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在報道的時候需要試圖區分事實和價值，記者負責事實的采集和核查，需要告訴大眾事實到底是什麼、到底發生了什麼。
而對這個事實應該如何評價，則引進了多套系統。
于是媒體開始淡化黨派立場，反而開始追求一種叫公信力的東西。
在二十世紀初，丑國的報紙出現了1美分一張的報紙，並且成為了早報晚報體系，上班的藍領工人都可以上班時買一份，下班時再買一份，報紙迅速成為大眾的精神消費產品。
所謂公信力，其實就是媒體企業為了在客戶前面樹立不偏不倚形象的一種手段，因為只有不偏不倚才有可能獲得最大數量的客戶。
那如何才能有公信力呢？媒體的總編輯在商業繁榮時代就提出了很多新的準則，成為了媒體行業競爭的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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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開始反過頭來不斷的修理政客和政府，以建立他在大眾中是一個有責任心和公信力的機構，媒體記者被稱為無冕之王，成為民間的意見領袖和維權代表。
自此，媒體被稱為作第四權。
紐約最有分量的報紙《晚郵報》和《世界報》也感到了過渡時期的壓力，報紙的各種開銷和發行量成為反比，但具有知識色彩的報紙保持了原來的風格。
戈德金離開《晚郵報》後，這份報紙依然十分出色，懷特、奧戈登、斯特倫斯基繼他之後，傾心傾力地投入到新聞事業中去。
威爾遜主持《晚郵報》的時代，編輯部的人員感到了自己所從事的事業的崇高，在丑國新聞史上他們有著偉大編輯的榮譽，然而沒有誰預料到柯蒂斯會在1923年吞並了這份出色的報紙。
《世界報》也同樣保持了它的榮譽，在普利策死後報紙原則仍未改變，它依然在新聞界中保持著民主和自由主義的領袖地位。
然而，殘酷的競爭還是壓垮了它。
1931年，人們再也讀不到《世界報》了，只剩下一家叫《聖路易斯快郵報》的報紙在繼續著這種有著光榮傳統的新聞事業。
在過渡時期，不僅僅報紙在發生變化，雜志也同樣被過渡期的浪潮推動著，其變化比報紙有過之而無不及。
首先，雜志與報紙一樣在技術上尋求突破；
另外，在迎合讀者的問題上，雜志采取了折中或變通的態度，他們已經學會不去苛求讀者。
與報紙一樣，廣告經營也成為雜志存活的命脈。盡管報紙和雜志都承載著一定的文化，但它們在過渡時期表現有很大的不同，雜志在其中的分化轉變比起報紙來更加徹底。
譬如，《哈潑斯》的轉變使《紐約時報》和《芝加哥論壇報》也難以望其項背。
報紙的發行量與社會與人口的發展成反比，而雜志截然相反，它的發行量以數倍增長，實在令人矚目，在其後不足50年的時間里，丑國雜志的發展與成就實在讓人嫉妒。
19世紀初，各種雜志依然保持著傳統和嚴肅性，刊物以發表為主，其余的版面只能靠一些歷史、游記、傳記、小品文等填滿。
雜志的受眾還沒有面向大眾，而是以中產階為主，其次是一些社會組織、學校和圖書館作為收藏。
人們在雜志上討論問題總是講求客觀性，還略有一點學究氣，一些外國作家的漂亮文章也不時會在上面發表。
那時，雜志的發行還沒有上升的趨勢，即使是《大西洋月刊》、《民族》、《哈潑斯》、《世紀》、《獨立》也都如此。
但後來，人們卻把那時的雜志看成最高典範，其作品的價值是20世紀的雜志無法比擬的。
在20世紀的所有雜志中，似乎只有《紐約客》的表現尚可，至少它還盡力保持從前的水準。
盡管如此，依然出現了一批有才華的編輯和大牌記者，如麥克盧爾、沃克、斯蒂芬、拉塞爾和亨德里克，是他們讓雜志的銷量大增，並突破以前不敢想像的幾十萬份。
可以說，新雜志代表著懷疑的時代，而傳統雜志則表現了一個樂觀時代。
