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方信源證實中國作協正籌備派遣青年作家代表團赴日交流。據悉，此次代表團成員均從「茅盾文學新人獎」提名者中遴選，計劃通過實地考察、學術研討等形式，系統學習日本文學的創作理念與產業經驗。
若將諾貝爾文學獎比作文學界的奧運會，日本早已憑借大江健三郎、川端康成等名將摘金奪銀，而中國仍在預選賽門檻外徘徊。
“這不僅是創作能力的差距，更是文學體系的代差。”早稻田大學出版社總編中村裕一舉例︰“日本文學期刊的編輯培養周期長達十年，他們能精準判斷哪些作品既保留本土性又具備國際傳播潛力。而中國編輯還在為暢銷書榜單焦慮。”
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佐藤健太郎在接受本報郵件采訪時指出︰“中國文學近年雖在商業上取得突破，但在敘事倫理、人性洞察及全球化表達上仍顯稚嫩。村上春樹作品中跨越文化的孤獨感、東野圭吾對現代社會的病理切片，都值得中國同行深入研究。”
中國的盛唐時期，處于文明草創期的日本曾經一次又一次地派遣“遣唐使”來中國學習先進的文化、技術、制度，最終讓日本文明一躍成為東亞儒家文化圈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今，日本文學早已站在亞洲之巔——近十年累計獲得國際文學獎項提名400余次，年輸出海外版權逾2萬項；村上春樹單部作品的譯本數量，超過中國當代文學前十名總和；在法蘭克福書展“亞洲文學潛力榜”上，日本新生代作家佔據前20席中的10位，中國僅2人。
所以這一次青年作家代表團訪日，恰如一千多年前日本“遣唐使”訪華，可稱之為‘遣日使’。想必日本遣唐使在長安太學抄錄《文選》時，未曾料到千年後角色對調的命運。但這並不是中國文學“屈辱”，而是文明演進中必要的謙遜姿態。
歷史總在制造戲劇性循環。公元804年，空海和尚隨遣唐使西渡，將王羲之書法化為日本假名文字；不久後中國的青年作家將站在東京的書店里，凝視著宮崎駿動畫片與村上共佔暢銷榜的盛況，或能真正理解何為“文化軟實力”。
相信此次青年作家訪日代表團如能成行，不僅是文明互鑒的新起點，更是中國文學補足現代化短板的戰略機遇。
耐人尋味的是，以《刑警榮耀》等暢銷書聞名的張潮由于未入圍「茅盾文學新人獎」提名，或與代表團失之交臂。
知情人士透露，除此原因外，也與其“沉溺市井趣味”“缺乏國際視野”的爭議評價有關。作協某匿名人士委婉表示︰“文學交流需要兼容並蓄的胸懷，但核心團隊必須代表中國文學的未來方向。”
（本文作者孫良一，系京都大學訪問學者，曾參與《日本現代文學產業研究》課題）】
……
“大家覺得這篇文章寫的怎麼樣？”張潮站在第七屆「魯院中青年作家高級研修班」的講台上，對台下年齡普遍比他大了好幾歲的“學弟”“學妹”們說道。
這篇文章的出現其實並沒有出乎張潮的意料之外。畢竟作協開會有近二十號人參與，參會者各自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又不是什麼機密大事，所以被記者曝光也不奇怪。
不過其中的內容卻頗有點可商榷之處，所以張潮特地拿到課堂上討論。
“……我想問下，你沒有入選代表團這件事，是真的嗎？”馬天牧舉手問道。她是第三屆「新理念作文大賽」的一等獎得主，還有一個名字，叫做“馬小淘”。
張潮坦然道︰“我確實沒有在代表團的預選名單里，估計最後也不會進入其中。這次代表團確實主要從「茅盾文學新人獎」的入圍提名者中篩選。
我既然拒絕了這個獎的提名，當然會堅持到底，所以就不厚著臉皮忝列其中。”
這個答案引起了現場一陣小小的騷動，張潮沒有進入訪日青年作家名單，著實出乎現場所有人的預料——沒有張潮的話，恐怕只能叫“青年作家團”吧？
不過這個消息都經過張潮本人的證實了，應該就是最終答案了。
張潮也不想在這件事情上多做解釋，繼續道︰“把我沒有參加這件事拋開——這篇文章說這次的青年作家訪日代表團是‘遣日使’，向日本學習先進的文學體系和產業經驗，促進國內文學的進步、發展，大家覺得有道理嗎？”
教室里陷入一陣沉默。
