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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豪杰事縱橫,獨有先賢治尚平。
四善見稱君子道,一寬無愧惠人名。
——明•包裕《公孫大夫廟》
自從鄭國投靠晉國這個大家庭以後,腰桿子突然變得十分有力,伐陳、攻許、侵蔡,把周邊小國挨個欺負了個遍,非常囂張跋扈。
去年(公元前548年)六月份時候,鄭國又一次集結七百輛戰車夜襲陳國,打的陳哀公哀聲連連、怨聲載道,惹得晉平公很不高興,幸得鄭卿子產從中斡旋,而子產又得晉新任中軍將趙武的賞識,鄭國方才無事。
但對于想沖破枷鎖,再次與晉爭奪對中原一帶控制權的楚康王來說,此時伐鄭絕對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不僅可以打消鄭國的囂張氣焰,順便也可以在情感上拉攏陳國,于是伐吳不成,跑去伐鄭。
以楚、秦聯軍強大的實力,外加失去晉國的支持,鄭國應該是不堪一擊的,但習慣欺負弱小的鄭將皇頡不知從何而來的勇氣,自信滿滿的出城作戰,結果不出所料——“敗,穿封戌囚皇頡”。
但在戰事結束論功行賞的時候,有一個人出來同穿封戌爭功——楚康王親弟弟公子圍。
職高權重的公子圍想冒認俘獲皇頡的功勞,說皇頡是由他俘獲的,估計這也不是他第一次強取豪奪了,但穿封戌性格也是耿直,面對仗勢欺人的公子圍絲毫不讓,兩人便在朝堂上爭執起來。
楚康王也不能肯定到底是誰俘獲了皇頡,于是便請伯州犁出庭作公證人,判定這是誰的功勞。
伯州犁原是晉人,因其父伯宗被“三 ”所迫害才奔楚,時任楚國太宰,是一個善于巴結權貴、只唯上不唯實之人。
伯州犁也很八面玲瓏,他不願得罪任何一方,提議“請問于囚”,讓皇頡立于公子圍和穿封戌對面,開始庭審問話。
伯州犁抬手向上,高調介紹公子圍︰“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然後又放手向下,介紹穿封戌︰“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
“請問皇頡,到底是誰擒獲了你?”
皇頡不是傻子,見伯州犁介紹時的手勢語氣,大不相同,心里早已明白了他暗示的意思,趁機逢迎,一本正經的撒謊道︰“皇頡遇到王子圍不敵,大敗被俘。”
穿封戌大怒,認為王子圍從中作梗,拔出長戈,追著王子圍滿屋子打,也不管他的誰的“貴介”弟弟了。
而皇頡由于順著伯州犁的暗示去回答,討好楚國當權者,不久便得到了釋放。
伯州犁雖然討好了公子圍,但公子圍並不買賬,篡位之後對伯州犁不放心,把他殺了。
後來,人們將這個通同作弊、溜須拍馬、故意顛倒是非的事情加以故事化,形成一個成語——“上下其手”。
“上下其手”絕不是望文生義的猥褻之意。
楚國伐鄭,收到良好的國際效益,原來被鄭國欺壓的小國紛紛找上門來,讓楚康王替其報仇雪恨,許國就是其中一個。
許國國小兵微,是鄭國實戰演戲的最佳對象,受盡欺壓無數,許靈公見楚軍將鄭國打的酣暢淋灕,頓時揚眉吐氣,親赴楚國賀喜,並請援兵伐鄭。
楚康王覺得,才打鄭國不久,如果再去打似乎有點不妥,便未答應許靈公的請求,許靈公不干了,賭氣了︰“不興兵打鄭國,我就不回去了,就算死,也死在這里。”
“八月,卒于楚。”
楚康王見許靈公果真不是開的玩笑話,一下子真的死翹翹了,無奈之余無不感動道︰“這下可好,不伐鄭,怎麼給諸侯們一個交代?”
十月,楚康王興兵攻打鄭國。
這一次伐鄭似乎比上一次更加順利——攻打鄭都南里門,順帶將城牆拆了;又從樂氏渡過洧水,進攻師之梁的城門,俘虜九名大夫,順風順水,絲毫沒遇到像樣的抵抗。
楚康王很納悶︰“鄭國怎麼了?”