揭露成為雜志的新任務，雜志人成為一些機會主義者，寫一些表面而淺薄的文字。
這種行徑為新雜志帶來了新的問題，《漢普頓》停刊了，《大眾》和《麥克盧爾》則被與雜志內部有利益關系的財團買下，《丑國雜志》也改旗易幟。
大量廣告、鼓吹商業的文字、通俗佔領了雜志的版面。
雜志的風格變為平易近人和輕松實用，其中表現最為明顯的是《婦女家庭雜志》，它從新舊不同的風格中找到了自己的路。
雖然它不具有權威性和廣泛影響，但是這個時期最有典型特征的雜志。
26歲的愛德華•博克接下了《婦女家庭雜志》，他在雜志中展現出平易的風格，並且主持編輯了30年。
各種貼近讀者的專欄廣受歡迎，關于咨詢、指南和一些生活家庭常識類的文字成為該雜志的主要特色。
當然，他們有自己的立場，敢于揭露公共問題，譬如，專利藥品的斗爭與改革，伯頓法案的出現都是他們的功勞。
但上述的一切都要比廣告顯得遜色。廣告業績與雜志的銷量成正比，或許可以說，是《婦女家庭雜志》開創和培養了丑國人只看廣告而不瀏覽內容的習慣。
另一個成功雜志的代表是《星期六晚郵報》，雖然它的名字听起來更像一份報紙，其實它是後來廣受歡迎的周刊之一。
19世紀末，年輕的羅里默買下《星期六晚郵報》，那時它還是一份不大知名的雜志。
羅里默是個具有商業頭腦的家伙，成為一個成功的商業人士是他的理想，他清楚地意識到，文學、新聞、公共事業，都具有商業利用的價值。
羅里默還寫過一部商業書籍，據說還很暢銷，他所買下的雜志同樣具有商業暢銷書的特色。
他把成功的商人以傳記文學的形式印在雜志上，商業報道和對商業歷史的審讀也成為這本雜志的工作任務；
在評論方面，這份雜志喜歡鼓吹丑國的政治，強調本國優勢，對于各種企業都表現出友好的態度。
他的做法在當時十分成功。即使在經濟大蕭條時期，發行量也達到了不可想像的300萬份。
羅里默可以稱為雜志史上的卓越編輯。
盡管羅里默以商業的頭腦經營，但是他從來沒有在他的雜志上放棄文學，相反，他能夠看到文學的商業價值。
購買《星期六晚郵報》的讀者不少是文學愛好者，因為上面有優秀的作品，諾里斯的《章魚》、卡貝爾的《鷹影》等都被文學愛好者喜歡，上面也包括名家德萊塞、劉易斯和康拉德的作品。
這本雜志保持著高尚品位的原則，你可能懷疑這本雜志的文學信仰，但絕不能懷疑雜志上的優秀家，包括那些通俗家和漫畫家們，他們也一樣受歡迎。
他們使讀者在通俗中學會享受，而沒有落入低俗。羅里默在雜志上沒有和政治、經濟更好地聯系起來。
這是因為他對運動和社會改革總是抱有不信任的態度，他是個保守派，這從他編輯的雜志中就能看出來。
當然，在雜志上，他們也能寫些對政治或公共問題抱怨的文章，不過他們保持與主流思想的一致性，攻擊布爾什維克，贊賞那些金融領域中的成功人士，在雜志中折射出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混合氣味。
像博克和他的《婦女家庭雜志》一樣，羅里默和他的雜志也是成功的。
人們看到了這種成功，于是紛紛效仿，出現了《世界主義者》、《柯里爾》、《照明燈》、《婦女家庭之友》等雜志。
但這些雜志年復一年地重復著同類東西，給讀者的印象根本談不上深刻，沒有成功雜志的精神。
這些雜志是大眾消遣的對象，沒有任何生活的理念和思想存在，它們讓讀者的思維變得簡單，丟掉了以往的想像力，讓美國的雜志走向了墮落。
在20世紀初，只有《世界工作》雜志還能受到人們的贊賞，這主要是主編佩奇的功勞。
佩奇有著高遠的眼光，他曾經供職于《論壇》和《大西洋》月刊，熟悉新聞工作，在政治上傾向自由主義，並對文學滿懷敬意。
他的這種能力和態度使《世界工作》具有文化啟蒙的意義，他為這份雜志做了10年的貢獻。
1914年《新共和》誕生，負責這本雜志的是沃爾特•李普曼和赫伯特•克羅里。
《新共和》是一份周刊，以政治評論為主要方向，並試圖以審視的態度來認識丑國社會。
