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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家是三觀非常不正確的以政治工作謀取個人利益的人，士鞅也一樣，從以前的工作經歷來看，他有兩個最突出的特點——眥睚必報、貪得無厭。
魏氏的魏舒任正卿後，鏟除了晉國的祁氏和羊舌氏，但士鞅一點兒好處沒撈到，于是對魏舒不滿。
就在魏舒執政的第二年，士鞅決定發揮整人特長，鉗制魏舒，于是他拉攏荀寅、控制趙鞅，導演一出千古聞名的“鑄刑鼎”大戲。
按照現在的法治觀念，“鑄刑鼎”是一種法制進步的體現，但在當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時代，“鑄刑鼎”是對周禮的一次巨大挑戰、顛覆甚至是踐踏。
如果你認為士鞅“鑄刑鼎”是為了時代進步，為了營造公平、公正、公開的社會秩序，那麼你的看法在當時來說就是錯誤的，因為士鞅“鑄刑鼎”的主要目的只有一個——對付魏舒。
“鑄刑鼎”四年後（公元前509年），魏舒猝死于寧地（今河南獲嘉縣西），輪流坐莊的士鞅終于登上執政寶座，他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報復前任執政官魏舒，報復其對範氏家族牟取暴利的所設置的種種障礙。
于是，士鞅按照“刑鼎”上所注的法律為魏舒定罪，但這個罪名不太好找，因為魏舒忠君愛國，平時人緣也挺好，基本沒犯事，還自創魏舒方陣，在當時聲望很高。
對于士鞅來說這都不是事，人都死了，定個莫須有的罪名就可，反正也不會從棺材里跳出來爭辯——為周王室築城牆過程中，魏舒曾經擅離職守。
知法犯法！
鐵面無私的士鞅下令撤除安裝魏舒尸體的柏木外棺，以大夫之禮下葬——晉國最後一位忠于國家的正卿受到如此不公的審判，大家敢怒不敢言。
又三年後（公元前506年），蔡昭侯受楚令尹囊瓦之辱，求救于晉國，士鞅趁機發起十八路諸侯會盟昭陵，聲言為蔡國伸張正義，合軍伐楚。
此時，士鞅指使荀寅趁機向蔡昭侯敲詐賄賂，令蔡昭侯失望透頂，伐楚之舉就此作罷，昭陵之會不了了之。
天下諸侯目睹晉國的整體性貪腐無能，大失所望，萌生投靠正汲汲謀取中原霸權的齊景公的想法。
正當諸侯們正為順利擺脫晉國的控制殫精竭慮時，鄭國在這方面開了一好頭。
在鄭獻公回國途中，鄭國親晉派、執政大臣游吉猝死，接任他的大夫駟鐭（chuan）因反對士鞅“鑄刑鼎”，于兩年後（公元前504年，楚昭王十二年）滅掉許國，作為公開反晉向齊的開門紅，隨即對晉國的霸主號令置若罔聞，並向周王室發起進攻。
鄭國的望風使舵大家都習以為常，但宋國的反目是大家始料未及的。
剛開始，宋國是主張“事晉”的，宋司城樂祁認為，應該趁諸侯反晉的時候事奉晉國，等到將來晉國安穩了，晉國自然會對宋國有諸多照顧。
司城樂祁的這個想法，我們可以認為是一種政治投機行為，既然是一種投機，必然會有風險，尤其是這些年晉國的霸道與政策多樣化，讓這種風險成本大大提升，能否在晉國的政治漩渦中將這種投機變成一種藝術，就要靠敏銳的前瞻性和深遠的政治考量。
宋景公考慮再三，決定讓司城樂祁親自去一趟晉國，向晉國示好。
這是一項極富冒險性的工作，因為士鞅上台後想獨霸晉國朝綱，干了很多只顧自己利益的事兒，這引起了其他幾卿的不滿，互相抵觸，于是晉國不再像以前那樣，政令一體，連諸侯都不知道該和晉國哪家建立外交了，拜錯了碼頭，連後悔的機會都沒有。
很可惜，司城樂祁不具備這種將投機變成一種藝術的能力，因為他是一個極具正義感的人，他沒有拜訪野心膨脹的正卿士鞅，而是更年富力強的次卿趙鞅。
這次會面很愉快，史載“飲之酒于綿上，獻楊𧁓六十于簡子（趙鞅）”，這次會面也成功引起了士鞅的注意，他認為自己的正卿權威受到了趙鞅的挑釁，昔日孝敬自己的樂氏家族有改換門庭之險。
于是，士鞅以執政之身，強諫晉定公，將司城樂祁囚于晉國。
這一囚就是三年。
