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眼見進入7月，中央集體度假。前往目的地的火車上，何銳與李潤石正談著，“總理最新的文章極佳。我都在想，或許該讓你去黨校當個副校長。”
“我也是看到1位在越南的工作的同志寫的報告後有感而發。”李潤石有些許感慨。
“你說的是葉聖陶麼？”何銳問。
李潤石點點頭，“既然主席也關注到這篇報告，難道就不寫點什麼？”
“該寫的早就寫過。現在我只想1件事，盡快讓中國進入工業社會階段。他提出的不少看法還是舊時代文人的傳統看法，要是讓我寫，只怕就會批評。我個人很認同葉處長的情懷，不寫也罷。”
李潤石1愣，何銳這話倒是頗有意思。他看到那篇報告後，也調了當地報告。葉聖陶在當地撞人的事情並不嚴重，即便放在國內，因為具體事實不清，更沒出人命，只能根據撞人後的責任劃分來定責任。李潤石對此還稍稍研究了1下國內的法律建設，對于政府的司法體系有些感慨。
至于葉聖陶的那件事里，也有些令李潤石感慨的事情。那個年輕的孩子叫黎良，因為粉碎性骨折，治療之後也留下了殘疾，葉聖陶就安排黎良到中國留學。而葉聖陶去黎家說明此事，黎家感恩戴德，卻請求葉聖陶讓他們另1個兒子替代黎良去中國留學。
葉聖陶做人十分方正，雖然能理解黎家的選擇，卻告訴黎家家人，“被車撞的是黎良，所以我只能救助黎良，所謂替代的事情不必再提。”
也許是黎家人覺得葉聖陶人太好，而且在農業社會看來，殘疾人的價值大大降低。所以黎家還玩了點小把戲，先是逼著黎良主動向葉聖陶說，他願意讓他的兄弟獲得讀書的機會。葉聖陶依舊不接受。後來葉聖陶帶人去接走黎良的時候，黎家家人還把黎良藏起來。最終，葉聖陶依舊用道理和正氣使得黎家接受了現實。而葉聖陶其實不用這麼費事，只要給法國殖民警察局發句話，黎家就會在暴力威脅下乖乖將黎良交出來。
這件事本身沒什麼，但是這件事的經過，以及葉聖陶因此生出的想法，給了李潤石相當的觸動。而李潤石的文章正是以工業社會與農業社會的對比展開，甚至在其中也加入了對兩種社會的“道德”進行的比較。
此時是去度假，氣氛輕松，李潤石問道︰“不知主席認為該批評的地方在何處？”
“我們中國要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必然要輸出文化。這些文化中包括思想、制度、技術等等。我認為，更有說服力的詞，應該叫生活方式。未來的社會主義國家會非常多，基于地理、氣候、環境，每1個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表現都會不同。就如中國，北方漠河的生產方式，與南方海南島的生產方式肯定不同。基于生產方式的不同，生活方式也會有很大不同。但是中華文明正是在各種生產生活方式不同的情況下，取得了1個相對的平衡。這就是中國的生活方式。我認為葉處長的理解沒能到這個格局。”
李潤石點點頭，生活方式的確是文明的大事，不過葉聖陶理解不到這個層次……也不是大事。
何銳繼續說道︰“更高1次，是他對工業社會的感悟和理解。工業社會自然有工業社會的生活方式，葉處長對工業社會的感悟有著明顯的農業社會的思路。
在工業社會，社會制度，法制水平，管理水平已經與廣大人民息息相關。人民群眾對于工業生活生活方式的要求比農業社會高，而且要求非常緊迫。爹味政治在農業社會很合適，在工業社會就不合適。”
李潤石再次點頭。何銳這話真不是誅心，也沒什麼惡意。從何銳的角度看，他不寫點東西還真的是保護了葉聖陶。
“主席，更高層次呢？”李潤石主動問道。
“李總理在文章中闡述，工業社會的生活方式是承載巨大財富的載體，這個判斷看透了工業社會的本質。正因為工業社會的這個特點，才出現了工業社會這個精妙運行的機器本身就在創造出不安以及不穩定。
