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的抵抗與詩學的復魅》
——論樹科《堅𦺋同流𦺋》中的語言政治與身體敘事
文元詩
在當代漢語詩歌的版圖中，粵語詩歌以其獨特的語言質地和文化立場，構成了對普通話詩歌美學的有力補充與挑戰。樹科的《堅𦺋同流𦺋》正是一首典型的粵語抵抗詩，它以看似戲謔的口吻，完成了對語言霸權、文化正統性敘事的解構。這首詩在短小的篇幅內，通過方言的自覺運用、身體姿態的夸張呈現以及歷史記憶的突然介入，構建了一個多層次的符號抵抗體系。本文將從語言政治學、身體詩學和文化記憶三個維度展開分析，揭示這首粵語詩歌如何在當代文化語境中實現其美學反抗。
一、語言的政治學方言作為抵抗的武器
詩歌開篇即以一個尖銳的設問打破沉默"白話寛鳥語？粵人唔正統？"這兩個反問句直指當代中國的語言政治核心。將粵語（白話）貶斥為"鳥語"，將粵人排除在"正統"之外，這實際上是近代以來語言標準化運動的暴力殘余。詩人以"嘻嘻，笑唔屎我……"的戲謔回應，展現了一種充滿智慧的抵抗策略。巴赫金在論述拉伯雷的詼諧文化時指出，笑具有消解權威的神聖性的力量。樹科在此采用的正是這種"以笑抗爭"的策略，通過拒絕嚴肅對待歧視性話語，反而使其顯得荒謬可笑。
詩歌第二節了歷史維度的反駁"鳥語，唐宋官話粵人廣府，客家，潮汕嘟�� 性 笠帷 quot;。這里詩人巧妙地運用了語言學的歷史事實——現代粵語確實保留了中古漢語的諸多特征，被語言學家稱為"漢語的活化石"。通過指出粵語與唐宋官話的承繼關系，詩人瓦解了"正統非正統"的二元對立。法國思想家布迪厄曾指出，語言不僅是交流工具，更是象征權力的戰場。樹科在此處的歷史舉證，實際上是在爭奪語言合法性的定義權，他暗示所謂"正統"不過是權力更迭帶來的偶然結果，而非語言本身的價值判斷。
值得注意的是，詩人列舉了"廣府，客家，潮汕"三大民系，這種包容性的表述展現了粵語文化的內部多樣性。這種多樣性本身即構成對單一語言標準的質疑。德國哲學家阿多諾曾言"在標準化語言統治的地方，方言就是語言的傷口。"樹科的這首詩，正是通過堅持讓這"傷口"保持開放，拒絕被標準漢語的平滑表面所治愈。
二、身體的詩學拖鞋與八字腳的反抗符號學
詩歌的第三節引入了一個極具視覺沖擊力的身體形象"哈哈，睇我著拖鞋寛窮鬼？對眼專望人下邊做乜𦺋唔睇睇我昂頭挺胸八字腳行路"。拖鞋在此成為重要的文化符號，它既是被歧視的標記（"窮鬼"），又被轉化為自豪的身份標識。這種符號價值的反轉令人想起法農在《黑皮膚，白面具》中分析的殖民語境——被殖民者常常通過重新評估那些被殖民者貶低的特征，來實現心理抵抗。
更值得玩味的是"八字腳行路"這一身體姿態的描寫。這種行走方式在傳統中國禮儀文化中常被視為不雅，但詩人卻將其與"昂頭挺胸"的自信姿態並置。這種矛盾修辭實際上創造了一個新的身體符號——它既不符合精英文化的禮儀規範，又展現出不容忽視的存在感。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告訴我們，身體不僅是客體，更是主體存在于世的表達方式。樹科筆下這個穿著拖鞋、邁著八字腳卻昂首挺胸的形象，正是粵語文化在當代中國的隱喻性表達——雖被邊緣化，卻依然保持尊嚴。
詩人特意指出旁觀者"對眼專望人下邊"的視角，這一細節極具批判性。它暗示了權力凝視的方向總是向下的、俯視的，而詩人通過調整身體姿態（"昂頭挺胸"）和行走方式（"八字腳"），實現了對視線的反抗。這種身體政治學與福柯所描述的規訓社會形成有趣對話——即使在無處不在的權力凝視下，身體仍能找到反抗的空間。
三、歷史的幽靈秦始皇的"架步"與記憶政治
詩歌的結尾突然引入了一個歷史宏大敘事"哼！你到底知唔知話你知，呢個系秦始皇� 懿劍 quot;。將拖鞋、八字腳與秦始皇相聯系，這一跳躍看似荒誕，實則蘊含深刻的文化記憶政治。秦始皇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完成"書同文"的帝王，是語言標準化的始作俑者。詩人將當代粵語者的身體姿態追溯到秦始皇，這一方面解構了歷史偉人的神聖性（將其與"拖鞋八字腳"並置），另一方面也暗示了當代語言政策與帝制傳統的隱秘聯系。
