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星期之後，即1936年12月16日，燕京和清華學生會接受了“一二九”沒有進城的教訓，決定各派30名同學作為先遣隊，在頭一天進城埋伏，一定要同城里的游行隊伍會合。---瀏覽器上打上-看最新更新---我自願做先遣隊的一員。
我住在同學家，第二天一早就到了預定的集合地點——西直門內北河沿，打出了燕京大學的校旗，同清華等校的幾百人會合，融入了示威游行的主體隊伍。
這個游行的規模比上次大多了，參加游行的人更廣泛了。當局鎮壓前次游行學生群眾的暴行，激起了市民群眾的義憤，他們給學生送豆漿、茶水和大餅，支持並保護學生，冒著危險讓被軍警追趕的學生躲避到自己家里，又主動地把被打傷的學生送進醫院……學生和市民同仇敵愾的高漲情緒，深深地感動著我，我認識到了群眾運動的威力，打開了我政治上的視野。
兩次大游行後，我坐不住了，一心想為這個群眾運動做點有益的事。學生會宣布罷課，成立了糾察隊。我成了一名糾察隊員。我站在化學樓門口，勸阻少數前來上課的教師和學生。當時正是未名湖上溜冰的最好季節，那里卻冷冷清清，少見人影。學生會的那幾間辦公室卻是人來人往，熱鬧非凡。我又主動到那里，幫他們刻蠟版，寫標語傳單。之後，凡是學生會要我干的事，無論大小，我決不推辭，總是盡全力去完成。
我被派到城里愛德加?斯諾的家，為市學聯的一位負責人當翻譯。斯諾家的客廳很像燕園里外國教師的客廳，中西結合，一些古色古香的中國式家具和擺設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場的斯諾夫人尼姆?威爾斯是一位作家，看上去不過二十七八歲，長得很俏麗。
學聯的負責人向斯諾夫婦介紹著當時學生運動的情況，斯諾注意地做著筆記，不時地抬起那炯炯有神的眼楮，打斷講話人問些他所關心的問題。當時，我並不了解斯諾夫婦，只知道他們是美國人，進步的新聞記者。他們痛恨法西斯，支持“一二九”運動。幾十年後，愛德加?斯諾成了中國現代史上對中國革命作出卓越貢獻的外國人士，成了毛澤東主席的親密朋友，成了中國家幾乎喻戶曉的名人。
4、參加“南下擴大宣傳團”使我成了“不是紅軍的紅軍”
當日寇調動大批軍隊增援華北時，市學聯決定舉行以“反對日本增兵華北”為中心的大示威游行。
在游行前，有一天我得到通知，陪同陸振南（陳龍）進城，任務是掩護他拍照。我們得知這一天侵略軍某部將從朝陽門開進城內。陸振南要拍下敵人耀武揚威地踐踏北平街道，向市民炫耀武力的罪惡鏡頭，為即將舉行的示威游行作宣傳。
陸振南把照相機藏在包里，我們二人若無其事地來到了朝內大街，街道兩旁已擠滿了前來觀看的市民。朝內大街的土馬路上新鋪了沙子，灑了水，像是給出行的皇帝準備的。中國的黑衣警察那麼凶狠地對付手無寸鐵的游行學生，今天卻為武裝侵略的敵人軍隊維持秩序。我們擠到人堆里，听不到人們的議論。可怕的沉默！北平的市民是敢怒不敢言啊！
突然，從朝陽門外傳來了隆隆的聲音，人頭馬上攢動起來。不一刻，以坦克為前導的日本武裝部隊荷槍實彈，緩緩地開進了朝陽門。我看到了鬼子兵陰森森的面孔，坦克車把馬路壓得傷痕累累。我的心緊縮著，怒火中燒，這是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傷痕啊！恥辱！不奮起反抗還有活路嗎？
陸振南拍照的任務進行得怎樣了？在現場我看不到他了。後來知道他被捕了，照相機也被沒收了。我想他必是為要選一個制高點拍照，暴露了自己，被警察黑狗抓住了。過了幾天，他才被營救釋放回學校。說來也奇怪，我竟然沒去找他問清原委，去表示慰問。
