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會議由我來主持。”何銳開門見山的按照會議流程明確了主持者。
與會的有6人，民國主席何銳，總理吳有平，科教部長趙天麟，內務部長許嘉，工業部長莊嘉雄，宣傳部長黃震。
作為發起此次會議的主持者，何銳命道︰“吳有平同志先來報告工作進度。”
吳有平打開文件，“1925年，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到1926年末，全國統計局要建成覆蓋全國經濟統計部門，向各級政府提供經濟數據。包括，人口統計、勞動人口統計、各地生產資料統計、工農業統計、交通運輸統計、消費力調查與統計……”
除了宣傳部長黃震邊听邊做記錄，何銳認真听著吳有平的報告內容，其他幾人臉上都露出訝異來。新政府已經徹底打破了皇權不下縣的舊傳統，建立起從中央到行政村的國家組織架構。然而吳有平提出的計劃听起來非常瘋狂，要對各個地區的人力、資源、生產力進行調查，尤其是要對消費力與消費潛力進行調查。
如果是沒有接觸過政府運營的普通人听到這個計劃，大概會憤怒和驚恐，‘國家竟然要搞清楚大家口袋里到底有多少錢！’
雖然驚訝，眾人並沒有感到不解。等吳有平做完報告，輪到了趙天麟，趙天麟的報告是未來的一五計劃中要完成的學校建設，以及要引進的外國教授數量。
“……強化工科與師範學校。各縣要有設立高中與技術學校……每一個市都要設立工科學校、衛生學校、師範學校。數量最少是一所。每一個省會都要設立一所包含醫學院在內的全日制大學，以及根據本地經濟特點的最少三所學院……各個重要的國有企業都要有相關的技術培訓學校。小學以所有適齡兒童都接受5年制義務教育為目標……”
在各國，內務部會管理國內警察安全事務，民國的內務部並不下轄強力機關，而是組織部。國安局、公安、警察等強力組織歸國務院管理。
許嘉拿出了最新統計數據，“到1924年6月，全國有大學29所，10所是東北建立，10所是公立大學，私立大學9所。29所大學共有在校生7萬4千余人。其中，東北各大學共有在校生5萬1千496人。其他19所大學在校生2萬3千余人……”
這就是中國高等教育現狀，很令人無奈的現實。在7萬4千余人中，共有3萬9千多人的理工科學生。東北各大學從一開始就全力培養理工科學生，3萬9千多人中，有3萬5千多人都是東北10所大學培養。
剩余的4千理工科大學生中，3千多人是北洋各個大學的學生。其中大部分要麼是國立北洋大學堂的理工系專業學生，要麼是吳有平與莊嘉雄畢業的北洋鐵道官學堂的學生。
听到這個介紹，工業部長莊嘉雄忍不住苦笑。作為福建人，莊嘉雄對自己‘北洋一脈’的印記並不在意。作為當年南洋艦隊錨地的福州人，莊嘉雄比較認同自己‘南洋艦隊一脈’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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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數據就是如此的冷酷，辦公室內的這幫人都是這些學校畢業的。南方雖然在洋務運動中就開始買設備辦工廠，但是京津自有優勢，在正規學校建設上，尤其是大學建設上具備很大的優勢。
南方的理工科學生數量很低。畢竟南方各大學都與外國勢力有關，外國人不需要中國本土工程師，他們需要的是懂得西方的法律、文化等方面知識的中國人為他們所用。
中國各種技術類學校中，最興盛的是軍校。在這麼一個戰亂時代，各地都辦軍校。雖然質量與列強有不小差距，但是數量上不錯。而各省軍校都接到命令，前往京城鄭州等待整編，過期不到者統統取消其學歷認證。
此時在鄭州已經集結了大概一萬多名各地軍校的教師以及學生，北洋軍校則由國防軍直接接管。
許嘉只是把統計數據講了一下，到1924年6月，納入到全國人口統計範圍內，能夠聯系上的各大學的大學畢業生共13萬7千600人，其中東北大學畢業的6萬4千751人。
新式中小學校是在1900年後開始在國內興辦，時間晚，除東北之外，高中以及等同學歷（民國中學生）的學生64萬人，小學生674萬人。
算上東北的話，數字樂觀了許多。東北過去不到10年里全面掃盲，強制義務教育。東北是一個移民區，人口構成與現在的中國普遍人口結構不太一樣。難民比例大，青壯年比例大，單身比例大。這些年的穩定環境下，嬰幼兒比例大。學齡兒童少年比例只有10。
內外蒙人口比例又是此時的游牧特色，地廣人稀，逐水草而居。這些年修了些水庫，並且采取了適合當地牧野以及生態發展的技術，定居人口多了些，卻還是牧區特色。
東北400萬兒童少年都被強制接受教育，由于不少人是少年時被強制義務教育，小學生升中學比例勉強達到了30。但兒童時期就接受義務教育的，升中學比例就達到了54。
