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飛委員以為列寧同志擔心中國的強大，正考慮怎麼談論此事，報告送來了。列寧同志的目光在文件上往來，很快，平日里自信從容的神色又出現了。
目光劃過最後一行，列寧同志就把文件遞給了越飛委員。帶著好奇心，越飛委員很認真的閱讀起來。文件很短，何銳提出東北政府與甦俄互派貿易代表團，或者在某個城市進行商品貿易的展覽會，又或者各自貿易代表團直接到對方能夠提供商品的城市。
何銳還表示，如果短期內有緊急需求，可以直接通過電報聯絡。
越飛看到這里，暫時停下了閱讀。回想俄國匱乏的現狀，越飛委員不知道處于匱乏狀態的俄國能拿出什麼與中國東北交易。
就這麼一遲疑，列寧同志用那種自信的語氣說道“越飛同志，我希望這就是何銳與我們交流的手段。”
越飛委員更不明白了。不過還有一段內容沒看完，越飛繼續看了下去。
何銳在信的後半段寫到，“根據東北的經驗，在數年的對外貿易中，東北政府並沒有賺到什麼利潤。但東北全面參與到國際貿易之中，通過正常的貿易交流，大大提升了東北的生產力水平，擴大了產能，也提升了人民的收入，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中俄兩國都是大國，有著各自不同的產業與產品優勢，建立龐大的貿易，能夠促進兩國經濟更快速發展。”
看到這里，越飛委員有些驚愕。從列寧同志的反應來看，他已經傾向于建立外貿關系，這會不會導致俄國的更多問題。畢竟俄國現階段處于匱乏，真的拿不出什麼能夠交易的內容。
然而列寧同志看來已經下定了決心，就听他問道“越飛同志，如果讓你參與制定貿易清單，你認為近期有什麼需要進口的？”
越飛委員想了想，突然冒出了一個念頭，“能進口伏特加麼？”
列寧同志愣了愣，嘆息一聲，卻沒說什麼。
三天後，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臨時會議上，列寧同志提出了與東北政府全面貿易的看法。委員們的反應出乎越飛委員意料之外，沒有人激烈反對，大部分委員要麼遲疑，要麼不知所措。
打破沉默的是托洛茨基委員，“列寧同志，我們向東北出口什麼？”
越飛委員認真的听著，想知道這個同樣困擾他的問題。就听列寧同志答道“如果同志們不反對這個決定，就可以派遣貿易代表團前去東北，看看東北政府需要什麼俄國產品。”
在沒有反對也沒有支持的情況下，一支甦俄貿易代表團組建起來，與東北政府約定在邊境上進行談判。
談判過程很不友好，團長謝瓦廖夫是工人出身，負責後勤工作。被黨組織委以重任，謝瓦廖夫同志決定要談出一個絕對要對得起黨組織的清單來。
東北方面非常最初非常客氣，但是談到具體內容後，談判氣氛很快就變得劍拔弩張起來。最後對方丟下一句，“我們把談判記錄交換一下，就結束這一輪談判吧。”
謝瓦廖夫同志被這話激怒了。尤其是對方直接對談判記錄的要求，令謝瓦廖夫同志感覺自己的努力遭到了巨大的蔑視。
不就是告狀麼？！誰怕誰啊！
草草交換了談判記錄，謝瓦廖夫同志就下令貿易代表團回莫斯科復命。火車走到第二天，就接到了莫斯科的電報，要謝瓦廖夫同志帶上對方簽字的談判記錄到新西伯利亞地區等待中央派來的同志。
這下謝瓦廖夫同志有些懵了。為什麼要對方簽字的談判記錄？有這個必要麼？
然而黨組織的命令是必須服從的，謝瓦廖夫同志不得不下車，因為火車不是專列，沒辦法等待謝瓦廖夫同志。他只能帶了兩名團員，乘坐馬拉雪橇，冒著風雪跑了三天，才回到邊境。
