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1991-1994年間，上高中的時候，我們要住校，每個月的最後一個禮拜六中午才能回家一趟，主要是回去拿生活費，一個月80塊錢吧。我記得非常清楚，那個時候，一個大饅頭012元，二兩米飯，3毛錢，菜也很便宜，雖然沒有大魚大肉，可是每頓能吃上熱菜，偶爾還能吃上一頓葷菜，與初中時相比，已經是好的沒有影了，與在老家的家人來比，更是無法比擬了。
一路顛簸，轉車三次，一般下午三四點鐘才會到家，住上一晚，第二天中午一過，就必須要返校了，晚上還要上晚自習呢！每次吃過午飯，父親就會騎著自行車送我到離家十來里路遠的車站去坐車。
畢竟是鄉鎮班車，時間點不是那麼的準時，早上個十幾分鐘，或者晚上個十幾分鐘，那都是家常便飯。所以每次我們都是早早出發，至少要提前20分鐘。在路邊等車的時候，父親就會趁著這個工夫，苦口婆心的給我講上一些為人處世的道理，讓我記得，要完善自己的性格，不但要敏于行，還要敏于言，人生在世，一個人的人生是否成功，他的能力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能力很大一部分體現在這個人的人際關系的處理上。
我想父親肯定不知道情商這個詞，不過那個時候，我雖然有些不以為然，認為成績好，分數高，才是王道，可是父親的告誡也讓我清楚的認識到了自己的不足，慢慢的長大之後，我越來越認同父親的話，很早就開始試著去修正自己人生的前進方向。
我的父親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是農民，就有剪不斷的土地情結。我說父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就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的。他一生幾乎都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土地，雖然他也曾經短暫的闖蕩過新疆，也曾經試圖在土地之外的世界作一些努力，但最後無一例外的均以失敗而告終。只有土地，讓他的一生有了些許亮麗的色彩，只有土地，讓他的心靈有了一塊安穩的放置空間。
父親是隨共和國成立而出生的一代人，這一代人目睹和經歷了新中國幾乎所有的政治事件和經濟災難，和隨後的特殊年代，當然他們也體驗了改革開放的甘甜與辛酸。他們這一個群體是見證了新中國建立和發展歷程的一代人，這一代人為新中國作出了種種努力和探索，包括默默生存，默默經營土地，默默忍受著貧窮和苦難，默默的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作為農民的父親，童年和青年時期可以說是充滿坎坷和不幸的。在我的記憶中，父親雖然從來沒有一次地談起過他童年的艱辛與困苦，可是從別人的只言片語中，我還是了解到了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艱辛和無助。
這種艱辛與困苦直接造成了父親企圖通過讀書來擺脫土地的失敗——在那個連飯都吃不飽的年代，父親只斷斷續續讀完了小學，初中只讀了一半，就因為饑餓而被迫輟學了，可想而知，這樣的打擊對一個一心要改變自己的命運，一心要走出這片土地的孩子來講，是多麼的無奈，多麼的悲愴，多麼的心痛。
有一次父親喝得有些醉意，才听他說起，他上初中的時候，每天早上在家里喝一碗可以照出人影的稀飯，然後拿著拳頭大小的紅薯面窩窩頭，走七八里地去上學。走在半路，有時候實在餓的不行了，就走到路邊的溝里躺一會，稍微恢復了一點體力之後，再爬起來繼續趕路，有時候要歇好幾次才能到學校，但是再餓那個窩窩頭也不能動，因為那是午飯。再後來，連每天一個窩窩頭都沒有辦法保證了，也就沒有辦法再堅持下去了
父親年輕的時候做過好多好多事，他寫的一手好字，做過公社共青團書記，是當時為數不多的青年黨員。70年代帶領全鎮一萬多民工在泗洪縣扒河，因為一時的意氣用事，為了鄉親們的利益而為民請命，犯了錯誤，被撤銷了職務和黨員的資格。
從此後，父親就待在了這幾畝地，在那里打磨著自己的青春，也許在這時他才意識到自己和土地的不解之緣。他說也許自己這輩子只有和土地打交道的命，父親在說這些話時充滿了無奈。我清楚他心里的苦楚，卻沒有說過什麼安慰他的話。
