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形勢我看得很清楚，不過跟你說的正好相反，不是敵人無法調動軍隊和警察，而是我們的人全都暴露在敵人的眼皮底下。魯莽行動，就有被敵人一網打盡的危險。同志們，大革命血的教訓我們時刻應該牢記在心。”郭嵩濤擲地有聲道。
“那又怎麼樣？我們不能被敵人的白色恐怖嚇倒。革命也許不是一次能成功的，也許這次我們還是會失敗，但是我們可以用鮮血和生命喚醒廣大群眾，喚醒他們心中的良知和斗爭的精神。”組織部的另一位的同志也是堅持武裝暴動的代表之一。
“用鮮血和生命來換取？這個代價太大了吧？”市委文化部的領導嘲諷道。
“就是，用誰的生命和鮮血來喚醒民眾？是用你的嗎？”郭嵩濤也冷冷地說道。
“對，是用我的，也是用我們的，說不定我們這次就能成功。”社會部的領導力挺道。
“你也知道是說不定的事，既然不能肯定，就貿然用犧牲整個地下黨組織的代價去喚醒民眾，你不覺得這代價太大了嗎？這個責任誰來負，你擔負得起嗎？”郭嵩濤毫不客氣地道。
社會部的領導看了看組織部的那位同志，兩個人都不做聲了。
的確，他們所說的代價太大了，不但他們兩人擔負不起，在座的任何人都擔負不起。
“我看不用再爭辯下去了，這件事還是由中央來決定，這不是我們能決定得了的，現在我們還是商量一下如何營救被敵人逮捕的同志吧。”組織部的領導說道。
談到營救的問題，郭嵩濤喝了一口茶，然後嘆息道︰“目前我們掌握的各種社會關系都動用了，但是幾乎沒有用，我們現在能寄希望的，也是最好的結果就是逼迫國民黨當局進行公開審訊，這樣我們的同志就能免于被敵人秘密處決。律師我們都請好了，就是章士釗先生。”
“哦，章大律師同意了出面幫助我們了嗎？”文化部的領導急忙問道。
提起章士釗，上海的大多數人都知道，他是段祺瑞政府時期的教育總長，後來辭職當了執業大律師。
當初共-產-黨領袖陳-獨-秀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就是章士釗鐵肩擔道義，主動出面擔任他的律師，在法庭上慷慨陳詞，引經據典，使得法庭不得不對陳-獨-秀輕判。
“可是我們如何能逼迫政府當局公開審理這樁案子？這次涉及到的人可不少啊。”組織部的領導憂心地問道。
“自然還是動用各種社會關系，讓民主黨派的朋友和文化界名流向國民黨當局施壓。”郭嵩濤說道。
“我們不能如此消極，我們應該用暴力還擊敵人的暴力，哪怕不能馬上發動整個城市的武裝暴動，也要搞一次小型暴動，趁著敵人慌亂的時候把被敵人關押的同志營救出來。”社會部的領導說道。
“小型暴動還是有風險的，如果采取武裝救援的方式，先把自己的同志救出來呢？”組織部的領導問道。
“據我們了解到的情況，復興社大樓里有一個連的警衛部隊，而且配備了重型武器，復興社的特務全部是軍人出身，他們個個有槍，也都能戰斗。這次大搜捕又增加了兩個連的兵力，敵人依靠堅固的大樓做工事，我們沒有一個團的兵力，沒法迅速攻佔那座大樓。”郭嵩濤說道。
“一個團的兵力？”
所有人听到這個數字都有些絕望了。
地下黨也有一支自己的行動隊，人數有限，即便加上特科行動處的人，也絕對達不到一個團的兵力，除非把工人中的積極分子全部武裝起來。
然而，就算能湊齊一個團的隊伍，也沒有足夠數量的重武器，單靠手槍和步槍就想攻下一座堅固的堡壘，是絕對不可能的。
另外敵人大多數都是經過戰場考驗的老兵，可是武裝起來的工人根本沒經過實戰考驗，真要是上了火線，在槍林彈雨中，他們當中有多少人能適應那種激烈的戰斗場面？
在座的人都是上過戰場打過仗的，他們當然都知道，新兵在第一次戰斗中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如果沒有足夠數量的老兵帶著，他們大都是烏合之眾，許多人一旦听到槍聲就會嚇得不敢動彈，身邊只要有人傷亡，有的人甚至連槍都握不住了。
“武裝營救這條路走不通，上次在陸軍總醫院的事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郭嵩濤基本下了定論。
大家紛紛點頭，上次奇襲陸軍總醫院，是中央特科行動處執行的任務，他們都是從上千的戰士中挑選出來的，身經百戰的精英，結果依然沒能達到既定目標，而且造成的損失巨大。
“我們還應該發動群眾上街宣傳，反對國民黨當局制造的白色恐怖，報紙新聞也應該揭露敵人假民主真獨裁的面目，在文化和思想這兩條戰線上跟敵人做斗爭。”文化部的領導說道。
“這一條我同意，斗爭的手法應該是多種多樣的。”郭嵩濤舉手道。
“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
……
在座的紛紛舉手附議，最後那個社會部的領導也不得不舉手贊同。
他心里對這些人的軟弱卻嗤之以鼻，認為這些人都是膽小鬼，是機會主義者，不敢跟敵人真刀真槍地作斗爭，這不是在革命，而是在搞投機。
他信奉的是甦聯革命的成功路線，用鮮血和鐵血奪取了城市的政權，繼而取得對廣大農村地區的控制，雖然也經歷了殘酷的國內戰爭，但是甦聯革命還是單獨在一國之內成功了，這是一次創舉，也是其他國家想要取得勝利的必由之路。
他也反對那些主張在農村地區搞革命，所謂的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取得全國勝利的路線。
他認為這是背離了甦聯革命成功的路線，是絕對不可能成功的，去年10月，他有幸和中央領導王明同志見過一面，親耳聆听了他的革命教誨。
王明給了他一份6萬余字的學習資料《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而斗爭》，希望他認真學習，在今後的對敵斗爭中發揮積極作用。
他在讀了這篇文章後熱血沸騰，一再要求上海市委組織工人、學生和群眾舉行武裝暴動。
1931年10月18日，王明攜妻子孟慶樹等人離開上海前往甦聯，在莫斯科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坐鎮指揮國內的革命。
但他照搬俄國革命勝利的有關“城市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革命理論，不切合中國國情，給中國革命帶來了極大的困擾，遭到很多同志反對。
“我認為即便不馬上搞武裝暴動，也應該組織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市民罷市，來增加對敵人的壓力。”他此刻又想起了那篇文章，不由激憤地說道。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這些行動應該分步驟來，不能一下子全都用上，先組織工人代表和學生代表上街頭演講，再組織一些游行，如果遭到了敵人殘酷鎮壓，那就號召全市的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市民罷市，讓整個上海癱瘓下來。”文化部的領導說道。
郭嵩濤用手指揉按著自己的太陽穴，心里卻不贊成這些舉措，認為這是黨內盛行的“左”傾冒險主義在作怪。
郭嵩濤認為現在最主要的是止損，而不是繼續擴大對敵人的攻勢，這樣做除了會造成更大的損失，更多的流血事件，不會帶來任何好處。
但他也知道，黨內存在這樣的爭執已經有兩年時間了，屬于路線斗爭的範疇。他不想讓上海市委也陷入這場爭論中。
因此每到關鍵時刻，他就會停下來，自己先讓出一步，以阻止不同意見升級。（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