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教科科長張孤梅是廣東梅縣人，他的政治理論水平高，辦事有魄力，沒有什麼官氣，深受我的尊敬。---瀏覽器上打上-看最新更新---總隊沒有課本，缺少教具，在他領導下我們自己編教材，識字課本從“工人、農民、士兵”開始，作為掃盲的第一課。當時，還沒有簡化漢字，學員們踫到“農”字就是一個“坎兒”。
我不時地要到連隊去“檢查工作”，每三個連隊組成一個大隊，配有一個文化教員。這些老游擊隊員們的學習熱情很讓我感動。
有一次，我見到一個學員蹲著正用樹枝在沙土地上寫著。他見我彎下腰看他，有點難為情的樣子，馬上站起來，向我敬了禮，看上去大概二十歲上下。我問他學習文化好不好，有決心嗎？他開口了，帶著濃厚的鄉音說︰“槍挺沉的，我拿起來不費勁，可是鉛筆怎麼也拿不住，難啊！”說著，他有點臉紅了。我望著他那十指粗硬的手，不知說什麼好。他樸實的話深深地震撼了我，貧苦家庭的孩子哪有上過學的，這又給我上了一次階級教育的課。
文化課也要介紹一點地理知識，游擊隊戰士們都是農民，他們知道中國有多大，有多少省嗎？他們大概沒有見到過中國地圖吧。這個地理課該怎麼上法？單憑口說怕是不行。
我想到了積木，從中得到啟發。如果能把中國地圖中的各省都做成木塊，像積木一樣地拼起來，豈不比空口說不清道不明的效果要好得多？我向科長說了我的設想，得到了他的贊同。
我拿著一張不大的地圖，找到中村街上一個小木匠作坊，跟木匠師傅商量。他當然沒干過這種活，可是他挺有興致，沒有潑冷水。
我把這張地圖的33個省界勾畫清楚，請師傅把一大塊木板，用小鋸子和刀刃按省界鋸開成33塊形狀各異，木塊上涂上不同的顏色。我又在木板上用毛筆墨汁寫上各省的名字，一個我想象的“中國地圖積木”成型了。真得感謝木工師傅的認真和精湛手藝。
這粗糙簡單的教具，送到連隊後，學員們看到實物，興奮了起來，你爭我奪地去尋找自己的老家所屬的那塊“積木”。那些生僻的更多的北方省名，他們就努力地背誦，在積木中去慢慢地尋找！看來寓學習于娛樂效果真不錯。
教導總隊還有一個“上干隊”，不同于其他連隊，直屬教育長領導，離訓練處所在地中村有四五里路。學員都是前方部隊送來的連級以上的干部，所以稱作“上干”。他們率領的雖說不是千軍萬馬，至少也不少于千數士兵，而我只是一個入伍不久的女學生新兵。我本來就不善辭令，也沒有登台演說過，更沒有講過課。沒有教材，講些什麼，得去請教科長。我相信張孤梅了解“上干”，請他幫我出主意，說就講些普通的自然科學常識吧。他幫我擬定的題目，無非是︰晝夜、四季、雨雪、雷電一類自然現象。為這第一課，我準備講課提綱，寫出大致的講稿，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上課那天早晨，我去到“上干隊”所在的村子，找到隊部，隊長帶我走向教室。從外面我看見不大的屋子里只有一張桌子，牆上掛一塊小黑板，听課的學員們坐在長板凳上。
我邁進屋門，剛站到桌前，還沒定下神來，一剎那間，二三十個學員在一聲口令下，齊刷刷地站起來向我舉手行軍禮。我哪里經歷過這樣的場面，真是驚魂未定，慌忙地舉手行軍禮回應。動作遲鈍不說，大概也不規範，心跳得異常厲害。
一眼望見那麼多雙盯著老師看的眼楮，我不敢直視他們。等我定下神來，面對著大多比我年長、資格比我老的學員，我的心情依然緊張。準備好的講稿，沒到預定時間就講完了。我尷尬地舉手向他們行了告別的軍禮，快步離開了課堂，也沒到隊部告別便快步走回了政教科。
我不願意也沒有向科長匯報這次失敗的講課。我始終懷著愧疚的心情記憶著這次經歷。每周一次的自然課，大概只進行了三四次。由于前方戰斗的需要，“上干隊”的學員們提早結束了學習生活，畢業回部隊去了。
幾十年後，我在安徽省新四軍研究會出版的《雲嶺》雜志上，偶然讀到一篇回憶教導總隊“上干隊”的文章，作者是當時從上海某個煤業抗敵組織來參軍的，他當時是 “上干隊”的一位學員。文章還提到一個給他們上文化課的女教員，沒有提名字，沒有細節，也未加褒貶。我讀後，也有觸動︰他還沒有忘記“上干隊”，還記得一個女教員。也許他還記得我第一次上課的狼狽相，只是沒有寫出來吧。後來我雖從未和他謀過面，但我知道他是我熟悉的一個文化教員徐若冰的丈夫。
