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糖廠的生產如火如荼，可工人們早已經沒有了以前的干勁。
大家想不明白的是，為什麼每年的生產都忙不過來，可偏偏就是賺不到錢呢，不但如此，每年都要向銀行借錢來給開工資。
錢哪去了？
王建國也搞不明白，或者說，這個年代的國營企業人都搞不明白。
此時年中了，甘蔗收購季早已經過去，糖廠正在做的是加工，按照遠海貿易公司的要求制成多種多樣的食用糖用于出口日本市場。
王建國看了過去半年利潤的時候，心情是頗好的，可是轉眼看到負債報表，心情就又跌到了谷底。光是到期償還的銀行借款就要吃掉全部的利潤。去哪里找錢發工資，又一次成了擺在王建國案頭的第一件事情。
一聲長嘆，王建國點起煙，抬頭看向坐在面前的總經濟師陳技術，吐出一口煙，道，“老陳，明明年年有利潤，可我們的錢呢？按照賬目上這個情況，下個月的工資我上哪找？”
原是技術科負責人的陳技術，在後來的大整頓之後，破格提拔為總經濟師，整個廠子兩千多號職工里不包括家屬）就他這麼一個大學生，
陳技術苦笑不已，道，“王廠，我是半路出家的經濟師，廠里的情況你應該比我清楚的。”
他大倒苦水，“效益好的時候，縣里要求上繳多少利潤我們都如數上交了，後來效益不好，但是縣里給的上繳指標反而越來越高，我們把錢交給縣里了，工廠的運轉當然出問題了。”
王建國沉默不語，良久，他說，“這幾年都是縣里給咱們撥款，不然咱們根本沒錢發工資，更別說設備的維護了。”
“那只不過是把以前上交的錢還回來一小部分。前段時間我把建廠以來的財務報表都翻出來看了一遍，咱們廠每年的淨利潤都上繳到了縣里，可是在經營遇到問題的時候，縣里卻沒有給我們撥款，我們的第一筆貸款就是這麼來的。往後就是越借越多，拆東牆補西牆，偏偏縣里每年下達的利潤指標從來沒有降低過。明面上西海糖廠賺了很多錢，實際上也賺了很多錢，但是這些人僅有極少一部分留在了廠子里，咱們廠實際上早就資不抵債了。”陳技術一口氣說完，也點了根煙抽起來。
按計劃生產，按計劃上繳利潤，按計劃運營，按指令管理……
一開始認為國企的病因是政企不分，管理層關心的是政績前途，服從上級指令是首要任務，普遍認為這樣的體制是違反了市場規律的。
然而，當臨近21世紀初，政企分離之後，國企的競爭力依然沒有達到預想的水平，充分說明這里面的問題不僅僅是政企不分這個原因。甚至後來一系列的教訓表明，政企不分並不意味著落後！
當一個行業需要國家強力投入支撐起來的時候，政企不分的大央企的重要性就凸顯了出來，這樣的企業是市場穩定的重要基石，換言之，只要有這麼一家大央企在，老百姓的生活就不會受到市場巨變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最為人詬病的其實是石油行業，絕大多數人在經歷了陣痛之後發現，最不應該與國際接軌、接入國際市場的，恰恰是他們之前呼吁盡快與國際接軌的石油行業……
姚遠之所以遲遲不敢介入國營工廠的改制，正是因為他對華夏國企整個三十年的風雨歷程有著深刻的了解和感悟。
參與改制以西海糖廠為首的西海十三家制糖廠，與他收購濟柴動力廠不同，後者的情況已經是天怒人怨了，省里不管就這麼拖著，市里則沒有那個能力，幾千名職工為了生計擺地攤打零工，此時任何一家企業表達出願意收購該廠，都會被幾千名職工視為再生父母。
西海的制糖廠不一樣，首先，它們是農業終端工廠，是和商業連接的關節工廠，涉及的是農民的切身利益。
在華夏，農民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任何違背這一條準則的人，他們的結果無一例外都是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里。
姚遠現在敢接這麼一個燙手山芋，原因只有一個——他有龐大的外匯，以及由此帶來的巨大影響。
因為大家相信，他接手十三家制糖廠的目的是讓家鄉父老、廣大職工的生活越過越好。
王建國和陳技術在大眼瞪小眼，香煙一根接一根地抽，想不出什麼好辦法來。無奈之下，王建國說，“只能試著和縣里談一談，今年的利潤不上繳或者先上繳一部分行不行。”
“恐怕夠嗆，縣里拿得出手的工廠就我們一家，我們不上繳利潤，縣里得喝西北風。”陳技術一點信心都沒有。
“總得試一試，實在不行……實在不行我去借。”王建國好像下定了決心。
陳技術一愣，“銀行不會再借錢給我們了……王廠，你是說，你是說姚遠？他願意？”
王建國正想說話，電話機猛地響了起來，嚇了他一跳。
他接起電話，“我是王建國。”
只說了這句話就一直傾听著了，不到一分鐘，他臉色古怪地放下話筒，說，“縣里讓我馬上去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