雜志體現了知識性和批判性，並以此保持內容的健康。當時，以揭露丑聞為主要內容的雜志紛紛停刊，《新共和》就是在此時出現的，並突出了自己的獨特性。
《日晷》在兩年後遷到紐約，並從此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在政治評論上，《日晷》失去了它的批判性，僅僅將這種批判保持在文藝方面。
隨後，一些出色的新聞人加入進來，如倫道夫•伯恩、哈羅德•斯特恩、範•布魯斯等，他們為《日晷》找到了方向，並確定了雜志的風格和理念。
雜志轉變的意義要更加深遠，即使單從數量上來看，也難以磨滅人們對雜志轉變的印象。
盡管《日晷》在繁多的雜志中表現出色，但在1929年還是被迫停刊，這是丑國雜志史上最令人傷心的事件之一。
《民族》則依然保持了它的傳統，但開創了自己的批判性。
在丑國新聞史上，那些承載丑國文化光榮的雜志則是《紐約客》、《新共和》、《大西洋》月刊，承載了這種光榮的還有讓人敬慕的報紙《紐約時報》，它們為世界呈現了一個具有知識和思想的丑國。
不過那都是後話了，現在無論雜志還是報紙，都掌握在死板而老舊的精英貴族手中，距離真正的自由還有相當長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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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是商業機構，編輯不可能為了自己的個人觀念去得罪主流的民意。
所以客觀這一標準，有很大的進步,但依然被商業所約束、被客戶觀念所約束，其實是要大打折扣的。
從二十世紀初起,媒體企業的總編們，開始意識到，其實一個媒體總編的政治地位其實遠高于那些眾議員和州議員。
第二套叫做專家系統，就是報紙找到一批知識分子，專門來評論各種熱點事件,並且有多種不同的觀點，這就叫新聞評論系統。
在新的競爭準則下，一個記者報道未經查證的消息，是被媒體和大眾所唾棄的，而新聞評論也有約束，完全違背大眾主流價值觀的評論也會被編輯系統過濾掉。
當然，我們應該清醒的認識到，所謂這種客觀，其實也是主觀的。
這種客觀後面還是必須要迎合主流的社會價值觀，而不是真正能做到真正的客觀。
這時的大眾媒體，並非是一個真相報道者，他只不過是社會主流觀念與精英編輯共同合作的產物，白人私刑黑人時，媒體照樣倒向白人，種族隔離，媒體照樣支持，踫到戰爭也是一邊倒支持政府。
第一套叫做社論系統，就是報紙的核心編輯人員對事件的看法以及他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現代媒體的很多標準操守就在這時開始誕生了，比如說，媒體應該追求獨立客觀，他們不能歸屬于哪一個政治派別；
因為媒體的大規模擴張，讓他擁有了影響大眾的能力，甚至在某些議題上，媒體具備有引領的作用。
這時媒體企業將公信力作為核心競爭力，不斷強化媒體的公信力和其所承擔的社會責任。
這時的媒體企業，他們的目標發生了徹底的改變，不斷地獲得消費群，不斷地找到廣告主，就成為媒體的唯一目標。
這一系列變化的直接結果是,報紙現在迎合的不是政黨了，而是開始要迎合大眾和廣告主。
消費群的擴大吸引了更多的工商企業投入廣告，形成良性循環。
從此,媒體的收入徹底擺脫了團伙，開始成為可以獨立存在並獲得穩定商業利潤的企業。
那這個時候，媒體如果還與團伙保持緊密關系就只會損失客戶。
因為客戶的政治意識形態多元,假如一家媒體從屬于某一團伙或是偏好某一團伙，那就不可避免會得罪另一相反意識形態的讀者，使得自己的消費市場變小，進而影響廣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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