謝瓦廖夫同人認為需要非常多的手續才能得到對方的簽字，謝瓦廖夫同志已經下定決心，哪怕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拿到帶對方簽字的會議記錄。
一個電報發到對岸，對方居然立刻回應了。渡河而來的中國談判人員冷著臉遞上一份文件，謝瓦廖夫同志看完，在談判記錄上，都有中國人員的簽名。尤其是在一些雙方有分歧的部分，中方人員還做了注釋。或者是‘語言翻譯問題’，或者是‘記錄了氣話’，做的十分認真。
在文件最後，有中方人員的簽字。
謝瓦廖夫同志能理解，中方人員這是等著沒走。這份心情倒是不錯。然而那些注釋則令謝瓦廖夫大大不快，寫的這麼細，一定是為了方便告狀，指責謝瓦廖夫有錯。
而中方人員也沒有給謝瓦廖夫同志好臉色，完成了文件簽收後，他就帶著簽收的收據轉身離開。一句多余的話都沒有。
看著中方人員的背影，謝瓦廖夫忍不住低聲咒罵了兩句。
中方人員沒有听到咒罵，因為負責此事的物價局局長韓海濤也在心里面大罵呢。
作為前茶館老板，又是物價局局長，黨組織覺得韓海濤同志非常了解物價，又有著豐富的待人接客的經驗，適合負責這次談判。韓海濤自己覺得黨組織的信任是有道理的，也就勉為其難的接受了委任。
這一路上韓海濤局長氣鼓鼓的，覺得自己猶如青蛙一樣。回到哈爾濱，見到了正在哈爾濱視察工作的何銳，便是韓海濤局長也直接爆發了。
俄國人正如傳說中的霸道，無禮，野蠻。尤其是不懂規矩。韓海濤局長怒斥了俄國人的種種後，直接給了評價，“主席，俄國人靠不住！”
何銳微笑著听了韓局長的控訴，其間忍不住被逗樂了好幾次。尤其是最後關于交換‘談判記錄’的事情，何銳被逗得哈的笑出聲來。
韓局長覺得何銳笑完之後會很生氣，就听何銳評價道“何海濤同志，咱們自己的同志若是沒有接受過培訓，做的也未必就比俄國人好到哪里。在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都是年輕學生。”
韓海濤一愣，竟然不知該怎麼回到。何銳的話怎麼听都沒有指責人的意思，也談不上贊同。就如何銳平日的發言一樣，有種健康向上的感覺。一時間，韓海濤的氣也不禁消散了許多。但是韓海濤局長還是說出一件事，“主席，俄國的談判團長听我們說起充分就業的實際價值後，說我們威脅他們。我很在意。”
看何銳對此有興趣，韓海濤繼續講述了事情的來龍去脈，還翻開了會議記錄中的那部分，“……主席，當俄國方面的談判代表表示普通貿易並沒有我們認為的那麼重要之時，我們就把充分就業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告訴他們。俄國代表團的團長當即表示，我們在威脅們。我不知道那人到底怎麼想的。”
何銳輕笑一聲，並不覺得有什麼大不了的。既然這位俄國貿易代表團團長的名字十分陌生，何銳也不覺得他能混到什麼不得了的高層。也就是說，這位聯共（布爾什維克）黨員對于商品經濟的看法大概率沒有跳出農業社會的範疇。
農業社會經常出現數量相對于小農生產者數量較大，同時也找不到買家的商品。這在商品信息十分不發達的生產環境下是常態。農業社會中，人們處置這部分商品的方式就很值得玩味。
正因為不知道這部分商品的價值，很容易出現兩種極端處理方式。要麼極為廉價的出售，要麼就一定要賣個高價。凡是較真的人，面對已經付出了勞動力的產品，是傾向于要高價。
既然對方並非是一個高層，未來也不是高層，他對于經濟的理解很可能如此。
