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歷史的山巒之上俯瞰這個時代，朱富貴當然堅定地站在小鎮做題家的一邊。
無論是幾年後一飛沖天，攪動整個世界的普魯士-德意志民族，還是後世隱忍四十年，終究圖窮匕見，朝著民族宮殿的王座發起沖刺的中華民族，他們的崛起無不依托于做題家們堪稱殘暴的力量！
甚至後世的美帝，也不過是中國和印度的某些做題家們被狗糧吸引並圈養後托舉起來的烏托盛世罷了。
若沒有中印日韓出產的做題家（或者因為馬斯克單列一個南非？），哪里有歐美人快快樂樂地學藝術、學哲學、追求實現多姿多彩人生的空間？
所以從一開始，大明的教育系統走得也是無可爭議地義務教育道路，絕無快樂教育的生存土壤。
真正的素質教育絕不是快樂教育。
教育必然是不快樂的，因為教育本身就違背人類的天性。
如果順從人類天性，順從快樂，那麼除了個別天生熱愛學習，我學習我快樂的異種神獸，大部分普通人最終只會墮入深淵。
即便是要成為一個安心躺平的廢宅，其實也是經歷了系統的學習，了解了這個世界運轉的規律，甚至懂得自我管理，絕不是某些國家快樂教育教出來的造糞機器，外加刑事犯罪制造機們可以比擬的。
基于擁有系統的特殊機制，朱富貴當然很重視培養文化藝術。
之前去毛利敬親所在的小學探班，發現他這個手工課老師“被生病”後，組織了多部門的調研，並在全教育系統明確體育課絕不能被侵佔的紅線，並鼓勵藝術教育。
不過由于家庭經濟水平對于子女美術、音樂成績影響過大，藝術類不可納入全國性考試綱程。
藝術專業也需要參與普通升學考試。
至于說會不會對大明文化崛起產生不良影響，朱富貴認為肯定是有的。
必然會有某些藝術奇才被基礎教育的大過濾器篩除。
不過必須要看到，如今這個時代，傳統音樂、繪畫其實已經日薄西山，不再是文化斗爭領域的主流了。
報紙、雜志、廣播等新媒體才是文化斗爭的主戰場。
更不要說，電影工業這個必將橫掃一切的後起之秀。
而從事這些行業，基礎的文化課程學習積澱必不可少。
反正朱富貴是絕不希望在未來某一天看到在自己的國家里出現解個一元二次方程就算才女，寫個訃告能做寫出“國土無雙”的文藝圈亂象的。
總而言之，從思想上到實踐上，朱富貴在大明所踐行的其實就是“普魯士系”演變而來的後世義務教育。
不過在說辭上，朱富貴自然不會和俾斯麥一行這麼說。
而是將大明的現行教育體系稱之為“中國傳統教育的自然延續和再創新”。
作為科舉制，或者說公務員考試選拔制度的發明國家，朱富貴聲稱大明現行制度來源于中國古代先賢一點問題都沒有。
別說一點問題都沒有，甚至就連俾斯麥也表示，普魯士的教育模式確實曾經參考過伏爾泰等人對于中國制度的描述。
所以東西方兩大做題家之國達成共識，“明-普魯士教育體系”是一套具有古老傳承的，但兩地如今分別起源卻不謀而合的教育模式，是普惠且解放生產力的。
除了達成共識，在國際輿論戰場上相互支持之外，朱富貴還趁機提出大明國子監歷史系與波恩大學海因里希馮西貝爾教授團隊一起修編第一次世界大戰史（the histry f the first rl ar）。
這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自然不是指幾十年後把威廉老弟的孫子趕下皇位的那場世界大戰。
實際上，在很多人看來，後世所謂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根本就是一場戰爭，只不過中間有一個長達20年的休戰期罷了。
法國人肯定狂喜，畢竟這樣巴黎就是堅守20多年才舉起白旗了。
當然了，這種說法有些歐洲中心論。
畢竟對于中國來說，兩場戰爭的區別是極大極大的。