把社會看成1台機器，精度越高，不穩定性越大。比如，1個城市的電力系統如果出了問題，影響的就是這座城市里面百萬人口的生活。而1座城市的生產生活紊亂，會連帶影響這座城市所參與到的社會各種產業鏈的運行。牽1發而動全身，在工業社會中十分明顯。當然，工業社會具備不穩定性的同時，又具備了自穩定性的特色。這種影響反過來又會造成產業鏈的調整，為了剔除不穩定因素的影響，工業社會強大的生產力會選擇剔除不穩定因素。具備不穩定因素的城市會被邊緣化，反過來造成了對這座城市的影響。”
李潤石再次點頭，他原本就覺得何銳這家伙有種與眾不同的感覺。他曾經覺得或許是因為何銳在日本這個亞洲最先進的工業國生活過很多年，因為生活環境的影響，造成了何銳的與眾不同。
但現在李潤石覺得自己這個判斷是錯的。如果要用這個理論判斷何銳，何銳得在遠超當下世界水平的社會中生活過很久，而且在那個社會里，何銳至少也得學有所成，才會呈現出與當下的世界大大不同的思維。因為何銳闡述未來時候表現出的不是“推演”，而是理所應當。
此時就听何銳繼續說道︰“葉處長是1位非常注重社會正義的人，我對此很贊賞。但是他提出的社會正義更多的是1種感覺，是1種舊時代的思路。我不認為他所說的正義不對，但是他的那個期待方向不夠唯物主義。譬如，交通事故是有1定的解決辦法。隨著科技進步，會出現攝像頭，以及信息儲存設備。在廣大的範圍內，以及各種車輛載具上，會有這些設備。雖然不能說解決100的問題，至少能解決大部分問題。
工業化的生活方式，或者說中國生活方式，就是正義最好別遲到，而是盡快早點到。
除了這些之外，我非常認同葉處長經過這件事之後更加堅定的反帝反封建的立場。事實證明，帝國主義要完蛋，那麼中國走這條路，也會完蛋。國內民眾以及黨內同志，不少人都覺得中國是世界上的特殊存在。我當然承認中國的獨特性，但是帝國主義這條路，幾百年來那麼多國家走過，全都完蛋了。中國再獨特，也沒有獨特到物質世界專門給中國創造1套規則的程度。”
李潤石听得心情愉快，“正是如此，正該如此。不過主席，葉處長對于社會不公平的看法，是不是比社會正義更高級別的問題？”
何銳點點頭，“社會公平問題分層次。反帝反封建所追求的就是某個層次的公平，這種不公平可以通過革命，通過社會制度，通過法制水平提升來解決。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句話流傳了這麼久，證明了人民未必願意這麼對待自己，但是肯定願意這麼對待別人。這就有著充分的群眾基礎。”
“哈哈。”李潤石被逗樂了。何銳那種與眾不同的感覺，讓他說起這些很殘酷事情的時候往往非常輕松。正因為何銳懂得這些看法多殘酷，所以他的輕松有時候真的令人感覺想笑。但李潤石覺得在何銳的看法中，肯定有更難逾越的不公平。
“國家是佔據優勢地位的階級實施階級統治的工具，階級性是國家的主要屬性。生產力發展是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那麼，對于資本掌握的不公平，可以通過很多方式削弱。但是基于掌握的生產力水平的高地，也就是已經開始出現的技術分紅，是未來不公平的最大的制造者。
如果手里有資產，只要有良好的運行團隊，資本分紅甚至可以接受每年5的收益。資本利得與技術利得疊加起來，必然導致未來極大的收入差距。
當面對尋租資本，以及其他不從事勞動的資本時，階級斗爭，1抓就靈。但是面對技術利得的時候，階級斗爭就未必特別靈。而且，對于專業人士收重稅，他們轉而跑了。中國損失的不僅是國家的人才，更損失了重要的產業能力。這已經不是投鼠忌器，如果執行不好，就是自毀長城。
但他們的確造成了巨大的不公平，這該怎麼解決？”
李潤石想了1陣才問道︰“中國可以強大到這等地步？小資產階級竟然能夠成為創造社會財富的主力軍？”
“李總理，我們要對中國有信心。中國人的智商在全球最高，中華文明創造出勤勞肯干，吃苦耐勞的中國人。中國人口眾多，又有公民社會的平等主義，出現大量出類拔萃的人才，很奇怪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