這一屆「高研班」很多是20多歲、30出頭的青年作家，甚至被戲稱為「新理念作文大賽班」，大家城府雖然還沒有那麼深，但這篇文章的結尾明顯是在褒貶張潮，因此在不清楚張潮的態度前，都不好意思表態。
魯院教室里懸掛的老式吊扇發出細微嗡鳴，八月燥熱的空氣裹挾著新鮮的油墨味在幾十個青年作家之間流轉。
“我先說吧。”西北詩人單永珍突然起身。他在這一屆「高研班」里算年紀比較大的一位了，已近40歲，面容稜角分明，皮膚黝黑，顯得格外樸實、堅毅。
單永珍的口音帶著鮮明的地域特色，但听明白還是沒有問題的︰“我在文聯訂了十五年《世界文學》，不僅每兩三年都有日本專題，甚至不是日本專題的時候，日本文學有時也能佔了篇幅的4分之1。
去年雜志還搞了個三島由紀夫特輯，注釋都比正文多。你看看人家，雖然切腹了，但還是能把《金閣寺》寫出難以企及的美學高度。
我們呢？作家寫個下崗潮還要被批評‘基調灰暗’，難吶！哦，對了，莫言的《檀香刑》就參考了三島的吧？
所以我自己雖然沒有學習什麼日本作家，但是年輕人出去見識一下總還是好的——創作多一些參考系，總比閉門造車強。”
討論中有人開了頭，就像啤酒桶被拔掉了塞子，後面的討論就噴涌而出了。
來自江甦的女作家魯敏開口了，她的聲音像浸過江南的梅雨，溫柔又綿密︰“單老師這話過了。不管是文學還是繪畫，美學方面的互相借鑒本來就是很平常的事，而且這種事不好論高下——
莫言老師寫《檀香刑》時可能參考過三島的《金閣寺》不假，但他去年出版的《生死疲勞》里，那種六道輪回的魔幻敘事，日本作家里恐怕也找不出第二個有這樣筆力的人物？
而且我們不要被這篇文章誤導了——文學不是奧林匹克，非要分個金銀銅牌。”
“但市場會分！”馬利軍突然插話。這個做過圖書經銷商的油田作家舉起手機︰“日本作家和作品進入中國，我們的圖書市場永遠是奉為上賓，如果是村上春樹、渡邊淳一就更不得了了，新書譯本要恭恭敬敬擺在書店門口最顯眼的位置。
但是中國在日本呢？九十年代兩國文化組織倒是搞過一次‘中華登陸日本’的活動，一口氣在日本推出了20多本中國，但是不到半年，這些在書店就和‘中華料理’——比如《餃子大全》《川菜圖譜》——擺在一起。
人家當我們是文化土特產，我們還在爭論文學高低？所以這種差距客觀存在，並不是我們說一句‘不論高下’就能掩蓋得了的！”
短短十分鐘時間，課堂里就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兩種立場——這也是張潮希望看到的。
從他個人角度來說，中國文學到底是否落後于日本文學，是一件並不值得討論的事。首先創作是一件高度特化的藝術活動，整體水平與個別水平並沒有直接的聯系。
其次，他也不認為獲沒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或者本國文學在世界上排名如何就能代表國家興衰和人群的文化素質，南美倒是能拉出好幾個文學獎得主，馬爾克斯、略薩、聶魯達更是大師中的大師——但估計沒幾個中國人想做哥倫比亞人。
張潮是想通過這個討論，窺探當代中國作家的精神一隅；也想通過討論，破除某些執念。他很高興的一點就是，至少沒有人把“遣日使”這個詞單純作為貶義的象征符號進行簡單的否定。
他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了一行字，邊寫邊念道︰“注意，討論焦點是這篇文章的核心論點——中國文學是否只能依靠‘遣日’這種行動，才能完成轉型或者升級。”
“我同意文章七成觀點。”戴月行——也就是顏歌——拂了拂額前標志性的齊劉海，聲音清亮︰“日本文學真正值得學習的是工匠精神。據說講談社的編輯敢讓新人作家修改二十七稿才刊發，我們的編輯連錯別字都審不出來，專業性差距太大了。不過——”
她話鋒一轉︰“把你排除在代表團外，就像遣唐使不帶空海，注定取不回真經。”
教室里響起零星笑聲。霍艷突然舉手，這個第四屆新概念作文比賽一等獎得主、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以學術見長的年輕姑娘語帶鋒芒︰
