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蠟鑄造法，或稱失蠟澆鑄法，是古代華夏的一種生產工藝。
簡單的說，就是先用蠟制成鑄模，外敷塑型材料（陶土之類），成為整體鑄型。
然後再加熱鑄模將蠟化去，形成空腔鑄範。
最後澆入液態金屬，冷卻後得到成型鑄件。
以失蠟法鑄造的器物可以玲瓏剔透，有鏤空的效果。
之前在學術界內，廣泛認為，西周時期精美的青銅器，特別是那些帶有鏤空工藝的青銅器。
比如曾侯乙墓尊盤。
曾侯乙墓尊盤底座為多條相互纏繞的龍，它們首尾相連，上下交錯，形成中間鏤空的多層雲紋狀圖桉。
這些圖桉用普通精密鑄造工藝很難制造出來。
而用失蠟法精密鑄造工藝，可以利用石蠟沒有強度、易于凋刻的特點，用普通工具就可以凋刻出與所要得到的曾侯乙墓尊盤一樣的石蠟材質的工藝品。
然後再附加澆注，涂料、脫蠟、澆注，就可以得到精美的曾侯乙墓尊盤。
而且利用失蠟澆鑄法制作出來的器物，器身上復雜的花紋，鏤空的動物模型，全都是渾然天成的一樣。
沒有任何鑿、刻的痕跡，堪稱完美！
這種工藝，曾經紀錄在了史書上，歷朝歷代也都有使用過。
只是，到底這種工藝是什麼時候誕生于華夏的，最早在什麼年代出現的？
沒人知道。
甚至就連專家們利用失蠟澆鑄法，將曾侯乙尊盤復刻出來後，也不敢打包票的說，這個器物就一定是用這種方法鑄造出來的。
因為沒人確定春秋戰國時期，是否還有另一種可以制造出如此精美銅器的工藝。
只是隨著秦末亂世後，就失傳了。
這可不是隨便猜的說法，而是華夏歷史上失傳的工藝真的太多太多了，數不勝數。
有些曾經有記載，有些連記載都沒有，是根據出土物大致還原出來的。
有些工藝甚至連還原都還原不出來了。
關于失蠟澆鑄法最早誕生的時間，學術界有非常多爭論。
有人認為春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有人認為實際上是戰國時期才有的。
因為沒有確鑿的證據，可以證明那個時候已經有這種鑄造工藝了。
哪怕，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春秋中期雲紋銅禁，幾乎已經被認定是失蠟法鑄就。
但是一直缺乏更有力的證據，可以證明春秋時期失蠟法已經存在！
直到，陳翰在m33號墓的青銅盤上，發現了眾多清楚的蠟流痕跡。
這一不可顛覆的新發現，使得迄今紛爭不已的失蠟法鑄造法有了一個定說。
“有了這個銅盤，足以證明春秋時期，就已經存在失蠟法了！”
得知消息，喜悅的跑來查看的孔建文，捧著這個精美程度其實挺一般的銅盤，臉上笑容燦爛。
“看來，失蠟澆鑄法很有可能是源于楚國的一種工藝。”
“是楚國的青銅鑄造師研究出來的。”
現存最早的，大致可以確定是用失蠟法鑄造的青銅器，是春秋中期的雲紋銅禁，來自楚國。
這個帶有失蠟法鑄造痕跡的銅盤，來自曾國。
而曾又和楚在春秋中期之後一直處于哥倆好的狀態。
很顯然，這銅盤肯定是出自楚國工匠之手。
或者說，是曾國派工匠去楚國學來的。
所以後來的曾侯乙墓里，也有不少使用失蠟法鑄造的青銅器。
“這也算是解決了一個在學術界一直眾說紛紜，難以勘定的學術問題吧！”孔建文欣慰的說道。
陳翰點點頭，剛想附和兩句呢，口袋里的手機卻叮冬叮冬的響了起來。
隨手掏出手機一看。
正是在北大考古文博學院讀博的學姐，發來的消息。
“陳學弟，我們這有大發現，速來！”
看到這條信息，陳翰眼神立馬一變。
“老師！棗樹林墓地那邊有大發現！”
“我現在就去看看啥情況！”
撂下這兩句話，陳翰就迅速飛奔而出，直沖隔壁棗樹林墓地而去。
......
