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1862年）初春，當曾國荃率領他的湘軍從安慶東下，一路勢如破竹接連攻克巢縣、含山、和州等地時，一種奇怪的疾病已經開始在長江下游的城鎮和鄉村悄然蔓延。
最初，這並未引起忙于軍事行動的湘軍將領們的注意。
他們正沉浸在連戰連捷的喜悅中，目光緊盯著那座令所有湘軍將士夢寐以求的城市——太平天國的都城天京。
霍亂，這個當時醫學知識尚無法完全理解的恐怖瘟疫，正沿著長江水系快速傳播。
它首先在沿海通商口岸出現，隨後通過內河航運向內地擴散。
癥狀極為駭人——患者先是突發劇烈腹瀉，排泄物呈米泔水樣，隨後出現頻繁嘔吐，肌肉痙攣，皮膚因嚴重脫水而皺縮，眼窩深陷，聲音嘶啞，最終在極度痛苦中因循環衰竭而死亡。
從發病到死亡，有時僅需數小時。
五月初四，當曾國荃率軍進駐雨花台，彭玉麟水師佔據護城河，完成對天京的合圍時，湘軍營地中已陸續出現類似病例。
起初，軍醫們誤以為這只是普通的"暑濕瀉痢"，開些健脾祛濕的藥方了事。
然而，死亡人數迅速攀升，癥狀之凶險遠超尋常腹瀉，這才引起將領們的警覺。
"大帥，昨日又死了十七個弟兄，都是上吐下瀉，幾個時辰就不行了。"曾國荃的副將張勝祿面色凝重地報告，"軍醫說這病癥來得蹊蹺，不似尋常時疫。"
曾國荃眉頭緊鎖，他剛剛接到探報，李秀成正在甦州調集大軍準備救援天京。
此時軍中若生瘟疫，後果不堪設想。"傳令各營，加強營區清潔，病患一律隔離。再派人去安慶，請大哥派幾個懂瘟病的郎中來。"
然而，霍亂的傳播遠超他們的理解與控制能力。
疫情在湘軍密集駐扎的營區迅速擴散，每天都有數十名士兵倒下。更可怕的是，這種疾病似乎毫無規律可循——強壯的青年士兵可能早晨還生龍活虎，中午突發腹瀉，傍晚就已變成一具冰冷的尸體；而體弱多病者反而有時能幸免于難。
進入同治元年閏八月1862年9月），霍亂疫情在湘軍營地達到了駭人听聞的程度。
此時正值江南最炎熱的季節，潮濕悶熱的天氣為霍亂弧菌的繁殖與傳播提供了理想環境。
湘軍士兵們擠在簡陋的營帳中，飲用水源與排污區域沒有嚴格分離，衛生條件極其惡劣，這為瘟疫肆虐創造了完美條件。
每天清晨，各營都要清點死亡人數，數字從最初的十幾人迅速攀升至上百人。尸體堆積如山，最初還按軍禮安葬，後來只能草草掩埋，最後連掩埋都來不及，只能集中焚燒。
焚燒尸體的黑煙終日籠罩在雨花台上空，空氣中彌漫著一種令人作嘔的焦臭味，與江南夏日的濕熱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種令人窒息的死亡氣息。
曾國荃在給兄長曾國藩的信中描述了這一恐怖景象︰"營中疫癘大作，勇夫病者十之六七，死者日以百數。天熱如蒸，尸骸枕藉，臭穢燻天，雖掩鼻不能避。醫者束手，藥石罔效，眼見精壯之士，朝猶談笑，暮已長逝，痛何如之！"
霍亂對湘軍戰斗力的打擊是毀滅性的。原本一萬八千人的精銳部隊，到九月初實際能作戰的已不足九千人。
軍官階層同樣損失慘重，曾國荃的弟弟曾貞干也在這次瘟疫中病逝。
每天都有熟悉的面孔消失，士兵們生活在極度恐懼中，不僅要面對城外太平軍的猛攻，更要提防無形的死神隨時降臨。
軍中士氣跌至谷底，一些士兵開始偷偷逃離。
曾國荃不得不采取極端措施穩定軍心︰一方面懸重賞鼓勵敢死之士，"或搶救倒口，或暗截地道，或搶修濠壘，或夜破卡壘"，總計花費白銀達三萬二千兩之多；另一方面承諾越級保舉幸存者，並催促曾國藩盡快辦理保舉奏折，"以慰眾人苦守之心"。
霍亂的傳播方式在當時是個謎。
軍醫們注意到，同一帳篷的士兵往往接連病倒，但也不乏例外；有些人接觸病患卻安然無恙，有些人遠離病源卻突然發病。這種不確定性加劇了恐懼心理，士兵們開始懷疑是太平軍使用了"妖術"，或是上天降下的懲罰。
"听說了嗎？李秀成那逆賊請了妖僧，在城里做法詛咒我們呢！"一個滿臉病容的老兵神秘兮兮地對同伴說。
"放屁！要我說，這是天譴。咱們一路殺來，手上沾的血太多了..."另一個士兵低聲回應，話未說完就被軍官厲聲喝止。