但不管怎麼說，這兩次世界大戰的底層邏輯還是新興帝國主義的擴張與滅亡。
朱富貴認為，1914年發生的那場戰爭根本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因為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早已經發生，而且波及的地域、人口、民族、國家，遠遠比所謂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要多得多。
而朱富貴的老祖爺，朱八八同志，以及他的外祖父陳公，正是這一場戰爭的親歷者。
沒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應該是蒙古-元帝國擴張及滅亡，同時發生在世界島兩端的戰爭。
除了因為沒有波及新大陸，蒙元的戰爭從各個維度上來說都當之無愧是一場世界大戰。
草原游牧、儒家文明圈、穆斯l文明圈、耶教文明圈、印度文明圈，全都受到了這場海嘯的影響。
而很湊巧，宋-明帝國，條頓騎士團-普魯士王國，正是一東一西，抵抗蒙古人鐵蹄的重要力量。
當然，說是“重要”兩者其實不可同日而語，條頓給哪怕挫宋提鞋也不配。
不過至少從理論上，找到明普同盟的歷史傳承。
所以這一次大明和普魯士的結盟，可以史稱第二次明普同盟。
朱富貴提出和普魯士人一起修史，主要就是要明確蒙古人到達歐洲的具體位置，以及將釣魚城的偉大故事寫進普魯士的歷史教科書里。
哪怕只是一小塊補充欄目。
釣魚城守將王堅、王力及全體軍民固守堅城53年，期間擊斃蒙古大汗蒙哥，直至南宋滅亡且忽必烈答應不傷百姓一人，才棄城投降，保全百姓後守城36名軍官無一人搖尾乞憐，全部拔劍自刎。
朱富貴大帝親自題跋千古忠烈第一（來自雨石文化工作室定制毛筆字手寫字畫真跡辦公室題字掛畫客廳行書書畫作品裝裱），等光復巴蜀之時，準備重建廟祠，並懸掛上去，以表達大明皇室對于36位英雄的敬重之情。
除了事跡忠義英勇之外，釣魚城還有另一個特殊意義。
在釣魚城，王堅擊斃蒙哥大汗導致蒙古第三次西征無疾而終，蒙古各路軍隊趕回草原爭奪大汗之位，歐洲和穆斯l文明終于在蒙古鐵騎之下求得一寸生機。
後世有人說，歐洲人把釣魚城稱作“上帝折鞭處”，穆斯l把釣魚城稱作“東方麥加”。
朱富貴不清楚這些說法是怎麼來的。
至少他並沒有听說過有歐洲或者西亞的朝聖者來對這36位中華聖人頂禮膜拜。
甚至朱富貴審問過很多白奴，無論是傳教士還是大學生，他們都根本沒有听說過什麼“釣魚城”的故事。
所以“上帝折鞭處”、“東方麥加”這種頭餃，大概率也是後世國人出于心里安慰自封的，又或者是類似李約瑟這樣的人給評的小眾得不能再小眾的稱號，算是一種恭維。
但這一次，朱富貴是認真的。
自封的也好，別人恭維的也好，朱富貴決心將之變成現實。
將釣魚城的事跡寫進普魯士的歷史教科書，這只是第一步，但也是非常關鍵的一步。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朱富貴也不得不在別的領域做出一些小小的讓步。
而且對于普魯士版教科書中尬吹條頓騎士團的內容，大明也只好視而不見。
畢竟普魯士人認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說法，並且積極參與修史最大的動力自然就是給老祖宗貼金，並且給自己的正統性加分了。
雖然鬼曉得條頓、興登堡、普魯士之間的傳承究竟有幾分正統性，但俾斯麥和隨行的容克軍官們，似乎都對此極感興趣，甚至有“我特麼怎麼早沒想到”的感慨。
“不過”
俾斯麥在簽下自己大明的同時，有些疑惑地問道，“道理我都懂，只是皇帝陛下，為什麼這場戰世界大戰，要叫做‘第一次世界大戰’呢？”