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趙匡胤雖沒能拿下太原，但是從當時客觀實際來說，沒拿下比拿下北漢要有利。原因很簡單，如果拿下了太原，那麼大宋國境就直接和契丹接壤了。就算契丹不興兵南下，趙匡胤都得在北方邊境布置大量兵力來防守，那樣的話，他更難以抽出力量，再去把南唐、南漢等南方政權剿滅收復。
更重要的一點，就是趙匡胤的性格，他不像柴榮那樣有極其強悍的魄力以及野蠻的決心跟契丹對著干，這一點很容易導致整個中原產生巨大恐懼，對剛建立的大宋是很不利的。
不管怎麼說，趙匡胤遭到了他有史以來的第一場敗仗，所以回到開封後，他並沒有急于進行下一步軍事行動，而是繼續著手將國內情況進行梳理整治，讓它朝著漢唐時期的大一統方向穩定向前發展。
前面我們已經講過，趙匡胤通過“杯酒釋兵權”等一系列措施將全國軍事進行了改革，減弱了藩鎮叛亂的可能性，從軍事上鞏固了中央集權。但是我們都知道，對于趙匡胤這種從五代十國過來的人，一個十分謹慎保守的人來說，光解決軍隊問題，肯定是不夠的。
因為唐末後，藩鎮割據之所以能獨霸一方，威脅皇權，經常性的起兵反叛，除了藩鎮擁有軍隊，獨攬軍權之外，更重要的一點是藩鎮還掌握著地方財政大權。
唐代以來，更準確地說是從唐憲宗以來，就將國家賦稅分為三個部分，一部分上繳中央，一部分送給節度使，即藩鎮，一部分留州，即留下供州縣自用部分，而留州那部分其實也算是留給各地藩鎮而已，因為州縣就是由他們管轄的。
就這樣，全國賦稅當中，中央只能拿到三部分當中的一部分，而地方藩鎮能拿到兩部分。這就使得地方藩鎮有足夠的財賦養兵，又以士兵聚斂錢財，因此他們的勢力才會日趨膨脹，勢利一膨脹權利欲望就會跟著膨脹，權力欲望一膨脹，就會沖著天下最高的皇冠沖過去，形成驕兵叛將、悍將弒主的局面。
對此，趙匡胤一上台就按照手下第一幕僚趙普“稍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的政策方針，對國家政權進一步改造。
趙普治國政策方針中的“收其精兵”基本完成了，“稍奪其權”也完成了一小部分。那麼接下來就是“制其錢谷”了。
對于全國賦稅，趙匡胤下令，地方除少量的自留外，其余的都要上繳。後來發現這種做法還有人穿空子。趙匡胤干脆玩徹底了，下令︰全國各地州縣，除留下辦公用費，一律上繳，地方要用錢，得打報告，經過批準後再由中央撥款。
這還不算，針對地方財政，趙匡胤還設置轉運使，除了把地方收入大部分運送中央之外，還負責監管地方財政稅收。
除了財稅問題，還有重點商品買賣權收歸國有，比如說當時茶鹽酒等古代常用商品。這些都只能由國家經營，私自販賣，按數量多寡實施刑罰。就這樣，軍權歸中央（準確地說是皇帝）之後，國家另一命——脈財稅權也收歸中央了。
解決完財權問題，緊接著就是行政權。在中央，設立參知政事、樞密使、三司使，削弱和分割宰相的權力，實行軍政、民政和財政的三權分立。在地方，派文臣擔任知州；並設通判與之相互牽制。
而且宋代的通判是相當厲害的，官職沒有知州的官位高，但權力一個樣。都能處理當地兵民錢谷戶口等事，地方知州處理間題要二人簽字才能生效。而且最重要的是通判可以監督知州，一旦雙方發生矛盾，通判就冷冷地看著知州︰我監州也，朝廷派我來是監督你的，而知州只能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了。
這樣，知州權力受到極大牽制，造成地方權力逐漸分散，而中央權力逐漸集中的這麼個趨勢。
此外趙匡胤還規定，官員任職三年一輪換，一個官員不能長時期在一個地方任職，從制度上削弱官員在地方結黨營私，培養私人力量，進而進行貪污腐敗的可能性。
行政權解決完了，趙匡胤又著手解決司法權。唐朝跟五代時期，地方節度使是有權處死案犯人員的，但趙匡胤繼位後廢除這一行為。宋朝後，凡是犯了死罪的，地方不能隨意處死，都得交由刑部復審，才能處死，從此死刑中央復審成為了制度。此外，趙匡胤還下令，在地方司法人員由中央派文官擔任，對地方司法權進行約束。
趙匡胤政治的最後一項就是科舉制度，如果說科舉制度是由隋朝點燃的星星之火，那麼科舉制度的燎原之勢則是在宋朝。是宋朝真正將科舉制度普及化、平民化、大眾化的。
這一點怎麼說呢，舉個例子你就知道了，雖然科舉制度在隋朝就誕生了，而且經過唐朝兩百多年的發展，但是唐朝對科舉制度的推動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在歷史上，唐朝總是得到很好的評價，尤其是其君臣關系，外交關系。當時唐朝的科舉制度也是秉承什麼“廣開才路，豪庶平等”之類的宗旨，但是你懂的，特權階級之下，所有的平等多半都是狗屁！除非出現個別反常特權人物或者是他們良心發現，但是他們良心會不會發現，很難講，我倒是覺得有些特權人物干出一些反常的平等舉動的概率要大一些。
