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某位兄弟的要求，加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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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批開征的有棉花進口稅，按照重量征稅，而不是按照市價，還是周瑯一貫的理念，便于執行、監督和管理，從而降低管理難度和成本，降低人為因素的干擾，之前棉花一類的商品，都是由行商估價，然後按照值百抽五的稅率抽稅，顯然行商的股價中水分很大。
當然按照重量，也會有稱重過程中的貓膩，但那屬于行政監管的問題，而不是稅制本身的漏洞。
擔，已經成為海關標準單位，一擔為100斤，1斤16兩，1兩標準重量37克，這些已經在海關中建立了標準度量體系。
1擔茶葉抽稅2兩，出口售價在25兩左右，稅率8%，這個稅率很低，但棉花進口稅更低，1擔棉花僅抽稅1兩，市面上棉花價格是1斤200文錢，1擔價值2萬文錢，這幾年銀貴錢賤，1兩銀子已經不是1000文，而是在1200文左右變化。所以1擔棉花價值十六七兩的樣子，棉花稅率也就是6%左右，要知道這可是進口商品啊，一般國家傾向于高進口稅率，低出口稅率，以刺激出口。
之所以對棉花實行如此低廉的稅率，主要還是為了鼓勵棉花貿易，中國的土地肯定得用來種糧食，棉花就只能從國外進口，而棉花又是重要的原料，所以給它低稅率，鼓勵進口，促進紡織業生產。
進口奢侈品性質的高檔鐘表、玻璃窗等，稅率就高多了。歷史上，嘉慶皇帝就注意到持續擴大的奢侈品貿易問題，乾隆年間流行奢華風，大量西方精巧物件進口，嘉慶在給兩廣總督的信中甚至表示︰“向聞西洋載貨遠來一船之貨所值百十萬，皆在內地銷售。是以中國之銀兩因此虛耗者不少。即如鐘表一項，島人以銅鐵數星巧取中國之銀數千數百；玻璃一項，不過土中取液煎熬而成，一窗一屏，亦有數千數百之值，此其明驗也。以有用易無用，舍本逐末，暗損中國元氣，所關甚大。又聞福建與琉球交易之法，用貨易貨，向不用銀。至西洋人載貨來粵，各洋行是否有照福建與琉球交易之例以貨易貨者仰系全以銀買貨。著傳諭吉慶等留心體察，應如何斟酌調劑不使內地銀兩被夷人巧賺之處遇便覆奏將此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這是嘉慶在回兩廣總督吉慶禁止 片貿易奏折中提到的。嘉慶認為島人（他以為西方人都住在海島上），拿幾星銅鐵打造的鐘表，用沙子燒制（土中取液）的玻璃，就賺取數千數百兩的白銀，是“以有用易無用，舍本逐末，暗損中國元氣，所關甚大”。乃至要求效仿琉球以貨易貨的方式，限制白銀外流。
周瑯倒是不擔心白銀外流，還沒到那時候呢，那是 片泛濫的時候才有的，現在每年走私進口的 片不足4000箱，況且周瑯也打算禁止 片貿易了，順差會更大，反倒要擔心白銀大量流入造成通貨膨脹的問題。
但他還是對奢侈品性質的鐘表和玻璃開征重稅，按照個數來算，一座鐘不管物價如何，爭三百兩，一面玻璃，無論大小，征一百兩，這關稅大概超過100%了，因為均價的話，座鐘不可能有300兩，玻璃不可能有100兩。
另外由于中西方之間的貿易還不夠繁榮，絕大多數貨物的銷量都很少，直接開征的話造成的成本恐怕比稅收都多，于是在專門列明征稅的貿易品類之外，但凡沒有禁止的商貨，均可合法進口，稅率統一定為1擔10兩，稱為一般商品進口稅率。凡未列明稅率的貨物，但凡沒有禁止的商貨，均可合法出口，稅率統一為1擔3兩，稱為一般商品出口稅率。
這些收稅新規定，很快印制成冊，有海關衙門發送到各國商館。此時這些商館暫時被當作各國官方商務機構，但周瑯已經通過這些商館，向各自的國家發去了邀請，邀請他們互派使節，進行貿易談判，真正的公使館建立，至少得明年了。
解決完進出口貿易方面的問題，周瑯重點關注其他商業。
由于進出口貿易一直壟斷在十三行手里，廣州一般性商業，跟外貿之間有個十三行，沒有直接接觸，因此其他貿易保持著本土特色。
各行各業都有行會，這是唐宋時期就流傳下來的商業文化形態，歷朝歷代都沒有進行過打擊，原因很簡單，農民造反過，商人造反過，和尚也造反過，可商會沒有造反過，哪怕造反的商人也不是靠商會來組織。
在中國，只要不造反，就沒有官方打擊你。
