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殉國七士廟”建成，這一年正好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四十周年前夕。-------瀏覽器上打上-看最新更新籌辦修建此廟的“殉國七士奉贊會”在日本頗有影響力，為其題字的是“戰犯首相”岸信介。
隨後，以“殉國七士廟”為中心，陸續建起了陸海軍部隊戰死者碑林。這里成為“大東亞戰爭戰歿者的聖地”，也成為右翼勢力為戰犯“招魂”的重要場所。
碑是定格的歷史，碑是凝固的藝術，碑是不死的記憶。碑在東方文化中享有高貴的地位，一塊石碑可以經歷風吹雨打，一篇碑文可以流傳千秋萬代。
然而，這些散布在日本各地的碑石卻讓人感到恐懼︰魔鬼似乎將要再次從潘多拉的盒子里鑽出來為害人間。以戰爭期間擔任日本駐德國大使的甲級戰犯大島浩命名的“大島碑”，紀念裕仁天皇的去世和明仁天皇的登基“萬世太平碑”，宣揚大和號航空母艦戰功的海軍紀念碑……在日本的土地上，處處有美化戰爭的神社、廟宇、碑石和高塔，對國民發揮著潛移默化的影響。最有代表性的是“八 一宇塔”，塔身周邊建有四個的陶瓷人像，分別代表武士、漁民、農民和工人，象征著對外擴張是全民參與的事業。
一九三八年，宮崎縣發起修建“八 一宇塔”的運動。日本陸軍參謀總長命令所有前線部隊︰“以軍或師團為單位，每單位搜集兩塊石料。一塊是軍或師團總部所在地，取最有價值；一塊是戰場最前方的，取最有意義。”在這一千四百八十五塊石料中，來自中國的有二百二十八塊。刻有“中支那中山部隊”字樣的花崗石，是從上海市政府大樓的弓形門上拆下來的；刻有“南京日本居留民會”字樣的石塊，是從南京明孝陵掠奪的麒麟浮雕。
日本戰敗投降之後，宮崎縣政府趕緊將“八 一宇”四個字鏟去，將象征武士的人像藏起來，並將這里改名為“和平公園”。
然而，“和平”並沒有長久地維持下去。一九六五年，隨著日本經濟剛剛起步，宮崎縣又將“八 一宇”四個字重新刻在塔上，武士像也回歸了原位。“和平公園”名存實亡。
在日本的書店中，保守學者和作家所寫的、否認戰爭罪行的著作，以及渲染民族主義的書籍，如《日本是第一》、《超大國日本》、《日本的時代到來了》等，都被放置在顯著位置。此現象說明，書店有意識地向民眾推銷這類作品，同時這些著作也確實很暢銷。與之相反，那些秉持良心和責任感的作家和學者所寫的、真實呈現戰爭罪行的著作，卻被故意放置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一九九三年，日本首相細川護熙自發的道歉言論，首次表現出日本這個國家是可以實踐道義的。但是，此後十多年間，在日本政壇上，拒絕認罪和道歉的聲音壓倒了願意認罪和道歉的聲音。
日本《和平憲法》在前言中強調︰“我們相信，任何國家也不可以只專注于自己國家的事而無視其他民族。這一政治道義法則具有普遍性。”可是，戰後半個多世紀以來，日本一直回避承擔戰爭罪責，無視亞洲各國的痛苦。
如今在日本社會佔據中堅力量的是成熟的中產階級，在日語中被稱為“一億中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日本人都認為自己屬于中間階級，他們疏離于政治，對左翼和右翼的立場都不支持。在一般情況下，他們希望過安寧富足的生活，在反戰、反核武器以及制衡保守力量的擴展上，中產階級都是積極的因素。
但是，在經濟不景氣和失業率上升的大背景下，保守思潮極易獲得共鳴。近年來，日本的和平運動陷入低潮，保守派勢力卻越來越活躍。廣島和長崎是日本和平力量的大本營，但在廣島近旁就有一個吳軍事基地，在長崎附近也有一個佐世保基地。在這兩個受過原子彈轟炸的地方，民眾卻默許建造重要的軍事基地，這也說明日本國民對和平的追求有著相當的局限性。
日本國內登記在冊的右翼團體有一千多個、共十萬余人，但他們分布在政界、商界、外交界、學術界、教育界等重要領域，在相當程度上左右著日本的社會思潮。“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的成立，漫畫《戰爭論》的出版和暢銷、新歷史教科書的出籠，都代表了這一危險的趨勢。在民間，種族主義團體與黑社會勾結，恐嚇甚至暗殺批評天皇的進步人士；在政府和議會中，保守政客佔據上風，設置“憲法調查會”、將“日章旗”和“君之代”法律化為國旗、國歌。
戰後六十年來，日本人反省的意識太弱、反思的成果太小。在日本，對歷史的篡改成為某些野心勃勃的政客的家常便飯，許多普通國民因此逐步失去了對日本和亞洲歷史的正確理解；在日本，對凶手的頂禮膜拜成為某些所謂的“愛國者”們的必修課，他們的民族自信心建立在狂妄而自私的“皇國史觀”的基礎上。