我參加了平津學生聯合會組織的南下擴大宣傳團，編在第三團二大隊。1936年1月，在晨曦中，我們從燕園出發，走藍靛廠，經盧溝橋，踏過琉璃河冰面，第一天住在了宛平縣。在京漢鐵路的竇店車站，我們列隊在站台口，等火車一到站，便喊口號，發傳單，向乘客進行抗日的宣傳，在涿州的碼頭鎮，召開了群眾大會。我們高唱歌曲，“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那一天，關東起狼煙，哎咳哎咳喲，關東起狼煙……”我看到不少農民听眾有一種全神貫注若有所動的神情，心里有說不出的高興。當看到听眾用一種看熱鬧、似乎是莫名其妙的眼光望著我們時，我們就向他們大講“洋學生”不能只管讀書，為什麼大家要團結抗日的道理。
經過向農民進行宣傳的實踐，使我這個生長在城市、從來沒有下過鄉的學生受到了鍛煉和教育。在寒風刺骨、風沙滿天的深冬，每天在華北平原上奔走幾十里，吃冷饃，睡草鋪土炕就是給我上了抗日革命要過“生活關”的第一課。要說做農民工作，我還差得很遠，但是親眼看著凋敝、窮困的農村，用學生腔向農民大爺大娘講講抗日救亡的道理，听到了他們的回聲，又是生動的政治課。那時，我還不懂得學生運動要和工農結合這個方向性的問題，但在農村短短的日子里滾得一身泥巴，學生運動有了這樣新的內容，真是大大地打開了我的眼界和思路。
大約經過一周之後，我因急性咽炎引發高燒，被同學送回學校，住進了校醫院。非常遺憾，我沒能堅持到底，沒能經歷我團在高碑店被當局強令解散，隊友們與暴政進行斗爭的夜晚。我還不夠堅強，離“輕傷不下火線”還差得很遠。
南下宣傳團回到北平後，舉行了一次團員代表大會，作出了成立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的決議。1936年2月1日召開了成立大會，並發表了成立宣言。我自願參加了“民先”組織，成為它的第一批隊員中的一員。當時，我並沒有考慮過這個組織的定位和定性，只是積極地參加它組織的活動。新中國成立後，具體地說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 黨中央作出了決定，給這個組織定性為“黨的外圍組織”之一，民先隊員們的職業革命者的身份從入隊時被黨組織確認，有人把我們稱為“不是紅軍的紅軍”。
燕大在京的民先隊員，新中國成立後，每年聚會一次，紀念“一二九”運動，幾十年來不間斷。直到2005年“一二九”的70周年紀念，只留下少數的隊員，都已白發蒼蒼，步履蹣跚，有的甚至坐著輪椅，但依然精神抖擻地參加了團中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一二九”70周年紀念大會。
學生運動中，北平十七中學的學生郭清，被捕後受盡折磨，病死在獄中。周圍的同學都捶胸頓足，悲聲痛哭，要求懲罰罪惡的監獄當局。市學聯決定3月31日為郭清開追悼會，會後進行抬棺游行，控訴當局的暴行。
我參加了追悼會，北大三院的禮堂坐了上千人，會上幾個代表激昂憤怒的悼詞，並沒有鼓動起我的悲情，不知怎麼回事，我總感覺這個會行不成聲勢，台上激昂，台下沉默，有點令我失望。
講話完畢，主持人宣布抬著棺材游行。
禮堂里開會的時候，軍警已把北大三院團團圍住了。游行的隊員們就推倒用磚壘成的一堵牆，領著游行的隊伍取道沙灘，走上北池子大街。隊伍向南沒走多遠，就被早有所準備的軍警打散了。
抬棺游行失敗了。