在熟悉我的人們中也許會有人懷疑地問我︰你不覺得當這樣的文化教員屈才麼？說真話，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思想和心態。編識字課本，給“上干隊”講普通的自然科學知識，我絲毫沒有居高臨下之感，而是真誠地以一個新兵的視角來看待這份新的工作的。
參軍後的第二年春天，軍直屬機關舉行紀念“三八”婦女節大會，搭起了高高的主席台，還掛了紅色的橫幅。與會的幾百個干部職工，按單位組成，進入會場，都是席地而坐。按照開會的習慣，在宣布開會之前，各單位的人，要互相拉歌。“xxx，來一個！”接著是一片掌聲。被呼喚的單位，一定不負眾望，有人就站起來指揮本單位的人唱一支熟悉的歌。教導總隊的歌詠隊當然不甘落後，孫松多次指揮我們放聲歌唱。
會議結束之前，由軍政治部一位負責人宣布︰表揚政治部主任袁國平、邱一涵（教導總隊政治處組織部長）和薛暮橋、羅瓊為兩對模範夫婦。接著又宣布，教導總隊的汪溪教員為優秀女干部。我預先沒有得到通知，此刻在熱情的掌聲中，慌忙地站起來，鞠躬致謝。得此榮譽十分意外，我心里明白，自己並沒做出多大貢獻，這是組織上對我的鼓勵和鞭策。
2、 遺憾沒給史沫特萊當翻譯，慶幸光榮參加共產黨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到新四軍訪問，她從前方采訪完畢回到軍部後，曾來教導總隊參觀訪問了幾天。我在訓練處參與了接待她的工作。
她個子高大，穿著軍裝、馬褲，沒有一點女性的味道。我能用英語同她對話她很高興，好像是一見如故，我卻對這位陌生的造訪者，連姓名都沒听說過，很拘束。實際上我是第一次接觸外國記者、外國客人，她對我們自制的“地圖積木”挺感興趣，很是稱贊。她似乎很隨便，無意中向我說到，她有一位印度籍的丈夫，我覺得很新奇，也沒去多問。我記得那天午後，張孤梅和我還陪她跳下河去游泳。我的游泳技術很差，沒法趕上她。
在她將離開教導總隊時，突然對我說︰她不滿意現在的一位男翻譯（此人沒到過教導隊），問我是否願意做她的翻譯。她這麼唐突，太讓我意外了，一時不知該怎麼回答。只好說讓我考慮考慮。之後我立即向薛暮橋匯報，他不假思索地對我說︰“你不能去，這里工作需要你。”我挺高興地拒絕了史沫特萊。
事後不久，我想到這件事時，覺得很不對勁兒。為什麼我不直截了當地當面回絕她，而要去向組織匯報呢？我怎麼就不懂得︰一個外國人，不管名氣多大，只是個沒有組織的“個人”，而作為一個軍人，我怎麼可能去為她個人工作，更何況要離開新四軍？我深感自己的幼稚，缺少對事情的分析判斷能力。這是一次教訓，讓我銘記在心。
幾十年後，事有湊巧，由我牽頭，組織了幾位同事，共同把《史沫特萊傳》翻譯成中文出版了。這時候我才真正了解了這位國際主義戰士一生復雜、多彩的經歷。上世紀末成立了一個半官方的群眾組織“國際友人研究會”，她被列為中國主要的國際友人之一。再往後，當該會在京舉行慶祝她百歲生日的紀念會時她已離開人世，也沒有她的親友從海外趕來參加。
訓練處的共產黨組織，在當時是秘密的。由于新四軍處在國民黨政府第三戰區的轄區內，而國共兩黨的摩擦和矛盾不斷，軍內的共產黨組織是秘密的。人們相處久了，注意觀察的人，就會發現哪些人是黨員。周圍共事的，有誰和誰在某個時間同時從辦公室消失，必是去開黨的會議了。非黨的同志們彼此心照不宣，各自低頭想自己的事，干手中的工作。
參軍快一年了，我有了要求入黨的願望。冬天有一次我正好同薛暮橋閑坐在一起，我悄悄地問他︰“我可以請求入黨嗎？”他告訴我，要寫個自傳，向黨組織申請。
我記得我入黨前寫的自傳，一開頭就寫道︰“我是在清除了超階級黨派的思想之後，提出入黨申請的。”之後政治處組織科科長邱一涵同志找我談話。“共產黨是有鐵的紀律的組織，你不怕入了黨限制了你的個人自由嗎？”這是她向我提出的主要問題。這個問題，我已從思想上解決了。我很嚴肅地回答︰“鐵的紀律是黨的生命。決心革命的知識分子就是需要嚴格的紀律，以便改掉自身的毛病。”邱一涵含笑點了點頭。
幾天後，黨支部通知我，已通過了我的入黨申請，候補期為半年。訓練處的張西雷和張韻之是我的入黨介紹人。1940年我成為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一員，這是我政治生活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