商品的使用價值越清晰，價格反倒越容易達成共識。這也是為什麼選擇物價局局長韓海濤作為談判代表的原因。如果讓何銳負責此事，哪怕何銳在理論上口燦蓮花，也真的不知道一件商品到底在市場上會賣到什麼價位。
何銳在這個時代也沒怎麼為自己花過錢，在另一個時空，因為網絡支付的緣故，已經好久好久沒有觸摸過現金了。
附近幾家有良好供貨渠道與價位的大超市與小超市，就完全決定了何銳對于普通物價的認知。
何銳嘆道“辛苦你了，韓海濤同志。消消氣，下次俄國換了談判代表的時候，還得你這有經驗的同志和他們談。”
韓海濤的氣憤，一半是因為俄國人的態度，一半是擔心沒談成，被追究責任。連何銳都不追究，韓海濤也就放下心。另一個問題很自然的冒了出來，“主席，俄國方面真的會換人？會不會換上更糟糕的人？”
“韓海濤同志。俄羅斯這個民族誕生的很晚，大概是康熙年間才開始出現俄羅斯民族的概念，到現在也不過200年。這是一個年輕的民族，對外的反應自然和年輕人差不多，有股子不當大哥渾身不自在的愣頭青傻氣。以這樣的民族特點，你覺得他們想做成一件事的時候，會怎麼選擇？”
听了何銳的話，韓海濤稍一思索就明白了會發生什麼。愣頭青們是不會選擇低頭的，如果非得有什麼力量壓制他們，逼著他們就範。愣頭青要麼蔫了，對事情就走走過場，完全陷于內心的失落。要麼就裝作低頭認錯，盡力把事情向著解決的方向推動。
不管是哪一種，前茶館老板韓海濤都覺得自己能對付。畢竟以前的自己不過是個小小的茶館老板，現在物價局局長兼談判代表韓海濤代表的是東北政府這個強大的組織。沒理由怕那幫王八羔子。
謝瓦廖夫同志並不知道中國談判代表韓海濤對他的看法，拿到了簽了字的談判記錄後，他就冒著零下六七度的氣溫，乘坐著馬拉雪橇趕路。白天的寒風與能凍死人的夜晚都無法阻止謝瓦廖夫同志的腳步。
盡快把消息送到組織手里，並且將中國東北政府談判中表現出的不懷好意告訴給黨組織，這就是聯共（布爾什維克）黨員的義務。
謝瓦廖夫同志運氣不錯，他剛趕回到下車的小鎮，正好有一列運送傷員的火車經過。大家就擠上了火車，與傷員們一起往西伯利亞的小城趕。
傷員們真的很慘，大家不僅忍受著傷痛，還要面對感染帶來的痛苦。不少人傷口化膿，發起了高燒。從莫斯科來的謝瓦廖夫同志立刻想起了在莫斯科盛傳的神藥，就詢問隨車的軍醫護士是否知道‘磺胺’這種新藥。
軍醫和護士听完謝瓦廖夫的問題，不解的嘗試用俄語卷舌音發出‘磺胺’這兩個音節。但是很明顯，他們連听都沒听說過，發出的聲音極為怪異。
謝瓦廖夫在下一個車站立刻發電報給莫斯科，請求調集磺胺給車站。有不少紅軍官兵的情況已經非常緊急，若是這麼熬下去，只怕在半路上就會犧牲在車上。
第一條電報發出去之後幾乎是石沉大海，第二條電報是發給謝瓦廖夫同志的直屬領導，總算有了回應。領導在電報里只說了兩句話，“磺胺是從中國進口的藥物，你既然在與中國談判，可以酌情向中國方面提出緊急要求。”
謝瓦廖夫把回電看了兩遍，整個人呆住了。他一直以為，在莫斯科各醫院挽救了極多病人的磺胺是聯共（布爾什維克）中的醫學家研制出來的。完全沒想到竟然是中國東北的產品。
自己的上級是不會扯謊的，尤其是在這件事上。所以確切的消息認知讓謝瓦廖夫同志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現在回去再和中國方面談判幾乎是不可能，而身邊的紅軍官兵們也在眼睜睜的遭受傷病的折磨與威脅。
到底該怎麼辦才好？
左右為難許久，謝瓦廖夫不得不決定，先到組織要自己前往的鄂木斯克。