三年後（公元前502年），趙鞅壯了壯膽，向晉定公和士鞅請命釋放司城樂祁。鑒于國際反晉形勢進一步惡化，晉定公和士鞅也不得不讓步，終于同意放司城樂祁回國。
但這一決定又遭受巨大變故——司城樂祁竟然還沒有走出太行山就因病而亡。
噩耗傳來，各路諸侯一片嘩然，這下晉定公也是有理說不出，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同樣慌張的士鞅情急之下又出了一個騷點子——奪樂祁之尸，以作為與宋國講和的資本。
曾經取霸于天下、用誠于諸侯的晉國，如今手段卑劣竟然淪落到以死人為挾的地步，宋晉二國就此反目，晉國也真正成為“孤家寡人”。
士鞅也因此事備受指責，一年後郁郁而終，而晉國信譽與威嚴，最終也被士鞅損毀殆盡，帶入黃土。
士鞅終于死了，有一個人非常的高興，這個人就是趙鞅。
趙鞅，又名志父，亦稱趙孟，趙武之孫，是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改革家，戰國時代趙國基業的開創者，郡縣制社會改革的積極推動者，先秦法家思想的實踐者。
但在公元前525年的時候，趙鞅除了接替早逝的父親，進入風起雲涌、殺機四伏的晉國政壇做一個小跟班外，什麼也不是。
說趙鞅“什麼也不是”也有點委屈他，在老奸巨猾的士鞅的眼中，未遭遇過任何大風大浪的趙鞅簡直就是一枚完美的棋子。
士鞅對趙鞅軟硬兼施，迫使趙鞅歸附于範（士）氏、中行（荀）氏麾下。
初入政壇的趙鞅畢竟年輕，缺乏政治眼光，在士鞅游刃有余的教唆下，做了很多違背自己意願、危害國家的事情。比如“鑄刑鼎”事件，趙鞅也是積極的參與者，當他明白過來這是士鞅為他設下的陷阱時，為時已晚。
他不甘心，不甘心自己的青春就這樣荒度。
他很害怕，當年滅族的陰影始終籠罩在他的心頭。
他開始關注民生，關注社會，並且到邊遠地區發展（晉陽，今山西太原），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內開始實施經濟、經濟、軍事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孫武和吳王闔閭在分析晉國局勢的時候，也認為趙氏的改革是比較成功的，“晉國歸焉”是遲早的事。
公元前501年，士鞅壽終正寢，趙鞅順理成章升任中軍佐，一直被士鞅打壓利用的他，終于走出士鞅的陰影，心情很舒暢，其雄才偉略、遠大抱負才真正可以擁有用武之地。
但實現抱負之前，他還要慢慢清理範（士）氏、中行（荀）氏。攘外必須安內，這是一條恆古不變的道理，趙鞅把矛頭對準了自己的族人——邯鄲午。
士鞅為了能夠拉攏趙氏，鼓動荀寅將其姐嫁于大夫趙勝，後生子趙午。趙勝因其祖趙旃封于邯鄲已經別為邯鄲氏，換言之，趙午也為邯鄲午，雖與趙氏同屬于一宗，但血親上已逐步疏遠。
可以這樣理解，趙鞅和邯鄲午的相互身份是大宗和小宗的關系，但建立在這種宗法制之上的血緣關系比較脆弱，屬于那種用八竿子興許能打得著的親戚。
當趙勝死後，邯鄲午因為這層裙帶關系，被範氏、中行氏作為支點，撬動了整個趙氏大宗跟著範氏、中行氏運作。
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邯鄲午和範氏、中行氏的關系那可不一般，邯鄲午的親娘舅就是範氏的現任老大荀寅，而範氏和中行氏那就是兒女親家，關系如同盤根錯節般的穩固。
想要撬動範氏和中行氏，必須拿邯鄲午開刀。
公元前497年（楚昭王十九年），趙鞅要求昔日安置在邯鄲的五百戶良民前往晉陽填補人口之虛，邯鄲午表示願意遵從宗主之命，但處理移民一事瑣碎復雜，邯鄲午請求趙鞅多給些時日，結果趙鞅以抗命為由，將邯鄲午殺害。
當時趙鞅可能覺得沒什麼關系︰我是一族之長，我殺掉我不听話的小弟這是我家務事，外人不得干涉。
趙鞅覺得理所當然，別人就覺得你過分，比如說邯鄲午的兒子，趙稷。
與趙稷抱有同樣想法的，還有範氏和中行氏。
在範氏和中行氏的鼓動下，趙稷在邯鄲起兵造反。
