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種比死亡更殘酷的折磨。 因為它先給你光，再讓你看清，這光不是照你的。
逃出來的第十天，我開始打听老六的下落。
最初只是本能︰他留了通道，他留了資料，他留了備份。按老六的性子，他不可能不設退路。
我以為，只要我活著，他就肯定活著。
可現實，比這更快地碾碎了我這點可憐的信仰。
我從環衛棚區坐了一個小時公交，繞到廠區後圍，找了一家五金店借手機，撥通了廠區總機。
“您好，這里是南境晨豐工業園區管理部。”
我壓低嗓音︰“請問……編號2356的工人李宏勝老六）在嗎？”
對方翻了幾頁文檔，遲疑了一秒︰“……他已經‘離職’了。”
“什麼時候？”
“……上個月末。”
“原因？”
“統一調崗，人未報到，系統歸類為自動放棄。”
我心一涼。
我咬牙追問︰“他尸體在哪？”
那邊掛斷了。
我換了三個地點，換了四種話術，先後打給廠人事、廠醫務室、安保值班台，全都打太極、回避。
最後一個電話，是我裝作其“親屬”，語氣焦急，說他“未歸家數月”。
人事科一個中年女人語氣敷衍︰“他工作期間曾出過意外，後轉送至廠方‘特殊處理處’，情況不便公開。”
“您若是親屬，請走正規申報流程。”
我問︰“那他現在還活著嗎？”
“……不好意思，我們這邊沒法回復。”
我瞬間明白了。
他們不會明說人死了。
他們只會“讓這個人消失在流程里”。
我回到棚戶區，坐在老秦破棉被上，一口一口吃冷飯。
他問我︰“查到了？”
我點頭︰“查不到。”
他沒再追問，只嘆了口氣︰“我早說了，城市不養逃出來的人。”
第二天，我去查莊悅。
我用了她曾給我的一張舊賬單底紙，偽造成“工資申請回函”，去騙她所在出納部門的門衛登記記錄。
一個工友看了看我紙條，低聲說︰“這個女人……三周前就‘換崗’了。”
“去哪？”
“不知道。原本說調去倉儲部，但沒人見過她出現在新組。”
“她還活著嗎？”
他搖頭︰“廠里有時候人調走，就再也沒回來過。沒人敢問。問多了就換你走。”
我蹲在門口，盯著那道藍灰色廠牆，看著員工陸陸續續進出，有人抽煙、有人騎車、有人耳機塞著。
他們不知道，那些曾想活著離開的人，現在連影子都沒剩。
許洪亮呢？
我曾听說他被送進“心理安置間”，廠區東南的一幢封閉宿舍。
我用望遠鏡看見那棟樓的窗戶，全都貼了防窺膜，門口設崗，進出必須有指令碼。
我寫了張紙條，綁在一只裝飯盒的塑料袋底部，扔進了送餐車隊伍里。
第二天，那只袋子出現在垃圾桶里，連字都沒撕。
我知道了。
他們一個都沒逃出來。
那晚，我在棚區小賣部花最後10塊錢買了支記號筆，又翻出一個空紙箱，撕成一塊板子。
我坐在地上，寫下八個字︰
“他們一個都沒逃出來。”
下面，寫了一排名字︰
老六、小翠、董姐、老楊、韓一鳴、許洪亮、莊悅……
我把這塊紙板釘在城市南站洗手間外的告示牆上——那里每天至少有五百個路人經過。
我站在旁邊，看著每一個人掃一眼，然後——
轉頭走開。
有幾個年輕人拍照，有人悄悄笑了。
還有人指著我對同伴說︰“神經病吧……又在鬧失蹤。”
我本以為，會有人問一句︰“誰是老六？”
可沒有人問。
回到棚里，老秦一邊炒蛋，一邊說︰“你還真貼了？”
我點頭。
他嘆了口氣︰“我跟你講個事。”
“你說。”
“十年前，我們這兒有個老人，從老礦坑出來，帶了一卷‘采空區崩塌’圖，說那是礦主瞞著政府的‘紅線圖’。”
“他天天站路邊舉圖，說‘別再挖了，會死人’。”
“結果呢？”
“他圖沒掛兩天，就被派出所以‘擾亂秩序’帶走了。”
“人呢？”
“後來他老婆說，那圖是假的，是他胡編的。”
“你信嗎？”
“我信。但她不敢信。”
老秦把鍋蓋一掀︰“你知道她最後怎麼說嗎？”
我搖頭。
“她說︰‘他要是講真的，我們一家人都活不了。’”
我一夜無眠。
那塊貼板在第三天清早被清理隊鏟走。
角落里，有人用水槍沖過那面牆，把“逃出來的人”洗得一干二淨。
像什麼都不曾留下。
我明白了。
這城市沒有煉獄。
它根本不在意你是不是來自地獄。
那天，我從市場偷了張廢地圖，用紅筆畫了一條線︰
從“廠區圍牆”到“城市便道”，再到“棚戶區角落”，最後寫下四個字︰
“自由無門。”
我在地圖背面記下︰
“他們一個都沒逃出來。”
“但我還在。”
我現在知道，我得做點別的。
我不能只是貼紙條，不能只是喊名字。
我要開始——反咬一口。
他們掩埋那麼多尸體，弄丟那麼多聲音，總得有人爬上去，撕下一點皮。
哪怕一指甲蓋厚，也夠他們疼上十年。
我收拾包裹，換了件舊軍裝，剪去頭發。
那天我走在路上，像極了另一個自己。
一個還沒死，但不打算繼續活得干淨的人。
我不是為了復仇。
我是為了讓人記得他們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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