5、放棄回燕京讀書的機會，像一滴水匯入了革命的洪流燕大也有七名學生被捕，其中有運動的領導人王汝梅（黃華）、王永祺（王明遠），還有我的同班女友王令嫻。其他學校也有不少學生被捕，王庸也在其中，他為了給追悼大會增添悲憤的氣氛，自己花錢從棺材鋪租了一口空棺，準備抬棺材游行的。過了兩個星期，被捕的同學們陸續被釋放回到學校。為歡迎他們的歸來，在小型的會上听他們報告在“號子里”進行斗爭的種種事跡，一時在未名湖畔成了民先隊員們最感興趣的事兒。我听了之後，很受感動，又很欽佩。只要有了革命的力量，有了組織，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可以進行斗爭並取得勝利的。
事後，市學聯總結經驗教訓︰在運動處在低潮時，領導曾有急躁情緒，不顧客觀形勢，脫離了多數群眾，再加上會前準備工作草率，“三三一”是一次冒險的錯誤行動，導致了不小的損失。
听到這個信息，證明了我在會場上的感覺沒有錯，我有了點政治敏感性了。同時我覺悟到是共產黨自始至終在領導著“一二九”運動。而就在幾個月前，罷課期間，學生會召開的一次大會上，討論是否繼續罷課等問題時，正在唇槍舌劍的辯論，突然有一個男同學大吼一聲︰“別听他們的，有共產黨操縱！”我第一次在公開的會議上听到共產黨的名字，我根本不相信他的話。“哪有什麼共產黨操縱！管他什麼黨不黨的，只要我認為正確的就堅持。”這就是我當時的思想。豈不知那時已有一些覺悟較高的人正在焦急地尋找黨呢！
從1936年2月開始，南京政府加緊鎮壓學生運動，大肆搜捕進步學生。政府和一些教授也在社會上散布“讀書救國論”，雖然說得冠冕堂皇，目的卻在于破壞學生運動。他們的伎倆一時還產生了作用，不少學生又只顧埋在書本里了。
我父親也從南京寫信來，勸我只管讀書，不要參加運動。他的信除了社會上那些論調外，還摻雜著父女之情。好在我們相隔千里，我不為之動搖，自有應付辦法。
讀書與參加活動之間確實存在著矛盾，理工科學生面臨的矛盾更尖銳些。他們功課重，到了高年級，呆在實驗室的時間也越來越多，而理科的知識對于抗日救亡的活動，也可謂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參加“民先”後，我曠課的次數增多了。只要是活動需要，我就毫不猶豫地放棄听課。對于要花很多時間背誦的課，如德文、有機化學等，我已沒心思去弄，只湊合著應付考試。這當然不能解決矛盾。我注意到同班同學張德華轉到歷史系去了。我覺察到她的活動多，必是擔負了什麼職務。但是，我不願放棄理科，從頭開始學文科，更何況轉系也未必是徹底解決矛盾的辦法，而且畢業已經臨近了。
我這個“好學生”畢業了。沒想到我還獲得了“雙陶雙獎”，這是一個學術榮譽獎，領得一紙證書，可以購買一枚會徽證章，一把金盾鑰匙。在畢業典禮後，我和洪晶、洪盈二姊妹，我的貝滿中學同學一起到校長司徒雷登的住所，燕園有名的臨湖軒，參加了他為所有的獲獎者舉行的頒獎儀式。可是我對于金鑰匙已經沒有興趣了。
與此同時，化學系主任維廉?阿道夫與我相約，暑假後，我返回燕園，讀碩士研究生。
盧溝橋一聲炮響，國共兩黨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全民抗戰的高潮到來了，“一二九”運動完成了歷史使命，勝利結束了。它推動了這個高潮的到來，功不可沒。它培育了整整一代青年，引導千百萬人走上革命道路，寫下了我國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頁。
我在運動中的經歷和思想心態，顯現了我這個普通一兵政治覺悟逐漸提高的軌跡，也顯露出我作為一名“民先”隊員的不足︰理性思考和革命理論的欠缺。
