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李國助還有一些必須佔領南海邊地的理由，是沒有跟李旦說的。
因為那涉及到18世紀以後的一些學術思想，他怕說出來，李旦听不懂。
18世紀法國啟蒙時代的著名思想家、法學家，
西方國家學說及法學理論的奠基人孟德斯鳩說過︰
“氣候王國才是一切王國的第一位。”
在他關于文明發展要素的“氣候決定論”里，孟德斯鳩提出了“熱帶無強國”的觀點。
孟德斯鳩認為氣候對人類的生理和心理有著深遠影響，
進而決定了一個民族的性格、風俗、道德、精神面貌、法律性質以及政治制度等。
在論及氣候對個體生理、心理及民族性格的影響時，
他指出寒冷的空氣會增加人體縴維末端的彈力，有利于血液從末端回歸心髒，
而心髒的力量與人的勇氣和自信成正比，
所以北方人相對皮糙肉厚，對于快樂的感受性較低，顯得更加勇敢和堅毅。
相反，熱帶地區的人通常較為懶惰和怯懦。
在論及氣候對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的影響時，
孟德斯鳩以印度炎熱的氣候來解釋佛教教義的產生，
認為印度的熱帶氣候導致印度人精神萎靡，所以會相信靜止和虛無是萬物的本質，
佛教思想不大可能在自然狀態下在北方傳播開來。
再如，伊斯蘭教多分布在炎熱氣候地區，禁酒是為了防止人們沉迷享樂而不努力工作，
而北方寒冷地區的人則常喝酒驅寒，
如歐洲南部的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國等多為傳統天主教國家，
而北方的德國、荷蘭、英國、瑞士等在宗教改革後多轉入新教教派，
新教國家更需要勞動，南方則更注重娛樂。
在論及氣候對政治制度的影響時，
孟德斯鳩認為熱帶地區往往為專制主義籠罩，
而溫帶則更可能形成自由和強盛的民族。
他將不同氣候條件下的民族性格特點與政治制度聯系起來，
認為不同的民族性格會導致不同的政治治理需求和模式。
美國當代著名國際政治理論家塞繆爾?亨廷頓在他的“文明沖突論”里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
他認為地理環境對社會、經濟、文化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世界強國的出現主要由地理決定，其他各種因素不起決定性作用。
而地理與氣候是密切相關的。
雖然這兩個人的觀點都遭受過不少質疑，
但從整體的歷史走向來看，還是相當符合客觀規律的。
熱帶地區因為氣候溫暖濕潤，盛產植物性食糧，物產豐富，
人們往往只需要摘幾個香蕉或者其他果實，挖一些野生植物的根睫便可以充饑。
比如，在非洲常見的猴面包樹，一棵大樹往往就足以養活一家人，
東南亞居民甚至可以拿香蕉作為主食，
因為氣候溫暖，在熱帶地區甚至根本不需要為穿衣保暖的問題而犯愁。
這是熱帶地區顯而易見的好處。
但事物都有兩面性，有好處就肯定有壞處。
熱帶地區最明顯的壞處，就是肆虐的疾病。
終年高溫致使熱帶地區成為眾多病原體的溫床，嚴重威脅著當地人口的健康和生命。
反觀中高緯度的溫帶和寒帶地區，
氣候相對干旱，植物相對稀少，使人們難以靠野生植物養活自身。
再加上高緯度還有漫長的冬季，嚴重威脅著人們的生存。
人們不得不設法種植大量的糧食以度過漫長的冬季。
在高緯度地區，糧食產量往往不足，便促使人們發展畜牧、捕獵動物，以補充糧食。
農業和捕獵都是群體活動，這樣又促進了社會和語言的進步。
長此以往，中高緯度人的動手能力、智能、體魄都在勞動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隨之而來的，便是各種學術、技藝的發展。
特別是醫學的進步，使人類的意外死亡率逐漸降低，久而久之，文明便誕生了。
所以中高緯度地區的生存威脅大多是糧食，熱帶地區的生存威脅主要是傳染病。
不易獲得糧食，看似是中高緯度地區的缺點，卻促使那里的人動手動腦，改造自然，最終產生了文明。
易于獲得糧食，看似是低緯度熱帶地區的優點，卻使那里的人在長期的不勞而獲中變得越來越懶散，越來越愚昧。
所以到最後，無論是優點還是缺點，都成了熱帶地區文明發展的障礙。
不過在李國助看來，高緯度的寒帶地區，對人的智能發展也是有阻礙的。
特別是當這些地區的民族擁有中緯度的鄰居的時候。
就農業生產條件來說，高緯度的寒帶地區比中緯度的溫帶地區更加艱難。
所以這些地區的人群更傾向于發展畜牧業，並維持著悠久的狩獵傳統。
這使他們鍛煉出了全世界最強健的體魄。
在這種情況下，與其自己去琢磨怎麼發展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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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不如憑借體魄、馬匹、狩獵上的優勢去搶劫溫帶地區的鄰居來的方便。
這種建立在掠奪和屠殺上的不勞而獲自然也就阻礙了高緯度民族的智能和動手能力的發展。
這並不妨礙他們建立強國，但卻是另一種文明發展的障礙。
憑借強健的體魄、大量的馬匹，及高超的騎射狩獵技巧，
他們可以在人類歷史上猖狂一時，
但當火器成熟以後，他們就只能血債血償，黯然退出歷史舞台了。
華夏文明自北方的中原地區誕生，發展到晉代以後開始遭受北方蠻族的凌虐。
為了逃避戰亂，華夏文明的中心就開始呈現出向南方的低緯度地區遷移的趨勢。
唐、明兩朝強盛的時候，對這種趨勢有所反彈。
但隨著中原王朝的衰落，這種趨勢終究是不可逆轉的。
當北方蠻族不斷進逼，中原文明避無可避的時候，就只能屈辱地接受胡虜的統治了。
有些人實在接受不了，就通過下南洋，逃到了騎兵鞭長莫及的地方。
但歷史證明，這些人並不能承擔起傳承華夏文明的重任。
綜合以上種種，當需要到海外去開拓新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時，
李國助更傾向于闖關東，而不是下南洋。
孟子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
如果連克服寒冷的毅力都沒有，又哪里能有抵抗建奴的毅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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