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個開滿美麗的櫻花的國度，一個將日常生活高度藝術化的國度。-------瀏覽器上打上-看最新更新
日本，中國一衣帶水的鄰居，曾經是中國文化最熱烈的崇拜者和學習者。在日本，最完整地保存了中國古代文化的某些精髓部分，如服裝、建築、書法、圍棋和禪宗思想。
日本，東亞邊陲的一個群島之國，近代以來卻又用武力將中國逼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所遭受的苦難許多都與日本有直接和間接的關系，歷史學家郭廷以認為︰“兩千年來，中國施之于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者至大，百年來日本報之于中國者極酷，為禍中國者獨深。近代中國所遭受的創痛，雖然不能說全部來自于日本，但實際上以日本所給予的最多最巨。”
日本，今天亞洲最富裕的經濟大國，全球第三大經濟實體。它是中國對外關系和貿易中繞不開的一個關鍵環節。然而，跟我們同為黃種人的大和民族，直到今天依然讓我們感到陌生、隔膜和困惑。我們理解日本人，甚至比理解歐洲人和美國人還要困難。
日本作家、一九九五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在頒獎典禮上用“曖昧的日本”這個詞語來形容日本近代以來的文明。這是一個經典的概括。在中國人的眼里，日本在地理位置上很近，在精神氣質上卻很遠，中國人觀察日本的時候總是顯得霧里看花、撲朔迷離。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簽署《中日聯合聲明》，至此兩國真正結束了漫長的戰爭與敵對狀態，實現了邦交的正常化。然而，雙方國民之間的不信任感並沒有隨著一紙聲明而全然消失。懷疑與猜忌，疏遠與蔑視，依然扎根于那場血與火的戰爭。
中國和日本，一個擁有資源，一個擁有技術；一個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一個是全球金融和制造業中心。兩國都對對方有著極大的需求，然而又互相猜忌。更為要緊的是，無論中國，還是日本，又都是當今世界最為重要的國家。他們之間的關系，不僅關乎兩國的安危，也牽扯著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沒有一個人喜歡永遠躲在故紙堆中生活，也沒有一個民族願意永遠背著歷史的包袱蹣跚前行。歷史這本大書，總得不斷翻開新的一頁。很多中國人願意以最大的善意、寬容和諒解來看待中日之間的歷史、現實與未來。然而，近代以來中日關系的歷史，那充滿硝煙和血腥的歷史，似乎總是難于翻過去。
這一頁的歷史翻不過去，主要原因不在中國，而在日本。
當日本的法庭駁回中國戰爭受害者對日本政府的訴訟的時候，當日本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在釣魚島修建標志性建築的時候，當日本的歷史學者宣稱南京大屠殺是虛構事件的時候，當日軍遺留的化學武器再次奪去中國百姓生命的時候，當日本的首相及政府要員參拜靖國神社的時候，寬宏大量、與人為善的中國人民不得不拍案而起，齊聲譴責。我們不渲染仇恨，但要捍衛尊嚴；我們不尋求報復，但要還原歷史。因為我們痛苦地發現，那血跡斑斑的歷史如此深刻地聯系著現實。
二零零三年八月四日，侵華日軍二戰期間遺棄的芥子毒氣在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發生泄漏，造成四十名中國平民受傷，一人死亡。對此事件，日本政府處理滯後，日本媒體表現冷漠，激起了中國民眾的憤怒與譴責。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完成了一項有關“八?四”毒氣泄漏事件對中國青年影響程度的調查報告。該報告顯示，百分之九十七點九的中國青年關注“八?四”事件，百分之八十三點二的中國青年由此對日印象變壞，百分之八十二點二的中國青年表示不能接受日本政府所謂的“慰問金”。
受調查者紛紛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對于一個拒不承認歷史的日本，我們肯定不會有什麼好印象。”
“‘慰問金’總讓我想起‘嗟來之食’，無論如何不能接受。”
“日本應該從中吸取教訓，盡快清除遺棄在我國的所有武器。”
“對于‘八四’事件，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會對日本政府不負責任的態度感到十分反感和痛恨，對受害者的遭遇表示同情和難過。”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日關系進入一種“貿易熱、政治冷”的怪圈。二零零二年以來，日本成為中國第一大進口來源國，中國成為日本僅次于美國和歐盟的第三大貿易伙伴。二零零二年，兩國雙邊貿易額超過九百五十億美元。