“大家是不是忽略了一個本質問題？當我們在討論‘遣日’的意義時，不論肯定還是否定，都已經默認了把文學的現代性等于西方性。為什麼沒人提議組織‘遣非使’去學非洲的斯瓦希里語口頭文學？
但是在‘文學的現代性’方面，日本也不過是二道販子。他們就是把卡夫卡、馬爾克斯、普魯斯特他們拼裝組合一下，然後裝進和式點心盒，端出來以後就告訴人們這就是‘亞洲最先進的文學’。
歐美的文學批評圈子，也是因為這個才格外認可日本文學。但我專業角度出發，真的不覺得日本文學有這麼好——更不覺得日本文學能好過中國文學5倍——就像那個法蘭克福書展‘亞洲文學潛力榜’顯示的那樣。”
張潮眼楮一亮，霍艷的這個觀點確實別出心裁，讓這次的討論真正進入了“深水區”。
“但是這個點心盒賣到全世界了！會包裝也是文學的一種！”在民營出版公司工作的“文學個體戶”畢亮忍不住反駁︰
“不說‘現代性’這麼高級的詞匯，就說出版——日本的文庫本，64開，定價800日元，換算成人民幣也不便宜，成本卻只有中國的60%，但讀者就是願意買單——因為人家從設計到印刷，都有獨到之處。
我以前曾經建議出版社模仿日本的文庫本，在設計上多下功夫，但你知道總編說什麼？‘中國讀者認知水平還達不到，不需要’——所以到底是我們技不如人，還是骨子里就自卑？
我們向日本學習，未必是學人家怎麼寫，可能學學人家怎麼包裝自己更重要！”
張潮樂了，又有新觀點出現了。確實，目前中國的出版物在“外觀”上還是十分粗糙的——從封面設計到書本裝幀，甚至都不如一些落後國家。
這時教室後排傳來清脆掌聲，一個身穿藏袍、袖口露出半掛佛珠的康巴漢子站起身，他叫羅布次仁，嗓音像雪山融水般清冽︰“在LS八角街，印度香、尼泊爾銅器和義烏小商品都擺在同一家鋪子。游客覺得都一樣，都是我們當地的文化。
我卻感覺到焦慮，這是一種金錢驅使下的商品同質化——說來說去，我們學習‘日本文學’目的就是為了成為第二個‘日本文學’嗎？
如果‘遣日使’帶回來的是像考試的‘答題模板’一樣的‘文學發展模板’，那我回家放犛牛好了！”
“但模板能活人！”畢亮激動起來，“前幾年我們引進的日本愛情《情書》，還是再版，結果首印三萬冊一周售罄。同期出版的本土文學，也是愛情主題——我就不說哪一部了——首印五千冊還在倉庫落灰。你知道編輯說什麼？‘現在的，加點日式元素更好賣！’
我們討論文學可以天馬行空，但是真刀真槍到市場上去干，不學人家的怎麼行？”
一直沉默的周嘉寧突然開口了，這個畢業于復大中文系的上海作家說道︰“2003年我去參加過一個「亞洲青年作家論壇」，有位日本來的編輯問我‘中國為什麼沒有自己的村上春樹？’
我的回答是‘因為我們有王安憶。’當時只是一種‘急中生智’的胡亂應付，但現在想來，這個問題本身就像問東京為什麼沒有東方明珠——文學非要追求‘某某第二’，才是真正的精神屈服。”
教室里又陷入一陣沉默，互相說服不了對方的學員，都把目光看向張潮。
張潮梳理了一下剛剛眾人的討論，開口道︰“首先，當我們用諾貝爾獎、海外銷量、衍生品產值作為文學價值的丈量標尺時，是否正在把文學變成出版公司或者文化的財務報表？
身為「潮汐文化」這個文化公司最大的受益人，我個人倒是對此沒有什麼意見——但如果真是如此，那這次去日本的不該是‘青年作家’，而是‘青年編輯’才對吧？”
教室里響起了低笑聲，畢亮的臉紅了起來，不過還是很真誠地道道歉道︰“不好意思，剛剛是我偏離了主題。可能是做編輯的經歷影響了我，讓我偏向于從編輯視角看待文學價值了。”
張潮笑著點點頭，道︰“沒事，本來專業的編輯和優秀的作家都是相輔相成的。菲茨杰拉德就是在他的編輯的鞭策下，才完成《了不起的蓋茨比》這本的。
——回到文章本身，就像霍艷剛剛說的那樣‘文學的現代性等于西方性’，那‘日本文學的現代性也是西方的現代性嗎’？它是不是真的值得中國作家去學習、借鑒？”
……
就在張潮滿頭大汗地給學員們上課時，魯院的接待室里，坐著一個悠哉悠哉的中年人，喝著茶、吹著空調。
他是孫良一，《作協或派「文學遣日使」訪日，為中國文學帶回寶貴經驗》的作者，來這里就是為了采訪張潮，並且問出那個關鍵的問題︰
「訪日青年作家代表團」中沒有你，有什麼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