我沒有如約返回燕園。我走上了人生的另一階段。
大學畢業後我在上海與母親同住，期間參加了上海的抗日救亡活動。1939年我謝絕了化學系主任維廉?阿道夫對我回校讀研究生的邀請，經上海男女青年會介紹，與設在浙江金華的新四軍兵站取得聯系，由那里送我去軍部參軍。
二、大熔爐︰從皖南撤退到甦北驚變1、听到周恩來聲音的女教員，第一次上課也出狼狽相浙江省金華新四軍兵站的卡車,把我這個從上海來參軍的大學生帶到了皖南的小河口兵站。爬過了小河口的一個大高嶺，算是通過了第一個考試，到了新四軍軍部所在地雲嶺。軍部機關的大禮堂設在一個顯得有些陳舊的陳姓大祠堂里。那天，禮堂里正在開大會，許多人擠在門口，都坐在小板凳上。
我坐在禮堂外一塊石頭上，等待有人來接待我。我听到禮堂里有人講話，帶著甦北口音，只是听不清楚講些什麼。
講話的人是周恩來副主席，他正在給軍直機關的干部們作報告。他是陪葉挺軍長從重慶回到軍部來的。
葉挺軍長和項英副軍長兼政委，關系有點不融洽，葉軍長就離開雲嶺去了重慶。周恩來是第一次從重慶來，為了調解葉、項關系的。我一個還穿著旗袍的大學畢業生，當時對禮堂內的一切，真是一無所知。只是後來知道了我有幸在這個不尋常的日子里抵達雲嶺，並親耳听到了周副主席的聲音很感榮幸，永志不忘。
教導總隊是一所“抗大式”的軍政干部學校。為什麼不叫“抗日軍政大學”？或是囿于三戰區給予的有限編制，也可能避免名聲大招風吧。
在雲嶺軍部，我脫下了旗袍，換上了灰色軍裝，到教導總隊又打上了綁腿，成為一名真正的女兵了。訓練處處長薛暮橋分配我做文化教員（後來在任命文件中又改為文化主任教員），歸屬政教科領導。
我很適應軍隊集體化生活，感到既新鮮又充滿了朝氣。早上一听到起床號就起床，動作要迅速，特別要打好綁腿，然後到操場集合，出操，跑步，練隊形，走方步。早飯前的“整內務”這一項是決不能少的。
三餐分別在各科的辦公室。有一個大家叫他“小鬼” 小勤務兵，用鐵皮的菜盆裝菜，主食用臉盆。我們用搪瓷杯作飯碗，小搪瓷碗裝菜。初春，盛產竹子的皖南，用春筍做菜。清水蒸春筍，湯面上漂幾點油花，連蔥花也少見。頭一兩天，吃起來還有點鮮味，可惜天天都一樣，從剛拔尖、黃嫩的筍開始，直到春筍老得不能再吃了，才換成豆子。主食是米飯，或大米和雜糧混合。清寡的伙食，和在燕京大學時真有天壤之別，但我並不介意，反正飯量不大，能吃飽就行了。
訓練處的俱樂部經常組織各種業余活動，活躍大家的生活。我很喜歡唱歌，每次練歌我絕不缺席。指揮是一位叫孫松的小伙子，他很認真，要求嚴格。這時期，我們學會了所有的抗戰歌曲，唱的水平還很不錯呢。隊員們的情緒很高，俱樂部不時地組織時事或理論問題討論會，我從中受益很多，我听著旁人的發言，暗暗找自己的差距，覺得自己懂得太少了。
我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列基本理論、社會發展史、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等等。這大多是政教科給學生連隊講的政治課。休息時間或夜晚我就在只有一根燈草芯的油燈下，用心地讀。有時還擠出時間去听薛暮橋、夏征農、羅瓊等同志高水平的講課。
教導總隊的學員大多是來自前方的排、連級干部，他們都是堅持過三年游擊戰爭的英勇戰士。他們缺乏的是政治和文化教育，有些學員甚至還是文盲。
?
只要輸入--就能看發布的章節內容（m.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