同時，兩國也頻頻發生貿易爭端。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日本宣布對來自中國大陸的大蔥、香菇等農產品實行兩百天緊急進口限制措施。六月二十二日，中國政府實施反擊措施，對原產于日本的汽車、手機和空調加征百分之一百的關稅。這場非同尋常的貿易戰持續了半年多。
中日關系時刻觸動著兩國民眾敏感的神經，任何一點蛛絲馬跡也會被放大。影星趙薇身穿日本海軍軍旗圖案時裝事件，湖南廣播電台有听眾冒充日本人發表辱華言論事件，豐田“霸道”越野車廣告事件，均引發了軒然大波。二零零三年，中國政府計劃修建從北京到上海的磁懸浮列車，並采用日方的先進技術。這一消息披露之後，中國民間人士在網絡上進行了征集百萬簽名反對的活動。二零零三年“九?一八”紀念日，數百名日本人在珠海一酒店集體買春，激起了中國民間的憤怒聲討；十月二十九日，因為日本留學生在聯歡會上表演下流節目，引發了西北大學學生的游行抗議活動。
正是因為歷史出現了斷裂和扭曲，中日兩國很難像法德等多次交戰的歐洲國家那樣“相逢一笑泯恩仇”。正是因為日本在現實中的種種惡劣行徑，使得中國人民不得不保持一種本能的防人之心。
信任，是人與人之間建立和諧友好關系的基礎；信任，也是國家與國家之間建立和平共處關系的前提。“遠親不如近鄰”，中日兩國的地理位置天生就是近鄰。然而，二戰結束之後六十年來，中日兩國的一般國民之間，依然沒有值得信賴的“朋友”的感覺。盡管《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已經簽署了二十多年，但兩國之間依然處于一種微妙的“後冷戰狀態”，兩國之間的“攜手共進”依舊遙遙無期。
中日兩個在實質上互不信任的國家，在維護各自的國家利益的基礎上，如何建立一種既競爭又合作的國家關系，真正做到和平共處，這是兩國政府、知識界乃至民間的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二零零二年，《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誠發表《對日關系新思維》一文，提出在中日關系上淡化歷史、展望未來的觀點。這篇文章被日本《中文導報》二零零二年中日關系十大新聞之一。
但是，日本方對中國學者的“新思維”卻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回應。日方拒絕和談，而以武力解決釣魚島爭端；日方大幅削減對華貸款，以阻撓中國經濟的發展。寬恕沒有獲得日本的感激，善意也沒有贏得日本的認同。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本防衛廳統合幕僚會議向防衛廳長官石破茂提交了一份《統一運用研究》的報告，建議整合海陸空的軍事力量，將自衛隊改為正規軍。二零零三年二月，日本議員西村正悟鼓吹日本應當擁有核武器。二零零三年六月六日，日本國會通過《應對武力攻擊事態法案》、《安全保障會議法案》和《自衛隊修正案》，即“有事三法案”，使日本擁有了采取軍事行動的權利。二零零三年七月五日，日本防衛廳宣布，日本將修改《防衛大綱計劃》，使海外派兵永久化。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日本防衛廳最重要的智囊機構日本防衛研究所發表二零零四年版的《東亞戰略概觀》，認為日本主動攻擊敵國的導彈基地在法理上是可行的。
那些在現實中玩火的人們，是因為他們沒有從歷史的苦難中汲取應有的教訓。在那場把人類推到毀滅邊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六十年之後，普通的日本人如何看待這場戰爭呢？
日本曾經是政教合一的國家。創建于明治初年的靖國神社，多年來一直是日本至高無上的國家神社，國家最重要的祭祀活動都在此舉行。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之後，在美國佔領軍的主導下，日本進行民主改革，實行政教分離。神社成為民間的、獨立的宗教組織，但它依然被多數日本國民看作大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一個民族在特定的地點修建特定的建築來紀念先烈和英雄，是這個民族延續歷史、傳承文化的重要舉措。在法國的先賢祠和美國的威林頓國家公墓，前來參觀的人們能夠感受到偉人和戰士們寶貴的獻身精神和崇高的人格形態。這些紀念地超越了國家和民族的界線，成為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和精神皈依。
然而，在東京市中心的靖國神社中，我們獲得的卻是一種完全相反的感受。
在這里，綠樹成陰，鴿子飛舞，一派和平安詳的景象。然而，每一棵上都掛著一個小木牌，上面赫然寫著當年侵略亞洲各國的日本軍隊的番號。大門兩側紀念碑上精美的浮雕，分別展示著日軍在黃海、滿洲、天津、長城等地的赫赫戰功。
戰犯與英雄共舞，惡徒與烈士齊飛。在這里，供奉著包括東條英機在內的一千多名戰犯的靈位。這些罪惡滔天的劊子手，與“明治維新”以來為日本的進步作出過各種貢獻的先輩們一起享受後人的祭拜。
這幅美丑不分、善惡不辨的圖景，就好像在德國科隆大教堂中放置希特勒及其助手們的骨灰一樣荒誕離奇。在許多日本人的思維里，“死者無罪”的觀念與“侵略有理”的邏輯遙相呼應。
