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為問晴晴媽媽︰“你們家享受低保待遇了嗎？”
晴晴媽媽搖頭︰“沒有，不找人，不送禮，低保也輪不到我們啊。
村里有的人家，在城里有房子，還有車子，都評上低保。
我家這麼困難，找村里鎮里，也沒說不行，都說研究研究。”
徐有為指著晴晴媽媽，大聲質問︰“黃平同志，請你當著這位被逼到用鐵籠鎖住自己女兒的母親的面，給我解釋清楚！
為什麼一個丈夫早逝、獨自撫養兩個子女、女兒遭受嚴重侵害導致精神失常、家庭明顯缺乏勞動力、生活陷入絕境的家庭，竟然享受不到國家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陽光雨露？
你們龍橋鎮黨委政府，是如何貫徹落實國家惠民政策的？是如何踐行‘應保盡保、不漏一戶’原則的？”
黃平辯解道︰“徐書記，這戶人家具體情況，我之前不了解，可能是村里沒有及時上報，或者材料不齊全。”
“是不是這樣的事情太小，入不了你鎮黨委書記的法眼？”徐有為憤怒地說，“黨的惠民政策在你們龍橋鎮，是不是只有那些‘會哭會鬧’‘有人有路’的家庭才能享受到？
像晴晴家這樣老實巴交、只會默默承受的困難群眾，是不是就活該被遺忘在角落？”
徐有為指著銹跡斑斑的鐵籠，一字一句地說︰“看看這個鐵籠！不僅鎖住了一個花季少女，也鎖住了我們一些黨員干部的良心！
當一位母親被逼到用這種方式保護女兒、同時還要為最基本的生存掙扎時，我們黨委政府的職責在哪里？
‘人情保’‘關系保’這些毒瘤，是不是已經在龍橋鎮深深扎根了？”
徐有為將僅有的一千元現金掏出來，遞給晴晴媽媽︰“這些錢先拿上救救急。今天晴晴就送到精神病院救治，費用由專項救助資金先行墊付。”
吳志遠也掏出五百元。
黃平也自發捐款，並承諾︰“徐書記，我回鎮里後，立即組織一場捐款，並盡快為晴晴家評上低保。”
徐有為語氣嚴肅地說︰“黃平同志，龍橋鎮的低保評定工作必須徹底清查，由鎮紀委牽頭，成立專項工作組，逐村逐戶排查，重點就是那些應保未保、不應保卻亂保的情況。
對于利用低保政策優親厚友、甚至索賄受賄的干部，有一個查處一個，絕不姑息！”
徐有為叮囑吳志遠︰“你讓海河縣紀委、縣民政局跟蹤督辦，清查結束後，報一份書面報告給我。”
關于晴晴被侵害案，徐有為親自給海河縣委書記蔡愛國打電話，要求海河縣警方立案調查。
看著晴晴被車子送到精神病院，徐有為總算松了一口氣。
听說市委書記來了，村民們都圍攏了過來。
“徐書記，你是為老百姓說話的好官！”一個大叔發自肺腑地說，“晴晴這孩子的苦，我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可沒人敢說話，今天總算盼來您了！”
突然，一個大媽“撲騰”一聲跪倒在徐有為面前。
“徐書記，青天大老爺！求求你救救我兒子！求求你了！
我兒子被警察抓走好幾個月，眼看就要判刑了！他是冤枉的啊！”大媽痛哭流涕。
徐有為心頭一震，連忙將大媽攙扶起來︰“大姐，使不得！有話慢慢說！
只要是合理訴求，只要是真有冤屈，我一定幫你查清楚！”
吳志遠搬來一張長木凳。
徐有為拉著大媽在長凳上坐下。
大媽開始哭訴︰“徐書記，我兒子叫伍強，以前是龍橋煤礦工人，在井下看監控的。
今年三月份，煤礦井下發生了瓦斯爆炸，我兒子在監控里看得清清楚楚，至少有十幾個礦工被困在里面……”
從大媽斷斷續續的訴說中，吳志遠听明白了。
龍橋煤礦發生瓦斯爆炸，但礦上既沒有上報，也沒有組織救援，那段礦道被封，十幾個礦工從此長眠在地下。
龍橋煤礦井下礦工大多是外省人，出了事，賠錢了事。
這些礦工的生命，就這樣被幾十萬的“封口費”輕易抹去了。
伍強內心深受煎熬，他深知井下可能還有生還者，如果及時救援，或許還能救回幾條人命。
巨大的負罪感和對逝去工友的同情，讓他無法保持沉默。
在極度痛苦和憤怒中，他選擇在一個網絡論壇上匿名發帖，試圖揭露這起被瞞報的礦難真相。
然而，發帖當晚，伍強就在家中被警察帶走，隨後被刑拘、逮捕，罪名就是著名的口袋罪︰尋釁滋事罪。警方指控他“散布謠言，嚴重擾亂社會秩序”。
大媽還在哭訴︰“徐書記，青天大老爺，兒子被抓後，他的未婚妻退婚，本來今年國慶節結婚的。
他爸爸因為急火攻心，突發腦溢血，現在臥床不起。
我多次上訪，也被抓進看守所關了十幾天。
他們還威脅我，再上訪胡鬧，就要抓我坐牢。”
煤礦瞞報礦難，並不只是龍橋煤礦的專利，事實上，不只是礦難，其他事故，企業或者地方政府瞞報、虛報死亡人數的案例屢見不鮮。
比如，某省會城市因為洪澇災害出現重大人員傷亡，竟然瞞報死亡人數上百人。
對于龍橋煤礦來說，如果如實上報，造成重大人員傷亡，不僅煤礦要停產，作為礦主，張萬林還很可能要承擔刑事責任。
就算不承擔刑事責任，停產一天，損失至少幾百萬。
選擇瞞報，也就多花點封口費。
這點封口費與停工損失相比，不值一提。
舉報礦難瞞報事實，卻被地方政府以造謠生事的名義抓了，這不是海河縣的發明。
一些網民被抓，說是造謠，究竟是真的造謠，還是地方政府顛倒黑白，恐怕只有當事人自己知道。
因為一旦證據被系統性地封鎖和篡改，普通民眾很難獲取能證明舉報屬實的關鍵證據。
就像伍強，即便舉報內容完全屬實，在對方掌控信息優勢的情況下，他也極難自證清白。
這種信息與權力的極度不對稱，往往讓揭露真相者陷入“百口莫辯”的困境，而真正的責任方卻可能利用這套機制逍遙法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