"架步"一詞在粵語中既有"架勢姿態"之意，也可指"手段方法"。這一雙關語巧妙地將身體政治與歷史政治聯系起來。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在論述"姿勢"的政治意義時指出，姿勢是身體與權力關系的直接表達。樹科將當代粵語者的行走姿勢追溯到秦始皇，實際上是在揭示任何語言標準化過程都不可避免地伴隨著身體規訓，而今天對粵語的歧視，不過是這一古老權力游戲的現代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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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刻的是，這一歷史聯想打破了線性時間觀，使過去與現在在同一詩性空間中對話。本雅明所說的"歷史天使"在此顯現——詩人從當代語言歧視的碎片中，辨認出了歷史暴力的連續性。通過將秦始皇這一象征中央集權的符號納入詩歌，樹科實際上是在質問當代中國的語言政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仍受制于兩千年前的帝國邏輯？
四、抵抗的詩學形式與內容的辯證
從詩歌形式角度觀察，《堅𦺋同流𦺋》的獨特價值在于其語言形式與思想內容的完美統一。全詩采用粵語口語寫作，這種語言選擇本身就是對詩歌正統性的挑戰。在中國當代詩壇，盡管方言寫作並不罕見，但像樹科這樣完全摒棄普通話語法和詞匯的創作仍屬少數。這種形式上的堅持，使詩歌本身成為其所倡導的文化抵抗的體現。
詩歌的節奏也值得注意。通過"嘻嘻"、"哈哈"、"哼"等語氣詞的穿插，詩人構建了一種近乎戲劇獨白的語音效果。這種語音質感在書面閱讀時會產生特殊的聲學想象，使粵語讀者能直接感受到母語的韻律美。俄國形式主義者所說的"陌生化"效果在此得到體現——通過堅持方言寫作，詩人使讀者對熟悉的語言產生新的審美感知。
詩歌的結構呈現出明顯的"反駁舉證示威"邏輯脈絡，這種論證式結構在抒情詩中並不多見。它顯示了樹科將詩歌作為文化論爭場域的自覺意識。法國詩人佩斯曾主張詩歌應具有"智力密度"，樹科的創作顯然呼應了這一主張。他在簡短的詩行中容納了歷史考證、身份政治和文化批評的多重維度，展現了詩歌作為知識形式的可能性。
五、余論方言詩歌的文化復魅
在全球化與標準化的雙重壓力下，方言詩歌如同樹科的《堅𦺋同流𦺋》，承擔著文化復魅的重要功能。馬克斯•韋伯所說的"世界的祛魅"，在語言領域表現為方言的式微與情感表達的同質化。而這首詩通過堅持方言寫作，不僅保存了語言多樣性，更恢復了一種獨特的生活感受和世界觀。
粵語詩歌的特殊價值在于，粵語是少數具備完整書面表達體系的漢語方言之一。這使得粵語寫作既能深入民間生活的肌理，又能參與高層次的哲學思考。樹科的創作正體現了這一優勢——他將市井氣息濃厚的粵語口語與深刻的文化反思相結合，創造出一種既接地氣又具思想鋒芒的詩學風格。
《堅𦺋同流𦺋》雖然篇幅短小，但其文化抵抗的意義不容小覷。在中國當代詩歌日益陷入形式主義窠臼或政治表態困境的背景下，這種植根于方言、著眼于日常、卻又能接通歷史深度的創作，或許為漢語詩歌的發展了一條值得探索的路徑。詩歌最後指向秦始皇的突兀轉折，不僅是一個文化宣言，更是一個詩學啟示真正的詩歌抵抗，或許就在于這種將最當下的感受與最深遠的歷史記憶突然接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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