我對邱一涵說的是實話。入黨之後，我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很強，“听黨的話”是始終不渝的信條，直到1957年反右派斗爭之後。
教導總隊真是一個大熔爐，把我從一個不大合格的民先隊員，熔煉成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一員。
3、被迫北撤，在不能生就只好選擇死的途中受傷抗日戰爭初期，國共兩黨合作，兩軍協同對日作戰。
可是好景不長，不到兩年,汪精衛就叛國投降,日寇又對國民政府實行誘降，停止進攻中國的正面戰場和大後方，其主力轉向掃蕩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敵後戰場。蔣介石乘機又實行起他的反共勾當，連續制造了兩次反共高潮。1940年10月，強令我軍在一個月內開往黃河以北。朱德、彭德懷等表示，為了顧全大局，以團結抗戰為重，同意我方在長江以南的部隊，撤到長江以北。
說白了，新四軍佔據的皖南的位置，它的發展威脅了遠在重慶的蔣委員長的老巢南京。他的“臥榻”兩旁豈能容得一只老虎？
如果說得遠些，共產黨中央根據新四軍所處的地理和政治位置，早在1938年秋就決定過新四軍向北發展的方針。兩年多來，時任新四軍副軍長兼政委、中共東南局秘書長的項英屢屢地采取拖延以至抗拒的態度，拒不執行。盡管多次受到中央的批評，仍不改正，以致貽誤了向北發展的時機。
這次，葉挺軍長接到軍部北移的命令後，到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那里商議北撤的路線。雙方議定︰軍部和皖南部隊由涇縣出發，經甦南地區、渡過長江，去往甦北。葉挺回軍部後，下令將要撤離的約3000人分兩批北撤。首批按商定的路線北移，已順利地到達甦南根據地。
上級安排教導隊第二批北撤。政治處主任余立金召開大會，向教導隊全體教職員工細講了行軍前的各項準備。他說這將是一次絕大多數人都沒有經歷過的長途行軍，要求大家要有艱苦耐勞和應付突發事變的思想準備。他的講話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兩點︰一是要輕裝，保證長途行軍的勝利；二是要保持革命軍人、共產黨人的革命氣節。
他強調了輕裝的重要，要求男同志不超過40斤（包括米袋），女同志不超過20斤。他說要準備連續走幾百里，不要因為負重受拖累。
關于氣節問題，余立金說，行軍途中要經過國民黨頑軍的防地，可能遭到突然襲擊；還要通過日軍的封鎖線，可能與敵軍遭遇…… 如果被頑軍抓住怎麼辦？被敵偽軍俘虜了怎麼辦？這就要考驗革命軍人的氣節了。他列舉了許多革命志士在敵人監牢里、法庭上英勇不屈的事例，鼓勵大家要做真正的革命者，要立場堅定，要有為共產主義事業獻出一切的準備。
經過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和教導總隊政治處主任余立金前後兩次的報告，我們明白了將要進行的北撤的原委和重要的歷史意義後，就靜下心來，精神振奮地進行著各種準備。
大會後，各支部分頭舉行了黨的會議。我是10月才入黨的新黨員，不久前才舉行過秘密的入黨宣誓儀式，正在候補期中。在黨的小組會上，大家設想了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個一個地討論了如何應對的辦法。譬如，怎樣逃避敵人的追捕；萬一被捕，如何準備一套沒有漏洞的口供，不暴露新四軍干部的身份，更不能承認是共產黨黨員；在敵人嚴刑拷打和逼供下，要挺住，要堅貞不屈。
我情緒昂奮，心情緊張而又鎮定。我們都年輕，血氣方剛，純真、熱情和信念足以驚天地、泣鬼神。現在回憶當時的情景，我想，如果有誰的父母兄弟或朋友來旁听這些會議，他們會驚訝得瞠目結舌，也會被感動得落淚的。
為了輕裝，我認真地清除一些衣物，真的用秤稱，一次不行，又抽掉一兩件，直到只剩20斤的標準。打起背包，外皮裹著綠色的軍毯，里面只有一件毛衣、一套單軍裝和一套襯衣褲。這就是我的全部行裝了。我知道自己體力不強，怕長途行軍跟不上隊伍，割舍掉不少平常需要的東西，雖有些舍不得，但還是堅決地執行了規定的重量標準。
?
只要輸入--就能看發布的章節內容（m.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