火車又開動起來。這次謝瓦廖夫一言不發，而那些被‘莫斯科來的同志說有特效藥’的消息喚起了期待的軍醫與護士們都用期待的目光看向謝瓦廖夫同志。
‘從莫斯科來的同志’，這麼一個身份就足以讓謝瓦廖夫在普通的紅軍眼中有著完全不同的身份。更不用說，謝瓦廖夫同志還是一位干部。他所說的話就一定是真的。
但沒人逼問謝瓦廖夫同志。大家都知道現在俄國甦維埃政權的局面，如果真的有這樣的藥物，也不會是數量大到可以隨時給普通官兵服用。尤其是這藥物是如此的有效。
幾乎每天都有傷員因為化膿感染而病情加重，每天也都有垂死的傷員被抬下車。便是如此，謝瓦廖夫同志發現軍醫和護士們依舊有著希望，即便已經犧牲的同志們無法被挽救，但是有更多同志們還在死亡線上掙扎。只要有據說名叫‘磺胺’的神藥，他們就還有救。
火車終于到了鄂木斯克，這里是後方的一個大站，也有著最大的軍醫院。火車剛停下，就上來一群接車的軍醫和護士。他們簡單的查看了傷員病情，凡是開始發燒的，不管是怎麼引起的，先給傷員服下一片略顯灰黃色的藥片。對那些已經發燒燒到糊涂的紅軍傷員，撬開那些咬緊的牙關給硬灌下去。
隨車的軍醫與護士看著如此雷厲風行的醫療，當即詢問起這藥是不是‘磺胺’。接車的軍醫有些訝異，“你們怎麼知道的？”
軍醫與護士們，還有得到消息的傷員立刻指向謝瓦廖夫同志，“是這位莫斯科來的同志告訴我們的。”
接車的軍醫只是看了看謝瓦廖夫同志，向他點點頭，並沒有多說什麼。而是繼續給發燒以及傷口化膿的傷員們服藥。
謝瓦廖夫覺得自己總算為前線的同志們做了些什麼，心中一塊大石頭落地。就在此時，車廂外有人喊道“謝瓦廖夫同志在麼？哪一位是謝瓦廖夫同志。”
听到這呼喊，謝瓦廖夫知道是在找自己，隨即想起了談判失敗的事情。自己的責任是免不了的，接下來就該接受上級的嚴厲批評了。
又看了看那些傷員，謝瓦廖夫同志走下火車，對著正在尋找自己的接車人員走去，“我就是謝瓦廖夫。”
就如所料，謝瓦廖夫遭到了嚴厲的批評。面對嚴厲的批評，謝瓦廖夫坦率的承認，“我並沒有注意到進口的藥物。”
上級並非謝瓦廖夫的直屬上級，面對謝瓦廖夫的回答，這位干部臉色更加不快，拍著桌子大聲說道“這不是藥物，黨組織派你去，是要你和東北進行商業談判。你沒有完成任務！”
謝瓦廖夫並不準備乖乖听話，他有自己的看法，“領導同志，中國方面提出的清單，是我們現階段也需要的物資。木頭，礦石。這些難道不該用在我們自己工廠的生產上麼？我們自己都沒有多余，為什麼要出口給中國方面？”
這回答不僅是謝瓦廖夫的真心話，他也曾經與談判團的同志們討論過，沒有人能反駁這話。因為這就是事實。
唯一對此事提出不同意見的是東北政府一個叫韓海濤的談判代表，到現在，謝瓦廖夫還能記得起那家伙臉上的帶著無奈的嘲諷神色，至少謝瓦廖夫同志認為那是嘲諷的神色。
因為韓海濤說了一句謝瓦廖夫決不能接受的話，“謝瓦廖夫同志，在這交易中，我們給的價格比你們自己銷售要高。這對于活躍甦俄的經濟有好處。”
謝瓦廖夫同志絕不同意這樣的看法，如果甦維埃有著用不完的木料、礦石，謝瓦廖夫當然願意拿出來與東北政府交易。然而，現在沒有。謝瓦廖夫絕不接受讓甦維埃人民挨餓受凍，卻為別國提供產品。
于是，面對了領導的斥責。謝瓦廖夫把這段談話講給領導听。
看得出，領導的神色也動搖了。謝瓦廖夫願意承擔談判失敗的責任，但是在優先供應這件事上，謝瓦廖夫同志不肯退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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