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書寫
“三才”存生道理的典籍，才能稱作
“經”。那麼何為
“經”呢？
“經”所揭示的知識，應該是恆久存在的道理，也是無法磨滅的規律。古聖先哲取法天地變化，用鬼神與之校驗，依萬物興衰與之修合，以人倫枯榮與之呼應。
所以，唯有洞悉世道變遷的精靈微妙之所在，才能窮極通達文章中智慧思想的骨髓。
神話皇天後土時期的《三墳》，傳說帝王輪替年代的《五典》，再加上詮釋遠古記載的《八索》《九邱》，伴隨時光荏苒，他們已經魚龍混雜，而良莠不齊了。
待到孔夫子刪編古典文籍，去偽存真，璞玉成寶。于是，
“十翼”彰顯《易》理，
“七觀”剖析《書》旨，
“四始”界定《詩經》類別，
“五倫”確立《禮記》情節，
“五例”規範《春秋》體格。像這樣一些經典義律，既融合了天道人情，又突出了文化精髓。
所以才能啟迪百姓智慧，在人間弘揚浩然正氣。然而，天經地義，惟妙惟肖。
經論律義，高深莫測。書山學海，冷暖自知，像萬鈞洪鐘，細聲難覓。
《易經》從來只用于談天論道，是聖人神仙最為崇尚的道德工具。《易傳．系辭》評說易理，文旨通達，言論執中，而功用隱晦。
孔夫子韋編三絕，尤見
“易”為明道言德之淵源。《尚書》雖屬實錄載言，但字詞古奧難解，唯通曉《爾雅》，才能夠明白釋然。
因此，子夏感嘆《尚書》
“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之語，真是昭然若揭，亦是入木三分啊！
《詩經》的主題就是
“言志”，其考據或訓詁等同《尚書》，無論
“風雅頌”還是
“賦比興”，一概辭藻婉轉而朗朗上口，故而最適合傾訴衷腸。《禮經》旨在定格制律，因器就範，中規中矩，顯而易見；其中的只言片語，如同章程規則，均可視為寶訓箴言。
《春秋》明辨是非得失，一字見義，細致入微，像五隕石六飛鳥，具體詳盡；再如稚門先于兩觀，謹從規制；而《春秋》五例，更是標新立異，寓意深遠。
《尚書》看似聱牙混澀，理順即見通暢。《春秋》貌似簡單易懂，深究愈感隱晦。
這正是經書的特色︰表里不一，深淺不俗。樹木根深蒂固，才能枝繁葉茂。
經書辭約旨豐，才能廣泛適用。所以，經書論述的雖都是陳年舊事，但蘊含的卻是恆久真理，故可以日新月異。
但凡經書典籍，後繼學者何時閱讀參悟都不為晚，而前輩聖哲何時著述弘揚都非爭先。
聖經寶典，如同泰山，化生雲雨，滋潤大千；亦如黃河，沃野萬里，蒼生蹁躚。
若言能夠論述文化發展次序的根本規律，《易經》首當其沖。追尋相關政治性的昭告、策論、奏章等模本，《尚書》開闢先河。
凡追溯歌賦、詩律、曲調的源頭，《詩經》舍我其誰。而像銘文、墓志、箴言、祝詞之類的規格樣式，《禮經》當之無愧；再像記錄人物、事件或歷史性故事的編年、記傳以及褒貶、揚抑等體裁或筆法，《春秋》堪稱標桿。
所以說，這五部文化經典，如同燈塔一樣，指引航向，啟程遠方；又像百舸爭流，承前啟後，終歸大海。
凡後學者，以五部經書為榜樣，博學鑽研，附庸風雅，如同采石鑄銅，恰似煮海為鹽也。
至于文化之所以要崇尚
“五經”，概括起來有六個方面，即︰“六義”。一是情真意切而不偏頗執拗，二是風清氣正而不陰穢蕪雜，三是名副其實而不玄虛怪誕，四是義正辭嚴而不歪曲刁鑽，五是簡約合體而不無拘無束，六是文采飛揚而不過度侈繁。
楊雄（字子雲公元前53-公元18年）評價
“五經”含義，比喻為把玉石雕刻成器物。文化須依傍德行才能歷久不衰，而德行要依靠文化才能光大恢弘。
在孔夫子倡導
“文辭、德行、忠誠、信義”這
“四教”中，之所以把
“文辭”放在首位，亦如采石選玉，只有文質相得益彰，才能有至高無上的價值。
如果說磨礪品行、建功立業必須要學習聖賢大德，那麼秉文含章、著書立說又怎能不鑽研文化經典啊。
所以說，楚辭太過艷麗而漢賦極度奢靡，如此本末倒置的流弊已經積重難返，若要回歸正道，必須固本清源，而
“崇經”則是必由之路。總而言之︰凡講授
“三才”存生道理的文章，古典經書最為精闢至真。在古典經書之中，
“五經”分類施教，融匯了先賢哲思，文質奧達深邃，智慧光彩矍鑠，堪稱優秀文化的始祖。（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