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好多事放的時候，允許改革者犯錯誤，寬時用什麼手段致富都行，根本沒人管；收的時候，追究起來比什麼都嚴，什麼都是錯，踏上千萬只腳，讓你永世不得翻身！合情不合理，合理不合法的事隨處可見。投機倒把本是個暫行管理規定的內容，一重視起來納入了刑法，成了投機倒把罪。有人形象比喻說，投機倒把是個筐，輕重都能往里裝，輕的行政處罰沒收，重的判刑進監獄。
對投機倒把認識的不同，處理的手段自然也不同。市清理辦公室掌握著行政處罰權，如果對有投機倒把行為一律打家伙，該撤職的撤職，該沒的查沒，雖說搞了清查擴大化，那也沒出大格。可在市委書記戴兆年對那幾個重點人物非要嚴懲，說他們是新興的剝削階級代表，不以投機倒把罪論處，難以平民恨。
走司法程序，可沒有行政處罰那樣隨意，想怎麼的就怎麼的。法院審判講究事實依據，追究的不是行為，而是經營者的貪污腐化和佔用公款的犯罪事實。這樣，在上報的案件中，有犯罪事實的立案了，對宗謙誠那些投機倒把行為的，以審判依據不足退回了。
這讓戴兆年十分惱火，在權與法的較量中，感到權威被挑戰了，真難以承受。對法院院長非常不滿意，嚴厲訓斥大發雷霆。院長也不示弱，客觀地闡述拒收的理由。投機倒把罪，有明確的司法解釋和案例，與社會上抓投機倒分子把不是一回事。法律不受政策所左右，更不能因地制宜，想怎麼辦就怎麼辦。法律是一個體系，分歧或不明事項由上級法院裁決。
戴兆年大屁股壓人地說︰“上級文件對打擊經濟領域犯罪具有重要意義，打擊經濟犯罪就是判決的重要依據，別忘了，法律代表著黨的利益。”
是代表黨的利益，也代表著人民的利益。我們執行的法律，現行文件只是參考，請戴書記能理解。”
戴兆年一意孤行地說︰“這是墨守成規，根本適應不了形勢的需要。我建議舉辦一個打擊經濟領域犯罪研討會，把相關的審判員集中起來，通過政策學習提高認識，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
研討會上，戴兆年作了重要講話︰刑法第117條，對投機倒把罪早有定義，具有四大特征︰一是買空賣空，宗謙誠兩手空空來到殘聯經貿公司，公開叫囂‘借雞生蛋，空手套白狼’，這不是買空賣空是什麼；二是囤積居奇，宗謙誠賒購了大批彩電，又倒換成冰箱，等待搶購時機銷售，這是事實吧；三是操縱價格，宗謙誠將彩電以零售的價格出售，又在冰箱零售價格上加價，以高價格轉讓給她人，在流通渠道中不斷加價，這就是操縱價格是什麼；四是摻雜做假，他干的不是產品，要不然少不了摻雜做假。政策的空子他敢鑽，挖社會主義牆腳他敢挖，而且經營的數額巨大，他就是經濟領域的罪魁禍首。
你們是審判人員，誰敢說宗謙誠的所作所為不是投機倒把？這就是階級斗爭的新動向，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投機倒把必須嚴懲。我不得不大聲疾呼，你們的思想不要再保守了，不要落後于形勢的要求，再固執己見，自以為是，以貪污腐化、佔用公款為審判依據是錯誤的。人的行為是思想觀念的反映，宗謙誠不是不想貪污腐化、佔用公款，只是時機沒成熟，他做夢都想將國有資產竊為己有，只是沒有得手而已。
承包協議書就是鐵證，一次包死，剩余歸己。這不是**裸貪贓枉法是什麼，難道這樣的問題還不嚴重。如果按承包方案分配，上繳才幾萬塊錢，可宗謙誠要拿幾百萬，這案件夠典型的了，其性質遠比貪污腐化、佔用公款嚴重。有的審判人員是非不分，竟然替他辯解說沒倒賣緊俏物資，沒利用權利強買強賣，囤的都是積壓品，不在打擊之例。我不知道這是同情，還是庇護？在大是大非面前，竟然有人提出政策是政策，法律是法律，戴紅帽子經商是全國普遍現象，一派胡言，這是打著法律的幌子為投機倒把，破壞經濟秩序的犯罪分子辯解開脫，這還了得，我們的法律在為誰服務？”
戴兆年歇斯底里叫囂了一通，想把審判人員的思想統一到他的權威上來，在權大于法的時代，這種情況正常。但在依法治國的呼聲中，人們越來越變得理性起來，不是當權者打棍子，扣帽子，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就能嚇倒誰。
七步之內，心有芳草，總有仗義執言之人。有位年輕的審判員發言了，他是著名政法大學畢業，一向對法理精通，有股子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闖勁。宗謙誠等人未立案，就有他的因素。他要在這個研討會上面對面的辯解。他對戴兆年的講話恭維一番，高度贊揚書記刻苦鑽研法律，對投機倒把罪四個特征把握得好，听起來能讓人飄飄然。
接下來話鋒一轉，進入了法理分析。接著投機倒把行為也是犯罪的話題，進行法理分析︰剛才，市領導說投機倒把行為也是犯罪，這是對的，但要區別不同情況。就以宗謙誠為例，如果他經營的不是國營公司，而是個體經濟公司，那麼他的所作所為就是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經濟秩序，就是嚴重的經濟犯罪，以投機倒把罪論處再正常不過了。
但是，對于國營公司就是另當別論了，那些投機倒把就成了搞活經濟的手段，宗謙誠在短時間內為國家積累了大量財富，那是白手起家的能手，經營有道的能人，其貢獻突出應該受到表彰。關于承包合同書的事，不看怎麼說，要看怎麼做。中國是事後法律體系，誰說要殺人，法律不予定罪，只有殺了人，既成了事實才能定罪，這就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那紙合同書也是同理，是那麼簽訂的，可宗謙誠並沒有將那幾百萬竊為私有，沒成為事實，就不能追究法律責任。
這類合同書要說有毛病，追究責任應該追究殘聯，它是責任主體單位，放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他們應該負主要責任。這就是事情的兩個方面，正如偉人所說︰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