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發完一輪感慨，我也從思海中抽離出來，站起身來，恭敬地向諸葛老大施禮道“謝過老師解惑，弟子受益匪淺。”
諸葛老大笑著擺了擺手，示意我不用那麼客氣，然後說自己只是處理公務閑暇之余，翻閱自己感興趣的書籍，對其思考研究有所得而已。
果然，古代娛樂手段缺乏，使得一群聰明的人只能求之于知識與書籍來消磨時間，如此催生大量“學霸”和“學神”，也難怪發展到兩晉時期會興起一股清談之風。
一班飽學之人圍在一起，整日談論《老子》、《莊子》、《周易》等玄學，以顯示自己與一般俗人完全不同，發展到後面，話題越來越縹緲虛無，加上某些人在清談中嘩眾取寵，以達到其刻意吸引大眾眼光以博取某些利益的目的（與後世一些視頻主差不多的思路），最後將本來算是學術研究沙龍的清談之風，漸漸變成“于國無益、于民無用”的被歷史唾棄的糟粕。
這個時代掌握知識的“士人”階層，由于娛樂手段的缺乏，大多將業余時間投入到學習和鑽研知識中去，這種氛圍逼得整個統治階層的人，基本都不能太過窩囊，也要投入不少時間去讀書學習，因為與他們有所交集的人，都是有一定見識的人。
在宴會聚餐的時候，大家談論的話題都是有一定文化底蘊的，如果表現得太過無知粗鄙，可是會被人嘲笑，失去效忠的基本條件的，就連平時說話和談論工作，若無一定知識積累，可能真的是連說話也不能听明白呢。
這讓我不由想起後世的一個觀點，就是“愚民政策”愚到最後會愚到自己頭上，統治階級如果搞愚民政策，最後只會將整個統治階級拉到比愚蠢高一點的程度上。
這是經由中華上下五千年歷史驗證得來的，而後世歐美搞的那套“平民快樂教育，統治階級精英教育”的做法，也證明了此點，全球陰霾之下失智的人民、失智的統治者比比皆是。
究其原因其實十分簡單，這是天性使然，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系其實與非洲草原上的獅子和羚羊的關系有一定的相似性。
羚羊如果能跑十米每秒，那麼獅子跑到十二米每秒就可以捕捉到羚羊了，最多是跑到十五米每秒就足以萬無一失確保捕食到羚羊了，跑十五米每秒以上完全是浪費資源，是沒有意義的。
同理也是如此，如果被統治者的智力只有五十，那麼統治者的智力達到六十或者更多的七十五就足以達到統治目的了，發展更多的智力只會是浪費時間和資源。
所以愚民政策發展下來，只會逐漸拉低統治者階級的下限，最後就會導致整個社會智力崩潰，因此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歐美才發展出各種科學研究機構。
故此，後世歐美世界智力的最高代表並不是國家領導人，而是各類科學家們，歐美民間最崇拜的也不是什麼領導人和公務員，而是科學家、醫生、律師等這些專業領域人員。
但是這種情況在中國並不是這樣的，雖然歷朝歷代都奉行一定的愚民政策，但是由于孔子這個儒家始祖，大半生都做教育、搞私人學堂，還打出了“有教無類”這個金漆招牌，使得統治階級無法完全壟斷知識的傳授，從“寒門貴子”這個稱謂就可見一斑。
而“寒門貴子”逆襲，反超貴族的情況也時有發生，就從“漢初三杰”中，除了張良是韓國貴族之後，蕭何和韓信都是平民出身就可知了。
歷史教訓使得統治階級明白到知識無法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上，又怕平民掌握知識後不可控，于是慢慢創造了“科舉制”，將掌握知識水平達到一定程度的平民引入統治階級。
如此一來，就拉高了整個統治階級的智力水平，就連那些世勛貴族也不得不盡力教導自己的子孫學習，因為“不學無術”是會遭到朝野上下鄙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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