的存在。

    這份提醒,具體而微地體現在一些不為人知的習慣里。

    比如,每個中午午休,當同事們湊在一起閑聊或者趴著小憩時,他會安靜地從抽屜里拿出那個深藍色的筆記本。他不會去看那些新鮮的、關于新項目的工作記錄,而是習慣性地翻到中間,翻到那幾頁字跡潦草、甚至畫著潦草關系圖的頁面。上面記錄著他與宏遠集團的每一次交鋒,王經理說的每一句“場面話”,以及老張透露的每一個工人的家庭困境。他會用手指摩挲著紙上那些有力的劃痕,目光在“主體結構”、“工程尾聲”、“分配方案”這些關鍵詞上反復停留。這不僅僅是回顧,更是一種精神上的“熱身”,讓他時刻保持著對這件事的敏銳和“戰備狀態”,防止自己的心在日復一日的文山會海中變得麻木和遲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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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比如,他的辦公桌台歷上,在代表著大約三個月後的那個月份上,用紅筆醒目地畫了一個圈。旁邊用小字標注著【宏遠安置房預計封頂】。這個紅圈,是他每天抬眼就能看到的第一道風景。它像一個無聲的倒計時器,一個沉默的戰友,每天都在提醒他時候未到,但終將到來。你不能松懈。

    時間就在這“明”與“暗”兩條線的交織中,悄然流逝。秋天最後一批梧桐葉被冷風卷走,窗外的樹枝變得光禿蕭瑟,預示著冬天的來臨。轉眼,兩個月過去了。

    這兩個月里,他又主動給老張打過兩次電話。電話不再是在焦慮中撥出,而是在一個寧靜的、接近下班的時刻。他想了解的,不再是工人們是否還在鬧事,而是他們過得怎麼樣。

    第一次通話,老張的語氣里還滿是劫後余生的慶幸。他告訴鄭建國,拿到補償款後,大部分工友都在工地附近的城中村租了房子,雖然條件簡陋,但總算有了個落腳地。孩子們也轉到了臨時的學校,大伙兒白天出去打點零工,晚上聚在一起喝點小酒,日子雖然清苦,但人心穩了。

    而第二次通話,就在幾天前,氣氛則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老張的聲音里少了幾分激動,多了幾分對未來的期盼和隱憂。

    “鄭科長,”老張在電話那頭,聲音壓得有些低,似乎不想讓周圍的人听到,“大家現在都盼著呢!前兩天,有幾個工友偷偷跑到那工地上看了看,樓是起來了,看著听像樣的。就是……大伙兒心里都沒底,七嘴八舌地瞎猜。當初合同上說的是八十平的戶型,可別到時候給咱們縮水了。還有位置,會不會把咱們都分到最差的朝向,或者最頂樓、最底樓啊?”

    老張的這番話,讓鄭建國的心微微一沉。他意識到,矛盾的焦點已經悄然轉移了。

    當生存的危機解除後,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便浮出了水面。工人們的擔憂,從“能不能拿到錢”,變成了“能不能分到好房子”。

    他太清楚了,這些擔憂絕非杞人憂天。在他十多年的基層工作生涯里,他見過太多在安置房問題上栽了跟頭的案例。

    那一張張因期望落空而扭曲的臉,那一聲聲在信訪辦公室里回蕩的哭喊,都早已在他的記憶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記得幾年前鄰區的一個項目,合同上白紙黑字寫著“不低于一百平米”,最後交房時,開發商卻玩起了文字游戲,把巨大的公攤面積算了進去,實際套內面積還不到八十平。居民們去鬧,開發商就拿出補充協議里一行比螞蟻還小的字,說“最終解釋權歸開發商所有”。最後事情不了了之,居民們只能吃下這個啞巴虧。

    他不能讓這種事,在老張和那幾百個工人身上重演。

    那個周末,鄭建國沒有休息。他把自己關在單位空無一人的辦公室里,泡了一大壺濃茶,開始了一場沉默的“備戰”。他要做的事,就是把宏遠集團未來可能扔出的所有“絆腳石”,提前一一清點、標記,並為每塊石頭準備好搬開它的工具。

    他的戰場,是單位那連接著內部系統的電腦,以及檔案室里那一排排散發著陳年紙張氣味的鐵皮櫃。

    他首先打開了內部政策數據庫,在搜索框里輸入了關鍵詞“拆遷安置”、“面積核算”、“樓層調節系數”、“交付標準”。電腦屏幕上,瞬間彈出上百條文件鏈接,從國家的大政方針,到省市的地方法規,再到區里的補充細則,盤根錯雜,浩如煙海。