有這麼一個數字，是因為由于男女平等政策下，整個東北的產業工人數量已經達到了270萬，農業工人260萬。工人以及國營農場的子弟全都接受了強制義務教育，鼓勵孩子們小學畢業後上中學。這些產業工人以及農業工人接受了掃盲後，很明顯的注意到，初中生們的就業空間就是比小學生大，工資也高。既然有讓自己孩子上初中的機會，自然順水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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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4年6月，民國的全部家底就這麼多。勉強1000萬小學生，200萬初中生，90萬高學生，不到14萬大學生。全部這1304萬的學生中，課時知識比例中語文大約佔40，數學20，體育10，外語10（全靠東北+京津+各地教會學堂），歷史8，地理5、音樂+繪畫3，物理3，化學1，其他課程學時比例基本可以忽略不計。
許嘉介紹完，輪到工業部長莊嘉雄。莊嘉雄的介紹言簡意賅，“當下有7個工業門類需要發展，科學原理是主席提供的，需要大量的技術人員與工程師完成這些門類的技術研發。”
第一輪介紹結束之後，其他幾人都大約明白了何銳這次會議的目的。在何銳看來，這些內容可以有機的結合在一起，整體促進效率。莊嘉雄心中還認為，何銳要進行人力資源的分配。當下的大學生以及工程師滿足不了工業部所需的技術人員。
何銳開口了，“經濟工作不完全等同于工業建設，從各地的報告來看，今年糧食收成比較穩定。農村普遍破產的局面應該得到極大緩解。民無信不立，既然已經取信于民，接下來就該進入向農村提供輸血的階段。要向農村提供訂單，拉動就業……”
等何銳講述完，宣傳部長黃震問道︰“主席，采取市場方式會不會效率太低？”
何銳知道一定有人會有這樣的疑問，畢竟東北當時就不是這麼搞的，黃震的問題問的很好，“效率低的原因並非是市場，而是各地政府有沒有能力提供勞動力就業機會。吳總理提出建立數字化管理方式，目的就是為了讓各地的政府能夠有的放矢。”
所謂吳有平提出的統計模式是何銳提出思路，讓吳有平與國務院那邊制定出來的。這種管理模式在何銳的時空最早出現在1985年左右，是巨型計算機出現之後開始在g7國家開始使用。光收集數據是沒用的，非得對數據進行大量分析才能得出一個相對科學的結果。中國則是在2004年後才掌握了這套技術，並且開始執行。
根據何銳的判斷，現在中國4億8000萬人口，居住地區也相對集中。采用人力計算雖然成本很高，成本依舊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畢竟中國的勞動力價格低，勞動力數量又足夠。從創造需求的角度，這些崗位的確能夠拉動需求，並且大大提升效率。
從提前布局的角度，現階段的積累對中國數學提出了海量的需求，也是大量數學專業人才成長的沃土。等計算機出現，哪怕是最原始的電子管計算機出現，那些積累起來的算法也能得到最充分的發揮。
這些此時當然不用提出，何銳繼續對市場經濟做了解釋，“市場的效率談不上低，也談不上高。市場只是交易的集合。與命令式經濟相比，市場有著更巨大的覆蓋範圍。這就是市場看似高效的部分。與命令式經濟相比，市場受到非常多理性與不理性因素的影響，這就是市場看似效率低的部分。市場與其他的任何存在一樣，在簡單片面的視角中都會被扭曲其本來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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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部長的任務是讓沒有參與政策制定的人們理解政策本意，既然何銳已經做出了一定的介紹，黃震就繼續听著會議內容。
其他內閣成員也一樣等待著。用經濟分析模式管理國家是從所未見的模式，大家都想听听何銳對于現有人力資源的分配。
“每一個市都要有能夠對數據進行分析的團隊，縣級部門最好能有，如果沒有的話，也需要縣政府縣委有能力理解數據分析的內容。知道本縣有多少購買力，再配合本縣經濟發展水平，就能確定產品生產的優先級。但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能夠引導經濟發展，促進經濟發展。這對于各個地方政府是很高的挑戰。我認為應該最優先滿足的是這部分人力需求，同志們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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