這一切的因果都緣由一個人,此人也是被後人譽為春秋第一人的鄭卿——子產。
鄭國曾為千乘之國,後來因晉、楚二國的崛起,便地處兩個霸主之間,為兩霸所必爭,戰禍連年、民不聊生。
但就是這樣一個形勢下,它仍然堅持過了整個春秋,一直到戰國才被滅,這其中,子產有很大的功勞。
子產,姬姓,公孫氏,名僑,字子產,春秋時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鄭穆公之孫,公元前554年為卿,11年後為相。
子產有多厲害?
在那個中國文化史最為輝煌燦爛的春秋時代,人才輩出,能征善戰的英雄、縱橫捭闔的謀士、影響深遠的思想家數不勝數,清代著名史學家王源卻偏偏將子產推舉為“春秋第一人”,應該有很多人不服。
但不可否認的是,“子產當國,內則制服強宗,外則接應大國,二者乃其治國大端”,讓飽受戰火和內亂摧殘的鄭國井然有序——“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司馬遷)
孔子也給了子產最高的評價︰“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古之遺愛也!”
當然,子產的當國之路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從政伊始,他便在思考一個問題——如何讓鄭國變得強大?
經過反復思考,他決定從軍事和教育著手,他認為若解決了這兩個問題,國家的整體實力會有大幅度的提升。
不久,決定發展軍事的子產便面臨一個問題——嚴格來說是兩個問題——沒錢、沒兵。
沒錢好解決——改革。
從政的第一年,子產開始進行土地改革(“為田洫”),厘清混亂的土地所有權狀況,重新劃分全國田地和溝渠,對所有土地進行全面的控制與管理,並向他們征收賦稅,以增加國防開支。
這一制度的實施,使得地主階級用以進行勞役剝削的“田”,全部劃歸國家管理,迫使其以實物剝削的方式,取代長久以來的勞役剝削,變相使他們“喪田”。
于是,子產遭到這些人的痛恨咒罵︰“清查我的家產而收財物稅,丈量我的耕地而征收田稅。‘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子產听到後不削一顧︰“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但不久以後,地主階級驚奇的發現,新的生產方式刺激了生產的發展,從而使他們得到了更多的收入。
三年之後,他們又歌頌子產道︰“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錢有了,兵源又是一個擺在子產面前的問題,這個問題也好解決——還是改革。
于是“作田洫”後五年,子產又開始“作丘賦”。
“丘”本是被征服部落的地區,山野老林一帶,不在城里。
在當時,成為一名士兵也是要通過政治審查的,如果你不是城里人(國人)身份,是沒有資格當兵的。
子產大膽打破當時國野分界,把原來只有國人才有資格承擔的兵役,擴大到“丘”,這樣便大大擴大了兵源,符合打仗就是看誰人多的戰爭發展趨勢。
這樣一來,錢有了,兵也有了。
接下來,便是教育。
當時鄭國有很多設在鄉的學校,在具備學校性質的同時,鄉校也是國人“以論執政”的地方。
對于改革,國人議論紛紛,經常到鄉校扎堆,議論國家大事,各抒己見,批判當朝者。
既然是議論,便免不了一些對國家不利的言論,大夫然明擔心輿情失控,于改革不利,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
然明知道,對于施政態度,子產實行的是猛政,容不得非議,他曾說過“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對于反對自己的人,絕對不會客氣。
被視為中國古代訟師鼻祖的大夫鄧析,曾經因為“數難子產之政”,導致“鄭國大亂,民口歡嘩”,于是子產“殺鄧析”。
但這一次,子產的回答卻大出然明意料,子產認為百姓早晚到鄉校逛逛,談談國家大事,這是他們關心國家的表現,他們認為好的做法,我就實行,反之,我就改一下,從某一方面來說還充當了老師的角色,怎麼能毀掉呢?