雖說科舉在唐朝就開始成為定制，成為國家選拔人才的一項重要舉措，可真正實施起來卻是雷聲大雨點小。
據一個可靠歷史統計，唐代狀元共有二百五十一名，其中《登科記考》中能夠考證出姓名的有一百三十九人，而這一百三十九名狀元中，只有七十四名能通過有關記載查看家世。在有家世資料的這七十四名狀元中，出身官僚家庭的六十九人，佔比高達百分之九十二！而這出生官僚家庭的狀元中，其家世較顯赫者就有五十九人，佔比達百分之八十左右。出身相對卑微的僅有五人，而且即便是五人，他們的身份依然是小官僚之後！
如果以上數據你還模糊的話，請繼續往下看。那些家世顯赫的狀元中，“皇家宗室”有四人；孔子門人之後有五人；當朝宰相的子、弟、佷、孫、重孫等二十人；一般官僚家庭出身的狀元十人；其他高官（祖輩、父輩或兄長為四品以上）的子、弟、佷、孫、重孫狀元二十五人；其他歷史名人之後中狀元者五人；一般官僚家庭出身的狀元十人。
到這里，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吧。唐朝科舉考試選拔人才主要是在上層社會，中層的都很少，下層的……
所以，唐代科舉考試的實質只是上層社會內部的權力再分配，是上層社會中的庶族從豪族手里分權而已，跟“廣開才路”根本不沾邊，所謂“為國選才”不過一句空話。
當然我們不能將這些缺陷全部歸咎于當時的統治者，畢竟從秦漢時期開始就是這個樣子的，如果沒有特別事件發生，比如說皇帝發瘋了，國家滅亡了，整個社會是極難重構的。別說當時的能人志士不能，就是皇帝也無法改變。
但這事兒到宋朝就不一樣了，趙匡胤從來不喊天喊地說什麼“廣開才路”、“為國選材”之類的口號，他只是實實在在地制定政策，讓天下所有有志于讀書的人都可以上來做官，為國服務。
而他的這些理念的由來，一個是跟時代歷史背景有關，即便趙匡胤出生的時代——五代十國。五代十國雖然戰亂不止、民不聊生，但是它也讓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即它在某種層度上打破了人們的階級觀念。
在那個時候，人們再不重視出身，不再重視傳統，只有憑著自己的能力（人力、兵力和權利），一步一步攀升，一步一步走向人生巔峰，人們不再嘲笑不懂之乎者也的故事，不再關顧什麼“仁義禮智信”，什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基本上形成了一種能（兵權）者上，劉知遠、郭威、柴榮還有趙匡胤；弱者下的這麼個現狀，比如李從厚、李從珂、石重貴、劉承佑等人。
尤其是趙匡胤，他是實實在在從底層，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最後爬到權利巔峰的，所以他更能體會下層人的艱苦，下層人士的不容易。而他也更加清醒理智地看明白這個世界，並不是王侯將相，就寧有種了！
除了這一層歷史背景之外，還跟趙匡胤性格有關，我們都知道，在五代十國，那是一個藩鎮割據，驕兵叛將，悍將弒主的時代。所以在趙匡胤成長的路程中，以及他奪權的經過。發現對國家動亂危害最大的是擁兵自重的將領，而不是讀書人。
他曾對趙普說︰“百官貪污，也抵不上一個武將造反危害大。”
所以，任用文士僅僅因為他們可能產生的危害遠不及武人來得大，也不會像武人那樣危及政權的根本而已。而治理國家，又恰恰需要這些文人們來，畢竟懂得道理的人，做事情肯定會比那些沒道理的人好。
第三點其實跟趙匡胤瞧不起文人有關，也許有人會問，宋朝明明就是重文抑武的，為什麼說趙匡胤瞧不起文人呢。
上面趙匡胤對趙普講的是一點，其中還有一點。話說有一天，趙匡胤和趙普一起散步，登上明德殿，看到門楣上的幾個大字，趙匡胤突然心血來潮，就指著門楣上的幾個大字問︰“這明德門的明德後面為什麼還要加一個“之”字？”
趙普听罷一愣，他沒想到還有這一問的，但他還是趕緊回答︰“那“之”字是語句助詞。”
趙匡胤听後不以為然地道︰“之乎者也，助得甚事！”（之乎者也這些虛字，能助得什麼事情啊！）
我估計當時趙普听完趙匡胤這有些不屑的語氣，心里是有些郁悶的，這是規定的哈，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啊，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來，趙匡胤其實對文人的那套繁文縟節是很不屑的，綜合以上各種跡象，趙匡胤決定將科舉招生目標普及向廣大的平民百姓。
從這一點上講，趙匡胤的功勛絕不亞于唐太宗的，畢竟這才是對後世普通大眾命運，甚至國家結構有重大影響的關鍵性政策。
不管怎麼樣，趙匡胤又將大宋政權整體性向前推進了一步，為他下一步統一全國，以及大宋後世三百年基業奠定了制度基礎。（m.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