趙鞅在國都听聞邯鄲氏不僅敢違抗大宗之命，如今更是擁兵造反，于是起兵平叛。但是趙鞅嚴重的低估了此次戰斗的難易度，就在平叛軍隊向邯鄲進軍的同時，範氏和中行氏召集州兵，與邯鄲一同叛變。
在中行氏、範氏、邯鄲氏三家圍攻下，趙鞅不敵，倉皇逃離國都，撤回趙氏的大後方——晉陽。
就在範氏、中行氏、邯鄲氏攻打趙氏，久攻晉陽不下時，六卿當中的其余三卿智躒、韓不信、魏侈征得晉定公同意，攻打範氏、中行氏。
公元前496年夏，面對智、趙、韓、魏四卿討伐，範氏、中行氏漸漸不敵，誠懇邀請齊景公插手，野心勃勃的齊景公等待晉國內亂這一天已經等了足足半個世紀，便會盟衛靈公、魯定公、鄭獻公、宋景公等商討營救範氏、中行氏。
晉國擾動中原、長達八年的內戰開始了。
諸侯反晉、晉國內亂、吳越相爭，對楚國來說國際形勢一片大好，可以這樣認為︰公元前496年（楚昭王二十年），是楚國完美的中興開局之年。
十年寒冰難涼熱血，楚人沒想過中興，他們難忘柏舉之恥，難忘郢都之難，有仇必報是楚人得以延續的血性，國仇家恨必然有一天會浩日昭昭，在這種國際形勢下，他們終于蟄伏而出，尋找時機。
但凡有點政治頭腦的諸侯都不會摻和到晉國的內亂中，能夠參與的都是實力派，但有一個小國反其道而行——頓國。
頓國（今河南省項城縣境內），原是楚國最忠誠的小弟，經常跟著楚大哥鞍前馬後，只要楚國跟別國發生戰爭，頓國的身影必會出現。
但在吳軍入郢的時候，頓國對楚國的實力動搖了——貌似強大的帝國也有弱不禁風的時候。
于是，頓國“頓子 （zang）欲事晉，背楚。”
楚昭王很高興︰興兵！
結局可想而知——（公元前496年）“二月，楚滅頓”，國土劃入楚國版圖。
胡國（今安徽阜陽），也曾經在楚國最危難的時候落井下石，大肆俘虜楚國百姓，楚國安定以後，胡子豹又不事奉楚國，還說︰“國家的存亡由于天命，事奉楚國干嘛？”
楚昭王很感激︰興兵！
次年“二月，楚滅胡”，國土劃入楚國版圖。
兩年滅兩國，看似楚國重燃北上爭霸的雄心，實則楚昭王的真正目的，在于蔡國。
柏舉之戰，吳幾乎滅楚，蔡國起了重要作用，是反楚的急先鋒，這個仇不可不報，而蔡國地處中原，東面的頓、胡二國與之互為犄角之勢，滅掉二國，可防蔡人出奔和援軍來救。
公元前494年（楚昭王二十二年）春，楚昭王和陳、隨、許三國國君率領軍隊，聯合攻蔡（今河南省新蔡縣）。
蔡國雖小，但蔡人堅毅，強攻難以取勝，更難以服眾，楚昭王采納令尹子西的計謀，在距都城一里的地方駐扎下來，築起厚一丈、高二丈的堡壘，晝夜不斷地派人輪流向城內發起威嚇，采取攻心戰術，搞得城內人心惶惶，驚恐萬分。
就如令尹子西所料，九天九夜後，蔡人經不起折騰，把男女奴隸分別排列捆綁作為禮物出降。
楚昭王接受了降呈，為防止蔡人出爾反爾，楚昭王提出一個要求︰要求蔡都人遷出故土，在長江以北、汝水之南另覓棲息之所。
蔡昭侯一口答應下來。
然而蔡昭侯與楚國結怨太深，當楚聯軍撤回後，蔡昭侯又得知吳王夫差在夫椒大敗越軍，大有稱霸江東之勢，決定叛楚從吳，請求遷入吳國以尋求庇護。
吳王夫差很贊成蔡昭侯這一想法，與其謀劃，希望能把蔡國遷到州來（今安徽鳳台），永遠成為吳國邊境的附庸國。
這個方案遭到蔡國大夫紛紛反對，蔡昭侯無奈之下引狼入室，借助吳國的力量，殺了反對黨的領袖公子駟，強令大家搬遷。
蔡國的大臣和軍民都嚎啕大哭，但是也沒有辦法，只好一邊哭一邊挖出先人的墳墓（“哭而遷墓”），在吳國軍隊的押送下，舉都遷往了吳國西境的州來，也稱為下蔡。
又過了兩年（公元前491年，楚昭王二十五年）蔡昭侯再將赴吳，蔡國大夫恐其又遷，聯合起來殺蔡昭侯，立其子朔，是為蔡成侯。
蔡國經楚打擊和此次內變後，力量已大為削弱，無力再與楚為敵，楚國繼續向東推進收復失地，攻克與下蔡隔河相望的夷虎（蠻夷叛楚者，今安徽壽縣東）。
六年間，楚國滅頓、胡、夷虎，遷蔡國，將淮河中上游控制權牢牢掌控，此時的晉國仍然內亂不止，無力外爭，霸權已名存實亡，楚昭王終于將面對楚國最後一位背叛者——蠻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