與此同時，就在距離文峰塔墓地直線距離不到一公里的棗樹林考古發掘現場。
幾位頭發都半百了，人均都戴著眼鏡的老教授，正圍著幾個編鐘和青銅器，拿著放大鏡，緊張激動的研究著上面的銘文。
“帥禹之堵、以長 夏。”
“這與傳世的豳公 、秦公簋、叔夷 的“禹”、“夏”銘文相印證，證明了春秋時期華夏不同文化區域，對禹和夏的認知是萬全相同的啊！”
“你們看，這個銅缶上，寫著“楚王媵隨仲羋加缶！”
“這句銘文，再次證明了曾國與隨國的確是一個國家！”
“楚王媵隨仲羋加缶，媵就是滕器，也就是嫁妝的意思！”
“這件缶是羋加出嫁到隨國時，楚王為她鑄造的一件陪嫁品！”
“羋加又稱“隨仲”，“仲”表示的是她在家庭的排行，而“隨”在稱呼里，一般代表父親或丈夫的國家和氏族。”
“羋加來自楚國，那麼隨自然是夫國，那麼曾國當然就是隨國！”
一群專家教授們，圍繞著這幾個青銅器，那叫一個激動和喜悅。
比起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北大這邊的專家肯定是更多的。
畢竟是教書育人的機構，最不缺的就是教授，而且是所有涉及到考古細分學科的教授都齊全。
有研究銘文的，有研究墓葬的，研究田野考古的，研究華夏文化的，研究夏商周歷史的……
這羋加夫人墓的出土，可算是給這一眾專家教授們，找到了個發揮空間了。
這些青銅器上的銘文，每一個字都能研究半天！
“你們快看，這個編鐘上，有一句重要銘文！”
一位年紀看起來都有六七十歲的老教授，拿著放大鏡貼近了編鐘，一字一句的念道︰
“余文王之孫，穆之元子，出邦于曾！”
“這是關于曾國是文王之後的新材料嗎？”
“可以和曾侯輿墓里“稷之玄孫”、“左右文武”對照？”
大家立馬紛紛探頭看向了這個編鐘上的銘文，洋洋灑灑三四十字，要辨別起來還是蠻傷腦筋的。
不過出聲的這位老教授，名字叫做鄭獻，是【新石器商周考古教研室】的教授，還是院學術委員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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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兩周時期銘文研究方面，是妥妥的大老。
一位中間教授扶了扶眼楮，皺起眉頭︰“文王之孫，穆之元子，這是說初代曾侯是文王的後代，穆王的兒子嗎？”
“可穆王都已經是西周的第五位君王了！”
“這和文峰塔墓地出土的曾侯輿編鐘上的銘文，對不上吧？”
“初代南公是奉武王之命，開闢曾國的吧？”
文王之孫，這句好理解，並不一定是指文王孫子，在東西周，“孫”這個詞有的時候也單指後代的意思。
比如“公孫”“王孫”，都是值某位國君的後代，並沒有特指一定是孫輩。
但是後面這句“穆王元子”，可就將範圍確定到穆王兒子這一輩了。
這可就與曾侯輿墓那邊的出土銘文對不上了啊！
幾位教授都皺起了眉頭，沉思了起來。
就在大家思考的時候，文物存放室的門，被人從外面打開。
一位站在門口靜靜听了一會的年輕人，滿面笑容的走了進來。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句銘文里的文王和穆王，指的並不是周王室的王，而是楚文王和楚穆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