行會在中國社會的傳統意義，更多是商人組織起來自保，官府也通過行會來管理商人。
行會是很復雜的，至少在廣州，周瑯發現，跟西方意義上的手工業行會是有區別的，以最大的行會錦綸堂為例，他不但是各家經營絲織品交易的商鋪的行會，還是大量手工作坊，甚至手工工人的行會。一個綢緞鋪的老板是行會的行東，一個絲綢作坊的老板也是行會的行東，甚至一個家庭絲織工匠，也歸錦綸堂管理。
總之這是一種復合型行會，一個行業的方方面面他都管，他管的不是某一個行業環節，而是整條產銷鏈。這是西方行會組織所沒有的特點，他們的手工行會就是作坊主的組織，目的一個是控制市場，一個是打壓後進從業者，比如沒有行會的許可，外人不能進入某項行業。後來砸毀機器運動，就是這些行會搞的，因為工廠破壞了手工行會的慣例。
這種復合型行會，對周瑯來說是有利的，他不需要一個個職業去考慮，通過行會可以直接對一個大行業的所有環節進行影響。
跟這些行會的溝通發現，他們最擔心的問題，跟十三行一樣，同樣是官府的勒索，不透明的收費，以及緊張的資金。相對來說，他們受到的壓力比十三行要小一些，因為他們對官府的依賴更小一些。十三行的壟斷就是依靠官府，而他們不需要。對他們影響更大的，還是市場。
所以針對他們，除了透明稅收，提供信貸支持外，其實盡快恢復社會秩序，才是對他們最大的幫助。
當然手工商業的稅收制度，也進行了改革。
中國古代的工商稅主要是關市稅，關稅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海關稅收，而是各種過關收費，官府設個卡要通行費就屬于關稅，也就是說後世高速路收費，屬于這種性質；高速路向來被嘲諷為攔路搶劫，清代的關稅征收真的就是攔路搶劫。關稅主要是針對行商的，不管是用船運輸還是用牲口運輸，只要有通行行為，就會被征稅。稅收分為兩塊，一塊叫做戶關稅（明代時叫做鈔關稅），稅率是按照商品價格值百抽五，至于估價嗎，肯定是有水分的；一塊叫做工關稅，直接征收實物的10%，原本的意義在于為官府修建征集材料，所以是工關稅。
總的來說，清朝流通過程中的稅率就高達15%了，當然聰明的商人都是通過打通關卡守衛通關，躲避了這個稅收，肥了一些守衛關津要道的 隊。
市稅就是在市場上征的稅收，清朝的市稅主要是牙稅、當稅、店鋪稅、契稅、礦稅和落地稅。牙稅就是十三行那種性質的中間人收的稅，官府通過發放牙人執照，定期收稅，稅額是固定的；當稅是向當鋪行業征收的特別稅；契稅是地契、房契買賣，過戶時候收的稅，一般因為過戶麻煩，小戶人家都是私下交易，簽訂的契約上也不會有官府紅印，稱為白契；礦稅是向礦山征收的稅；落地稅，這個相當于開業稅，買賣開張，向官府申請執照，要先交一筆固定的稅收，成為落地稅。盛住當初為了多拿落地稅，就曾強令謀行商的掌櫃獨立出來單干。
總的來說，清朝的商稅並不復雜，但周瑯依然做了大量的精簡，或者說規範。因為清朝的商業稅收體系，漏洞實在是太多了。按照估價征稅，在沒有誠信體系的時代，根本就做不到有效監管。通關過卡，給守軍十兩銀子，一萬兩的貨物，就能估值到幾十兩。再說了，關卡守軍哪里具有評估商品價格的能力，這個制度設計出來就沒有可行性。
周瑯直接就裁撤了關卡，內地所有關卡有守軍的也只是負責軍事防御職責，跟收稅完全沒有關系，盡管周瑯也是喜歡搶劫的，但攔路搶小商販這種方式太低級，而且對流通過程的效率影響太大。
牙稅，也直接取消。向中間人發放執照，允許他們做經紀人，然後固定收稅。這相當于給從業資格征稅，周瑯認為這完全沒有必要，他的政府現在沒有評估別人專業資質的能力，也就不要去管這些專業性的問題。如果將來發展到工業時代，需要對工程師資質進行認定的話，可以考慮建立新的部門。在周瑯看來，官府為了收牙稅，而對中介行業的控制，是對商業活動的一種限制。很多中介行為，其實普通人不經意間就做了，完全沒必要控制。
契稅，這個稅種現代社會也有，印花稅就是從這里發展來的。但周瑯發現，這個契稅更多的是行政範疇的弊病，由于滿清官府（歷代官府都有這毛病，包括某一階段的公僕）難接觸，難辦事，大量交易是以私約形式，而不是公約，雙方都避免官方的介入，因此大量私契流行，契稅根本收不上來。本來重大交易讓政府公正一下，這屬于政府服務，卻因為難接觸而大家不願意接受你的服務。這個稅就顯得尷尬了，政府想收收不上來，百姓交不交其實無所謂，但因為別的原因不願意讓官府介入，而規避了。
