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歷正月十五，元宵節。
整座羊城還沉浸在新年的余味當中，老廣們賞花燈、吃湯圓、舞獅舞龍，各色活動喜慶連連。
對于楊守安來說，這更是一個期盼已久的日子，只要順利把手上這最後一批訂單發走，他便可以坐上開往上海的火車，去赴女孩的約。
“你昨天是不是沒下過班？小伙子要注意身體啊，別仗著年紀輕一直熬夜，等你到了我這年紀就知道苦嘍。”
張叔一如既往地來了個大早，招呼完值夜班的車工們下樓吃早飯，隨後便看到楊守安還在成衣打包區忙活。
“張叔，早上好，哈哈，沒事，反正我也睡不著，這批貨都驗收檢查過了，待會等裝完箱就能發走，到時候我把單子拿給你簽字啊。”
楊守安的臉上帶著些許倦容，但言語間卻有掩不住的笑意，他自從加入老雷這家制衣廠後，便將大山兒女特有的勤勞展現得淋灕盡致。
從來不去計較自己的工時，只要廠子需要，就會主動加班加點，手腳麻利，腦子也好使，不管是縫紉還是裁剪，大燙還是尾處，都能很快學會上手，並且在操作過程中舉一反三，甚至時不時還能給張叔提出不少富有建設性的優化意見。
為人處世這塊更不用說，整個制衣廠從上到下就沒人說不好的，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紀的女工，個個都對楊守安和阿四這兩個小伙子贊不絕口。
作為管理者的張叔自然也不例外，這次等楊守安從上海回來，他就打算分一部分市場銷售的活過去，畢竟這麼能干的年輕人，如果只是待在車間里縫衣服，那屬實是太暴殄天物了。
“對了，阿四咋樣了？這都已經三天了吧，發燒不能硬抗啊，還得去醫院看看，掛個水一下就能好。”
張叔的關心讓楊守安想起來租屋里還躺著個“生死未卜”的家伙，阿四從前幾天去天河體育場看了中國男足對陣的巴西的比賽，回來後就開始高燒不退。
每天晚上在那咳得撕心裂肺，吃了感冒藥也不見好轉，已經請了整整三天的假了。
“這二貨，花那麼多錢找黃牛買的票，結果九十分鐘看了個寂寞，兩幫人在那踢默契球，最後0：0，回來還要生一場病，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楊守安嘴上把自己兄弟貶得一無是處，但心里還是盤算好待會下了工就要帶阿四去一趟村里的衛生所。
他知道發燒這事情可大可小，以前雲陽村就有一個寡婦，高燒不退，死撐著不肯吃藥，最後變成了重度肺炎，瘦得皮包骨頭，沒過多久人就沒了。
大山里的人平均壽命不高，最主要的原因其實並非醫療條件的匱乏，從九十年代開始，國家就會定期派遣大城市大醫院的醫生進入偏遠地區提供醫療援助，除此之外像巫山縣這樣的還會有專項的財政撥款，用來建造醫院和培養人才隊伍。
真正讓村民們難以逃脫疾病魔爪的其實是科學知識的普及程度不夠。
像楊守安他母親這樣的悲劇絕非個案，很多峽江沿岸的老人時至今日還在靠著千奇百怪的土法來治病，有沒有效果說白了純靠病人運氣，有時候還會加重癥狀，最後甚至出現無法挽回的局面。
想起這些個往事，楊守安更加堅定了要趕快帶阿四去看病的念頭，手上的動作不自覺地又快了幾分，可門外突然傳來的嘈雜聲卻吸引了他的注意。
走進來的是幾個穿著“奇怪”的人，他們個個都被深藍色的防護服包裹得嚴嚴實實，厚重的白色口罩遮住大半張面容，透過狹長的寬體護目鏡才能看清雙眼。
這群人“有備而來”，目標明確，直接找到了張叔，掏出一份名單開始問話，他們聲音嗡嗡的，但落在楊守安的耳朵里卻格外清晰。
“這個人是你們廠子的員工吧，他現在在哪里，我們懷疑他很有可能已經感染了一種新型病毒，沒錯，必須馬上轉移到醫院進行檢查，還有從現在開始，你們所有三天內和他有過接觸的人都要接受隔離觀察。”
不僅是楊守安有些發懵，車間里的其他工人也都面面相覷。
“密切接觸者”、“感染”、“隔離”……
這些個詞語拆來都認識，但合在一起代表著什麼意思，在場的卻無一人明白，只能看著張叔在那小雞啄米似地不斷點頭。
“等等，你們說的是阿四嗎？他怎麼了？不就是感冒發燒嗎？至于要帶走嗎？轉移的話又是要到哪里去呢？現在到底是怎麼個情況？你們不能一句話不說就抓人啊！”