在我看來，即便是種地，父親也並沒有獲得他所期待的那種成功。春去秋來，父親在自己的土地上年年播種著，收獲著，辛勞的成果是一袋袋不會說話的糧食。
因為謹記父親的教誨，所以我經常反省自己，要鍛煉自己，提升自己，做一個完美的人。于謙說得好“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進入大學後，由于家庭條件的原因，我除了保持學習的熱情外，再就是找各種兼職，一為了賺點錢，二是為了管理自己內向的性格。
那個時候兼職的機會少之又少，不過就是凌晨三四點鐘早起去居民樓送個奶啊，每一瓶奶提個兩分錢，或者去校辦工廠干點零活，要不就是去交警隊做個志願者啥的。
雖然看來都是些雞零狗碎的小事，可是大學的幾年里，我一直積極的參加各種社團活動，從能干活，到會干活，從嫉惡如仇，剛正不阿，到看人點菜，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拍領導馬屁，學會喝酒抽煙，慢慢的，一步步的坐上了學生會的二把手。這些事不但鍛煉了我與人交往的能力，也讓我認識到了現實生活遠比書本知識更復雜，豐富，更能磨煉一個人的心智。
所以在這七天的實習中，我遇到問題就開口去問，無論熟悉還是不熟悉，無論他是白領還是工人，我都敞開笑臉，真誠相待，熱心請教，真心的希望人家能夠教我一點半星。教了，咱感恩不盡，不教，咱繼續求索。
到了辦公室後，就只有六天了，馬上就要過年了。車間里，辦公室里到處都是忙碌的身影，因為過年要放假，為了不影響假期中間的正常生產和運營，客戶都要在年前把年後的一部分訂單提前下了，這樣才不至于會耽誤年後的生產。
听說徐主管過幾天就要回東北老家過年去了，年後正月初十才會回來，所以在他離開的這半個月里，我是營業部唯一的成員，要獨立承擔起整個營業部的工作。
因此，這幾天我也在緊張的跟著徐主管學習怎麼下單，怎麼跟進，怎麼出貨等，出了問題怎麼解決等等，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東西都學會，恨不得把每一秒鐘都分成兩半來過。
不過我良好的學習習慣和努力幫了我的大忙，雖然僅僅只有7天的實習，卻讓我在短期內積累了大量的知識，雖然很多東西都是一知半解，但是只要許主管一提，我很快就能反應過來，稍微有點難度的，也只需要稍微動動腦子，琢磨琢磨，也可以迅速對上號，因此徐主管對我還是比較滿意的。
徐主管今年31歲了，听說他這次回老家，一是為了過年，他已經連續三年沒有回家過年了，二是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相親，他家里人給他介紹一個本族的姑娘。
成賢的前一任廠長叫姜再熙，後來跳槽去了東莞清溪鎮的新冠電子廠（韓國大宇）做總經理，徐德勇就是當年姜再熙招進來的，兩人當年辛辛苦苦，盡心盡力，把工廠從10來個人的小作坊干成了今天的這個中等規模，在這期間，兩人結成了深厚的友誼。雖然後來姜再熙跳槽了，可是兩人的關系一直還保持的不錯。
前幾天姜再熙听說徐德勇要回老家相親了，再說，徐德勇也都31歲了，個人問題早該有個著落了，作為老上級，老朋友，老同事，當然要幫他一把，為他助力。姜再熙就非常大方的送了徐德勇一部摩托羅拉的翻蓋手機，價值4000多元吧。
那個年代，雖然手機已經不是磚頭那麼大了，可是也是相當牛x的東西，擁有者也是鳳毛麟角。雖然徐德勇是鮮族人，他的工資比其他主管要高200塊，達到2000，即使如此，這樣一款手機也要他兩個多月的工資。
那個時候還是傳呼機大行其道的年代，一部摩托羅拉漢顯的傳呼機都要將近三千元，那對于我這樣一個每月生活費200元的人來說，就是個天文數字啊，我清楚的記得，那時候我們班里只有三部官二代苗榫，永城礦務局的子弟姚深，家里跑長途客車的師偉，其他同學中還有為數不多的幾部數字傳呼機。
傳呼機的使用，需要先配一張小卡片，每個姓氏都有固定的數字代替，一些固定用語也用數字代替，譬如，其中11就是指張姓，2指女姓，32對應請回電話，連起來就是張女士請你回電話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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