實際上，霍亂的傳播與湘軍自身的衛生習慣密切相關。士兵們共用飲水桶，飯前便後很少洗手，生活垃圾與排泄物處理不當——這些都為霍亂弧菌通過糞口傳播創造了條件。
但在當時有限的醫學認知下，這些聯系遠未被理解。
當霍亂在湘軍營地肆虐至頂峰時，李秀成率領的二十萬太平軍援兵也抵達了天京城外。
閏八月二十日1862年10月13日），太平軍對雨花台湘軍大營發起了全面進攻。此時的湘軍正處于最虛弱的狀態——兵力不足萬人，且多數士兵因疾病而體力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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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一方面要抵御太平軍晝夜不停的猛攻，另一方面要應對軍中持續蔓延的霍亂疫情，他在雨花台陣地周圍挖掘了深壕，既為阻擋太平軍的沖鋒，也為隔離可能的病源。
但密集的防御工事和長期圍困反而加劇了營地內的衛生惡化，為霍亂傳播提供了更有利的環境。
戰斗最激烈時，湘軍士兵往往要帶病上陣。一些士兵在防守崗位上突然發病，劇烈腹瀉和嘔吐使他們完全喪失戰斗力，甚至直接死在戰壕里。
太平軍的攻勢一波接一波，"白晝達夜，自夜達旦，不稍休息"，生病的湘軍士兵得不到充分休息，免疫力進一步下降，更加易受霍亂侵襲。
"大帥，東南角的弟兄們撐不住了！一半人拉得站不起來，太平賊子又要沖上來了！"一個滿身血污的哨長跌跌撞撞地跑進大帳報告。
曾國荃臉色鐵青，左臉的傷口還在滲血——這是前幾天巡視陣地時被流彈所傷。他知道此時若撤退，不僅前功盡棄，更可能全軍覆沒。
"傳令，所有能拿得動刀的，都給我上牆！把重賞提高到每人二十兩銀子，殺一個長毛賊再加五兩！"
在如此絕境中，曾國荃展現出了驚人的領導力。他堅持每日巡視營地，慰問傷兵，盡管自己也臉負槍傷。
這種以身作則的勇氣，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軍心。
"看到主帥都這樣，咱們還有什麼好說的？死就死吧，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一個年輕的湘軍士兵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與此同時，曾國藩在安慶也憂心如焚。他不斷收到弟弟軍中疫情加重的消息，卻束手無策。
在給曾國荃的信中，他寫道︰"惟就現有兵力，專謀堅守，不圖早戰，早早布置，或尚可為。"這語氣中的無奈與悲觀，與以往運籌帷幄的曾國藩判若兩人。
霍亂不僅削弱了湘軍的戰斗力，還嚴重影響了後勤補給。
負責運輸糧草和彈藥的民夫同樣大量染病，導致前線物資供應緊張。
一些士兵在饑餓狀態下更加易感疾病，形成了惡性循環。
曾國荃不得不派兵外出"打糧"，但這又增加了與可能污染的水源和食物接觸的機會。
當霍亂在湘軍營地肆虐的同時，這場瘟疫在全國範圍內造成的災難更為觸目驚心。
同治元年的這場霍亂大流行，被認為是19世紀中國最嚴重的公共衛生災難之一，據後世學者估計，全國死亡人數可能高達數百萬。
霍亂的傳播路徑與當時的人口流動和商業路線高度重合。
它首先在華東沿海港口出現，隨後沿長江水系向內地擴散，通過運河和陸路交通向華北、華中蔓延，1到1862年8月至9月間，疫情達到頂峰，幾乎席卷全國。
在城市，人口密集和衛生條件差導致死亡率極高。
上海租界的外國醫生記錄道︰"中國城區每天都有數百人死亡，尸體被草草包裹後堆放在街頭，等待專門的收尸隊處理。
運河上漂浮著無人認領的尸首，河水已被污染，但貧窮的市民仍不得不取用。"一些富戶試圖逃離城市，但往往將疾病帶到鄉下。
農村地區的景象同樣悲慘。一個英國傳教士在浙江農村的見聞記錄中寫道︰"整個村莊的人幾乎死絕，房屋門戶大開，田間作物無人收割。