總算回過神來的楊守安意識到了事情的嚴重性，這架勢分明就和他前幾天看的一部外國電影里演得一模一樣，什麼致命病毒席卷全世界，感染者無藥可救，只能等死之類的情節。
一想到阿四很有可能像電影里那樣，被扔到狹小密閉的房間里，和其他感染病毒的患者一起“痛苦哀嚎”，楊守安就是發了急，一個箭步就跑到了領頭者的面前，連珠炮式的“質問”氣勢洶洶，讓一旁的張叔都嚇了一大跳，趕緊拽住他的胳膊將其拉開。
“請你冷靜一點，具體的情況待會我的同事會來給大家做詳細說明，但現在當務之急是把你的朋友送到醫院去，我要強調的是，這不是普通的感冒發燒，這是一種急性呼吸道傳染病，如果不及時治療，很有可能會有生命危險。”
只是這麼一句話，就讓原本梗直了脖子想要“拼命”的楊守安立馬偃旗息鼓，他對“傳染病”太過“熟悉”了，這三個字幾乎貫穿了他整個悲慘的童年。
“天吶，傳染病？那我們不會有事情吧？”
“是啊，我住的房間就在安子他們隔壁，那天晚上好像還踫到過阿四，完了完了，醫生，快把我也帶去醫院檢查吧。”
“年前我就听佛山那的親戚提起過，說是那邊有人吃野味染上的病，要不了幾天人就不行了，沒想到竟然傳到了廣州，哎喲，老天保佑，我上有老下有小的，可不能死在這里啊。”
車間里的人群議論紛紛，但楊守安現在沒心思關注別人在說什麼，穿上簡易的防護服，帶上厚厚的白色口罩，他便帶著人飛速趕到了五樓的租屋。
由于太過緊張，楊守安手都在不停地打顫，好幾次都沒能把鑰匙插進門鎖孔洞，最後還是一個隨行的警察看不下去，替他完成了開門的動作。
早就做好準備的醫生們魚貫而入，七手八腳地把躺在床上的阿四抬到了早就準備好的擔架上，然後快速從楊守安的面前經過。
此時的阿四已經燒迷糊了，臉漲得通紅，雙眼緊閉在那無意識地哼哼唧唧，那樣子讓楊守安心里一緊，他恨不得扇自己兩巴掌，每天都睡在一個屋子里，竟然會對如此嚴重的病情一無所知。
“好了，放心吧，你朋友會被送到第一附屬醫院，那里有鐘院士坐鎮，他可是我們國家傳染病的權威，就算閻王要人命，院士也能給你搶回來，好好在這隔離，一切听指揮，我們肯定能夠戰勝病毒的。”
原先領頭的那醫生拍了拍楊守安的肩膀，防護服和口罩遮擋了面容，但布滿血絲的雙眼和臉上清晰可見的勒痕都說明他已經很久很久沒有休息過了。
一個阿四就已經讓制衣廠差點陷入了“恐慌”，可和這些醫生們所要面對的危險比起來不過是九牛一毛。
他們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家庭，也會害怕。
但在危難之際，當初穿上白衣時候的誓言會支撐著他們的信念，然後堅定而又無畏地站在羊城百姓的身前。
任你病毒再如何凶猛，我等也必死戰不退。
隨著閃爍著紅藍燈光的救護車漸漸遠去，所有這些天與阿四有過直接或者間接接觸的人員正式進入了隔離觀察的狀態。
涉及的範圍包括二樓、三樓的打板廠和制衣廠，還有四樓和五樓的絕大部分出租屋，倒是慕慧嫻的花店恰好春節歇業，她本人在正月初十以後也沒有接觸過阿四，所以並未劃入“接觸者”的行列。
中國人在大災大難前堅決服從指揮的基因是刻在骨子里的，在短暫的茫然無措後，無論是廠子的員工，還是租屋的租客們都很快就接受了短暫失去“自由”的事實，且井然有序地服從著一條條指令。
大家互相幫襯，安撫彼此的情緒，適時地提出生活上的需求，“隔離區”內臨時的規則被迅速建立起來，而所有人都在自覺遵守。
這與楊守安所看的那部電影恰恰截然相反，沒有“自暴自棄”，更沒有“人性陰暗的宣泄”，有的只是對強大社會制度體系無條件的信任，以及人與人之間最真摯的善良。
因為原來的屋子已經被封鎖，制衣廠的職工宿舍又沒有多余的床位，作為“重點觀察對象”的楊守安只能被迫單獨住到了張叔的辦公室里，所幸平日里張叔就經常以廠為家，所以各種生活設施倒也不缺。
躺在沙發上的楊守安看著天花板發著呆，他原本還在惦記著阿四的情況，可突然間卻驚坐起身。
“完了，把明天要去上海的事情給忘了，要趕緊和清茹說啊，不然她在火車站等不到我一定會著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