當周邊國家的政府和人民努力以最大的善意來對待日本的時候，日本的政客們卻不斷制造事端傷害那些被侵略國人民的感情。戰後日本首相級官員參拜靖國神社就達六十多次，中曾根一人參拜了十多次，現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也參拜了多次。當參拜靖國神社成為主客們撈取選票、爭奪民心的籌碼的時候，正說明日本民間“保守化”、“右傾化”的潛流已然洶涌澎湃。小泉純一郎以強硬的姿態實施雄心勃勃的“新日本”計劃，對內“改革日本國”，對外更是咄咄逼人、爭取更大的軍事主動權。雖然軍國主義合法西斯主義在日本難以死灰復燃，但亞洲各國不能對日本咄咄逼人的勢態視而不見。
在日本，改寫歷史成為時髦；在中國，遺忘歷史卻成為某種普遍的“社會無意識”。我們沒有國恥日，也沒有一套切實的法律和制度來實施對歷史的保存、傳播和教育。我們遺忘了“文革”中自己施加給自己的慘劇，我們也遺忘了百年來日本所帶給中國的深重苦難。
在美國，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只要是對美國利益有過重大侵害的外國人，都不得進入美國境內。在中國，至今沒有一部類似的法律，對那些曾經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傷害的人進行制裁。那些曾經殺害過無數中國人的日本戰犯，又昂首挺胸地踏上中國的土地。東史郎在日記中揭露的那些日本軍官，紛紛以資本家的身份來到中國。他們從某些中國人那里獲得的，不是嚴厲的拒斥，而是諂媚的笑臉。
今天，無論是面對中日關系，還是面對我們自己的社會現實，我們最需要的是從冷漠中清醒，從麻木中奮起。
喜愛戰爭、企圖重啟戰爭機器的，只是一小撮陰魂不散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
戰爭不僅使被侵略的國家山河破碎、人民家破人亡，也讓施加戰爭國家的人民遭受到巨大的苦難。在日本漫畫家宮崎俊的動畫片《再見螢火蟲》中，一個普通的日本家庭，父親被征召入伍死于中國戰場，母親被美軍炸彈炸死，兄妹兩人相依為命，最後餓死于荒野之中。這個催人淚下的故事，表明了絕大多數日本國民對戰爭的拒絕和痛恨，以及對和平的熱愛和追求。
一個尚未具備健全的現代理性的國家，在它有了毀滅他國的力量之後是一件危險的事。潘多拉的魔盒打開了，像行尸走肉的日本軍隊在亞洲犯下了人神共憤的罪行。日本評論家津田道夫指出︰“那場戰爭是每個國民都被作為戰爭的執行主體動員起來的戰爭，日本大眾的戰爭責任也應該被追究。”日本現在的政治領袖和普通國民，如果能公開承認二戰期間日本在中國、朝鮮半島和東南亞各國所犯下的戰爭罪行，如果能主動向受害者進行民間賠償，如果能積極處理各種戰爭遺留問題，那麼不僅能提高鄰國對日本的理解和信賴，也有助于創建未來亞洲的和平與穩定。
在全世界日益走向一體化、成為“地球村”的今天，區域間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合作已是大勢所趨。
歐盟的擴大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都給亞洲國家帶來了沖擊和啟示。在東南亞地區，作為一個不斷擴大的區域性合作組織，東盟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在東北亞地區，中國、日本和韓國之間，依然充滿著猜忌和紛爭。
在不久的將來，亞洲國家也必將走向合作之路。其中，作為亞洲兩個最重要的大國的中國與日本，理應作出巨大的貢獻，如果中日兩國實現合作，那麼中國、日本、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就能夠推動整個東亞一體化的進程，甚至還可以依托亞太經合組織的機制，帶動整個亞太地區的一體化。這將是對亞洲事業的一大貢獻。正如英國華威大學高級講師弗斯?斯密斯所說的那樣︰“在建立亞洲一體化的過程中，中日、甚至東亞的關系的重點在于如何建立信任的新安全觀，擯棄‘冷戰思維’，妥善處理相互關系中的不穩定問題。”
在過去一百多年來中日兩國的歷史交往中，我們看到了人性善惡的正面交鋒︰恩與怨、情與仇、罪與罰、堅強與軟弱、妥協與批判、真誠與背叛，像一塊五色斑斕的調色板；在六十多年前那場“以柔克剛”、“哀兵必勝”的戰爭中，我們看到了中日兩個民族復雜的糾葛︰傲慢與偏見、戰爭與和平、理智與情感、記憶與忘卻、歷史與未來，統統融會成一團難以解開的亂麻。
對于這一切，有人不願面對，有人不敢面對。但是，如果不揭示戰爭那無比殘酷的真相，就無法擁有永久而牢固的和平；如果不穿越歷史幽暗的森林，就無法享受到未來溫暖的陽光。
在歷史的傷口上撒上一把鹽也許是必要的。它能夠殺死細菌，帶來新生；它能夠再現昨天，警示明天。唯有如此，中日兩國人民才能一起齊心協力地翻過歷史；唯有如此，中日兩國人民才能一起風雨兼程地走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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