    鄭建國沒有一絲不耐煩。他像一個經驗豐富的老船長,在信息的海洋里精準地航行。他逐條點開,細細研讀。他的目光尤其關注那些措辭模糊、留有“解釋空間”的條款。

    比如,一份市里的文件中提到“安置房的面積應與原拆遷面積基本對等,並可根據樓層、朝向等因素進行適當調節。”——“基本對等”是多少?“適當調節”的幅度又是多少?這就是魔鬼藏身的細節。

    他又花了整整一個下午,泡在檔案室里。他要找的,不是最新的文件,反而是那些已經有些泛黃的、關于過往糾紛的卷宗。他想看看,以前的“仗”是怎麼打的,開發商最常用的招數有哪些,而政府部門又是如何居中調解的。

    在一份塵封的卷宗里,他看到了一個案例,開發商以“小區整體規劃調整”為由,將原本許諾給拆遷戶的中心位置房源,全部換到了臨近高架橋的一側,而補償方案卻避重就輕。這份卷宗,讓他出了一身冷汗。

    兩天的時間,他的筆記本上又多了滿滿幾頁內容。他不再是簡單地記錄,而是用一種近乎偏執的嚴謹,構建起了一個“攻防手冊”。

    他用筆畫了一個表格,左邊一欄是【風險預判】,右邊一欄是【政策武器】。

    在【風險預判】下,他清晰地列出了

    面積縮水風險 警惕開發商在公攤面積上做文章,模糊套內面積與建築面積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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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調換風險 對方可能以各種理由(如消防、日照、管線規劃)將優質房源替換為劣質房源。

    質量瑕疵風險 趕工期可能導致牆體裂縫、水電線路等隱蔽工程存在問題。

    配套設施不兌現風險 小區綠化、停車位、公共活動區等承諾可能無法按時按質兌現。

    拖延交房風險

    而在右側的【政策武器】一欄,他則針鋒相對地標注出每一條可以用來反擊的“彈藥”

    對應“面積縮水”,他找到了《商品房銷售管理辦法》中關于“交付房屋的套內建築面積或建築面積與合同約定不符時,誤差比絕對值在3以內的,據實結算;超出3的,買受人有權退房”的條款,並用紅筆在“3”這個數字下重重劃了一道。

    對應“位置調換”,他摘抄了《城市房地產開發經營管理條例》中關于“開發商不得擅自變更規劃設計”的規定,並備注需在工程封頂後,第一時間介入,索要並核對最終的竣工圖紙。

    當他寫完最後一筆時,窗外的天已經完全黑了。辦公室里只有他桌上的一盞孤燈,將他的身影長長地投在身後的牆上。

    有一次局里召開每周的重點工作推進會。長條形的會議桌上,坐著局里的主要領導和各科室的負責人。空氣中彌漫著文件紙張的油墨味和茶水淡淡的澀香。局長姓劉,是個頭發微白、不苟言笑的領導,正听取著規劃科科長關于一個新文化街區項目的匯報。

    鄭建國坐在靠後的位置,面前攤開著筆記本,但他一個字也沒記。他的耳朵听著匯報,思緒卻早已飄到了東郊那片塵土飛揚的工地上。他知道,今天這個會議,是他為工人們爭取更高層面關注的唯一機會。直接向區里反映,他級別不夠,也容易被視為越級上報;但如果能通過局里的口,把這件事“合理地”擺到相關領導的案頭上,分量就完全不同了。

    他一直在等待一個時機,一個能巧妙切入話題的機會。

    規劃科冗長的匯報終于結束,劉局長習慣性地端起搪瓷杯喝了口水,杯蓋與杯身踫撞,發出“ 噠”一聲清響。他環視一圈,沉聲問道“都听完了,大家還有沒有其他需要補充或者討論的問題?”

