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朝宋文帝“元嘉之治”的繁榮圖景中，富商徐駿以其驚人的財富積累成為跨越市井與朝堂的焦點人物。這位崛起于商品經濟浪潮中的巨賈，既非門閥世族後裔，也非官僚權貴出身，卻憑借精準的商業判斷力與時代賦予的機遇，在南朝社會刻下了獨特印記。他的發跡史不僅是個人奮斗的縮影，更折射出南朝宋商品經濟的活躍態勢與社會財富觀念的多元踫撞。
徐駿的商業崛起，植根于宋文帝時期得天獨厚的經濟土壤。宋文帝劉義隆在位二十七年，勵精圖治促成“元嘉之治”，南方經濟迎來顯著發展，尤其是荊、揚二州“戶口半天下”，成為全國經濟重心。中原士族南渡帶來的先進生產技術與南方優越的自然條件相結合，不僅推動了莊園經濟的興盛，更催生了以城市為核心的商品貿易繁榮。建康、江陵等都市商鋪林立，南北物資在此交匯，為商業資本的積累了肥沃土壤，徐駿正是抓住這一歷史機遇的佼佼者。
關于徐駿的家世背景，史料未留明確記載，但這恰恰暗示了他的平民底色。南朝雖仍受門閥制度影響，但宋室開國諸帝多起于寒微，對世族壟斷的格局有所沖擊，為寒門庶族開闢了上升通道，商業領域尤其成為突破身份限制的重要場域。徐駿的原始資本積累極可能始于民生剛需領域——南朝城市人口激增，糧食、布帛、鹽鐵等物資的流通需求日益旺盛。他從基層商販起步，憑借誠信經營積累口碑，逐步建立起覆蓋區域性的貿易網絡，完成了從“小商”到“巨賈”的跨越。
真正讓徐駿躋身“現象級富豪”的，是他對跨區域貿易與稀缺商品的精準布局。當時南方特產的絲綢、瓷器、茶葉經海路遠銷遼東、東南亞，而北方的皮毛、藥材則經陸路輸入南方，這種南北物資交換的差價中蘊藏著巨大利潤。徐駿組建專業商隊，打通了從建康至江陵、廣州的貿易干線，將江南的絲綢運往廣州口岸，再從廣州購入海外香料、象牙等奢侈品，轉售于建康的權貴府邸，形成“南貨北運、海貨內銷”的雙重盈利模式。其商隊規模龐大，擁有數十艘貨船與上百余名腳夫，沿途還設有倉儲貨棧，這種集約化經營在當時實屬罕見。
徐駿的財富規模最終“驚動朝廷”，並非虛言。南朝史料中雖無其資產的確切記載，但從同期富豪的參照可見一斑——當時中等士族的田產年收入約數萬錢，而徐駿單次貿易的利潤便可達數十萬錢。他在健康城郊修建的宅邸富麗堂皇，堪比低級王侯府邸，家中僮僕成群，還蓄養了專門的樂師與工匠。更值得關注的是，他曾多次應朝廷之需“輸財助邊”，在宋文帝北伐期間捐獻大量糧草與錢財，這種“以財結勢”的舉動既展現了其財富實力，也反映了商人與政權的微妙互動。
徐駿的存在，精準映照出南朝社會對財富觀念的復雜性。一方面，傳統“重農抑商”觀念仍根深蒂固，士大夫階層多以“與商為伍”為恥，在文獻中常將富商描繪為“逐利之徒”；另一方面，朝廷又不得不依賴商人推動物資流通、補充財政收入，對徐駿這樣的巨賈采取“既限制又利用”的態度——既出台政策防止商人囤積居奇，又通過授予“散官”頭餃拉攏其支持。而市井百姓對徐駿則多持艷羨態度，其經商故事被編成民間歌謠傳唱，成為“憑本事致富”的民間範本。
相較于同期其他富豪，徐駿的獨特之處在于“富而好禮”的自我包裝。他深知商人社會地位的短板，故常捐資助學、修繕橋梁，在其貿易沿線的郡縣出資建立義倉，每逢災年開倉放糧。這種公益行為為他贏得了“良賈”聲譽，甚至得到地方官的舉薦，宋文帝曾在朝會中提及“徐駿輸財利民，可嘉可嘆”，成為少數被皇帝公開評價的商人。
徐駿的結局雖未見于史料，但結合南朝政治環境可合理推測他大概率在晚年主動收縮商業版圖，將部分資產轉化為田產，為家族謀求“由商入農”的穩定；其後代或憑借財富躋身士族行列，或繼續堅守商業祖業。無論如何，他留下的不僅是巨額財富，更是南朝商品經濟發展的鮮活例證。
作為“元嘉之治”的經濟受益者與推動者，徐駿的生平打破了“南朝無大商”的刻板印象。他的成功既得益于時代紅利，也離不開個人智慧，而他所引發的社會討論，則成為理解南朝“傳統與變革交織”特質的重要線索——在那個門閥松動、經濟勃興的時代，商人正以財富為筆，悄然改寫著社會階層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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