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的春天，向來是從“楊胡子”生長的那一刻開始的。
“楊胡子”是什麼東西？
“楊胡子”是京城人對楊樹在初春時節所生長出來的一種花絮的稱謂。
在南方，這種東西也叫做“楊花”。
之所以京城的老百姓會把它冠以“楊胡子”的稱謂。
完全是因為楊樹長出來的花，毛茸茸的泛青、成串兒，像極了老頭兒胡須之故。
而且很明顯，就通過兩地不同的稱謂，便可以體現出南方北方對此物涇渭分明的觀感與態度。
南方人大約比較浪漫。
注重的是這東西的詩意，喜歡楊絮紛飛如大雪漫天的美感。
京城人卻比較務實。
情感上多是恨這東西生出的白毛，會無孔不入、深入淺出地亂飛。
這並不奇怪，因為京城的春季是多風的，而且風還很大。
能刮得飛沙走石，讓人發如亂草，睜不開眼。
所以到時候你就看吧，京城的大街小巷，天上地下，晾曬衣服上、被褥上，水里菜里……哪兒哪兒都會是楊絮。
這東西會擋住人們視覺，讓人們看前面斑駁陸離、眼花撩亂。
這玩意能鑽進人們鼻孔，會讓人們騷癢難耐、噴嚏連天。
當它被人吸進咽喉里，又會導致咳嗽不斷，傷肺又傷呼吸道。
一旦當它飛進領內或袖里，人們皮肉也便沒了安穩舒適之所，只能頻繁的撓癢癢。
但這仍不算完，最關鍵的一點，是這東西還有衍生火災的風險哪。
如果有人願意去查查京城消防每年有關這塊記錄，那絕對會是觸目驚心的感受！
總之，“楊胡子”這可惡的家伙借助風力散播的楊絮，簡直就像無賴一樣。
既打不走也罵不跑，黏黏糊糊、膩膩歪歪。
給京城人的生活和工作帶來了太多的不快與不便。
不過說起來比較有意思的是，從1980年3月份到5月份，這個正在鬧“楊胡子”的京城，社會狀況竟然也神似一樣的應季。
真就像楊絮漫天似的，既有那麼一點的浪漫，也有扯不清的糾纏，理還亂的困擾。
浪漫主要充斥在大學校園之中，或是說發生在年輕人群體之間。
這個時期的大學生，以及社會上的年輕人具有兩個特點。
一是身心都處于急劇轉變觀念的潮流之中，對生活和未來開始擁有多元化的思考和渴望。
二是許多人因為歷史的原因耽誤了時間，如今都面臨著成家立業的需要。
所以對他們來說，除了已經蔚然成風的詩歌熱、熱、外語熱、電影熱、跳舞熱、鄧麗君熱以外。
順理成章熱起來的，還有談戀愛這件事。
于是有心人開始發現，高等學府已經不再是純粹鑽研學問的嚴肅場所，公園角落里一男一女的情況也越來越多了。
在年輕人中間，不但誕生出一個用來形容人的新詞兒——“很開放”。
互有好感的青年男女之間，那原本遙遠、隔閡的界限，也正在借助一種較為委婉的親近方式開始拉進。
要知道，當時搞對象的人，非常保守，可不敢在大庭廣眾下明目張膽的拉手、摟抱。
但肩並肩漫步的過程里，他們的手臂卻往往會緊靠在一起，而且都會向後背著。
這樣做，便可以實現最大程度的親近，以體現出倆人之間非比尋常的關系來。
這應該也算是一種民間智慧的創新應用。
只是與渴望變化的年輕人完全不同。
這個時期，其他群體卻幾乎都在因為身邊正在發生的，或即將發生的巨大改變而感到焦慮不安。
比如國家的上層，就正在為我們人口爆炸的趨勢憂慮重重。
為了阻止2000年我國人口超過十四億成為現實。
這段時間中，相關部門的官員和專家們持續不斷的召開人口座談會。
來論證計劃生育政策是否可行，以及確定相關尺度。
另外，由于“偉人”在這段時間發表講話，宣布可以分期付款購房。
以及“外匯兌換券”作為購買力超然的第二貨幣，在我國開始正式流通。
也讓長期在分房福利政策和物資配給制上佔有優勢的一些階層，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困惑和無所適從。
還有文藝界的意識形態之爭，也正在愈演愈烈。
此時的李谷依，正因為演唱了一首《三峽傳說》的主題曲《鄉戀》，而飽受業界的批評和質疑。
與喜歡她歌曲的眾多普通觀眾不同，許多專業人士認為，她所擅長的抒情演唱方式不健康，格調低劣。
但究其原因，不過是因為她好歌太多，名聲太大，太受觀眾的喜愛嗎，所以槍打出頭鳥罷了。
誰讓《歌曲》雜志評選出的那十五首听眾喜愛的歌里，她一個人就佔了四個呢？
不打她打誰？
就連社會最基層也無法幸免。
在工作里，國有大中型企業顯得步履蹣跚，沉痾難愈。
不為別的，十年來，有不少工人們養成了偷奸耍滑的習性。
都變成了善于怠工，吃大鍋飯倍兒香的滑頭。
偏偏由于體制的限制，企業領導無權對這些工人實行實質性的經濟處罰。
于是在干活全憑自覺的環境下，這些落後份子，仍舊我行我素。
並且對上級領導毫無尊重和忌憚之心。
每天不是樂此不疲的裝病、打牌，就是嘲笑領導與那些好好工作，認真負責的人。
這就導致，一些老鼠屎壞了整鍋粥。
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賴一個樣。
不但讓渴望恢復舊日榮光，努力工作的人日益心冷。
也讓國營企業人浮于事，越來越喪失活力。
而在生活里，京城老百姓也正日益感受到，由城市人口急劇增長所引發的不便，以及由價格體系動搖傳來的震蕩。
毫無疑問，城市人口暴漲是知青大返城的必然結果。
從1978年到1980年的三年，京城以每年幾十萬人的速度，容納這些從異地歸家的青壯年。
京城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有孩子屬于這個群體，因此沒有人能夠抱怨。
就拿扇兒胡同2號院來說吧。
繼寧衛民之後，邊家的二兒子邊建功，米家的大閨女米曉冉。
也都在這個春季回到了家里，把戶口都遷回了京城。
于是，不但工作崗位的缺口越來越大，返城知青有了“待業青年”的雅號。
京城的市政體系和服務業也深陷在超負荷運轉之中。
無論坐公共汽車、上街買東西，澡堂子洗澡，洗發店里理發，照相館照相，還是飯館里吃飯。
這些人們的基本需求，全都變成了困難重重之事。
以寧衛民的家門口兒來看，無論前門大街、大柵欄、鮮魚口、還是打磨廠。
作為京城的鬧市區，幾乎從早到晚的人滿為患。
而八大員們的工作態度，當然因此變得更加粗暴和惡劣。
本來還算可以的社會秩序也因為無所事事的青壯年越來越多，變得重新混亂起來。
在京城的任何角落，每天都在發生爭吵，甚至是動手干仗的情況。
偏偏就在這個時期，計劃經濟的價格體系也隨著改革進程的深入，開始松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