    會議室里一片寂靜。通常,這句問話代表著會議即將結束。幾個科長已經下意識地準備合上筆記本了。

    就是現在。

    鄭建國感覺到自己的心髒猛地跳了一下。他放在桌下的手,不自覺地攥緊了。他知道,在這樣的場合主動提一個議程之外、且與自己科室核心業務關聯不大的問題,是需要勇氣的,甚至有點不合時宜。但他腦海里閃過老張那張飽經風霜的臉,和電話里那些充滿焦慮的詢問,這點職場上的顧慮瞬間就被壓了下去。

    他清了清嗓子,在所有人都以為會議即將結束的寂靜中,他的聲音顯得格外清晰。

    “劉局長,我……我想補充一個情況。”

    一瞬間,會議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他身上。有驚訝,有疑惑,也有幾分看熱鬧的好奇。坐在他對面的財務科老李,甚至微微挑了挑眉。

    劉局長的目光也投了過來,沉穩而銳利,帶著一絲探尋“哦?建國同志,你說。”

    鄭建國扶了扶眼鏡,身體微微前傾,讓自己看起來更加鄭重。他沒有直接談工人的困,而是選擇了一個更宏觀、更符合領導關切的角度切入“局長,是關于之前宏遠集團舊城改造項目的後續遺留問題。目前,項目的安置房建設已進入中後期,預計再過幾個月就要面臨分配的關鍵節點。”

    他頓了頓,觀察著劉局長的表情,見他沒有打斷,便繼續說道“根據我們街道辦前期掌握的情況,以及過往的一些經驗,安置房的分配階段,尤其是在面積核算、樓層朝向這些具體問題上,最容易引發群體性矛盾。宏遠這個項目,涉及的拆遷工友人數眾多,一旦處理不好,很容易演變成信訪事件,影響咱們區的穩定大局。”

    他巧妙地將這件事從一個單純的“民生問題”,上升到了“維穩”的高度。這是所有領導都不能、也不敢忽視的一根弦。

    “所以……”鄭建國加重了語氣,提出了自己的核心建議,“我建議,是否能由我們局里牽頭,提前與區住建部門進行一次正式溝通,建立一個信息共享機制。我們的目的不是去干涉他們的具體工作,而是希望能夠督促並確保整個分配過程,從方案制定到最終搖號,都能夠公開、透明,有據可查。這樣既能安撫群眾情緒,也能把可能出現的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

    他說完了。會議室里一片安靜,只有通風口細微的“嗡嗡”聲。

    劉局長沒有立刻表態。他用手指輕輕叩擊著桌面,發出“篤、篤”的聲響,目光深邃,似乎在權衡著什麼。鄭建國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不知道這番話是會得到贊許,還是會被認為“多管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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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足過了半分鐘,劉局長才緩緩開口,打破了沉默“建國同志提的這個問題,很有前瞻性。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這個思路是對的。”

    他先是給予了肯定,讓鄭建國緊繃的神經稍微松弛了一些。

    然後,他轉向旁邊的主任,吩咐道“這件事,你記一下。我會重視的。下一步,在區政府的協調會上,我會找一個適當的時候,把這個情況向分管的區領導做個匯報,建議由住建牽頭,我們相關部門配合,提前做好預案。”

    話雖如此,但“適當的時候”、“向領導匯報”,這些詞語都充滿了彈性和不確定性。鄭建國心里明白,這並不等于問題立刻就得到了解決。這更像是在平靜的湖面上投下了一顆石子,激起了漣漪,但水波能擴散多遠,會不會被半途的風浪吞沒,都還是未知數。

    他點了點頭,坐了回去,輕聲說“謝謝局長。”

    盡管結果充滿了未知,但當他坐下的那一刻,一種奇異的踏實感涌上心頭。他為那些信任他的工人們,在更高層的權力場里,成功地掛上了一個“號”。

    這或許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開始,但至少,他們的困境不再僅僅停留在他那個深藍色的筆記本里,而是有了一絲可能,被擺在更關鍵的桌面上。

    他為工人們,爭取到了一個被更高層級“看見”的機會。這就夠了。

    一個多月了,自從那次在局里會議上發言後,一切似乎又石沉大海。沒有回音,沒有新的進展。鄭建國有時也會在夜深人靜時反思,自己那番話是不是太過唐突?劉局長那句“會重視的”,會不會只是一句安撫下屬的場面話?他心中的那份期待,就像這冬日的陽光一樣,一天天變得微弱。但他沒有放棄,筆記本上的“攻防手冊”依舊被他時常翻閱,爛熟于心,只等一個不知何時會到來的號角。

    就在他將一沓文件對齊,準備打孔的時候,桌上的座機電話突然尖銳地響了起來,像一聲驚雷,劈開了滿室的沉寂。

    他拿起听筒,習慣性地用肩膀夾住,手上還在整理文件“喂,你好,街道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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