有人用“日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特色”這種相對主義的說法來解釋這一怪異現象。然而，靖國神社的怪異還遠遠不止于此。
就在靖國神社正殿左側，有一座名為“游就館”的戰爭紀念館。所謂“游就”，取自中國古代思想家荀子《勸學篇》中的名言︰“群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意思是說，年輕人居住要選擇好的地方，外出要選擇好的老師。那麼，這座堂皇的“游就館”，為日本的青年一代提供了怎樣的歷史教育和精神燻陶呢？
“游就館”精心設置的展覽，以日本近代以來的歷史為主線，大量篇幅介紹了日本對外擴張的歷程，若干次對華侵略戰爭則是重中之重。在文字和畫面介紹中，看不到一絲一毫的戰爭罪行的反省，反而充斥著“我們來過，我們干過，我們征服過”的驕傲。展覽的結束語是“亞洲各國在戰後獲得了獨立和解放”，仿佛亞洲各國的獨立和解放是日本賜予的。
在“游就館”的第一個展廳中，赫然陳列著若干戰爭狂人的照片，兩側是一幅詩詞對聯，其中文大意是︰“為君為人犧牲一切，放棄生命體現價值”。在民主、自由、人權和博愛的價值觀得到全球大多數人民認同的二十一世紀，這種散發著腐尸般臭味的專制思想，居然堂而皇之地成為日本國民教育的活教材。
在一樓的武器展廳內，陳列著二戰後期日軍使用過的最“令人自豪”的武器——“人體魚雷”。該魚雷長近十五米，直徑一米，重量八點八噸，頭部裝有一千五百五十公斤炸藥，其威力足以炸沉巨型戰艦。它只需要一名士兵駕駛，也就意味著每發射一枚要有一名士兵與之同歸于盡。
在二戰末期，上百名十七八歲的日本年輕士兵乘此魚雷踏上了不歸之路。他們成為日本軍國主義野心家們名副其實的炮灰。在“人體魚雷”旁邊，游覽者可以使用耳機傾听當年敢死隊出征時慷慨激昂的遺言。
我們不知道贊美屠殺何以能夠實現永久的和平環境，我們不知道扭曲歷史何以能夠造就健康的國民精神。在“游就館”的觀眾留言中，一些日本觀眾寫了他們的感想——“看到遺書，不禁掉下了眼淚！”
“看到了這些資料，感到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無論如何也不是問題。”
“前線的將士英勇奮戰，舍身報國，後方的千方百計地支援前線，結果還是失敗了，令人惋惜！”
這些簽名者當中，既有當年的參戰老兵，也有十五六歲的中學生；既有政府官員，也有普通市民。這些簽名顯示，作為人類有史以來唯一知道原子彈威力的國家，經過戰後六十年的改造，仍然沒有達到人類理性足以達到的認識境界。自由民主的精神、平等博愛的意思、人道主義的情懷，在日本依然缺席。
大多數中國人只知道日本東京有一個龐大的靖國神社，卻不知道在靖國神社以下，日本行政區劃中的一都、一道、二府、四十三縣，處處都有靖國神社的“分支機構”，即“護國神社”。
在日本各地，雖然護國神社的規模有大有小，但在當地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中皆有顯赫的地位。護國神社不僅是單純的宗教活動場所，也承擔著歪曲歷史事實、灌輸錯誤道德觀念的使命。它表面上聲稱不介入國家的政治生活，卻成為居心叵測的政客和財閥們的聚集之所，輕而易舉地獲得政界要人的支持和財團的捐款。
許多地方的護國神社門口懸掛著日本國旗，顯示其同國家政權之間的親密關系。這明顯有悖于現代民主國家政教分離的原則。
有一位哲人說過，歷史能夠告訴我們關于未來的一切。人類每一點滴的進步。無不是從歷史重汲取經驗教訓。日本國民是如何從歷史中獲得靈感和啟迪的呢？
在日本愛知縣三根山，埋葬著不計其數的日本戰犯和士兵。每年八月十五日，都會有浩浩蕩蕩的人群來到這里。如果死難者的後人來這里是懷念先輩並反省戰爭罪行，那麼他們悼念亡靈的活動完全能得到那些曾受到日軍傷害的國家和人民的理解。
然而，所謂的“悼念”卻是這樣一幅幅丑陋不堪的畫面︰成群結隊的日本老兵穿著昔日臭名昭著的日軍軍服，打著軍旗、挎著軍刀、吹著軍號，他們為當年的戰爭感到無比自豪。他們不承認日軍曾經戰敗，辯解說那僅僅是“終戰”，他們對于下一場戰爭依然充滿著希望和憧憬。
在三根山上，有一座所謂的“殉國七士廟”。這七名被某些日本國民認為是“為國捐軀的勇士”，究竟是些什麼人呢？
這些名字多半為中國人民所熟悉︰日本戰時首相東條英機，南京大屠殺的凶手松井石根和武藤章，策劃侵佔東北和華北的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在中國華北實行“三光”政策的板垣征四郎、參與“掃蕩”山東並有“緬甸屠夫”之稱的木村兵太郎，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首相廣田弘毅等七人。這七人也正是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七名甲級戰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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