道路上隨處可見倒斃的旅人，野狗啃食著腐爛的尸體。幸存者面色慘白，眼神空洞，仿佛行尸走肉。"
傳統醫學對霍亂完全束手無策。
郎中醫師們按照"霍亂轉筋"或"癟螺痧"的理論治療，使用艾灸、針刺和溫熱藥物，不僅無效，有時反而加速了患者脫水死亡。
民間恐慌導致各種迷信療法盛行——有人佩戴朱砂符咒，有人飲用香灰水，更有極端者認為鞭打患者可以驅除病魔。
社會秩序在部分地區瀕臨崩潰。在湖北某地，地方志記載︰"疫甚，有闔門死者，盜賊乘間掠奪，至有生啖人肉者。
官府無力應對，許多衙署停止辦公，官員或逃或病。一些地區甚至出現了"尸橫遍野，無人掩埋，禽獸食之"的慘狀。
這場霍亂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同樣深遠。
農業生產力嚴重下降，許多田地荒蕪；手工業和商業陷入停滯；物價飛漲，尤其是藥品和棺材價格飆升數倍。
幸存者往往背負沉重債務，不得不賣兒蠰女以求生存。人口結構的劇變還導致了許多傳統社區的解體和重組。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霍亂大流行與太平天國戰爭在時間和地理上高度重疊，導致死亡原因難以準確區分。
許多地區同時遭受戰亂和瘟疫的雙重打擊，形成了"兵燹之後，必有大疫"的惡性循環。
這也是後來學者認為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人口損失不能簡單歸因于戰爭本身的重要原因。
面對這場前所未有的霍亂災難，從朝廷到民間，從湘軍將領到普通士兵，都在絕望中尋求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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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當時對霍亂的認知極為有限，但這些抗爭努力反映了人類面對災難時的頑強與智慧。
在湘軍營地，曾國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試圖控制疫情蔓延。
他下令嚴格隔離病患，設立專門的"疫病營"收容患者；加強營地清潔，要求士兵不飲生水；焚燒病死者的衣物和用品；甚至嘗試用石灰消毒污染區域。
這些措施雖然基于錯誤的"瘴氣理論"，但客觀上減少了一些傳播機會。
"從今日起，各營務必做到︰飲水必沸，食物必熟，便溺有定處，死者即焚化。違者，軍法從事！"
曾國荃的命令被傳達到每個帳篷。士兵們雖然不理解其中的科學原理，但在死亡威脅下不得不嚴格遵守。
與此同時，曾國藩在安慶後方也全力支援。
他派出了所能找到的所有軍醫和郎中去往前線，並四處搜購藥材。在給友人的信中他寫道︰"九弟處疫氣盛行，死亡相繼，實為憂慮。現多方購求避瘟丹、諸葛行軍散等藥，星夜解往。"，這些藥物對霍亂本身效果有限，但至少提振了軍心。
民間社會也自發形成了各種應對機制。一些未受疫情影響的村莊自發封鎖道路，禁止外人進入；
宗族組織將祠堂改為臨時醫所；寺廟道觀則提供符水和避疫儀式，在甦州，地方士紳潘曾瑋等人設立了"施醫局"，免費為貧民診治，雖然療效不彰，但至少提供了心理慰藉。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場災難中，不同社會階層受害程度差異顯著。
富裕階層可以通過遷移居所、使用相對干淨的水源和雇佣私人醫生來降低風險；而貧民擁擠在骯髒的棚戶區，共用污染的水井，死亡率高出數倍。
這種不平等在湘軍中也存在——軍官有單獨的營帳和專用飲水，而普通士兵擠在通鋪上，導致後者感染率明顯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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