由于契稅現代社會也有，讓周瑯考慮了很久，但他還是大膽取消了這個稅種，誰說自己就一定要效仿現代人，而不能體現進行創新呢，只要原理上講得通，就可以進行嘗試，這個稅完全沒有意義，取消就取消了吧。
礦稅，這個是要征收的。滿清對開礦的限制很嚴，明朝也是，主要擔心的是這個職業會造成大群人在荒野聚集，害怕百姓造反，在限制集會的時代，寧可不要稅，也不想有風險。因此明清的礦稅，大多是通過發放執照的方式限制和控制開礦行為。周瑯則是大膽鼓勵開發礦產資源的，所以這個稅種不但能收，而且很有收的意義。但收稅的意義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有效監督。所以周瑯決定，礦稅采用給授權征稅的形勢，而不是對生產進行征稅。由礦主申請開礦，開礦的門類，產量都要進行登基。
這反倒有點像清政府的牙稅，是向準入資格征稅。但要求商人每年匯報礦山的大小和產量等基本情況，方便政府掌握本國礦產資源的開發情況。不對產量征稅的原因在于，需要人為去核實，然後就要派出監督人員，而監督人員是否誠實，會影響稅收，又有空子可鑽了。
落地稅也是直接取消，周瑯鼓勵商貿，怎麼可能對開辦商鋪征稅。不過要求商人申報執照，登基經營門類等。但這依然只是參考意義，因為商人比普通人更靈活，主營業務變動很大。
所以老稅種基本取消，按照周瑯在東港制定的按照店鋪門臉長度納稅的辦法，可以說只保留了店鋪稅一項，但在征收方式上，也不是以發放執照類的授權稅形勢，而是以店鋪重要的功能性標志，門臉大小來征稅。
而且取消了之前在福建推出來的根據經營門類執行不同稅率的辦法，因為周瑯發現執行上的難度讓商人和稅官都不舒服。
稅官報告，經常有商人不按照自己的經營門類經營，一個賣糧食的，有可能代售布匹；一個賣鹽的，有可能代銷糖。這產生了大量的糾紛，商人會控告侵入自己領域的其他商人，稅官因為對方亂改經營業務，想進行罰款，而對方可能不服。
那些經常性變動經營業務的商人自己也感到委屈，他們做買賣的哪能被限制死了，誰不是什麼生意好做做什麼，明明今年絲綢生意不好做，還不許人做點蔗糖生意周轉一下了。
周瑯也不知道這種情況的發生，是因為商業發展的專業化程度不夠，商人無法在一個細分市場中取得別人無法替代的技術優勢，從而不願意固定在一個行業，還是說商業自身不夠發達，一個細分市場無法支撐一定數量的商人常年堅守。或者是中國商人自身喜好投機，或者思維更加跳脫，只願意追逐做好的生意，而不肯深挖專業市場。
總之既然商人覺得政策對他們的經營產生了影響，那麼就改。
本著極簡主義的原則，周瑯取消任何對經營做限制的措施，你愛干什麼干什麼，既然不控制經營門類了，也就無法區分稅率，依然只能按照門大小征收店鋪稅。至于說專業化程度不夠之類的道理，周瑯才不管呢，商業原則永遠只有成本和效率之分。
西方人倒是專業，漁民捕撈都按照規定的授權進行，捕撈鯉魚的撈上來鱘魚就得扔掉。監管也十分嚴格，可英國曾出現過一個漁民被四個不同部門的管理人員監管的事情，而且因為該地區就只有這一個漁民了，導致四個政府官員唯一的工作，就是從不同角度管理這一個漁民。這專業是夠了，可成本和效率都太夸張了。
周瑯打算按照商業的原則來重構中國社會，在民政上現在還做不到，那麼至少在商業管理上，是不是可以常識一下呢。
強調成本和效率的商業法則，最終發展的就是這種極簡主義行政風格，香港的簡單稅制中，就只有三種稅，企業利得稅、個人薪俸稅和物業稅。一個是針對企業盈利征稅，一個是向個人收入征稅，另一個算是地產稅了。但在沒有一個系統的監管體系的情況下，根本無法對企業盈利進行監督，周瑯現在如果征收盈利稅，估計每個商人都說自己在賠錢；如果征收個人所得稅，恐怕人人都試圖隱瞞自己的收入；物業稅，城里的百姓已經很窮了，還向他們的房子征稅，那是要出事的。到了21世紀，一旦有人提出開征房產稅，都一大堆反對的。
所以商業稅中，就一個店鋪稅，簡單到極致。那麼對商業的限制，肯定也小到了極致。
但周瑯崇尚極簡主義，推行簡單稅制，不代表他的稅收體系就粗陋，相反，稅制上簡單的同時，管理上很完善。這是相輔相成的，以為稅制上簡單，所以更具備可操作性，所以才能做到管理上完善。否則以目前的人力和素質，必定處處是漏洞，給 官以機會，給商人以麻煩，最終只會影響到商業的發展。
而且周瑯在總的稅種上，也比清朝征收的稅種要多得多，因為滿清在許多行業不征稅，而周瑯都開征了，比如門類繁多的手工業。（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