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戰區司令鐘義府的記者招待會結束後，各國記者立刻開始寫稿，盡快發回他們所屬的報社。各個報社則根據自己面對的對象需求，刊發了不同的報道。
泰晤士報的讀者們想看到的是有深度的分析，所以泰晤士報上發表的是一篇與中緬傳統歷史關系有關的報道，報道中，英國記者寫道，‘……在過去數千年中，中國建起了天朝朝貢體系。與殖民體系以經濟為紐帶，以及條約體系以共同敵人為紐帶不同，天朝朝貢體系的基礎是文明認知。
中國作為整個朝貢體系的核心，位于政治、文化的中心。屬國承認中國政府在文化、道義的領導性，與之對應的，則是這些國家在面對外部軍事入侵的時候，中國政府有著基于文化、道義而出兵相助的義務。
由于天朝朝貢制度並不基于經濟，屬國在經濟領域有著充分的獨立性……
戰爭結束後，緬甸或許會復國。但這只是讓緬甸回到了近2000年歷史的常態。’
專業知識評論滿足讀者對專業知識的評價，專業情緒煽動則滿足讀者們情緒需求。針對民粹主義的報紙，就宣稱中國正在嘗試奪回屬于自己的屬國。針對娛樂性的報紙，則是對各種花邊新聞，以及對不友好國家的嘲諷。
1926年3月12日，柏林大學208大教室內座無虛席。授課教授正是慕尼黑大學地理學、地質學和歷史學博士，慕尼黑大學地理學和軍事學教授，柏林大學客座教授，地緣政治大師，前德意志帝國巴伐利亞軍陸軍少將，卡爾•豪斯霍費爾。
歐洲大戰結束後，卡爾•豪斯霍費爾教授曾經受邀，前往東北的陸軍學院，東北大學等學校教授地緣政治學。隨著何銳的崛起，卡爾•豪斯霍費爾教授更是聲名鵲起，被認為是歐洲最頂尖的地緣政治學大師。
中英戰爭爆發後，卡爾•豪斯霍費爾教授更是在德國名校中巡回授課，每一堂課都極受歡迎。此時，學生，柏林大學的教師，以及對中英戰爭有興趣的德國官員都屏息凝神，聆听豪斯霍費爾教授的課程。
“……中英戰爭爆發的原因並非是中國試圖奪回勢力範圍，從政治與經濟角度來看，中國現階段並不存在擴大勢力範圍的需求。但這場戰爭卻爆發了，我們需要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理解這場戰爭的理由。
從歷史角度來看，英國的擴張，打破了中國的東亞地區的主導權，進而讓中國失去了主權。何銳政府統一中國，在國內恢復了完整的主權。但是，這並沒有改變中國面臨的地緣政治威脅。
英國在中國的具體利益，益並非來自英國商人在中國正常經濟貿易活動，而是通過戰爭攫取的特權，以及特權帶來的超額利潤。一旦承認何銳政權，任何政府都無法向民眾交代，所以他們不能承認何銳政府。
但這並非是地緣政治威脅。地緣政治層面的威脅在于，英國作為東亞地區的主導者，可以通過各種聯盟對中國進行經濟封鎖，安全威脅。如果何銳不能打破英國在遠東的主導權，其他國家就會認為中國是一個不安全的國家，會放棄承認中國。中國則會被持續孤立。
克勞塞維茨認為，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何銳政府為了解決面對的地緣政治困境，只能迫使英國政府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從而解決當下中國面對的地緣政治困境。
這就是中英戰爭爆發的理由。”
听到這里，教室內的听課者們發出了一陣嘆息聲。過去幾個月內，中英戰爭是國際上最受關注的大事，從戰爭剛開始，各種新聞與評論在報紙上佔據了相當大的篇幅。自從亞洲國際法庭建立，準備審判澳新軍團在緬甸的大屠殺，中英之間的軍事斗爭與政治斗爭，成了很多報紙吸引讀者的噱頭。
那些報紙上的看法千奇百怪，花樣眾多。但是听了豪斯霍費爾教授的課程，教室內的眾人才真正有了撥雲見日的感覺。這場遙遠又不遙遠，仿佛和德國關系不大卻又關系深刻的戰爭，開始呈現出比較清晰的脈絡。
“通過贏得在緬甸境內的戰役，何銳政府可以讓英國政府明白，如果不與何銳政府進行和平談判，英國就可能會失去印度。一旦失去印度，大英帝國就會成為一個普通的歐洲強國，而且不是最強的國家。失去印度，還是接受中國的地緣政治安全需求，我認為英國會選擇確保印度。
從現在看，中國正在努力嘗試讓英國完全明白這件事。現在就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作為判斷標準。英國此時已經很清楚，它靠自己的力量絕不可能守住仰光，所以民國國防軍此時反倒不會奪取仰光，而是會開始進行充滿了攻擊性的宣傳。根據我與何銳閣下的接觸，我認為他是一位非常優秀的地緣政治大師，在選擇戰略目標，以及如何結束戰爭，他都有著非常出色的能力。”
教室里的眾人能听明白地緣政治學角度下的中英戰爭，卻無法想象具體執行步驟。豪斯霍費爾教授完全不指望大學在校生們擁有戰略實施能力，就把這個問題略過。不過豪斯霍費爾教授直覺的認為，何銳在就讀日本陸軍大學的時候，已經擁有了執行大國戰略的能力。
課程並不復雜，到了提問環節的時候，柏林大學的學生們就如豪斯霍費爾教授所料，提出了，“為何英國政府沒能盡早應對？”的問題。
豪斯霍費爾教授答道︰“地緣政治基于現實，然而英國政府對于現實的理解能力沒有達到何銳閣下的水平。所以英國政府關注的是淺層現實利益，而不是深層的地緣政治戰略。這本就不是一場對等的戰爭，而是一位戰略大師主導並且發動的戰爭。大家感覺到的違和感，正是基于雙方戰略能力的差距。如果現在執政的是滿清政府、袁世凱政府或者段祺瑞政府，你們會看到另外一種違和的局面。造成那種違和局面的原因是，英國政府的戰略能力遠勝過中國政府。”
說到這里，豪斯霍費爾教授敲了敲黑板，在上面寫下了一句話，‘頂級地緣政治大師們同場競技的時代，是極為罕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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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完，豪斯霍費爾教授再次向學生們強調，“地緣政治學是一種研究客觀世界的學科，凡是想從事這種研究的人，必須保持客觀理性的唯物主義態度。切記不要將其功利化，將地緣政治學視為可以實現個人野心的工具。一旦脫離了唯物主義視角，得出得所有地緣政治結論都會是錯誤的，至少會含糊不清，模稜兩可。”
不過豪斯霍費爾教授並不指望這些年輕學生們真的能夠理解到這些。就他所見過的人中，只有何銳一個人能做到這些。而且，何銳本人還具備一個其他人不具備的優勢，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文明歷史的大國，只要奪取了中國政權，就自然成為能夠影響世界的巨大力量。
當今世界上，有這樣稟賦的國家兩只手就能數過來。很可惜的是，德國雖然在西歐是一個大國，距離這種天生的大國還有著相當的距離。想彌補這個差距，只能靠擁有地緣政治眼光的強力領導者成為德國領袖。
當下的德國魏瑪政府，完全沒有任何值得期待的可能性。這也是豪斯霍費爾教授講學、辦雜志，向學生以及廣大德國民眾講述地緣政治學的原因。如果上層沒有希望，就只能期待下層德國民眾中出現懂得地緣政治學的人來帶領德國走出現在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