想當初,周厲王暴虐無道,國人咒罵他,他就派手下人把說話的人殺掉,結果怎麼樣呢——民眾起來反抗,把他驅逐出去了。
毀掉鄉校,當然能把批評的聲音堵住,可是你想過沒有,民怨像大河一樣,修築堤壩可以阻擋一陣,一旦決口,不知要傷害多少人,那時候搶救也來不及了。不如開出一些小渠道,因勢利導,對于我們推行改革也不無益處啊。
然明豁然。
中國數千年的封建歷史上,幾乎沒有什麼民主可言,這種勇于接受輿論監督批評的態度,體現了一個開明政治家坦蕩的胸懷,閃耀著可貴的民主色彩,熠熠生輝。
真正讓子產聞名于諸侯的標志性事件,是公元前536年,始于鄭國的法制改革——“鑄刑鼎”,把懲治罪犯的刑律鑄在金屬鼎上,向全國老百姓公布。
這是中國政治史、法制史的一件大事。
春秋時期,上層貴族社會認為刑律越秘密越好,決不能讓國人知道,這樣有利于貴族隨意處置老百姓,增加專制的恐怖和神秘。
比如,你偷了一個鄰居家的東西被捉住,驚恐萬分,不知道將受到什麼樣的處罰,這個時候,主管司法的貴族大搖大擺的走了出來給你量刑,如果你表現好,給你小事化了;反之,往死里整。
子產決心破除這個愚昧百姓的制度。
其次,從國家層面來說,如果子產在推行“為田洫”、“作丘賦”等改革的時候,假設有人觸犯了紅線,守舊勢力便會因為心懷不滿故意量刑不準、或者有失公允,就會使改革面臨強大的阻力而導致流產。
為了維護、發展和鞏固新的生產關系、田制和賦稅等改革制度,對改革予以法律上的確認,子產對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主持編訂了三種刑法,並將其公之于世,讓老百姓明白法與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會得到什麼樣的處罰。
子產這個做法無疑是進步的法制理念,但同時也打擊了貴族特權,遭到國內外很多貴族的反對。
晉國的叔向就專門為此給子產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信中表達了“國將亡,必多制”的觀念,本來百姓懷著恐懼之心,不敢隨便亂來,你現在把法律公布了,百姓就會放棄道德的約束來鑽法律的空子(“棄禮而征于書”),爭相琢磨怎麼做壞事而不至于被制裁,會導致犯法的事情越來越多,腐敗賄賂犯罪到處泛濫,鄭國也會因此而衰敗。
子產的回答也很簡單——我知道!
不僅叔向反對,後來的孔子也認為這樣做不妥。
孔子一向最重禮儀,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認為法律是有害的——如果用法律治理國家,那麼人們就專注于如何免于犯罪,而失去內心的廉恥。
他認為,禮治的社會才是一個國家該有的樣子,人人訴訟于法律的社會未免太不理想,應該追求天下為公,人人講仁愛,門不夜關,道不拾遺才對。
他想用禮儀的約束,使充滿獸性的個體散發人性的光輝,殊不知,看似古板而刻薄的法條,卻是在物欲橫流的社會中保持人性最有利的武器。
由此可以看出,在當時公布法律,是子產冒了極大風險帶頭開創的新制度,是要承受巨大壓力,才能把禮治演變為我們現在司空見慣的法治。
最後,他成功了!
法律的公布,限制了貴族的特權,直接促進了鄭國農業和商業的發展,人人樂安居樂業,國家富強,導致二十多年後的晉國也不得不照搬子產的做法,向民眾公開法律。
凡是改革,必是用生命游走在理想和守舊勢力之間,一不留神便會身首異處,商鞅是,吳起也是。
這就是子產的厲害之處——不僅把革改徹底了,人還沒死。
子產不僅沒被觸動利益的貴族殺害,連鄭國爆發良駟之爭的時候,政敵也沒有殺他,還舍命保他︰“子產仁人,鄭國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
因為鄭國處于晉、楚兩霸之間,不管誰當政,都繞不開一件重要的事情——外交。
弱國無外交,在外交方面,子產卻有著杰出的政治才能,並極其強調國權,努力維護祖國的尊嚴,這對于一個小國來說,是極難做到的。
他憑借對各國情形的洞察,以優雅的風度、機智的言辭,在許多棘手的外交事件中,不屈不撓地與大國交鋒,為弱小的鄭國爭得了應有的權利和尊嚴。
子產還未當國的時候,晉國以盟主的身份命令鄭往晉朝聘,責問他們何以從楚。
子產不卑不亢歷述晉、鄭二國友好的關系,特別是鄭國對晉國“無歲不聘”、“無役不從”的種種事實,然後說鄭國偶爾“有貳于晉”,那也是因為晉國沒有盡到保護小國的責任。
最後,子產的語氣由委婉而轉入嚴厲,指出如果晉國不能解除小國的禍患,而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那麼小國難免變成晉國的仇敵。
晉平公听了子產這番話,自知理屈,再也不責備鄭國了。
春秋時期,霸主國經常以各種名義向各諸侯小國征收貢品,貢獻一次,往往要上百輛車裝載,上千人護送,給小國造成了沉重的負擔。
為減少鄭國對晉國承擔的賦貢,子產致信晉國執政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